從伊藤隆壽的批判立場看來，歷來佛教學研究者雖然以佛教思想為研究客體，但是所累積的學術成果，不是限於自宗一派的理論鋪述，不然就是對於宗學的闡揚與讚美，表面上看來興盛佛教學研究，的確也造就不同領域的佛學人才輩出，但是伊藤氏認為，大部份的學者事實上都缺乏作為佛教徒和佛教學者的「自覺」，亦即是以「正確的佛教」為基準來從事佛教學研究。(7)種「自覺」在中國佛教學領域更是貧乏，他如下提到：(8)

所謂中國佛教的成立，可說是佛教為了適應於中國人固有的思想文化而形成的，但是這樣佛教與最早的印度佛教在質地上是完全相異。然而歷來的中國佛教學者，包括我自己在內，明明知道這點，卻反而容許、承認並且不斷地鼓吹這種佛教思想。我認為之所以會如此的理由，是因為中國佛教的研究者，就中的佛教徒，受制約於以中國佛教為基盤的宗派。在中國佛教影響下，日本在佛教研究上具有長久的歷史，但是往往都在『佛教』的名義下，暗地裡承認一切的佛教。像這般的傾向，不管是中國佛教研究者，或是印度佛教、日本佛教的研究者，甚至是中國思想、哲學的研究者，也都深深受到影響。換言之，從來中國佛教學（研究）的最大缺陷，在於對「佛教是什麼」、「正確的佛教是什麼」的問題不作明確地質問，如果我們自己不去質問這些問題，又怎麼能從事中國佛教學研究呢？

這段長長的引文當中，不難發現「批判佛教」學者們一致的學術批判態度，亦即「批判」的首要，是批判自身既存的認知與觀點，先把批判的起點置於主體的認識上，再遂行釐清認識對象的原貌。同樣的道理，此一「認識對象的原貌」，對於伊藤氏而言，無非是關於「正確的佛教」澄清。

「佛教是什麼」或者「正確的佛教是什麼」，在這麼明確地問題意識下，伊藤認同於松本史朗對「佛教」的界定。他認為「單單就學理而言」，印度佛教早期的釋尊教學明顯地不同於印度土著文化的婆羅門思想。正統婆羅門教的根本教義，是建立在「我」（atman）或「梵」（brahman）等的實在論基礎；可是與此相對地，釋尊教學是開示「緣起說」，明確地主張「無常」、「無我」，否定印度土著的實在論（我論）。伊藤氏認為這樣的定義才是「正確的佛教」。(9)

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緣起說」並不是空間的、同時的因果關係，亦不是強調「相依相待」或「相互依存」的緣起。伊藤隆壽所謂的緣起說，是完全贊同於松本史朗氏的觀點，並且視之為其批判理論的根據。(10)他認為松本氏對「緣起說」的下列解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緣起說當中重要的是，各支分的數和系列並沒有應該的狀態。無明即無知，它雖然是作為緣起因果系列的第一支，可是卻不具有本質上的重要性。因此把無明視為是萬物之根源的看法，是不可能成立的。應是說，緣起說（全體）即是無根源的思想、非根源的思想。把緣起說視為是，一切事物所根據的種種原因和條件的觀點，乃是排除了一切實體化、根源化、恆常化、靜止化，（它）徹底是動的、時間的、世界觀。(11)

如果細部而論，松本氏對「緣起說」的解釋，當然是以「十二支緣起」來解釋，並且此一緣起說具有二項重點：「第一是，承認一因只生起一果，（且緣起）具有不可逆的一定方向性，純粹是時間的因果關係；第二是，緣起的各支即是『法』（dharma），但是諸『法』並非是實在（無）。」(12)

綜合觀之，「正確的佛教」即是時間的因果關係之「緣起」、「無我」之教。而這正是伊藤隆壽認為在研究中國佛教學時應有的「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