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典籍漢譯史*
北京外國語大學 姚小平
很高興有機會來到臺北，向輔仁的師生們請益。語言學研究所所長陳永禹教授特意囑我作一講，講一講語言學著作翻譯出版的情況，這在我是一個新話題。雖然在日常研究中，也經常接觸各類漢譯語言學著作，可是要作一項歷史的跟蹤，便感覺資料不足。早些年出的圖書多已絕版，近年各地出版的往往傳佈不廣，有些明知有其書，也難謀一面，在此我只能根據手頭現有的材料提供一份概述，不免有所疏漏，日後或有可能再予補充。另外，半個世紀以來臺灣語言學界在譯介方面應該也有不少成果，對此我並不瞭解，這裏只限於講大陸的情況。
下面我們把語言學典籍的漢譯史分為四段來考察，這樣分期是考慮到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文化史、學術研究和出版史上的若干轉捩點：
1．萌動期：二十世紀前半葉
2．彷徨期：1950—1966
3．復蘇期：1978—1990
4．拓展期：1990至今
語言學典籍的漢譯史，其實也是中國現代語言學在接受西方語言學的基礎上逐漸發展壯大起來的歷史。
一、萌動期：20世紀前半葉
首先讓我來解一下題。今天講題中所含的“典籍”一詞，是就其寬泛的意思來說的：不限於一般認可的語言學經典作品，也包括本學科現當代著作和論文的翻譯。至於“語言學”，指的是現代語言學，其理論基礎是由19世紀初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20世紀初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奠定的。中國古時候沒有這樣的“語言學”（嚴格說來歐洲古代也沒有），只有語文學，或叫“小學”，近代又叫“語言文字學”。當然這一看法不無爭議，有人會說：小學也是語言學，無論誰寫《中國語言學史》，前半部、甚或大半部都得寫小學史。但這是另一話題，不該在這裏討論。我們的“語言學典籍翻譯”，絕大部分譯的是西洋著述。也有一些東洋語言學書籍，被翻譯過來，不過跟漢譯著作的主體比起來數量很少；況且語言學本來就是西學，日本也是從西方學去的，早期中國有些學人就是轉經日文著述接觸西方語言學，日本人管語言學叫“言語學”（げんごがく），於是我們一度也跟著叫“言語學”，例如王古魯《言語學通論》（世界書局1930），沈步洲《言語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31）。不過也有稱“語言學”的，如樂嗣炳《語言學大意》（中華書局1923），張世祿《語言學原理》（商務1930）、《語言學概論》（中華書局1934）。這些書都是著作，但裏面不無譯介的成分。明確稱“譯”的書，有張世祿、藍文海合譯的福爾（J. R. Firth，今譯弗斯）《語言學通論》（商務1937），賀昌群譯的高本漢（B. Karlgren）《中國語言學研究》（商務1933）。林祝敔編譯的《語言學史》（世界書局1943），可能是同類史著中最早的一本。更早一些，則既不叫“言語學”也不叫“語言學”，而叫“國語學”，如胡以魯《國語學草創》（商務1912）。作為對應於西語linguistics、日語“げんごがく”的學科名稱，“國語學”一名後來廢棄不用，“語言學”得以延用至今；而“言語學”也已罕用，除非是用以指某類專門的語言研究（如2002年武漢大學曾召開“言語與言語學研討會”），針對索緒爾所說的langage（言語活動）、parole（言語）。
西學入華始於譯介，語言學也不例外。欲廣舶來新學，必先嘗試譯介，以期一種陌生的學問能儘快為社會接受；至有一定的認識基礎，以及一小批專業人士，始有整書的移譯。1920-30年代，語言學著作大都難脫譯述之跡，例如上面提到的王古魯《言語學通論》（1930），基本上是日人安藤正次所撰《言語學概論》一書的譯述。這在吸納外來學問的早期階段難以避免，消極地說，是“仿造”，積極地說，則是“借鑒”。其實再往前推，到馬建忠，在寫中國第一部語法書《馬氏文通》時也遇到翻譯的問題：怎樣把西方傳統語法術語譯成中文。他坦承，自己的著作“系仿葛郎瑪而作”（《文通·例言》），即主要模仿了拉丁語法框架，但一段話後，他又說：“此書為古今來特創之書，”口氣非常豪邁。對語言學典籍譯介工作的價值，正可以這樣來理解：翻譯表面看來只是介紹了異國學術，如若譯得成功，卻可能是一種創造。漢譯佛經是最好的例子，已經成為中國經籍的一部分。20世紀上半葉的語言學典籍翻譯，是應社會需要而產生的，起到了三方面的作用：一是出於開啟民智的需要，把西書翻譯出來，可以普及學理，推廣新知；二是出於新式學校教育、開設相關課程的需要，有了中文譯著，或者在譯介的基礎上編寫教材，學生讀起來方便許多；三是出於拓展小學疆域、更新國學傳統的需要，通過翻譯活動，西學被化為中學。
20世紀上半葉出版的西方語言學譯著並不多，顯明的原因在於中國現代語言學剛剛起步，研究者、著譯者都很少。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為，這一時期中國語言學的研究重點是在語法上，語法學家如王力、高名凱、呂叔湘、趙元任等都通西語，可以直接讀西書，不必假人譯著，而他們自己把精力都投入研究，沒有餘力或興趣去從事翻譯。
二、彷徨期：1950—1966
自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這十幾年裏，知識界雖然受到“反右”、“四清”等政治運動干擾，研究工作仍得以斷續進行。這一時期主要受到蘇聯影響，大量引入蘇聯語言學的成套理論和方法，連討論的問題也大都從那裏輸入。起初是馬爾（N. J. Marr），他在蘇聯語言學界一度紅極，提出的所謂新語言學思想很受大陸語言學界追捧。馬爾持歷史唯物觀，把語言視為一種與政治高度相關的上層建築，其發展變化反映了經濟基礎。建國初年，有位學者寫了一本頌揚馬爾語言理論的書（繆靈珠著《蘇聯新語言學》，天下圖書公司1950），收尾處的兩段話極富詩意，顯示了當時中國語言學界堅定地追隨老大哥的態度：
“語言學掩埋在觀念論的荒墳中已久，夜色沉沉，毫無生氣。自馬爾之後，蘇聯的語言學拓開了一條新路，面前展開著遙遠的前程，等待著學者們去跑。
夜色已去，太陽方升，你，不怕跋涉的旅人，現在正是趕路的時候了！”
然而就在這一年，蘇聯卻開始清算馬爾思想，史達林發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1950）是一場批判運動揭幕的信號。這是一本小冊子，算是另種意義的經典作品，很快就由李立三等人譯成中文（人民出版社1950；新版由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承譯，人民1971）。於是大陸學界也迅即跟進，轉而批駁馬爾新論。其實史達林的看法是正確的，認為語言沒有階級性，並非上層建築，只不過整個事件由政治人物操導，與意識形態糾纏不清，加之翻複易變難以料及，便讓效法蘇聯模式的大陸學人深感困惑。此外，在學習蘇聯語言學的同時，大陸學人直接間接地接觸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語言學，而在如何對待所謂“資產階級語言學”的問題上，一方面中國學界不免為蘇聯語言學界的態度所左右，另一方面也在嘗試甄別、汲取西方語言學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分析方法。這種做法當時叫“批判地吸收”。所以，50-60年代語言學典籍的漢譯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別，自俄語譯入是主流，例如契科巴娃《語言學概論》（周嘉桂、高名凱譯，高等教育出版社1954-55），布達哥夫《語言學概論》（呂同侖等譯，時代出版社1956），蘇聯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俄語語法》（第一卷《語音學、形態學》，哈爾濱外國語學院譯，時代1957），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蘇聯大學“語言學史”課程的討論》（商務1960）。
最後一本書是集子，譯自蘇聯權威雜誌《語言學問題》1954.4—1955.5諸期刊發的多篇文章，就是否需要以及怎樣在大學裏開設語言學史課程展開討論。由於及時譯出，在大陸語言學界也引發了一場類似的討論，結果是各地大學仿效蘇聯高校，開始設置語言學史課程，出版教材講義等。這是來自蘇聯語言學的一種積極的影響，促使大陸語言學界很早就開始研究語言學史，包括本國的和西方的，而研究西方語言學史必然是從譯介開始。以下兩種可能是最早譯出的相關史著：裴特生《十九世紀歐洲語言學史》（Holger Pedersen. Linguistic Sc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31/1924. 錢晉華譯，科學出版社1958）；湯姆遜《十九世紀末以前的語言學史》（Vilhelm Thomsen. Geschichte der Sprachwissenschaft bis zum Ausgang des 19. Jahrhunderts. 1927/1902. 黃振華譯，科學1960）。
從英法等語譯入，屬於非主流，如：梅耶《歷史語言學中的比較方法》（A. Meillet. La Méthode comparative en linguistique historique. 1925. 岑麒祥譯，科學1957），布洛赫、特雷傑《語言分析綱要》（B. Bloch & Geoge L. Trager. Outline of Linguistic Analysis. 1942. 趙世開譯，商務1965）。
譯著之外，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創辦的刊物《語言學資料》，主要刊登譯文和書評，有助於國內學界瞭解蘇聯和西方語言學動態。50年代後期中蘇交惡，學術往來減少，大陸語言學因此逐漸遠離蘇聯語言學，更多地面向美國和西歐，但真正發生這種轉向，則要等到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
三、復蘇期：1978—1990
文革大革命期間，教育凋零，學術蕭索，語言學研究和典籍翻譯也停滯不前。直到1977年，高校恢復入學考試，研究機關重新掛牌，學術刊物陸續復刊，大陸語言學也隨各門社會科學一道復興。1978年，社科院語言研究所《語言學資料》復刊，改名《語言學動態》，首期上編者告知，這是一本“供內部參考的學術性刊物，以介紹國外語言學動態為宗旨，採用綜述、譯介、翻譯等方式，介紹國外語言學研究的重要理論、方法和國外研究漢語的情況”。兩年後，又改稱《國外語言學》，變內部交流為公開發行，所刊譯文有不少後來拓展為譯著單獨出版。進入90年代，再變刊名為《當代語言學》並調整編輯方針，只登論文、綜述、書評等，不再發表譯文。這份雜誌的變遷史，反映了大陸語言學從翻譯借鑒走向獨立研究的歷程。
復蘇後的大陸語言學界，認識到與世界的差距，積極譯介、引入國外理論方法。出於翻譯英語文獻的需要，劉湧泉、趙世開編譯了《英漢語言學辭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第一部分“英漢語言學辭彙”，收術語六千餘條；第二部分“英漢語言名稱”，收四百餘條。編譯者說：“編寫本書的目的：一是為閱讀和翻譯語言學英語文獻的人提供譯名參考，二是為今後語言學術語規範化提供資料。”這只是一本64開的小書，看上去很不起眼，但印數卻高達101,000冊。從未有過一種語言學的讀物能企及如此可觀的發行量，可見文革終結後大陸學界對於接受新知的一份迫切心情。另外，黃長著、林書武等合譯的《語言與語言學詞典》（R. R. K. Hartmann & F. C. Stork.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972. 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收詞目三千以上，也有功於語言學譯名的規範。
社科院語言所語言學情報研究室編輯的《語言學譯叢》（不定期，以書代刊），傳播也相當廣，編者稱其目的在於“在語言學領域內更好地貫徹‘洋為中用’的方針”。首輯出版於1979年（社科），選錄的作品有：奧斯丁《論言有所為》（J. L.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1955.）；拉波夫《在社會環境裏研究語言》（W. Labov. “The Study of Language in Its Social Context”. 1970.）；杜百勝《古漢語虛詞詞典》緒論（H. Dobson. “Prolegomenon to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Particles”. 1974.）；馬爾姆貝格《方言學與地理學》（B. Malmberg. “Dialectologie et géographie”. 1972.）；馬丁內《研究語言本身的語言學》（A. Martinet. “A Linguistic Science for Language and Languages”. 1975.）；鮑林傑《語言學各主要流派簡述》（D. Bolinger. “Schools and Theories”. 1975.）。
整書的翻譯，似以語言學概論居多：
茲維金采夫《普通語言學綱要》（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Очерки по общему языкознанию. 1962. 伍鐵平等譯，商務1981）；帕默爾《語言學概論》（L. R. Palmer.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Linguistics. 1936. 李榮、王菊泉等譯，呂叔湘校，商務1983）；霍凱特《現代語言學教程》（C. Hockett. A Course in Modern Linguistics. 1958. 索振羽、葉蜚聲譯，北大出版社1986）；
萊普斯基《結構語言學通論》（G. C. Lepschy. A Survey of Structural Linguistics. 1970.朱一桂、周嘉桂譯，社科1986）；
羅賓斯《普通語言學概論》（R. H. Robins. Gener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ory Survey. 1976. 李振麟、胡偉民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田中春美等《語言學漫步》（言語學のすすめ，1978. 劉耀武譯，陝西人民1986）；柯杜霍夫《普通語言學》（B. A. Кодухов. Обще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1974. 常寶儒等譯，外研社1987）；馬丁內《普通語言學綱要》（A. Martinet.
● élémen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80. 羅慎儀等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
一些語言學分支領域、邊緣學科的代表作，也有人翻譯，如傑佛瑞·利奇《語義學》（G. Leech. Semantics. 1983. 李瑞華、楊自儉等譯，上教社1987），盧利亞《神經語言學》（А.Р. Лурия. 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нейролингвистики. 1975. 趙吉生、衛志強譯，北大出版社1987）。
社會語言學頗受重視，與大陸語言生活日趨複雜、需要相應的理論方法從事探索很有關係，80年代末譯出的有佐伊基《社會語言學演講錄》（A.M. Zwicky. Lectures on Sociolinguistics at Beijing Language Institute.），劉明霞等譯，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89），赫德森《社會語言學》（R.A. Hudson. Sociolinguistics. 1980. 盧德平譯，華夏出版社1989）等。後一書另有一個譯本（丁信善等譯，社科1990），附有著者赫德森為中譯本撰寫的短序，署1987年8月17日於倫敦，稱“非常希望它能夠促進中國在該領域研究的發展以及研究成果的發表，這些成果將會有助於糾正西方在該學科研究中的某些偏見”，並向譯者表示感謝。這一晚出的譯本，應該是“合法”的，征得著者同意，而前一種則像是“非法”的，翻譯操作不為著者知情。不過，既然當時大陸尚未加入國際版權組織，也就無所謂合法非法。
70年代後期及整個80年代，最受大陸學界青睞的西方語言學家看來是喬姆斯基。他的《句法結構》譯出很早（N. Chomsky. Syntactic Structure. 1957. 邢公畹等譯，社科1979），雖然也是“盜譯”；另一部書《句法理論的若干問題》也有譯本（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1965. 黃長著等譯，社科1986）。此外如萊昂斯寫的《喬姆斯基評傳》（J. Lyons. Noam Chomsky. 1978. 陸錦林、李穀城譯，華東師大出版社1981；英漢對照新版《諾姆·喬姆斯基》，楊光慈譯，商務1996），橋本·安妮的《現代漢語句法結構：生成語法》（侯方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史密斯、威爾遜合著的《現代語言學：喬姆斯基革命的結果》（N. Smith & D. Wilson. Modern Linguistics: The Results of Chomsky's Revolution. 1979. 李穀城等譯，外研社1983），在早期傳播生成語言學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語言學史領域，至少有兩本譯著：H. A.康得拉紹夫《語言學說史》（楊餘森譯，武漢大學出版社1985）；羅賓斯《語言學簡史》（R. H. Robins. 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 1967. 上海外國語學院語言文學研究所譯，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羅賓斯的《簡史》十年後又有重譯本（許德寶等譯，社科1997）。
語法方面，趙元任所著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1968）由呂叔湘親自譯出，即《漢語口語語法》（商務1979）。另外，葉斯柏森的名著《語法哲學》（O. Jespersen. Philosophy of Grammar. 1924.）也譯成出版（何勇等譯，語文出版社1988）。
這一時期，商務印書館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的框架中出版了幾部西方語言學名著，在學界很有影響。可惜種數不多，80年代僅出三本：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F.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16. 高名凱譯，岑麒祥、葉蜚聲校，1980）；布龍菲爾德《語言論》（L. Bloomfield. Language. 1933. 袁家驊等譯，1980）；薩丕爾《語言論》（E. Sapir. Language. 1921. 陸卓元譯，陸志韋校，1985）。至90年代中後期，始出第四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W. von Humboldt. Ue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 und ihren Einfluss auf die geistige Entwickl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1836. 姚小平譯，1997）。
選譯本有《西方語言學名著選讀》（胡明揚主編，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節譯十部作品：阿爾諾、朗斯洛《普遍唯理語法》，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葉斯柏森《語法哲學》，梅耶《歷史語言學中的比較方法》，薩丕爾《語言論》，布龍菲爾德《語言論》，房德里耶斯《語言論》；泰尼埃爾《結構句法基礎》，霍凱特《現代語言學教程》，喬姆斯基《句法結構》。每篇節譯約萬字，前有一頁作者小傳，後附簡評和書目。此書是一本教材，適合學生閱讀，研究者則宜讀全譯本。以上十種除少數如泰尼埃爾《結構句法基礎》外，都另有全譯行世。
四、拓展期：1990以來
文革以來的三十年間，語言學典籍的漢譯事業進展顯著，成果疊出。為便敍述，我把這三十年分成“復蘇”和“拓展”兩段，暫以1990為界。之所以這樣劃分，是考慮到80年代末以降大陸學術環境的兩點巨變：
其一，90年代以前，翻譯不必顧及版權。任何外文著作或文章，只要有人譯，有出版社願出，有雜誌願刊發，就能翻譯發表。進入90年代，版權問題日漸突出，當代作品已不能隨意翻譯出版；而版權的洽談並不容易，文章的版權尤難獲得（即使著者允諾，刊物也未必許可），因此以“某某譯叢”為刊名的學術雜誌大都陸續消亡；或者改換刊名、另謀出路，變移譯為綜述、評介等。社科院語言所的《語言學譯叢》難以為繼，直接的原因就在於此；《國外語言學》改稱《當代語言學》，一半的原因也在於譯文版權不易落實。這是翻譯法制化的表現，短期內似乎“束縛”了翻譯事業，長期看則有利於譯事規範而健康地發展。
其二，90年代以前，出版社之間競爭不多，看重出品的社會效益，對經濟效益還不甚追求，所以學術譯著的發表相對容易。進入90年代，出版社普遍企業化，學術出版往往受制於商業運營，出版商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並且公開化；除少數場合尚求社會效益，凡出一書必計成本、圖贏利，如此自然不利於語言學典籍的翻譯和發表。
然而困境之中，仍有不少譯著問世。語言學詞典譯有多種，如克裏斯特爾《語言學和語音學基礎詞典》（D. Crystal. A First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1980. 方立等譯，北語1992）、《現代語言學詞典》（D. Crystal. 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4th ed., 1997. 沈家煊譯，商務2000），理查等《朗文語言教學及應用語言學辭典》（J. C. Richards et al. Longman Dictionary of Language Teaching & Applied Linguistics. 1992. 管燕紅譯，外研社2000），佈施曼《語言學詞典》（Hadumod Bussmann. Lexikon der Sprachwissenschaft. 1990. 陳慧瑛、溫仁百等譯，商務2003）。
普通語言學方面，有房德里耶斯《語言論》（J. Vendryes. Le Langage. 1921. 岑麟祥、葉蜚聲譯，商務1992），鮑林傑《語言要略》（D. Bolinger. Aspects of Language. 1968. 方立等譯，外研社1993），弗羅姆金、羅德曼《語言導論》（V. Fromkin & R. Rodman.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1974. 沈家煊等譯，北語1994）。
歷史語言學方面，有關漢藏語言源流的探討倍受重視，譯作如屈承熹《歷史語法學理論與漢語歷史語法》（朱文俊譯，北語1993），包擬古《原始漢語與漢藏語》（N.C. Bodman. 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 1980. 潘悟雲、馮蒸譯，中華書局1995）。
語言學史領域，經典名著的翻譯如赫爾德《論語言的起源》（J. G. Herder. Ue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 1772. 姚小平譯，商務1998），洪堡特《語言與人類精神》（W. von Humboldt. Schriften zur Sprache. 錢敏汝譯，北師大出版社1997）；巧的是，洪堡特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的中譯本也出版於同一年（姚小平譯，商務1997）。俄羅斯戈爾巴涅夫斯基所撰的《世初有道》（М. В. Горбаневский. В начале было слово. 1991. 杜桂枝、楊秀傑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02），是一本特殊題材的書，回顧了蘇聯時期許多語言學家遭受迫害的情形。
社會語言學仍是熱門領域，譯著相當多，如特拉吉爾《社會語言學導論》（P. Trudgil. Socio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Society. 1984. 周紹珩等譯，商務1992；譯文原載《國外語言學》1980/5-1981/2），真田信治《日本社會語言學》（胡士雲等譯，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奈達《語際交流中的社會語言學》（E. A. Nida.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 1996. 嚴久生譯，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9），真田信治等《社會語言學概論 》（王素梅、彭國躍譯，上海譯文2002）。
語用學和話語分析成為90年代的顯學，譯著也很多，如奧格登、理查茲《意義之意義》（C. K. Ogden & I. A. Richar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1923. 白人立、國慶祝譯，北師大出版社2000），衛道真《篇章語言學》（J. J. Webster. Text Linguistics. 徐赳赳譯，社科2002），湯森、貝弗《句子理解：習慣與規則的整合》（D.J. Townsend & T.G. Bever. Sentence Comprehension: The Integration of Habit and Rules. 2001. 劉振前譯，齊魯書社2004），小泉保《言外的語言學》（陳訪澤等譯，商務2005），維索爾倫《語用學詮釋》（J. Verschueren.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1999. 錢冠連、霍永壽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
語言哲學和符號學受到語言學、哲學、文藝學等各界的共同關注，譯著見於各種人文譯叢，如格雷馬斯《結構語義學》（A.J. Greimas. Sémantique structurale. 1966. 吳泓緲譯，三聯1999，《法蘭西思想文化叢書》；另本見蔣梓驊譯，百花2001，《新世紀人文譯叢》）；克裏普克《命名與必然性》（S. Kripke. Naming and Necessity. 1980. 梅文譯，上海譯文2001，《二十世紀西方哲學譯叢》），埃科《符號學與語言哲學》（U. Eco. Semio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1984. 王天清譯，百花2006，《二十世紀歐美文論叢書》）。不入譯叢的也很多，如飯田隆《維特根斯坦——語言的界限》（包羽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馬蒂尼奇主編《語言哲學》（A. P. Martinich. E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1985. 牟博等譯，商務1998），海德格爾《在通向語言的途中》（M.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1959. 孫周興譯，商務1997；2004年重印，收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
90年代至今，最具規模的一套語言學翻譯叢書是《西方語言學名家譯叢》（姚小平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迄今出版兩輯，選錄宗旨由總序可知：“以文集為主，兼納單本著作；以尚無漢譯的作品為主，兼顧名家的重新闡譯；以已有定論的經典著作為主，兼采當代有影響的作品；以體現人文哲理為主，相容分析技藝。”2001年第一輯含五種：[1]《普遍唯理語法》（A. Arnauld & C. Lancelot. 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 1660. 張學斌、柳利譯）；[2]《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第三輪講授）》（Troisièm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10-1911) d’après les cahiers d’Emile Constantin. 1993. 張紹傑譯）；[3]《語言、思維與現實——沃爾夫文集》（J.B. Carroll. Ed. 1956.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 高一虹等譯）；[4]《雅柯布遜語言學文集》（R. Jakobson. Selected Writings. 錢軍譯）；[5]《洪堡特語言哲學文集》（W. von Humboldt. Schriften zur Sprachphilosophie. 姚小平譯）。其中最後一種選收洪堡特語言學作品13篇，包括1826年的兩篇探討漢語語法的論文，是西方漢語研究史上的名篇：《論漢語的語法結構》（Uber den grammatischen Bau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致阿貝爾·雷慕薩的信：論語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漢語精神的特性》（Lettre à Monsieur Abel-Rémusat, sur la nature des formes grammaticales en général, et sur la genie de la langue Chinoise en particulier）。
2006年出第二輯，也含五種：[1]《葉斯柏森文集》（Selected Readings in Linguistics from Otto Jespersen. 任紹曾譯）；[2]《布龍菲爾德語言學文集》（A Leonard Bloomfield Anthology. Edited by Charles F. Hockett. 1970. 熊兵譯）；[3]《葉姆斯列夫語符學文集》，含《語言導論》（L. Hjelmslev.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和《語言理論諸論》（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程祺龍譯）；[4]《喬姆斯基語言學文集》（Selected Works of Noam Chomsky. 寧春岩等譯）；[5]《韓禮德語言學文集》（Se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周曉康、李戰子譯）。
比較特殊的一類作品，是明末以降西洋漢語研究著作的翻譯，如萬濟國《華語官話語法》（Francisco Varo.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1703. 姚小平、馬又清譯，外研社2003），威妥瑪《語言自邇集》（Thomas F. Wade.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spoken in the capital and the metropolitan department. 1867. 張衛東譯，北大出版社2002）。近年來，西方漢語研究史逐漸引起學界重視，而逐一譯解這一領域的代表作，把它們還原為漢語，是探索、認識這一歷史過程的必要步驟和基礎工作。
90年代以來，語言學典籍翻譯成績顯著，出現了一批填補空白之作，但對本專業重要文獻的翻譯仍然缺乏通盤考量，所譯所出多屬偶然、零散的行為，鮮有長遠的總體規劃；即或有所規劃，也往往止步於出版業的經濟盤算。學界的認識也有偏頗，很多人視翻譯為末技，覺得寫論文、出專著才算本領；在不少高校，譯著不計科研成果，不作為職稱評定依據，而國家和教育部科研基金的立項，通常也不包括翻譯。況且學術翻譯異常辛苦，稿費卻很低，酬不抵勞，不堪與翻譯小說、編譯教材之類比論，這也使得學人不願積極投入。至於譯者隊伍本身，也不無問題。有些譯者欠缺中文功力，所譯竟至不可讀，還不如看原著清楚，有損於大眾心目中翻譯的形象。另一方面，得益於外語教學的普及，近年來研究者的外語水準有所提高，很多畢業於中文系的語言學者也能讀通原著，而原著又較從前容易獲得，所以從專業研究的角度看，對譯著的需求便相應減少。
五、展望未來：可能的選題
今後的語言學典籍翻譯，應該朝哪里發展呢？有三個方面的題材仍值得繼續做下去。
一是西方語言學經典名著的翻譯。這方面已經譯出很多，但還有大量作品有待整理，僅19世紀就可舉出以下諸種：阿德隆的《語言大全或普通語言學：附約500種語言和方言土語的〈主禱文〉樣品》（J. Ch. Adelung. Mithridates oder Sprachenkunde. Mit den Vater Unser als Sprachprobe in Beynahe fünfhundert Sprachen und Mundarten. 1806.），是普通語言學建立之前搜集語樣最多的一部書；施勒格爾《論印度人的語言和智慧：為建立古文化學而作》（F. Schlegel. Ueber die Sprache und die Weisheit der Indier. Ein Beitrag zur Begründung der Alterthumskunde. 1808.），是早期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探路之作；施萊格爾的《達爾文理論與語言學》（A. Schleicher. Die Darwinsche Theorie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 1863.），體現了達爾文生物進化論思想滲入語言學的軌跡；惠特尼的《語言的生命和生長》（W. D. Whitney. The Life and Growth of Language. An Outline of Linguistic Science. 1875.），是美國語言學形成時期的重要作品；保羅的《語言史原理》（H. Paul. Prinzipien der Sprachgeschichte. 1880.），新語法學派的理論代表作，其影響不限於語言學；甲柏連孜《語言學的任務、方法及成就》（G. von der Gabelentz. Die Sprachwissenschaft, ihre Aufgaben, Methoden und bisherigen Ergebnisse. 1891.），書中陳述的語言觀與索緒爾語言理論可能有一些聯繫。以上列舉的大都是德語文獻，這並不奇怪，19世紀西方語言學的主戰場就是在德國。也許因為距我們較遠，又因為是德語文獻，學界能讀者不多，才始終沒有翻譯出來。20世紀上半葉的語言學名著，已譯出的相當多，但也有一些是當譯而一直未譯的，如葉斯柏森的《語言論》（O. Jespersen. Language. 1922.）。
二是當代西方語言學各領域代表作的翻譯。我來到這裏，才得知臺灣學者已經把認知語言學上的一本重要著作，即G. Lakoff與M. Johnson合著的Metaphors We Live By（1980）譯了出來（《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周世箴譯，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6）。這是一件好事，大陸迄今還沒有中譯本。類似這樣的書，是一個新興領域的基本著作，幾可看作經典，理應及早翻譯出版。20世紀興起的邊緣學科，心理語言學、人類語言學、社會語言學、應用語言學、神經語言學、數理語言學、電腦語言學、語料庫語言學等等，各有各的基本著作，不妨作一調查，看看還有哪些尚缺漢譯。除了專著，各領域代表人物的重要論文也值得譯解，可以考慮編輯文集；不同時期的論文，有助於我們瞭解一個語言學家怎樣形成並改造一種思想，怎樣逐漸拓展研究的路子。
三是西方漢語研究史上的重要作品。前面說過，這是較特殊的一類著作，跨度約三百年，用拉丁語、西班牙語、法語、德語、英語、俄語等多種歐語寫成，其中已經譯出的只占少數，大量著作還有待翻譯和詮釋。幾年前我曾策劃一個《西洋漢語研究譯叢》，結果只出了萬濟國的《華語官話語法》，其他如馬若瑟《漢語劄記》（J. H. de Premare.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1731），雷慕薩《漢文啟蒙》（A. Rémusat. Ele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1822），馬士曼《中國言法》（J. Marshman. 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1814），甲柏連孜《漢文經緯》（G.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1881.）等，都還沒有著落。很希望兩岸學界能夠聯手，共同完成這一譯事。
謝謝諸位的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