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Biolinguistics

天要跟各位報告的題目是「生物語言學的回顧與前瞻」。首先，對於什麼叫做「生物語言學」，相信很多人對這個名詞並不暸解，而我之所以用「生物語言學的回顧與前瞻」作為主題，是要表達這是一個有傳統的研究領域，只是在語言學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很不應該地被忽略了。為什麼有這種現象呢？今天我想就讓我們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來探討這個基本的問題。

我演講的內容主要分成幾個部分：首先，我想從一個很寬廣的範圍來看在我們所處的二十世紀，科學已經發展到什麼樣的狀態；其次，我想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語言學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到底語言學的研究範圍應該怎麼樣界定；接著，我會提到幾位學者，就我看來，曾經對語言學和生物學的交接地帶，有過一些思考和貢獻；再接下來，我想提出的是，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語言學，我們所關心的會是哪一些問題；而我自己的看法，是放在最後的部分。我想在進入正文前，不妨在這裡先提幾個重點。

首先，我想強調的是，在生物語言學的範圍之內，有很多人有過零零星星的研究和貢獻，但是顯少有人是從一個全盤性的觀點來探討這個問題。而我想要強調的是生物語言學應該有三個最基本的面向(dimension)：第一個是，從物種演化的面向來看，從最低等的生物到最高等的生物，他們在認知過程，特別是在跟語言有關的認知過程的比較，對於我們暸解語言學會不會有什麼幫助；第二個向量，是從個體的發展過程，從胚胎、成長到死亡這整個過程當中，來看語言的相對發展，而我們語言學也常會談到語言習得(Language Acquisition)的問題，我們也都知道這是屬於心理語言學(Psycholinguistics)的範圍，但是在我的看法中，嚴格的來說，心理語言學也是屬於生物語言學(Biolinguistics)的範圍，而且在這裡我們不應當只談語言習得，還應該包括在成長之後、在老化的過程當中，人對於語言訊息的處理；第三個向量，是介於生理和病理之間的語言認知過程的比較，也就是說，當一個個體他有一些器質性障礙(organic disorders)的時候，或者是當他並沒有明顯的解剖上或生理上的問題，而是心智(psyche)出了問題的時候，或者是當他的精神狀態、能量分布[1](energy allocation)及意識狀態(consciousness state)不是很好的時候，他的語言處理會有什麼問題，或是說會跟他在正常的狀態下有什麼不同。

其次要強調的是，語言的本質究竟是甚麼？既然有人的地方就有語言的存在，且反之亦然。所以我認為我們可以把語言視為寄生蟲；或更公平的說，語言與人類為一共生體(symbiosis)。當我們這樣子來看待語言的時候，生物語言學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以上是在進入底下的討論前，我認為可以先談出的幾個重點。底下就讓我們開始主題的第一個部分。

邁入西元兩千年的今天，我們來看科學發展到了現在這個階段，是不是有什麼重要的取向。當然這個問題非常複雜，我想一個很大的轉變是工業革命導致的工業化及都市化。在工業革命以後，人類的功能有個很大的轉變：即大部分人變成一個社會的零件，人力達到充分分工，雖有資本家，但畢竟還是少數。這個傾向不僅在勞力的貢獻上，就在心智的貢獻上也非常的強烈。而我們在知識產業工作，也被逼到了這樣一個位置，過度的專業化導致人類思考的盲點，讓我們很少機會回過頭反省。譬如綜合性的思考不如分析性的思考受到重視。舉例言之，人類的直觀能力，事實上是非常特殊的能力。如凱撒大帝和埃及豔后的故事。凱撒於某天早上要到元老院去，而埃及豔后就用一個女人的直覺希望丈夫不要去，未聽從勸告的凱撒後來果真被殺。就分析性的思考而言，這是沒有道理的。

此外，在我們的教育系統裡非常強調專業，但專業知識沒有綜合性的思考就很容易產生悲劇。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亞斯文水壩的建立。在埃及，政府決定建一個亞斯文水壩，會覺得應交由學土木工程的來負責。土木工程師會看尼羅河水源是什麼樣子的，在哪裡才是最理想的地點。當此計畫實施之後，才發現有許多問題，因為他們單純地以為建立水壩是土木工程之問題，結果造成很大的錯誤。第一個問題是當地的原住民(Nubian)的居住問題。因水壩使得水位提升，他們整個村莊就被淹沒了。第二個問題是，在亞斯文水壩附近有個古廟叫Abu Simbel。水位提升之後，這個廟宇也整個被淹沒。有些人類學家就設法要搶救這個廟宇，將這個廟宇向上提升一百二十公尺，往後移二十八公尺。但是有件事卻無法搶救。以前的人在此建廟宇，是因為太陽照到祭壇正好是夏至的那一天，今天把它往後移，就差了一天。更大的代價是，我們知道，以前尼羅河每年氾濫一次，雖看似氾濫，實為灌溉兩河邊的良田沃野。現在沒有定期的氾濫，造成作物缺乏定期灌溉。且埃及地區本有許多瘧蚊，尤在尼羅河下游三角洲，亞歷山大附近，本來瘧蚊孑孓幼蟲每年會被淹死一次，水庫建成之後，蚊蟲孳生，民不聊生。我之所以引出這些土木工程師頗具專業知識，但沒常識作為後盾的例子，是希望引導大家思考這個問題。

第二點是說，我們科學發展到了二十世紀以後，它最主要的思想為何？在每個時期，人類的思想都有所謂顯學和末學。亦即，在思考過程中，有些東西是思考命脈、重點。要是能掌握這個重點，可能就可以掌握這個思想發展最進步之處。在我看來，現在人類思考的重點從外在的地理、天文到人類本身（內在）。Chomsky認為語言是人類心智的反應(Language is a reflection of mind)。他已回到心智的問題。然而心智和外面整個世界的對應是在哪裡呢？外面的世界是個無限的世界；我們的心靈雖然是個極小的世界，卻可容納整個外在的世界。這兩者之間有非常微妙的對應。接著我們來談宏觀世界(Macrocosmos)及微觀世界(Microcosmos)，顧名思義，前者是至大無外的，而後者是至小無內的。以前比較關心宏觀有其道理，因為在方法上有它的困難。在魏晉南北朝,宋明理學雖也在談心、談性，但是非常空洞，因在當時技術上無法支援他們。但在今日，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已有許多的儀器能清楚而具體地讓我們看到心智運作(mental operation)，甚至對於它實際的心智及身體的互動是怎樣的情形。因此當我們回頭重新來看這個問題時，並不是空談，這可能是我們透過思考可以解決的。有趣的是，美國總統布希說過，1990年是個思考掛帥的年代(decade of brain)。

至於方法上是怎麼樣子的，我要提出兩點來解釋。一個是離線法(off-line approach)，另一個是上線法(on-line approach)。所謂離線法就是你把研究的對象當成是一個黑箱(black box)。觀察它的輸入(input)和輸出(output)。但上線法不但要了解它的輸入和輸出，同時亦希望知道這個黑盒子－人，是怎樣運作的。不但要知道結果還要重視過程，即不但要知其然亦要知其所以然；這個基本上就是認知科學的態度。另外的概念是乾性科學方法(dry approach)及濕性科學方法(wet approach)。前者只研究專一方面；後者為綜合性研究。如果我們在研究神經科學時，只對神經系統有所研究，其餘生理、心理系統暫時剔除不列入考慮，此即為乾性科學方法。相對而言，濕性是採取超越主義(transcendental)的看法，雖神經系統是所有認知的基礎，作研究的同時亦要一併研究心智和身體間的關係，或應該說，當人類心智運作時，伴隨身體發生什麼事情。你覺得哪個較好，就採哪個方法來研究一門學問。我想生物語言學在這樣的認知下，是比較能接受的一門學問。

語言學家是如何界定語言？我想說的是一門學科它生命力是來自何處？要是他它能和許多學科發生關係、有所互動，且又不為其他學科所兼併的話，它是在擴張的，生命力是旺盛的。反之，若只單純研究語言的學科理論，它是在萎縮的。要看大家的態度。

在歷史上也曾經證明，語言學家參與太晚而造成科技發展的畸形。比方說，電腦的ASCII code，最早以前電腦的 ASCII code 只有ASCII lower 0-127，共128個符號。後來發現不夠用而增加ASCII Upper 0-255。但後來發現有很多特殊符號，如俄文，阿拉伯文，仍然無法寫，原因為何？因為當初美國電機工程協會製定電腦語言時，沒有一個語言學家主動參與。

語言學的本質到底是什麼？這是個很大的問題。但至少我們就語言學的眼光來看，在希臘羅馬時期，是雄辯學。在幾個世紀前，語言學是屬於人類學的。現在的語言學是否能融入這些視野呢？Chomsky講語言本能(competence)和行為表現(performance)。就他而言，行為表現就不是語言學關心的對象。每個時代對於語言學本質的定義及範疇都不同，似乎一路走來，都是瞎子摸象，看不到全貌。

我們必須了解的是,我們對語言學作不同的分割，產生的重點就不同。我要強調的是，語言，我們可將之視為寄生蟲。因為它有生有死。而他的寄主就是人。就此觀點而言，語言就可分為三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分析語言的結構，和寄主生物體無關，即無機結構語言學。而當它的寄主是一整個生物群體時，因此達到整體互動，就進入社會觀點的語言學 (social aspect of language)，當中包括了文化觀點的語言學(cultural aspect of language)。而當語言和它的寄主發生關係時，就是生物語言學所關心的；由此看來，生物語言學是界於兩者之間，需採濕性而不是乾性研究方法。

當我們談到生物語言學時，有個蠻困難的問題是，人類的語言能力相較於其他的生物而言，的確是蠻特別的能力，因為在別的生物中找不到這樣的現象。但我們仔細想想：是否真的完全找不到相似的部分？所以我們就需要討論所謂的動物模式(animal model)的問題，也就是假設人類與動物的認知系統是相同的，回過頭來才能讓我們更清楚了解人類的語言行為。此外，我們在談句法學(Syntax)時，有所謂參數設定(Parameter Setting)的問題。事實上，生物學家很早之前就提出這樣的概念，Chomsky只是借用這個概念。舉例而言，在Lenneberg的書裡，他提到人類語言病理的情形。父母有語言病理的現象，在下一輩是否亦有？若有，很顯然語言是由基因傳下去。因此我們可以看出語言有其生物學上的基礎。此外，我們談到連續性(continuity)的問題，亦即，動物界一個非常複雜的行為，是突然發生還是經過長期的演變？若是你相信人類複雜的語言行為是突然間可以存在的，那麼你的看法比較接近認為我們宇宙是突然間產生星爆而形成，以後所有東西都在那裡，甚至於說，你也不是幾年前出生的,你是前一個十億分之一(nanosecond)年存在的，並且存在同時也覆予了記憶。而第二種看法是，人類語言行為有它的發展，有它的演變過程。而這當中又有兩個看法：是單向的演變，抑或是在演變的過程中加入某些成份，越變越複雜。在大自然間，我們可以看到什麼樣的參數設定的現象？（投影片F.6-6,Lenneberg）在此我們看到的是兩種不同的魚類。這種現象在生物學上的解釋就是參數設定。亦即，它的基本過程是一樣的，但發展的時間不同，在拓樸學（Topology）上我們可說它事實上做了座標的轉移，這個座標在某個時間之後可以將它拉長。　　

在鳥類的情形（F6-5. Lenneberg,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p.242）我們可看到各種不同的鳥類在嬰兒期好像差不多，但長大之後就迥然不同。

　　如果我們比較人類和猿猴的話，也是同樣的道理。接著，我們來看，在生物界裡，心智的發展是個什麼樣的情形？我們可以看它的腦容積(cranial capacity)是什麼樣的情形。同樣是靈長類腦容積的比較，也可當成觀察心智的一個指標。

我現在舉的例子，是要說明當我們從一個比較寬廣的眼光來看，物種演化與人類語言之間，能夠有怎麼樣的問題。

　　這裡是一個鳥類(Limosa Venelus Cristatus)的腦（投影片）。我們在此可以看出來，至少在神經解剖、神經生理上，鳥類的歌唱的生理機制；因為它們沒有喉頭（larynx），有的只是syrynx的輔助。兩個腦室我們分別叫做HVC及RA。這是腦的切面與側腦室(lateral ventricle)。

鳥類在歌唱時，大多是在交配期，且主要都是雄性在歌唱。交配期之前先學一些短短的音節，到交配期的時候才把歌學會。但是過了交配期後﹐又漸漸忘了。到明年有別的「流行歌」，再學唱別的新歌。但是在它學會這個歌時，它的兩個腦室（即HVC及RA），體積不斷地在膨脹。等到過了這個時間之後，體積又逐漸萎縮。若我們將母鳥注射睪丸素，母鳥也開始歌唱，並且有相同的型態。而我們人類是否也有這同樣的變數？　

以前我們也做這樣的實體解剖(autopsy)。有些精通多國語言的人（polyglot）他的語言處理中樞（language center）會比較膨脹，腦皮脂（cortex）皺褶比較多。所謂皺褶多就是指表面比較大，和裡面的神經細胞（neuron）彼此間的連結會比較多一點。在鳥類可以生成新的細胞，新的神經細胞即是在這個側腦室生成，為執行自己與生俱來的傳遞工作，始能達到最佳化成層負責，此即所謂神經走位及神經飄移說；也是某種程度的神經可塑性(neuro plasticity)。靈長類有些動物一生庸庸碌碌於傳宗接代，有些則生殖完就壽終正寢。這也表示他們的生殖能力與生命週期(reproductive ability)，亦與神經系統有很大的關係。

另外，我們再看動物的臉部表情(facial expressions)，就像我們在研究表情學（mimics）時﹐看它哪一部分它可有什麼樣的表情，就好像用肌肉來傳遞語詞的型態學（morphology）。（Charles Darwin, 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 in Human and Animal）

在我們瞭解這些基本的生物現象後，也可以來討論動物學習人類語言的過程。這部分我們暫時略過。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些在近代我認為可視為生物語言學家的人。

有些人如Eric H. Lenneberg, Philip Libermann各位可能比較熟悉。 August Schleicher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時代正好與達爾文所提出的理論是同時。他是從達爾文的演化論來討論語言的演化問題，可說是掌握當時生物學主要的思想來看語言。

還有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大家都熟悉他是心理分析的開山始祖。但是他在1890年時曾寫了一本書(Auffassung Zur Aphasie)專研究失語症(Aphasia)的問題。他從失語症的病人裡面看到許多的語意系統的崩解（Semantic Breakdown）。然後將這個語意的轉換擴大到整個文化的層次，變成文化意像(Cultural Image)的轉換。加上他自己對潛意識的分析，最後才發展成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的理論。從這個眼光去看，以前許多有名的人，雖不是以專業的生物語言學家出現，但都關心這個跨生物學和語言學界的問題。我可以作個大膽的判斷，如果他早期沒有做語言學的研究，他心理分析的理論就出不來。或者說，成就就不會那麼大。還有Roman Jakobson，大家知道在1941年用德文寫了一本書(Kindersprache, Aphasie, und Phonologische Universal) 探討兒童語言、語言歷史演變、語言病理方面。

接下來我想要談的是，若我們從生物學的眼光來看，在語言學裡面，要是我們的方法希望是上線法，是乾性科學方法，那我們要提到什麼樣的事情呢？一般我們分析語言結構，這只是狹義的語言學。在廣義的，我們可包括：語言結構與生物體間的互動關係、生物體的範圍擴大成為大群體，彼此發生什麼樣的關係、還有生物體本身有什麼樣的結構才有可能處理這樣子的語言結構。像它週邊的器官是如何協調運作來處理語言訊息的（Peripheral Organs for Language Perception and Production，Neurological Substratum…等等）﹐從這個眼光來看﹐我們可以觀察一些事。如我們的聽覺器官是如何演進的？我們的發音器官是怎樣排列的…等等？很多動物都有犬齒，在撕裂食物時，非常的有利。人類的牙齒很奇怪，犬齒並不發達，牙齒的排列（dentition）也與其他動物不同，若排列過於鬆散，則導致說話漏風，這就是他為語言所付出的代價。　　　　　　　　　　　　　　　　　　　　　　　　　　　　　　　　　　　　　　　　　　　　　　　　　　　　　　　　　　　　　　　　　　　　　　　　　　　　　　　　　　　　　　　　　　　　　　　　　　　　　　　　　　　　　　　　　　　　　　　　　　　　　　　　　　　　　　　　　　　　　　　　　　　

我們從第一個面向，物種進化的過程來看，能看出哪些語言問題呢？

達爾文的演化論大家都知道。而在1991年的我們還在探討語言起源的問題。但以前因受到當時科技、知識的限制，探討有很多空想的成份，或是一些比較沒有確實證據的理論（如，哪個地方天氣較冷，所以嘴較難張開，因而導致母音的改變或減少…）。但今非昔比，在生物語言學出現非常進步的基因工程，我們可去看不同人種它的基因是怎麼樣，然後去檢驗它的相異性有多大。屬於傳統基因的人，講的是哪種語言。以前語言學曾做過語言分類學(language typology)的問題；在基因工程上，我們也大致可分出人類有幾個人種；再加上農業文化的傳播，大概世界上有幾個古文明，它是起源在哪裡都可因而推論。如在中東、在亞洲，這些加起來，會發現整體圖像並不是相差那麼多。這對語言學是個鼓勵。因為以前做語言分類學有個幻想，就是以為利用比較語言學的方式找出上層語（Parent Language）及祖語(Proto-Language)，最後就能知道亞當說什麼話。但以現代科技而言，這個問題倒是可以重新看待（參照Cavalli-Sforza）。

第二個我要講的向量是，個體在發展過程當中，除了兒童語言習得(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我們也可以看語言處理(Language Processing)的問題。就是說個體發展到成熟時，他如何處理訊息的問題。甚至一直到他老了以後，功能已漸漸萎縮時，他是如何處理這個問題。以前因為Chomsky的關係，心理語言學(psycholinguistics)重點放在語言習得，但George Miller不理會他；當其他心理學家都在做變形語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心理真實性與否(psychological real或unreal)時，他在做心理記憶詞彙（Mental Lexicon）的問題。今天我們發展到已不僅做字的部分﹐也能做句法的部分。

但是屬於老化(Aging)的問題做的人仍不多。如果考慮到人口結構的變遷﹐這個問題會日漸重要。

在Jason Brown提出微觀基因理論(Micro genetic theory)時，也是統合了這三個面向。在物種發展上，他這個過程很快的在個體的發展上重覆以前。然後，個體的認知上，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已完成了在物種發展及在個體發展上它所必須耗費的時間。

接下來，我們所討論的語言處理，是很多我們生下來就具有的能力。比方說，語言學家利用嬰兒吸奶嘴的反射動作，來判斷其是否能辨別語音訊息（….pa﹐da﹐pa﹐ta…）。此外，我們還可以利用一些方法去調整嗓音起始時間(voice onset time)。

另外，我們還要討論呼吸狀態。胸式呼吸(chest)和腹式呼吸(abdominal)在平常的狀態﹐兩種的功用幾乎是一樣的。但是當他牽涉到認知功能時﹐兩者有某種程度的轉換的生理現象。像這些也都是一些生理指標能讓我們看上線法語言處理過程。

最後，我想稍微提一下有關腦電波（Electroencephalograph，簡稱EEG）方面的研究。像腦電波的研究有個很大的好處，它是利用我稍早前解釋的上線法加以研究。這是利用10/20的系統，並使用實驗性的設計（experimental design），我們可以看出﹐當你給他不同的字時﹐他的腦電波反應亦大相逕庭。且除了腦電波外，利用神經脈衝產生磁場的特性，尚有腦磁波圖（Magnetic Electro Graph，簡稱MEG）亦能達到異曲同工之妙。

最後﹐第三個向量就是在生理和病理上，Chomsky說語言能力（competence）才是我們要研究的主要部分。但語言能力是無法直接從說話者身上觀察到的，因為我們所看到的都是語言所表現出的行為（performance），難道這就不值得研究嗎？要是你所採取的是認知科學的研究方法（cognitive approach），就必接受這個事實，因為認知科學的研究方法不只重結果，就連思考過程及方向都要一併考慮其正確性。而且我們重視的，就是當人類在說話、聽話時的生理反應（呼吸﹑瞳孔……）。但是不見得每個語言學家都能接受病理學所提供的資料，或是只是接受部分的資料，如失語症（aphasia）。

在這裡﹐我要稍微解釋一下。第一個是意識清醒與否的問題。一個人當能量非常充足的時候，意識狀態非常清醒的時候，你的語言表現是否會比較好？雖然你的器官上沒有什麼問題，但你的意識如果不夠清醒，如精神疲憊或意識處於彌留狀態時，你的語言是如何處理的？第一個停擺的是句法處理能力，還是音韻處理能力？這些事實上也能幫助我們瞭解，要是我們講到模組系統（modularity），可以給我們一些指示。

還有就是精神異常的病人好像生理上沒有問題，但是他的心理上是有問題的。他們的語言訊息是如何處理的？有些畫家常會有精神分裂的問題，在作畫時常會把生物和非生物畫在一起，如桌子上長葉子等。而這個現象在語言的使用上也是，他們會把兩個字的字義混在一起。既然在他語言表達有此現象，你講特定字給他聽，他取的字義是什麼？是字的實質指設意義（denotation）還是字的絃外之音（connotation）？像精神分裂的病人，你問他家裡經濟狀況如何，他會摸摸口袋回答你窗子有一個洞。（高段語言學會比喻為漏錢？）對他而言，你問的問題可能具有言外之意，而他的回答在他認為是前後連貫一致的（coherent）且符合語用的功能的。

這方面就是說，要建構一個處理語言的模式（language processing model）時，我們要考慮的事情很多，不同的詞類語言中樞如何處理…等等。許多複雜的問題可以討論，但這方面研究較少。

另外在聽力學（Audiology）的部分，也有待釐清。很多動物都有兩個耳朵，主要功用是在音源辨識及定位（sound allocation）。人類的這個能力，在我的臨床觀察中，跟語言處理有相當大的關係，因為兩個耳朵進來的訊號其實不同，在訊號有所差別時，才有助於我們作語言辨識處理（language recognition processing），尤其應用在語音的層面。

那這個能力到底是在哪裡呢？第一個證據就是說，一些腦部有病變的病人，第一個喪失的就是音源辨識及定位的能力，伴隨此能力的喪失，他的聽音能力同時也降低了，也就是說他的語言訊息處理能力－聽音、辨音能力是選擇性的喪失。事實上，我們仔細思考一下，我們的眼睛也有同樣的現象。兩個眼球進來的訊號不一樣，但因為兩個影像重疊，透過物體定位能力，所以能夠計算出來東西的遠近距離；同理，語音的重疊對於音源定位的重要性亦同。人在生長的過程中，頭顱一直變大，神經線路、耳朵的距離也一直變大。這當中牽涉到很複雜的計算（computation），只是以前我們未考慮到罷了。

[1]當人將注意力集中於特定方向或事物上，其心智自然有能力對焦，而無視於其他方面的干擾；就像在一個人在吵雜的環境裡，若「刻意」要竊聽鄰近兩人的對話，只要音源定位正確、精神夠集中，即可如其所願。由此可見，語言訊息處理與「能量分布」有密切的關係。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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