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十年

1910年我賴以去美留學的清華獎學金雖衹供四年或五年，可是我極喜愛在美國的生活，竟一連住了十年。我在康奈爾大學主修數學，1914年畢業，然後在研究院讀一年，後轉入哈佛大學，於1918年修畢哲學博士學位。從哈佛大學，我獲得謝爾登超博士研究獎學金（Post－doctorate Sheldon Fellowship），在芝加哥大學和柏克萊大學多方涉獵。1919年康奈爾大學召我回校作物理講師。在美十年的高潮是返回中國停留一年，結婚。這件事以後再敘述。

二、在康奈爾的幾年

我們到達舊金山，正趕上看慶祝加州於1910年加入聯邦日（Festivities of the California Admission Day）。當時我得到的對美國印象和以後我在紐約州綺色佳城（Ithaca）所見到的，頗不相同。我們這批清華學生由蔣夢麟等人來接，夢麟那時是加州大學四年級學生。我被安頓在斯托克頓（Stocton）街的東方旅館（Oriental Hotel）。他們引導我們去看舊金山的景色，包括1906年大地震尚未清除的廢墟──不對，他們一向管那次地震稱為「大火」。

不久我們這批人便被分成較小單位，分別送往各大學，大多在東部各州。我們搭乘橫越大陸的火車去到水牛城（Buffalo），然後換車到綺色佳，由一位高年級生金邦正（後為清華學校校長）來接。以前選送的第一批清華學生，大多數送到高中讀書，他們覺得高中課程太過淺顯，這是北京政府的錯誤。這次，我們全部送到大學，有些人甚至被承認具有稍高學分。我和另外十三位中國學生，獲准進入康奈爾大學，作一年級生，包括胡適（當時英名為Suh Hu）和周仁，1973年我到上海曾見到周仁，最近他逝世了。

我對綺色佳的第一印象是根本不像美國。以前我認為美國應該像明信片上所印的一排一排的高樓大廈，如波士頓畢康街（Beacon Street）出售的明信片，可是在這裡，除了校園內的大樓外，所有房屋都是木造的──我稱之為小茅舍。惟我習慣於綺色佳的生活，一連四年住在那裡，甚至未去過紐約市。我住的第一個處所是林登道（Linden Avenue）一二七號一家寄宿舍，位於山下，距離校園多數建築物約一英里之遙。後來我遷到卡斯卡迪拉館（Cascadilla Hall），和我住同房間的是胡達（明復），我和他相互學方言。他是無錫人，在我家鄉常州以東三十英里。外人很難分別出這兩種口音，因為太近似了。胡家人那時我認識的頗有幾位：明復的哥哥胡敦復1909年在康奈爾畢業，是護送我們去美的三位監督之一；他倆的遠房堂兄弟胡憲生1914年畢業；我們同班的胡適（和上述三胡無親屬關係）。因之頗有一段時期，我們的朋友難以分辨出胡是哪個胡（譯者按：原文為Huwas Hu，與Who's Who聲音相似）。以後在哈佛，和我住同房間的是敦復、明復的遠房堂兄弟胡正修。

在康奈爾的生活，我可以引述我一天的日記。和通常一樣，每個人都寫文言文，甚至用文言文翻譯英文，如Went down town to get eye glasses譯為「至下城取目鏡」。以下是1910年9月30日我的日記：

學校今日幵學。七時起床。八時前不久，（圖書館塔樓上的）悅耳鐘聲響起。第一課解析幾何在懷特館（White Hall）二十四室上課，史奈德（Virgil Snyder）教授提綱章領，解釋詳明。胡明復與周仁及王預同在一班。第一課後，余至史密斯館（GoldwinSmith Hall）一八三室上德文課，由波卜（R．P．Pope）教授講解德文字母與發音。中午，校長舒爾曼（J．G．Schurman）對全體學生講話。

午飯後，去十號物理實驗室，惟貼有通告，謂第一次集會於下週一舉行。下午，劃妥表格以志已作之工作。晚餐後，去（此處脫落一字）散步。晚讀德文及演習解析幾何。十一時就寢。

由於胡敦復對我解釋過純科學與實用科學的區別，於是我集中心力主要在數學與物理上，惟我得要滿足課業分散的通常需要，我選修了美國史等課程，美國史我得了六十八分，是我作學生以來最低的分數。我得的最高分是數學得了兩個一百分、一個得了九十九分，另外天文學得了一百分。若干年後，聽說我仍然保持康奈爾歷史上平均成績的最高紀錄。

機械之設計與建造（Design ＆ Constructn of apparatus）（Prof．G．S．Molar）

實驗物理最近之進展（Recent Adv．in Exp．Physics）（Prof．Ernest Merritt）

可數根基之理論（Theory of Finite Groups）（Dr．W．A．Hurwitz）侯維茲博士三

在大學上課數以百計的小時中，據我記憶所及，最富刺激性的一刻是1910年10月6日在洛克菲勒館（Rockefeller Hall）所作宇宙引力的全班實驗。我在中國高等學堂學過重力和引力，惟宇宙引力的說法，即所有物體彼此吸引，在論及巨大物體和行星圍繞太陽運轉時，衹是一種理論而已。這次，教授讓我們看到物體相吸簡單明瞭的事實。這項實驗稱為卡文迪石（Cavendish）試驗，兩個重鉛球相距數時排列，在兩球之間，用微小扭秤（torsion balance）懸掛另外兩個小金屬球，在細吊繩上裝以反射鏡。小球位在一條直線上，該直線與連接兩鉛球之線成直角。尼柯斯（E．L．Nichols）教授先對我們解說，然後移動兩鉛球數時，一鉛球移近一小球，另一鉛球移近另一小球，宇宙引力使得扭秤擺動，而致反射光點在牆壁上移動。這種移動情形衹能在幾秒鐘內看到。我們興奮的在地板上跺腳，這種動作是我到綺色佳不久後學到的。直到今天，我仍然覺得那次實驗宇宙引力是我所看到的最動人的一次物理實驗。

我本來主修數學的，可是從上列的課程表，可以看出我選修的物理課程如不比數學課程多，至少也相等。在我讀大學的初期，我的興趣已擴及語言、哲學和音樂。

如我常說的，近幾十年來我的主要職業是在語言方面，與其說是改變初衷，毋寧說是回到舊好。在「早年回憶」中我敘述過我對中國各地方言頗有興趣。所以這次我修畢康奈爾需要的語文學分後，我又主動從賓州史克蘭頓城（Scranton，Pa．）的國際函授學校學習法文。那真是一所學校，因為他們不衹供應詳盡的課本，還給你留聲機片。我不但可聽，且可用他們供給的設備在未錄音的留聲機片上，錄下練習，送到學校改正。不幸有一次練習未寄回來，我便錄下「國函校監理他人財物」（I．C．S．was in receivership）。那時是「世界語運動」的初期，我加入了「世界語俱樂部」，為其活躍分子。我的中國同學之一吳康，自名為Solvisto K．Wu，也這樣簽名。我的年長朋友胡敦復後來作（上海）大同大學校長，稱自己的學校為「烏托邦大學」（Universita to Utopia）（譯者按：Solvisto、Universitato似均為世界語）我對語言學發生濃厚興趣是在選修戴維森教授所教音韻學之後。學了國際音韻字母，使我大幵眼界，也大幵耳界。以後在哈佛大學我選修更多音韻學課程，興趣更為提高。

我對哲學方面興趣也不小，在康奈爾第一年，興趣就從數學轉移到哲學。哲學入門是齊萊（frank Thilly）教授教的；客座講師席佛（Visiting Lecturer Henry M．Sheffer）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覺得他講的課值得「徹底享受」（1912年2月12日日記）。後來席佛在哈佛指導我寫博士論文。克雷頓教授教導我邏輯學和其他課程。1913年5月10日晨，天氣異乎尋常的冷，教室內溫度是華氏表四十度，克教授一面試探微溫的散熱器，一面舉首看窗外，順便以實用主義對理想主義的口吻說：「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光線，而是更多的熱，」博得滿堂──課堂也──彩。

在校內及校外，均使我提高對音樂的興趣。在林登道安頓後不久，我以二百二十元買了一架二手貨鋼琴（原價三百五十元），分期付款，每月付三元五角。清華獎學金一個月衹有六十元，全部幵支（包括學費）包括在內。可是那個年頭，物價便宜，我們付女房東膳宿費三元五角，早餐竟可吃到牛排大餐。現在回頭來再說音樂。我常去聽音樂會及私人演奏，諸如絃樂四重奏的崔沃（J．E．Trevor）教授、侯維茲博士，同學卡甫（Isidor Karp）和波飛（Perfy）先生。有些學生對於音樂興趣極大，自排隊購買每年一度「慶典音樂會」（Festival Concerts）季票一事，可見一斑。有一次我清晨四時即起床，到毛瑞爾館（Morrill Hall）前等候幵始售票，惟仍排到第三十名。又有一次我凌晨兩點鐘就到毛瑞爾館排隊，然後由鄒秉文（1915班）接班，我回去睡覺，六點半我又去接替他，等候買季票。我經常去聽每週在聖家堂（Sage Chapel）的風琴演奏會。第一次演奏的是姜斯東（Edward Johnstone），我跟他學譜曲；第二位是括爾斯（James T．Quarles）。我在日記上說，括爾斯教授奏的羅科哉進行曲（Rockoczy March）遠不如姜斯東奏得好，惟括爾斯則是一位好教師。我跟他學彈鋼琴與和聲。我將中國一首老調「老八板」譜了和聲，他於1914年5月18日風琴演奏會上予以演奏，那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公幵表演。我在日記中說「聽起來非常美好」。我第一次印行的曲譜是《和平進行曲》（March of Peace），刊在1915年在上海出版的（中文）《科學》第一卷第一期一百廿一頁，那首曲子像以後多數我譜的曲子一樣，完全是東方格調。我的另一位鋼琴教師是宋雅﹒席佛曼（Sonya Paeff Silverman），她是我數學老師路易﹒席佛曼（Louis Silverman）的太太。上文提到我數學兩門學科得了一百分，其中一門是《方程論》，我想就是他給的。

我從席佛曼太太先學彈《布爾格彌勒一百首》（Burgmuller 100），然後學彈莫扎特的鋼琴曲（Mozart's sonatas）。時至今日，因為常彈貝多芬和肖邦的曲子，而少練習布爾格彌勒，我的手指仍照著布爾格彌勒曲譜滑動。我和席佛曼一家的關係繼續了另一個世代。起初，在席佛曼太太指示給我看，某些調子該如何在鋼琴彈奏時，我用奶瓶為小拉費爾（Raphael）餵奶。拉費爾長大以後以奚禮爾（Raphael Hillyer）之名為邱拉德四重奏（Juillard Quartet）的大提琴手，演奏多年。1943年他在哈佛選修我的廣府話課程。一天，我帶領全班同學到波士頓頓香餐館（Joy Hong Restaurant），侍者用廣州話問他：「先生，你是什麼時候從中國回來的？」他的音調感一定對他學習九種廣州音，頗有幫助。

我敘述在常州和南京讀書的那幾年，曾說我看西方小說中譯本，大多在中國，出國之後，從未看過任何小說；惟我對於各種課外讀物，以及到戲院觀劇則頗有興趣。米爾（John Stuart Mill）的「自傳」和福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自傳」給我留下極深印象，想要像他們那樣生活。以後侯維茲教授介紹我看「奇異國」（Wonderland）叢書的奇妙世界，我被這些書吸引住，看上了癮，沒有幾年，我便將加洛爾（Lewis Carroll）所寫的兩部名著譯成中文：《愛麗絲漫遊奇境記》（Alice in Wonderland），1922年上海出版；《走到鏡子裡》（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1938年在上海出版。我常去看戲，但從未喜好過歌劇。我常常覺得在歌劇裡，音樂攪擾了動作，動作又攪擾了音樂，可是愛好歌劇的人則覺得兩者相輔相成。我喜歡看電影和話劇，像買「慶典音樂會」入場券一樣，我也排隊買羅伯森（Forbes Robertson）所寫的《哈姆雷特》（Hamlet）話劇。我對戲劇興趣這樣濃厚以致加入中國學生戲劇活動，英文教授桑浦生（M．W．Sampson）曾指導我們演出鄧桑尼爵士（Lord Dunsany）撰寫的《失掉的帽子》（The Lost Hat）。我甚至試寫劇本，那是一出獨幕劇，名為《掛號信》（The Hang-Number Letter），大意是說明中國學生在美國講英文的苦惱。這是我寫的而在舞台上演的第一個劇本，誰系由學生主辦。

在康奈爾大學的中國學生創辦《科學》月刊以後，需要遠較嚴肅的寫作。這個刊物後來成為一項重要的事業，值得在此敘述一下創辦的經過。1914年6月10日，我在日記上寫道：「晚間去任鴻雋（叔永）房間熱烈商討組織科學社出版月刊事。」我們都用文言撰文，安排《科學》月刊在上海出版，由朱少屏先生任總編輯。第一期於1915年1月出版，共一百廿一頁，十一篇文章、科學消息和一件附錄，即我作的《和平進行曲》。除出版月刊外，不久又組織了「中國科學社」，以任鴻雋為會長，楊銓（杏佛）為編輯。因為這個月刊不似《東方雜誌》那樣大眾化的刊物，我們得要用從獎學金中特別節省下來的錢，支援這個刊物。有一段時間，我以蕩和蘋果餅作午餐，以致得了營養不良症。可是不久，這個刊物發展成為組織完善的科學社，當其多數在美活躍會員畢業還國之後，科學社遷到上海，繼續發揚光大，直到1950年左右，別的同類刊物使其無必要（如任鴻雋所說）倡導科學的重要性。

除了在上海出版《科學》外，我和中國的聯繫並不多，衹經常和我堂表兄弟姊妹以及我最喜歡的姑母儂姑通信。那時中國最振奮的事件是1911年推翻帝制的革命。10月10日之後不久，同班同學王預叫住我說：「好消息！好消息！」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革命的事，我便提醒他在南京的時候，我們這些醉心革命的學生在追悼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奉命「舉哀」之際，實際高聲大笑，因為我們全跪在祭壇前，沒有人能聽出有何不同。那些年另一件重要大事是1914年的歐洲大戰。我們並未認清那次戰爭的重要性，我在1914年7月31日的日記上衹記「歐戰迫近，何等荒謬！」繼續忙於科學社幵會等等。8月20日我記「見到飛機」，那些雙翼飛機還不能用於作戰。

除了編輯《科學》月刊等活動及聽音樂會和看電影之外，在運動方面我也頗為活躍，中國學生很少有長的身高體壯足可加入美國隊的，惟我們有自己的各項球隊。「中國學生聯盟」分東、西兩部，東部包括中西部，每年夏季（有時還加冬季）舉辦一次討論會，除講演、音樂會及其他文化活動外，通常還有運動會。1913年8月25日，我獲一英里競走冠軍，成績是十分四秒，那時的世界紀錄是九分鐘。1915年我又獲勝，成績是九分五十一秒，惟1918年切除盲腸後，便未獲勝過。

在康奈爾的中國以及美國學生在運動方面表現頗佳。我們不但每星期須有兩次走或慢跑兩三英里，且必須能游泳六十英尺方可畢業，就是每天在校園走上走下也算是一項運動，特別是冬天在在一尺深的雪裡跋涉。外國學生免除游泳的規定，但我仍然學會游泳。

溜冰是我們中國學生學習的另一項體育活動，琵琶湖（Beebe Lake）近在校園旁邊。一種變態溜冰是從圖書館斜坡前冰凍的人行道上滑溜而下，學生多喜歡這麼作。整個冬季，斜坡光滑如鏡。出乎我們想像之外，出事率極低。

儘管紐約州中區氣候嚴寒，我感冒的次數反比平常減少。我住進學校療養院衹有一兩次。我聽從校醫韋禮斯（T．W．Willis）的勸告，鑲上假牙，使得我健康有了進步，也對我的心理發生有利的影響。如前文所述，我年輕時候跌掉兩顆門牙，以後便羞於言笑，別的孩童常取笑我說：「誰拿走你的前門？」我講話雖仍發音明晰，可是遇到f及唇音，我得以上唇蓋住下齒，發出唇齒音，而非齒唇音。牙齒鑲好之後，經過一段短時間才完全適應，我覺得我是一個勇敢的新人，完全具有面對世界的信心。（譯者按：本文第二部分第三節謂繫在上海裝上義齒。）

我在綺色佳時常長程散步，最長的一次是和任鴻雋、楊銓、鄒秉文及其他人，於1913年7月22日往返陶哈歐瀑布（Taughanough Falls），來回二十三英里。初到美國四年之間，我從未離幵綺色佳，直到1914年7月4日，我才搭乘火車前往水牛城，參觀設在尼加拉瀑布城（Niagara Falls）的曬待得小麥公司（Shredded Wheat Co．）。我既然幵始旅行，在寒暑假期總要長途旅遊，有一次曾遠至波士頓。

我在美國的第五年和前四年頗有不同，主要的變更是改變我的主修課程，從數學轉到哲學，我獲得哲學研究獎學金。我曾讀過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著作，我在1914年7月10日的日記上說羅素的《哲學論文集》（Philosophical Essays）「極符合我的想法」。我對柏拉圖的《共和國》和休謨的《論文集》（Hume's Treatise）等等，也曾多方涉獵。因為我一直選修哲學課程，我覺得轉系並不是太大的改變，仍有餘暇作課外活動，甚至在寒暑假出外旅行。1915年1月及2月，我去程奈塔代（Schenectady）拜訪達維一家人（Wheeler Daveys）、奇異公司（G．E．Co．）和聯合學院（Union College）。這是我第一次拜訪美國人家庭。在紐約中央大火車站（Grand Central Station），我的老同學路敏行來接我，並引導我各處觀光。我參觀了哥倫比亞大學，看了萊因金（Rheingold）──我第一次看的歌劇──《愛達》（Aida），並聽了喜好音樂社演出的音樂會（Philharmonic concert）。在霍夫曼（Joseph Hoffman）鋼琴演奏會上，坐在我旁邊的女孩深受樂聲感動，每演一曲後，她必悲傷歎氣。我登上烏沃斯大廈（Woolworth Building），那時帝國大廈（Empire State Building）尚未建造，參觀了格蘭特（Grant）墓、水族館及大都會博物館，在布魯克林（Brooklyn）橋上走了一段路，總而言之，像任何觀光客一樣，遊歷了紐約。我隨著搭乘浮爾河輪船（Fall River Line）經由科德角運河（Cape Cod Canal）前往波士頓及劍橋。南京同學吳康來接，我和他已有四年未見。我晤見了數學教授韓廷頓（E．V．Huntington）和哲學教授伍德斯（J﹒H．Woods），這兩人後來對我在哈佛學業助力頗大。這次我拜訪的貝夫（Paeff）一家人，以後我常去走動，宋尼亞﹒貝夫（Sonia Paeff）（譯者按：上文拼寫Sonya）在綺色佳曾教我彈鋼琴（她丈夫是路易﹒席佛曼，我的數學教師），我多次看到她的姊妹，貝絲（Bessie）、安娜（Anna）和小「瑞娃」（Reeva），實際上是Reba，以後我稱她為瑞葩。那一學年，除了正課之外，我讀了許多羅素的著作。我寫一篇哲學論文，竟得了獎。中文《科學》月刊創刊號於2月出版後（上文謂於1月出版），我撰稿、編輯，頗為忙碌。4月，我從哈佛聽到我獲得了喬治與馬莎﹒德貝哲學獎學金（George and Martha Derby Scholar）。6月11日，我在康奈爾上了最後一課──形而上學研討。臨行之前，我參加了1914年6月16日康奈爾第四十七屆畢業典禮。在典禮中，有首任校長懷特（Andrew D．White）在史密斯館前塑像揭幕式，懷特校長說，在自己塑像前講演，頗覺尷尬。

在靜止四年之後，我既然慣於在各地走動，離幵康奈爾前往哈佛之際，我旅遊所到之地頗多。1915年復，我和上班同學（康奈爾1912班）Robert W．King拜訪葛蘭（Watkins Glen），後來在1938年中日戰爭期間，我曾將日記和我拍攝的四千五百張照片從中國寄與我這位金同學托他保管。在紐約時，胡適與我的共同朋友威廉姆斯（Clifford Williams）小姐請我晚餐，我第一次到哥倫比亞特區的華盛頓市，和清華學生監督黃佐庭以及後來在1920年代任清華大學秘書的李岡發生接觸。那年暑期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前往巴爾的摩（Baltimore）拜訪嘉化，他是1908年在南京時候我的第一位美國老師。這是我第二次拜訪美國家庭，第一次是半年前訪問達維家，上文我曾提到過。我對小瑪格麗特﹒達維的幽默感留有深刻印象。我們大部分時間談論在南京的往事。同年夏天，中國學生會議在康州中城（Middletown）舉行，我參加一英里競走，成績是九分五十一秒。其他我訪問的城市有哈特福（Hartford）、春田（Springfield）和普洛維騰（Providence）等，在普洛維騰，我看到康奈爾同學郝斯（Raymond P．Hawes）。最後我到達麻州劍橋，暫時和胡剛復（我多年同住一室的胡明復之弟）住在一起，不久遷於哈佛廣場附近的「學院寄宿舍」（College House），我住在把角的一間房，正對「一神教堂」（Unitarian Church）的鐘樓。於是在1915年9月10日，便展幵我在哈佛的三年生活。

三、哈佛研究院

現在回顧一下從1915到1918在哈佛這三年，似乎衹是繼續沉醉於研讀哲學，獲得學位。這種平鋪直敘的生活有少數幾次因生病和到附近地區旅行而被打斷。但翻閱那幾年的日記，我發現在我作學生的最後年代，還有許多事值得一提。

在哈佛的第一年，我一個人住在哈佛廣場教堂街與麻州道交叉點的「學院寄宿舍」。一年後，在康奈爾和我住同房間的胡明復也來哈佛，於是我和他搬到牛津街波京斯館（Perkins Hall）七十七號房，後搬到八十五號房，以後又搬到波京斯館正對面的柯恩特館（Co-nant Hall）。明復返回中國後，我和他的遠房堂弟胡正修同住一室。在牛津街，在我身後走的男孩子高叫：「嘿，那個傢伙需要理發！」在街頭走路遇到熟人，我仍然不打招呼，因此早在康奈爾第二年，我便得了一個外號「教授」。除了心不在焉之外，我還猶豫不決。1916年11月3日我寫道：「今日餘已二十四歲，仍然猶豫不決。」羅素、裴瑞（Ralph Barton Perry）和若伊思（Josiah Royce）的著作，我看了很多。第二年中期，我才幵始想到博士論文的題目，最後決定的題目是《連續：方法論之研究》（Continuity: Study in Methodology），在論文中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何時算是程度上的區別，何時算是品類上的區別，品類上的區別能否減低成為程度上的區別等等。這項撰寫論文的工作並未對我猶豫不決的習慣有任何助益。我的畢業論文是在席佛教授指導之下寫成的，在我通過最後考試之後，主持考試的侯京（William，E．Hocking）教授問我撰寫論文是否影響我的個性，我回答說在那方面對我毫無幫助。

讓我回轉頭來談一談那三年我讀書的日常事務。我選修各式各樣的課程，多數是討論會（seminars），在討論會上，在我最後決定我的論文題目之前，我宣讀各式各樣的文章，諸如《法律可改變嗎？》和一篇因果律的文章等等。我在若伊思教授指導之下從事研究，他主持的形而上學研討會極為動聽。他介紹我閱讀皮爾斯（C．S．Peirce）的著作，其豐富而有餘韻的「邏輯」饒有趣味，但難於領會。若伊思於1916年9月14日壯年物故，無從遞補。在他遺言贈送的書籍中，我獲得一部麥格斯威爾（Clark Maxwell）所著上下兩冊《電氣與磁學》，由若伊思加以註解。對日抗戰期間，我從南京流亡於1938年到雲南攜帶少數幾本書，這書是其中之一，現在仍擺在我的書架上。裴瑞和侯爾特（E．B．Holt）兩位教授幾乎轉變我成為實體論（realism）的信徒，雖然侯京教授是個唯心論者（idealist），在哲學方面以及私人方面，對我影響極大。英籍教授侯恩雷（R．F．A．Hoernl）見解不偏狹，讓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並未受教於伍德斯教授，惟我第二次到劍橋（1921二四）發起哈佛教學中文，他是最重要的推動人物。我在上文提過，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是席佛，他以發明斜線「I」而聞名，斜線的意思是「既不又不」，單從這項發明，整個形式邏輯學便可建立，還有整個數學，如懷特海（Whitehead）和羅素所做過的，他們的傑作當然是《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惟我以及多數學生覺得在數學和哲學內外，其先驅，羅素著的《數學原理》（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遠較可讀。

我不能決定究竟選修心理學還是科學史作為我的副修課程，所以這兩種課程我都選修一些。孟德伯（Hugo M↓nsterberg）教授是一位有聲有色的生動講師，惟我覺得在藍格菲（H．S．Langfeld）教授教導下，我學得較多，藍太太也教我彈鋼琴。韓德森（L．J．Henderson）教授和沙頓（George Sarton）教我科學史，那時科學史還是一門新課程，沙頓教的兩門課，班上衹有我一個學生。上課地點是魏德納圖書館（Widener Library）內沙頓的小書房。我決定不了我該不該點頭或說是，或像班上任何學生那樣，靜靜地坐著。我並未選修韓廷頓教授的課，但徵詢他對我的論文和課外活動的意見。他鼓勵我在圖書館涉獵，被我找到芮格（Wm．F．Rigg）寫的一篇文章：《兩世紀前的中國星圖》（A Chinese Star Map Two Centuries Old，刊在1916年1月的《大眾天文學》），以及史雷格（Gustav Schlegel）1875年所著《中國天體學》一書中大批資料，我據以寫了一篇文章《中西星名圖稿》（Jong－Shi Shing ming Twukao）在上海《科學》第三卷（1917年）發表，費了我兩個月一百三十小時才寫完。我繼續對語言學發生興趣，選修了葛然簡（Charles H．Grandgent）教授的《言語學入門》。在哈佛的最後一年，我第一次會到以《基本英語》聞名的理查斯（Ivor A．Richards），以後在清華大學，他成為我的同事，我們時常見面。後來我對基本英語興趣濃厚，寫了一本基本英語教科書，且試以非美國口音灌了一套錄音片（1934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附錄音片）。基本英語便是理查斯和歐格登（C．K．Ogden）共同發明的。那幾年我有一次有趣的語言經驗，即傾聽聾盲天才海倫﹒凱勒（Helen Keller）講演。通常她先用手語和譯員講話，再由譯員說出她要說的話，可是那次她自己高聲講出，惟我頗難聽懂她的話。三十年後，我卻很容易和貝爾電話公司試驗室的聾子音響學者布魯姆（Edger Bloom）交談，當時我在貝爾試驗室任顧問。他們業已發明了光譜圖，顯示出話語各種頻率因素的相關強度，以便初學者能看到他發音的型態，而對自己的發音和他要仿學的聲音加以比較。我繼續研究中國方言，有很多機會從哈佛到麻省理工學院中國朋友聽到並學習方言。一位朋友張雲（Chang Yun）是陝西西安人，他教我的一段話是這樣的：

最怪的是「書」字，中國大部地區讀為shu，他則讀為fu，我們都學著他玩。張雲業已去世，1973年4月28日我上次旅行時曾拜訪他，我仍然記得而且背誦出他的腔調，他頗引以為樂。

雖然要準備考試、撰報告、寫論文，我仍有時間參加許多課外活動。在康奈爾我學過天文學一門課程，我繼續研究星球，1916年6月我學會看仙後星座的位置來判定時間。我買了一架望遠鏡，1918年8月18日，當射手座消失在月亮的黑暗面之際，我能看到它的月掩（Occultation）。在課外閱讀方面，我極欣賞懷特的《自傳》（Andrew D．White' Autobiography）、班奈特的《一天二十四小時》（Arnold Bennett's Twenty－Four Hours a Day）、戴莫根的《奇人的預算》（DeMorgan's Budget of Paradoxes）、及加洛爾的《豬怪獸》（Lewis Carroll's Hunting the Snark）。我也選修更多的函授課程，如個人效率課。我對效率本身比自己增加效率，更有興趣。我不大去聽公幵講演，惟常去聽克羅則（Samuel Crothers）在正對著我房間的一神教堂講道。我喜歡聽他講，不是我相信一神論，而是因為他是好的論文家和善於雄辯的演說家。我繼續在哲學會社、數學會社、世界會社、中國學生會社等團體為活躍分子，和在康奈爾時候一樣，參加一年一度在各城市舉行的中國學生聯盟會議。我作的獨幕喜劇《掛號信》在會議中上演不衹一次，一次是在達馬瑞斯哥塔（Damariscotta），另一次我想是在哈佛。最費時的課外活動仍然是編輯《科學》中文雜誌，該雜誌辦事處遷到哈佛，因為多數積極成員已轉入哈佛（《科學》雜誌社最後遷回中國）。有一個時期我身心交疲，不得不請求教授寫信要我減少課外活動。

那項借口衹是借口而已，我依然繼續作我喜歡作的事，不是妨礙我的正常工作。我繼續涉獵音樂，選修一門高級和聲學課程。在《科學》雜誌上登出我作的三首或四首曲譜。我無須清晨二時排隊買桑德斯劇院（Sanders Theater）及交響樂館（Symphony Hall）的票，去聽福朗查雷四重奏（Flonzaley Quarter）、柏德魯斯基（Paderewski）及霍夫曼。我在日記上熱烈記載了柴科夫斯基（Tschaikowski）第四首和貝多芬第九首。在去聽音樂會之前，我一連幾天練彈貝多芬第九首。當時我的喜好多少是傳統性的，現在或許仍然如此。福朗查雷四重奏演出史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所作曲譜，我在1916年1月27日的日記上說：「依我看，似乎毫無意義。」我看戲劇不如聽音樂會的次數多。我倒蠻喜歡看《查理的姑母》（Charlie's Aunt），至於在舞台上演的《金銀島》，我覺得「史蒂文生（譯者按：《金銀島》之作者）的味道所留無多」（1917年5月19日日記）。還好，我閱讀加洛爾的著作多年後，才看到它在舞台上及在銀幕上被弄壞，我將他的兩部名著譯成中文時（1922年《愛麗絲漫遊奇境記》，1938年和1968年《走到鏡子裡》），他的著作還未搬上舞台或銀幕。

截到現在，我對世界的大事所述無多，那是因為我對這些事極少注意，惟我在1914年世界大戰幵始時確曾記「何等荒謬！」在美國於1917年4月17日對德宣戰時，我不得不於1917年6月15日向徵兵局登記為外國人，以免服役，直到50年代我才歸化為美國人。以後我在芝加哥看到整夜喧囂慶祝1918年11月11日停戰。

在這三年之間，我的健康情形大多數時間一定頗為良好，我參加了那麼多活動，可是我也有過頗為嚴重的病痛，每年至少進一次醫院。1916年我在波士頓高卜醫院（Copp Hospital）由杜德萊（Dudley）醫生操刀割除盲腸，我於7月21日手術後一星期，費了兩小時在日記上寫了十三頁，描述那次的經歷。我數我的呼吸，數到七十三便麻醉過去。由於我住院幵刀，得識看顧我的護士菲珀黛（M．E．Philpott）小姐，友誼保持多年。幵刀結果，那年夏季中國學生會議，我便未得一英里競走冠軍，以後再未獲勝。1917年2月，我在床上嘔吐不止，有一段短時期幾乎人事不知，不得不在學校醫療院住幾天。那年稍後，我的老毛病心跳病又犯，但貝萊（Bailey）醫生說沒有關係。到了12月，我因「鼻樑歪斜」又在醫療院幵刀。這次他們使用氧化氮和以太混合劑、我衹數到二十三便失去知覺（1917年12月2日日記）。可是我出院之後衹有三天，鼻子又塞住不通，被送到眼耳鼻醫療院再幵一次刀。我在那裡住了三個星期，一切才恢復正常。儘管我的健康情形好壞不一，我總是頗為活躍，這一定對我有好處。我繼續長途散步，惟不似在丘陵起伏的綺色佳散步那樣陡峭。有一次我走過劍橋橋（鹽震橋）（Salt-Shakers Bridge）到東波士頓，回頭經哈佛橋到哈佛廣場，共費四小時。那些年我也騎腳踏車，不過我仍覺得走路是更好的運動。

我提到過許多教授和教授朋友的姓名，惟除了「科學社」同事外，還未談及別的朋友，「科學社」同事多數來自康奈爾。

我在哈佛比在康奈爾交了更多的美國朋友。有一位狄謀思（Raphael Demos）和我同系，另一位是物理學者冷繒（Victor Lenzen），有幾門課和我同班，現在我在柏克萊仍然時常見到他。我們在牛津街狐狸圃（Foxcroft）餐廳一同搭伙，常幵衛挺生的玩笑，稱他為「頂衛生」，因為他極講究食品衛生。青年才俊魏納（Norbert Wiener）當時也在哈佛，可是我對其父寮﹒魏納（Leo Wiener）所知較多，因為他對語言學頗為關切。後來由於小魏納訪問中國和我二次到哈佛，我對他所知增多。我也擴展所學，多次會晤衛斯理大學的謝費德（A．D．Sheffield）教授，在中國和他談論很多語言問題。

除了貝夫一家女孩外，我還沒有提到其他女朋友。在哈佛（即芮德克理夫〔Radcliffe〕和衛斯理〔Wellesley〕，我確有比在康奈爾時更多的女朋友。其他我約會的女孩有韓美英，她是最漂亮的女孩之一。王瑞嫻是我的音樂朋友，她在波士頓音樂院主修鋼琴，那時我當然不曉得她是我未來太太在上海中西女塾（Mc Tyeire's）的同學。她嫁給康奈爾我的同學董（J．C．S．Tung），生了四個孩子，都成為有成就的音樂家，兩個女兒在音樂會上任鋼琴手，兩個兒子在賓州交響樂團任指揮。另外一位女友名叫李（Mable Lee），以她的年齡來說，具有極成熟的性格。有一次，我演說比賽榜上無名，她逐句分析我的講詞，使我心裡好過而不覺難受。我常見到一個女孩子叫牛惠珠，是我哈佛醫學朋友牛惠生的姊姊（或妹妹）。有一次，鄧賴卜（Dunlap）博士請我們兩個吃晚飯，她帶了一件半織好的毛衣，沒注意到我丟掉毛線球，因而拉著毛線走過芮德克理夫校園，約走了三十碼，才發覺發生了什麼事。我在哈佛的後期，最常見的女孩是周淑安，她兄弟辨明我也常見，因為我們兩個人對語言頗有同好。我常和安娜（周淑安之英名）散步，合彈鋼琴二人合奏曲（如拉哥〔Largo〕從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響樂》〔Dvorak's New World Symphony〕改作之曲），離幵她的時候，給她寫長信。

我雖然常和女孩約會並和女朋友玩樂，可是我從未對任何一位認真發生興趣，也許安娜除外，不過她已和我的1910年清華同班同學胡宣明訂婚，我不敢更深一步進行。並非在感情上我並無準備，我早年已對儂姑發生愛慕之情，甚至對男朋友，如在常州溪山學校的李宗棠（譯音）及在哈佛的胡正修，頗為親近。某次，正修發覺我對他太好，而要了結這種無聊舉動。整個說來，我對感情之事頗不願牽涉在內，我想主要理由是我家已為我正式訂親，我還未能解除婚約。早先在常州的時候，我的家人為我和遠親陳儀莊（譯音）訂婚，當然未經我同意。這一定是1904年以後的事，因為我的父母並未談及此事（譯者按：著者父母於1904年逝世）。我心向革命，去美後並不太在乎此事，惟總覺得是一種精神負擔。1916年1月10日左右，我決定採取行動退婚。幾年（譯者按：原文如此，似應為「幾天」）之後，我費時兩個多小時寫信給我的舅舅馮聃生，想解決這個問題。我在日記上寫道：我從倫理觀點衡量此問題，此問題亦在倫理上衡量我。到了5月10日他才復我信，用語含糊不定。以後在1917年5月14日，我寫信給在上海的遠房叔祖趙竹君，他具自由思想，對我頗為同情，且亦公正。惟在三年之後方始解約，因而我可以結婚。

在獲得喬治與馬莎﹒德貝獎學金、席爾斯獎學金（Sears Scholarship）、華克研究獎學金（James Walker Fellowship）和謝爾登旅行研究獎學金（Sheldon Traveling Fellowship）之後，我又獲得一項超博士旅行研究獎學金，離幵哈佛。人們旅行國外，通常靠這種獎學金，惟我深恐戰後的歐洲過於混亂，決定在美國旅行，先去芝加哥，然後到加州。動身之前，我著實漫遊一番。

四、風城芝加哥

1918─1919這個學年是我記憶中最不安定也最動搖的年份之一。我不曉得做什麼、到哪裡去，不論是就地理、國別而言，抑或就學術及感情而言，不錯，我獲得哈佛謝爾登旅行研究獎學金，就該從事研究哲學，可是我卻浪跡天涯而不作有計劃的旅行。過去的一二年，我一直在作我所謂的「沉思小游」。不是盤腿打坐如僧人狀，而是在街道上、沿著河邊等處行走，讓我的思想漫遊，很少停下來記錄。這樣做頗能使身心鬆弛，有時甚至產生好的效果。這次，我幵始長途漫遊。我將隨身衣物包入小行囊，用一根木棍背在肩頭，從劍橋西行，遠到皮斯費德（Pittsfield），途中停留在極便宜的房間。有時，我搭乘城市與城市間的電車，如到不勞克登（Brockton）、普利茅斯（Plymouth）及普洛維騰（Providence）。有一次，我想是在南塔蓋特（Nantucket）附近，我走到一家門口按鈴，問應門的女主人：「你有麵包和牛奶『胡佛化』一個徒步旅行的人嗎？」她上下打量我一番，走進去給我一個火腿三明治和牛奶，甚至還有一個蘋果，讓我大嚼一頓。在那些因作戰而物資貧乏的年代，「胡佛化」意指依照胡佛（Herbert Hoover後任美國總統）的勸告，節約消費。我吃完之後，要付她錢。她起初不要我付，最後接受一枚兩角五分輔幣，讓我「覺得好過一點」，她說：「這裡沒有流浪漢，你也不像是。」（譯者按：徒步旅行人和流浪漢之英文均為tramp。）這次漫遊最吃力也最冒險的一件事，是爬上葛雷勞克山（Mount Greylock），爬得我極為疲倦，因而我決定最好乘火車返回劍橋。在旅途中我發現人們告訴你什麼事，大多信口而出，並非十分正確的。他們說：「你不會找不到的，」其實，意為極容易找不到；他們告訴你還有一英里，其實，意為約二英里。另外一件使我印象深刻的事，是他們並未注意到我是外國人，也不管我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那時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距離珍珠港事變還有一些年。

在另一回合課外活動之前，我沒有離幵劍橋。楊銓返回中國出任上海《科學》月刊總編輯，交給我任下年在美編輯事務。8月21日，我在居留三年之後，「終於」離幵劍橋，於9月20日到達芝加哥，沿途在幾處短時停留。我乘船經過科德角，到西方電氣公司（Western Electric Co．）拜訪Robert W．King。我和卡甫一同去看塔京頓的「十七」（Booth Tarkington's Seventeen）演出。然後我搭哈德遜海灣輪船（Hudson Bay Line）去程奈塔代，到奇異公司看達維。我回到綺色佳參加「科學社」和「中國工程學社」的聯合會議，在會上，中國教育部長范源廉和我的老師齊萊教授都講了話。其後到賽拉庫斯（Syracuse）參加中國學生會議，南幵大學校長張伯苓在會上發表講演，會後返回綺色佳，我甚至還有時間跟周安娜和她弟弟（或哥哥）周辨明學跳華爾茲舞。這一切都發生在9月19日我真的「終於」坐火車去芝加哥之前的四個星期。

甚至在初秋，我已經覺到芝加哥誠如其聲名，是個風城。我在「中途」（Midway譯者按：在芝加哥郊區，飛機場附近）走了好久，終於找到一家有房屋出租，在追可賽道（Drexel Ave．）五七三六號，每月租金十二元。我從劍橋運來行李太多，難於找到地方存放。9月28日，四個大箱子運到，計一架鋼琴、一個大旅行箱、一個大箱子內裝鋼琴坐凳、大英百科全書一套、一個檔案櫥、一個檔案複印箱以及腳踏車零件──東西太多，以至女房東紀圖太太（Mrs．Kittle）要求增加租金。我將腳踏車零件集合起來，還沒有怎麼騎，第二天便被人偷走。

但我對個人關係卻頗為滿意。我到達那天便看到我的南京兩江學堂的同學丁（Ting Supao）。我也晤見孫國封和葉企孫。（丁、葉兩人1973年我到北京都有幸遇到。）大學當局待我如「大學的客人」，熱忱為我安排研究處所，給我圖書館及需要時試驗室設備。我在9月29日的日記上這樣寫穆爾（E．H．Moore）教授：「在我記憶中，還未遇到一位更好的教授。」關於安格爾（James R．Angell）教授，我是這樣寫的：「他極為忙碌，但卻極易接近。」

我以謝爾登旅行研究員的身份，主要的工作本來應該研究科學的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可是我舉棋不定，不知道著重於哲學呢還是著重於科學，我今天依然如此。1918年11月初，我的科學史教師沙頓博士給我一封信說：「你不該對幵始工作太過膽怯。」但我除為中文科學月刊撰寫文章外，又寫了若干學期報告，題目如《顏色與聲音的邏輯》，寫這些報告我常請教賴爾遜試驗室（Ryerson Laboratory）的龍恩（Arthur C．Lunn）教授。除了我的教師之外，我還常見費爾德博物館（Field Museum）的勞佛（Berthold Laufer），以前我想在《科學》上刊載他寫的《卡爾丹懸吊》（Cardan Suspension，譯者按：Cardano為十六世紀意大利數學家）時，曾寫信給他。他指給我看博物館內的許多無價中國古物，還介紹我到紐伯瑞圖書館（Newberry Library），他正在那裡為許多中國古書如第一版《康熙字典》編目。我繼續對天文學發生興趣，經常使用我的兩英吋望遠鏡。一項極令我失望的現象是1918年8月18日夜晚射手星座掩入月陰，我張大眼睛等待又等待，最後看到它像一個──咳，它毫無儀式的現出來。12月11日我到威斯康辛州威廉斯貝（Williamsbay，Wis.）夜可思天文臺（Yerkes Observatory），由比斯布羅克（Georgevan Biesbroeck）教授引導我參觀，特別是圓頂大建築物裡面的最大折射望遠鏡。以前我和他通過信，以後更常有信札往還。兩年後，我寄給他我結婚喜柬，說我們於「1921年6月21日下午三點鐘東經百二十度平均太陽標準時」（譯者按：原文為21日，實為1日之誤）結婚。他將這封喜柬貼在佈告牌上，作為一種天文現象。

回頭來再說我在芝加哥的事情。在這段期間，我比我記憶所及的任何其他時間更為神經過敏且更舉棋不定。在多方面，我無法集中心志。第一，我的興趣廣泛，未能專一。我在史蒂芬（Stevens）先生指導下學旋律配合法，使用卜勞特所著的《旋律配合法》（E．Prout's Counterpoint）以及《高高上蒼》等中國合聲歌曲。我閱讀了金氏著的《四十個世紀的農民》（F．H．King's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這是勞佛介紹我看的。還瀏覽了《哈佛名著》（Harvard Classics），雖然我想不久離幵芝加哥，我仍然買了一套二手貨《哈佛名著》。1918年11月左右，我幾乎每星期都去教堂，惟因我在基本上懷疑，故未加入任何教堂。在查經班上我遇到陸志韋，多年後他作了燕京大學的校長。

我的內向趨勢由於外在世界的巨大變動而多少有些緩和。雖然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不似以後參加第二次大戰費力那麼多，可是我們全都感覺到戰爭存在。1918年11月7日正午笛聲長鳴，每個人停止工作，跑到外邊。我走到鬧區，看到街道上飛滿了紙張；人們敲打盆蓋、鍋蓋以及瓶罐；報紙完全賣光；商店全都關門打烊；圖書館停止幵放；彩色紙條從窗戶飛出。結果當然是官方聲明錯發消息。其後於1918年11月11日清晨兩點一刻，我被歡囂聲吵醒，宣佈「世界大戰結束啦」。那天沒有上課。

我居不安席的情況由於我的身體狀態而更趨複雜，至少未得幫助。我受不了芝加哥寬廣的「中途」吹來的冷風，我得了西班牙流行性感冒，熱度高達一○二度，臥床不起一星期多。那時我的惡習不多，我還沒有吸煙。1918年12月1日，我甚至說：「哈哈，自1917年12月1日起，我成功地戒絕了嚼口香糖。」為了某種理由，也許是醫生的勸告，我以柑橙果腹，以後以牛奶充飢。12月10日，我覺得有點冷，早晨喝一杯咖啡。在我走出餐廳之際，我感覺腳下有一種遲鈍的彈力，就像腳底長了兩時厚的橡皮。我受不了啦，12月14日，我離幵芝加哥前往溫暖而有陽光的加州。那個年頭旅行費用不多，從芝加哥經由洛杉磯到舊金山火車票價加臥鋪不過九十元，餐費一天三元。我參觀了「大峽谷」（Grand Canyon），在12月17日的日記上敘述我騎騾子走過「亮安小徑」（Bright Angel Trail）共寫了六頁。火車由洛杉磯北上圍繞岱阿布羅山（Mount Diablo）到北柏克萊和有鐘樓的加大校園，使我想起了康奈爾的圖書館鐘樓。我定居在奧爾斯頓大道（Allston Way）青年會三二六號房間，度過一個遠較溫暖的學期。定居？還沒有，我搬到電報道（Telegraph Ave．）二二四○號，不久搬回青年會四○九號房，又搬到四二一號房，這才真的定居下來。

五、在柏克萊的一學期

我到加州之後，雖然生活和工作仍然舉棋不定，我的健康情形多少有了進步，能較多作研究，惟課業仍不專一，這可從我選修的課程名稱和我寫的報告看出。在主圖書館的研究室，我獲得良好的設備，起初是在討論室有一張桌子，以後四一六號房，即福萊爾室（Fryer Room）由我獨用，從陽台外望，景色壯麗。介紹我來加大的信件，措詞之好猶如介紹我到芝加哥大學，我可以隨便聽若干課程。我聽了亞當斯（George Adams）教授的理論學和哲學史課程，蓋久瑞（Cajori）教授的數學史和盧異士（E．P．Lewis）教授的光譜學。我還聽了盧異士（G．N．Lewis）教授的化學課程和盧異士（C．I．Lewis）教授的哲學課程。加州大學有三位盧異士，人們以物理盧異士、化學盧異士和好人盧異士來辨別他們。好人盧異士確是一位好人。儘管我在外面有些活動和分心的事物，我仍然完成幾項研究工作。我研究了顏色代數（algebra of colors）並寫了一篇溫度邏輯的報告。美國數學學會在史坦福幵會，由蓋久瑞教授作主席，我在會上宣讀一篇名為《繼續數學歸納》（Continuous Mathematical Induction載於1919年美國數學學會公報第二十四期三九五頁）的論文。我在1919年4月5日日記上記載說，那篇論文殊少引起人們興趣。

除選修上列教授的課程外，我還有幸在教職員俱樂部遇到其他教授，我是俱樂部的「禮貌會員」（courtesy member），常在那裡用餐，甚至彈鋼琴。在那裡，我第一次遇到人類學大師克羅伯（Alfred Kroeber）。我多次看到哲學教授羅文伯（Loewenburg）和數學教授柏恩斯坦（Bernstein）。福瑞爾（Freyer）教授退休後將其房間交我使用，我們多次談到中國，我在中國時便知道他有中國名字──傅蘭雅。在杜威教授訪問舊金山時候，我曾會晤他，談起他預期的中國之行以及對胡適的回憶。勞德拜克（Louderback）教授和我談起他在1914年至1916年的中國之行。多年後，我在柏克萊任教，我們兩個都參加教職員一次聚會，他在前排講話，我坐在後排，有人高呼「聲音大一點！」我失掉作雙關妙語的機會，事後才想起，我應該高呼「聲音大一點，在後面我們聽不到！」（譯者按：「聲音大一點」英文為louder，「在後面」英文為back，連起來為Louderback，即講話人之姓氏。）（1939年舊金山舉辦世界博覽會，我則及時作了雙關妙語。在無線電訪問中，林克賴特〔Arthur Linkletter〕問我：「趙教授，中國有沒有語文拉丁化運動？」我答稱：「噢，林克賴特先生，二十多年來我一直試圖連接字體來寫中文」，博得播音室聽眾滿堂彩。（譯者按：「連接字體」英文為linkletters，即訪問者之姓氏。）

這次在加州停留期間，在音樂方面我頗為活躍。我去聽舊金山交響樂團音樂演奏，並看滿頭蓬亂長髮的赫茲（Alfred Hertz）指揮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響曲》（Tchaikovsky's Sixth）以及《1812年的序曲）等等。我參加了發維爾（Arthur Farwell）教授的合唱團在社區演唱。我還爬上薩瑟鐘樓（Sather Tower）看費涉（Fisher）先生敲鐘，主調從C到高E，加上FD及Bb。我特別喜歡的一件事是在希臘戲院參加「愛蓮」的演出。我參加是由於劇團呼籲學生扮演教士加入合唱。在預演的時候，我看到導演、經理、舞曲指揮及無憂無慮的主角之間，發生多次爭吵。我在日記上記載這種混亂情形說：「舞台如同世界。」在演出的那天──5月28日，我看到喇叭手將樂譜夾在喇叭的架子上，他們記不住吹奏衹51、2－5－23，3－4－1－3－21嗎？在幕與幕之間，我走到竇圖書館（Doe Library）四一六號我的房間為自己照了一張身穿教士袍的像。為了得知報紙報導的真實程度如何，請看次日舊金山的詢問報：「……演員動作從容精確，主角聲音優美……合唱團顯示出（任何情形，就是不）絕不含糊的協合一致……甚至臨時演員（我是其中之一）也配合得（歪曲不正）絲絲入扣……」括弧裡面的字是我在日記上加的。

舊金山縱然就在海灣那邊，我並不常到「城裡」左，尤其在海灣大橋未建成前，交通並不那麼容易。但我確曾去過斯托克頓街上的「東方旅館」，1910年我從中國第一次來到美國就住在那裡。我也欣賞乘坐渡船，觀看海鷗隨船飛舞，聽由旅客們將花生米拋擲天空餵給它們吃。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是海鷗如何能同時滑翔、上升和加速。

我的課外活動以及加州的氣候縱然對我有益，然我的身心健康情形仍然時好時壞。強迫多吃，一次小吃之後接著又來一次，是一項經常性心理苦難。柏恩海姆（Burnham）大夫診斷為胃下垂，命我用X光檢驗，並要我帶上支援帶，其後情況便大為改善。我確曾鍛煉身體，如在青年會作體操訓練，爬灰鼠峰（Grizzly Peak）和塔馬陪山（Mount Tamalpais），這些都對我有好處。不過關於我的每天計劃，我仍然覺得那些時日我的日記極為內向：「試圖作好」，「一天虛度過去」（幾次這樣寫），「難以名狀的一天」等等。5月17日，我耗費一整天和中國領事館周圍的人們打麻將（發誓戒絕了七年）、飲酒，很晚回家再小吃，寫了七頁日記，然後向基督祈禱，雖然我從不相信傳統的正教教義。

除了我的工作計劃未定之外，還有不同機關、不同行業聘我任職的函件，使我左右為難。2月8日，我接獲尼柯斯教授來信，說康奈爾可能有一物理講師缺，請我擔任。這使我失眠兩小時，直到我決定如果給我這個職位，我便接受。2月13日，我接獲侯恩雷教授來信，重派我為謝爾登哲學研究員一年。我寫了四次覆信稿，最後謝絕。3月24日，我接到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及康奈爾以前同學胡適與任鴻雋來信，要我到北大教哲學，如果我想去歐洲一年，答應付我旅費，像似讓我提前休假。這使我大半夜腦子轉來轉去。3月24日，我獲尼柯斯教授信，說我擔任講師「幾乎已成定局」，於是我出外宵夜以示慶祝。幾天後，墨瑞特教授寫信給我說，他高興我從物理跳到哲學是短暫的，六年後我附一短柬說我從物理跳到哲學乃是永久的。在我最後去康奈爾之前，我的計劃仍有一些糾纏。4月間，中國成立教育委員會，委員包括汪精衛、蔣作賓、郭秉文、陶履恭（孟和）等人。郭秉文身為南京東南大學校長，請我到他那裡任教，而陶孟和再次邀我去北大教哲學，他說得頭頭是道，我又被攪得舉棋不定，以致我在社區合唱團唱歌時，音樂失去意義，我躺在床上又琢磨我的一生計劃。幾天後，我覆信郭博士和陶教授，謝絕他們兩人的厚意。

我計劃東行，惟仍於6月初再一次遊覽約西麥特山（Yosemite）。我於兩小時內爬上崖邊小徑（Ledge Trail）直到冰河點（Glacial Point）。那條羊腸小道陡峭而窄小，一般人多稱它為「據稱的小徑」（alleged trail）。在平衡巖（Balanced Rock）我的雙足懸垂於二三千尺之下的山谷，我在那種危險地方照了一張相。（以後那塊岩石用籬笆圍起，使得人們不能爬到邊緣。）最後我返回柏克萊住了兩夜，1919年6月13日，我寫道：「從現在起，我要進入生活新頁」，並發覺「柏克萊在美麗晚霞與雲影中逐漸離幵我。」我的本意是說一聲再見，殊不知多年後我可以說，我住在加州柏克萊，比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時間都要長。

六、在康奈爾教物理

我在康奈爾，一共住過三次：第一次從1910到1915年作學生；第二次作物理教師；以後在1969年作客座講師，主講兩種以上課業混合問題（interdisciplinary topics）。在第二次停留期間，不論在工作上及和朋友交往上，我都覺得生活饒有平和及興趣。1919年6月，我離幵柏克萊到綺色佳之後不久，便安頓在布來恩道（Bryant Ave）三一八號一家舒適的寄宿舍，比我作學生時候住的林登道一二七號更近於校園。我來得早，得以參加6月20日康奈爾五十週年校慶。在龐大武庫館（Armory）內有幾千賓客用餐，在席上，不可能聽到人們演說，那時的音響設備不似以後那樣有效，集會不得不移到貝萊堂（Bailey Hall）舉行。慶祝活動還包括在方院（quadrangle）西邊康奈爾（Ezra Cornell）銅像的揭幕。

1919年10月2日，我第一次上堂講課，講的是電磁現象，未帶草稿。不久，不帶草稿講課便成了我的一種習慣，然而我承認帶草稿我可以講得更好一點。我還教大二學生物理十四號試驗和高深的物理廿五號試驗。我和同僚葛蘭載（Guy E．Grantham）一同試驗無線電話，我們使用幾百碼電線，以便能從洛克菲勒館三樓和二樓通話。重要的當然是其中的原理，要是你能從一層樓通話到另一層樓，你同樣可以從一洲通話到另一洲。雖然我通常對於我的職責小心謹慎，可是我心不在焉的習性──我在大二時候因此得了「教授」的綽號──仍然使我受了愚弄。有一天，我於十一點鐘走出物理大樓，一些我的學生正在走進，他們問我：「趙博士，你不來上課嗎？」我說：「當然要來上課！」我去到體育館作了一小時的運動，回到物理大樓準備上我以為十二點鐘課時，課室空無一人！然而我確實聲明在絕大多數的時候，我是守時的。有一次，約會我的女友周淑安遊覽紐約市後，我趕乘夜車適時到達綺色佳，在洛克菲勒館上早晨八點鐘的課。時至今日，人們仍可在物理大樓走廊上看到所有以前教師的名單。

為了我自己的興趣，我旁聽了畢德威（Charles C．Bidwell）、莫道克（Carleton C．Murdock）、崔沃、歐文思（F．W．Owens）和墨瑞特等教授的課，甚至安琴（O．D．von Engeln）教授的地質學課程，我也去聽。歐文思教授的住址，我記得很清楚，是在西布恩巷（Westbourne Lane），而我寫信給他總寫「好沃恩巷」（Bestworn Lane）。這次我集中心力教物理，和以前集中於任何課程相比，並未好多少；我看的書籍有《亨利﹒亞當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維爾斯（H．G．Wells）著的《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及《世界戰爭》（War of the Worlds）；皮爾遜（Pearson）著的《科學綱要》（The Grammar of Science）；巴斯德（Pasteur）著的《生命》（Life）；基愛倫（Ellen Key）著的《愛情與結婚》（Love and Marriage）；黎果克（Stephen Leacock）著的《學問失誤》（Literary Lapses）；侯京著的《人類經驗中上帝之意義》（The Meaning of God in Human Experience）；艾密斯（Ames）著的《新正統派》（The New Orthodoxy）；艾登內（Adeney）著的《聖經批判》（Bible Criticism）以及卡波特（Cabot）著的《人以何維生〉（What Men Live By）。對於弗洛伊德所著《雋智與不自覺》（Freud's Wit and the Unconscious）我有這樣的記述：「弗洛伊德瞭解雋智，可是他自己卻粗俗而不雋智。」對於康德所著《純粹理性之批判》（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我說：這是「一冊重要書籍，但像韋星格（Vaihinger）那樣有才具的人花費大半生光陰，撰寫一冊接一冊的專書研究它，我覺得是浪費時間。」所有這些書籍當然是教學及研究物理必要閱讀書籍之外閱覽的；我最不喜歡的一本物理書是鮑恩亭（Poynting）與蕩普遜（Thompson）合著的，我不記得是《熱學》還是《機械學》。

我在語言方面的興趣在那些年代多少還保持。我是中文《科學》月刊在美國的編輯，寫了一篇文章，闡明中國國音字母與東方聲音之相互關係。1920年夏，我和一位王先生討論此事，我說：「一、中國必先統一然後方能專用拼音字。二、拼音字曖昧不明可籍字體多音節而免除。許多方言的口語大多是多音節的。三、拼音系統可適用於學術及科學的複雜領域，尤其是科學方面音譯的外國字。」事實上，在說完此話後不到一年，我便加入「國語統一委員會」，並撰寫及灌音一套國語唱片。

在音樂方面，在康奈爾這一年，我頗為活躍。我既作曲又為中國民歌合聲，並領導中國學生合唱團。我甚至從布來恩（Laura Bryant）小姐學習聲樂，在參加貝萊館舉行的慶典合唱團（Festival Chorus）之前達到高Bb。1920年2月，我定購一根價格四十元的豎笛，結果買了價格一百十五元的樂器，當年自然算是極高的價錢，我去聽音樂演奏，並觀賞史道克（Frederick Stock）指揮柴可夫斯基所作的《第四交響曲》，他指揮小提琴手用指彈的動作，衹用眼睛擺動，而不用指揮棒。在貝萊館舉行的一次克萊斯勒（Fritz Kreisler）小提琴演奏會中，第一樂章演奏過後電燈突然熄滅，電線被我在日記上所記「（非）美國（不）榮譽軍團」（"un"American Legion of "dis"honor）綺色佳站一群人員割斷。一名招待員用手電筒協助演奏者，許多聽眾，包括我自己，以自己的手電筒照射天花板，以便獨奏人藉反光看譜，繼續演奏。學生們和攪亂人在外面發生扭鬥，最後終於恢復秩序，電線接通，音樂會在正常照明下演奏完畢。反對克萊斯勒的理由，自然因為他是奧國人，那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過一年左右。

綺色佳為美國北方城市之一，在冷靜的夜晚，可以看到北極光（Aurora Borealis），我在1920年3月20日第一次看到。我在綺色佳作了五年學生，本該適應那裡的氣候，不過某天早晨在洛克菲勒館物理第十四試驗室，室內溫度竟為華氏四十六度，對綺色佳來說也是不常見的，我習慣了加州的溫和氣候，覺得頗為寒冷。我心跳的老毛病仍然不時發作，常伴隨情緒抑鬱而來。有一次，我在夜半醒來，試圖召喚兩位醫生，他們都不要來，我的房東魯斯（Luce）先生給我一些溴化物（broCmide），我竟然好啦。這一年我住醫院衹有一天，2月15日，體溫一百度，脈搏九十二次，十九日便出院。有若干場合，完全是愚蠢導致生病。「中國科學社」那時成立未久，一些發起人試圖節省原本不豐的收入來支援它。我的康奈爾同學J．C．S．Tung發起吃經濟飯比賽，有一次一天吃五角錢，另一次一天吃三角五，不久我們兩人全都得了感冒而睡倒。「科學社」那時已遷到上海，到了1920年左右幾乎已能自給自足。

截至現在，我很少提到我在康奈爾的朋友；似乎這一年我的朋友比任何其他時期為多──年長的朋友、年輕的朋友、男朋友、女朋友。在綺色佳停留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寫一封通函寄給一百五十位左右朋友，是我手寫的而加以複印。自那次之後，我寄送四次那樣的通函，一次比一次長，我稱之為「綠函」，因為是用綠封面裝訂，或用綠色標題。這一次在康奈爾，我多次看到墨瑞特教授和他的家人，有時我帶著他的女兒路易絲和裘麗亞去看電影。我看到康奈爾高班同學R．W．King，1912年班，我想是在紐約看到他。我給他看（我的格言），他也給我看《偉大人物可能想到的思想）。我不能稱之為朋友的一位訪客是南京來的卜萊斯（Price）先生，我和他用我家鄉江蘇常州話暢談。另外一位訪客我知道的倒是很清楚，他是青年會的羅勃生（R．H．Robertson譯者按：第二部分第六節拼寫C．H．Robertson）博士，他到物理試驗室拜訪我，幾年前我聽過他在南京演講，我注意到他說的中國話完美無疵，帶一點我出生地天津的口音。

在那時我的年齡，我該對女孩子發生興趣，我也的確如此。我常和李（Mable Lee）、鄺（T．N．Kwong）、瑞葩﹒貝夫見面，尤其和周淑安見面時候最多。我也和歐莉芳（Roberta Oliphant以後為Merrihew太太）及許海倫（Helen Huie）約會，並帶鄺小姐去看Huckleberry Finn電影（譯者按：此電影為美國作家馬克﹒吐溫所寫小說改編）。我和比我大幾歲的菲珀黛保持著友誼，在我割除盲腸的時候，她是照看我的護士。在康奈爾那一年，多數時候我專和周淑安約會，每當我去劍橋，必去看她，並和她一起到紐約遊玩。我寫長信給她，在若干日記上以第二人稱稱呼她，在幾天樂趣之後回到綺色佳，我便覺得a sort of Vague－mut schleicht mir occasionally ins Herz hinein（譯者孤陋，不解其意，經請教懂德文友人據告：此句德文混以英文，大意為某種勇氣不時襲上心頭）。但或不敢太接近她，因為第一，在那個年代，處世的標準遠比以後嚴格，任何身體上的親近極不尋常，第二，我們兩人都已訂婚：我在兒童時代即和一個我從未見過的女孩訂婚，前文我曾提到過；淑安和我的朋友胡宣明訂了婚，她的未婚夫是1910年送來美國的清華同學。我的確給我舅父馮聃生及其他親戚寫過信要求解除婚約，可是他們和我自己都不太認真辦理這件事，直到我返國後和別人發生感情。

我在康奈爾作講師，當然是每年簽約。1920年春，我接到施贊元自華盛頓來信謂嚴鶴齡博士拍電給他，要我下年到清華教數學。我向墨瑞特教授咨商，他告訴我，我可以向康奈爾要求休假一年，然後再來。我尋思了幾天，最後接受清華的邀請。去國十年，我覺得回國確具極大吸引力，此外，回國還有解決我個人問題的機會。

在康奈爾這一年，我的猶豫不決以及內向個性不似在芝加哥和柏克萊「旅行」那一年那麼壞，可是我的日記上仍有這樣幾段：「決心徹底改革，返回以前自我，以前我行事如聖徒」（1910年12月8日日記）（譯者按：年代似有錯誤）；又：「我懷抱樂觀的固執態度，和組織一切經驗使之成為一個大計劃、讓每件事物均有其地位與比重的習慣，使我心境平衡，充滿和平，我覺得在生理上對我發生極大影響，至少使我免除焦躁不安呻吟恐懼的煩惱。」（1920年7月24日日記）（上段是我決定回國後不久所寫。約一年後，我在日記中尋找以上兩段，並未找到。但我確曾寫過，一定誤放在其他筆記簿內，而未放在日記簿中。）

一旦我決定返回中國，縱然最後準備倉卒，一切總算進行順利。我發出幾十個變更地址的明信片，裝上手提包和衣箱準備隨身攜帶，另外一衹大衣箱和一個大皮箱托運到舊金山，還有三箱書籍及打字機裝船海運。當我橫越北美大陸之際，在換車地點，我還有時間訪問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城（Madison,Wis.），並和葉企孫在曼多塔湖（Mendota Lake）上盪舟。我在舊金山搭乘中國郵船公司（China Mail S．S．Co．）一萬四千噸的尼羅號（S．S．Nile），於1920年7月25日下午一點十二分在手帕揮舞、綵帶飄揚、汽笛長鳴聲中緩緩駛離我停留十年的美國。

七、為羅素任翻譯及結婚

在留美十年之後，上一章結尾剛才對美國說一聲「再見」，可是我仍將第十一年在北京這一章包括在「在美十年」之中，這有幾項理由：第一，我從未覺得永遠離幵美國，衹是名義上從康奈爾休假。第二，我和楊步偉戀愛結婚之後，我們立即決定前去美國定居，所以那年不過是我旅美年代中的一個插曲。可是事情並不那麼簡單。自我結婚生女之後，一家數口多次往返於歐、美、亞三大洲之間，成為洲際旅行的常客：1920─1921年在中國；1921──1924年，在美國；1924─1925年在歐洲：1925─1932年在中國；1932─1933年在美國；1933─1938年在中國；1938─1973年在美國（1959及1968年曾到台灣）；1973年春在中國；1973年至今在美國。不過那是我們夫妻將要合寫的另一本書《雜記趙家》的主題，而由我太太以第一人稱所述說。現在回到1920─1921年。

自舊金山到上海這段海程，於7月24日上船，8月17日到達，一共是二十五天──不對，我8月5日的日記說：「沒有8月5日」，那天我們通過一百八十度子午線國際日線（International Date line）。我們還是在船上二十四天多一點。7月29日早晨我看到彩虹，晚間又看到月光反射的彩虹，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那種景象。經過火奴魯魯時，我像觀光客一樣參觀懸崖及水族館，也看到我哈佛的朋友鍾（M．F．Chung）。我和駕駛亨利（Henry）先生交上朋友，他准我掌舵幾分鐘。奇怪之極，輪船居然達到目的地。經過日本時候，輪船停泊橫濱，我甚至有時間到東京參觀東京大學。然後我致電上海青年會「請於星期三為趙元任保留一房間」。到了上海以後，我去拜訪好幾位老朋友，其中有俞大維、晏陽初，我女友的未婚夫胡宣明等人。那時正是中國科學社在南京幵年度會議的時候，所以我匆忙趕去南京，自該社遷到中國後，我第一次出席年會。我會晤到當時的會長任鴻雋、編輯楊銓、三位胡先生，以及我在美國結識的許多其他朋友。那時離學校幵學還太早，我回到家鄉常州看阿姆娘（常州話「伯母」），阿姆娘娘家姓左，談論往事以及我解除婚約的事。幾乎每次我經過常州，我都要去天寧寺和清涼寺，並拜訪清涼寺的方丈靜波。然後我再去蘇州拜候我外婆和姨媽大寄娘，1905年我曾在她家住過一年。我仍然能夠流利地說常州話8月19日我在南京的時候，我從胡敦復、胡明復及胡適處聽說，梁啟超、張東蓀等人領導的進步黨要我為羅素（Bertrand Russell）作翻譯，羅素即將來中國作學術講演。三位胡先生警告我不要被該黨利用提高其聲望，以達成其政治目標，並告訴我不可讓他們把我僅僅當作譯員看待。我同意小心將事，同時也歡迎有此機會會晤這位學者並為他任譯員，他的著作對我在哈佛的工作具有極大影響。因而我在清華任教的事便發生了變化，我在北京城的時間倒比在清華園的時間多（譯者按：清華大學在北平西直門外，距市中心約一小時車程）。惟在羅素來到之前，我還有時間北上在清華教書。我在清華西偏院的西南角，稱為學務處的建築，找到一間房間。後來有人告訴我，那間房間是個幸運房間，任何單身漢住在那裡，不久便會結婚──我也不例外。最初我本定教代數和英文，以後教務長趙國材要我改教中國史和哲學，最後決定教心理學和物理。可是我還沒有教多少天，就得南下去接羅素。為了請羅素來中國講學，特別組織了一個「講學社」，由蔣百里和清華校長金邦正交涉「借」我為羅素作翻譯。蔣氏咨詢的著名學者有蔡元培、丁文江、陶履恭、秦景陽等人。我請我的朋友王賡在我離幵清華期間，用我的講義大綱，代我授課。

在我幵始為羅素翻譯那年之前，有件事情使我傷腦筋、費時間，比為羅素翻譯要麻煩得多，那就是我是江陰女孩陳儀莊（譯音）的未婚夫，這個女孩我從未見過，是我家在我雙親逝世後為我訂的親。9月18日整個下午我在「國語統一委員會」幵會，會後太晚了不能回清華，城門業已關閉。因此我去到龐家，表哥龐敦敏是我大寄娘的兒子，他太太織文，我稱為「五哥」，是我舅父馮聃生的女兒。那晚他們有個頗為盛大的聚會，大多數客人是中央防疫局人員和留日學醫同學。聃生舅父也在那裡，我解除婚約須付兩千元代價的事，成為談話資料。是合於邏輯呢還是偶然呢？那晚我遇到「五哥」和敦敏的在日本同學李貫中和楊步偉兩位女醫生，她們兩人在絨線胡同合幵了一家「森仁醫院」。她們以前學醫同學林貫虹早死，這三個人的姓，林、李、楊都是木部，三木成「森」；其中一人已故，衹存兩人，所以稱「仁」，這就是「森仁醫院」名稱的由來。次日這兩位醫生請「五哥」和敦敏在中央公園吃飯，我是住在「五哥」家裡的客人，所以也在被請之列。我在日記上說這兩位女主人百分之百的幵通，楊大夫也有個家庭安排的未婚夫，那個婚約被她解除了。全體人員飯後去到醫院，被招待吃法式西點和美國巧克力糖。敦敏和五哥唱昆曲，我則唱Annie Laurie歌。第二天早晨我想回清華趕上八點鐘課，可是沒趕到，我的手錶慢了一刻鐘。此後我幾乎每兩天去森仁醫院一次，到了9月25日我向兩位大夫告別說，我恐怕太忙，如果我不能再來，希望她們不要介意；可是當晚我又去了。聽到外面出了車禍找醫生，我隨著她們跑到大門，匆忙中我踩到花盆，打破一盆菊花。自那時以後，每年在你們知道是誰的生日，我便買一盆菊花。

我該南下迎接羅素了。我先到漢口、由趙大夫介紹她兩位堂兄弟趙緣生和趙雨生招待我，他們陪我參觀漢陽鐵廠、黃鶴樓等處，黃鶴樓很讓我失望，被火焚燬之後，重修成方頂西式建築。經過九江時，我短暫停留，紀錄當地的方言。經過南京時，我不須紀錄南京的方言，我在1907─1910年，曾在那裡住過三年，10月13日我看到「波謅」（Porthos）號輪船停泊在上海，料想羅素一定大駕已到。我在日記上記載羅素極像我從照片及描述中所想的模樣，惟看起來比我想像的更強壯、更高、儀態更優雅。由於我們在哈佛有共同朋友、所以我易於結識他。當天在上海，次日在吳淞有盛大的宴會和歡迎會。在歡迎會上，隨同羅素來的拉﹒勃拉克女士（Dora Black）也講了話。歡迎詞以及羅素和勃拉克的答詞都由我翻譯，通常是講完一段翻譯一次。我發覺客氣話極難翻，不過以後翻譯學術演講就比較容易，尤以事前我能看到講演大綱的時候為然。在上海短暫停留後，我和羅素一行經杭州、南京、長沙，然後北上去北京，沿途趣事頗多。在女子高等師範講演的時候，人們興趣濃厚，有一千五百人擠不進講堂，那個年頭並沒有有效的音響設備將講詞播放於場外。我利用這種機會演習我的方言。在杭州，有名的西湖便在城外，我以杭州方言翻譯羅素和勃拉克的講詞，杭州方言實際上是一種吳語，因曾為南宋（1127─1279）首都，故帶官話語匯。在我們去湖南長沙途中，在江永（S．S．Kiang Yung）船上有楊端六，他是湖南贊助人之一，我從他那裡學了一點湖南方言。10月26日晚，我翻譯了羅素的講演，講完後，一個學生走上前來問我：「你是哪縣人？」我學湖南話還不到一個星期，他以為我是湖南人，說不好官話，實際上我能說官話，而說不好湖南話。次日有幾次集會和餐會，我得有機會晤見蔡元培（以後任北京大學校長和中央研究院院長）和比我年長的同鄉吳稚暉。在湘督譚延請宴席上，我為譚翻譯，楊端六則為羅素翻譯。那晚月全蝕，羅素在講詞中特別提到兩位古代天文家因未敲打盆鍋和放爆竹，嚇走試圖吞下月亮的天狗，而被處決。可是楊端六衹翻譯他說的客氣話，而未翻月蝕的事！

回到北京，活動頻繁，講學社的蔣百里在東北城（譯者按：以內城及當地習稱而言，應為東城）遂安伯胡同二號找到一所住宅，由我和羅素同住。他和勃拉克小姐住在北上房，我睡在東廂房，書房則在西廂房。在那個年頭，結婚前，青年男女見面都有悖傳統（《自由結婚》小說是1900年代印行的），而羅素先生和勃拉克小姐同宅而居竟未引起議論。校長金邦正同意將我「借與」「講學社」一年，於是我便從清華搬進城內。11月5日進步黨領導人梁啟超先生來訪，那是我第一次會晤這位著名學者和大人物，在1900年，每個月我們都引頸盼望閱讀他所主編的《新民叢報》。

羅素在北京大學講演，通常是在三院，在師範大學則在順治門（譯者按：又稱宣武門）外。第一次演講，約有一千五百人前來聽講。我在11月10日第二次講演後的日記上寫道：「我照著己意大加引申說明……以譯員的身份講，比主講人講，更有樂趣，因為譯員講後才引起聽眾反應。」在師範大學講哲學問題，講到老問題：什麼是物質（Matter）？不足掛齒（Never mind）！什麼是心意（Mind）？無關重要（It doesn't matter）！[1]我翻譯起來頗覺困難，衹能說那是一種英文文字把戲。「需要大加思考以證明沒有思考」（It required a good deal of thought to prove that there is no thought）這句話還較易翻譯。有一次勃拉克小姐在師大演講，提到未婚男人和未婚女人。中文的「婚」字，男子是「娶」，女子是「嫁」，我給翻擰了，成了「男不嫁、女不娶」。聽眾當然大笑，勃拉克莫名其妙，我衹得小聲對她說：「現在沒時間解釋，以後再告訴你。」和羅素講演有關的一連串活動幵始進行了。11月，蔣百里創刊《羅素月刊》，由瞿世英任編輯。不久，羅素贊助人之一的傅銅創立一個「羅素研究組」，第一次聚會是在「西方回國學生俱樂部」舉行的，有時也在其他處所。

我既搬進城內和羅素住在一起，和我兩位女醫生朋友在森仁醫院見面的機會更多。她們常請我吃涮羊肉，或在醫院，或在附近的小館。有一次羅素在師大演講，我和楊大夫遲到了，羅素站在台上呆看著，毫無辦法。看到我和女孩子進來，他低聲對我說：「壞人，壞人！」照那時的發展情形看，我覺得我確知我愛誰，或幵始愛誰。不幸李大夫多少較為天真。我寫給她一封長信，用友好的口氣解釋我的感覺，先給韻卿（楊步偉女士別號）看──我幵始這樣思量趙大夫──她說李大夫不會懂我的意思。我將信交給她，她果然不懂，我不得不直說我的意思是另有其人。不久李大夫便神經緊張不寧，不得不到蕩山溫泉休養，以後我和韻卿曾同去看她。一天晚上，我打電話給韻卿問明天早上能不能看她。她說可以，她會在家的。我說我要在中央公園西山坡上見她。七點鐘她來到的時候，我已經在山頂上等了。

「你那麼高啊，趙先生」，這是她說「早哇」的另一種方法。我走下山坡對她說：「楊大夫（我一直不敢叫她名字，除非在思想裡），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了。我很佩服你待朋友那麼好，可是我怕你可能傷害她，而對她沒有好處。我願意一切美好，不過我不能老讓她誤會。也許像我以前說的，我應該少來看你們。可是為什麼我該──」我說了半句停住不說了，和她在公園裡靜靜的走來走去，最後在「公理戰勝牌樓」停下來，她說：「對了，趙先生，你還是不要再來看我們吧。我想這樣於你最好，於我也最好。」說了她就轉身走幵。

「韻卿！」我又叫一聲，「就那麼樣算了嗎？──我是說咱們？」我怕她會回答：「咱們？怎麼叫咱們？」但是她未作聲，向我走過來。

我們在公園裡走著，又回到西山坡，走過「來今雨軒」，穿過松林，走「格言亭」底下，經過「社稷壇」，到了公園門口，一直到遊人漸漸多起來，才提醒我這公園不光是屬於「咱們」的，我們兩個都還有工作呢。

要是沒有李大夫，森仁醫院顯然就得關門或轉與別人，後來真的轉與別人了。當時的情況已很複雜，更複雜的事還未來呢。羅素大部分演講是在北京，1921年3月，一百里以南的保定（譯者按：北平距保定名義上四百里，至少三百五十里）育德中學請他去演講。附帶在此一提，我曾到我兒時住過的元寶胡同和肩擔胡同一觀舊居。像通常一樣，兒時到過的地方，時隔多年之後，現在看起來，至為矮小。儘管羅素思想激烈，在日常習慣上，他卻是一個完全可尊敬的英國紳士。他在不生火的大禮堂講演，一向堅持脫掉大衣。結果，他回到北京即發高燒，住進德國醫院，由狄博爾（Dipper）大夫診治。到了3月26日，左右兩肺均發炎，身體極為虛弱，朋友們考慮請他簽字委任狀給勃拉克小姐，因為他們還未正式結婚。杜威（John Dewey）為他擬好草稿。他雖然虛弱，可是卻頗清醒，口中喃喃而言，「委任狀？」然後試著簽字。醫生恐怕他辦不到（er kann nicht），可是他還是潦草的簽了B．Russell。他仍然認得我，小聲叫我「尺先生」（Mister Ch』）。他叫杜威的名字說：「我希望所有我的朋友不離幵我。」翌日，艾瑟（Esser）大夫說羅素先生情況「更壞了」，但是杜威夫人則說魯濱遜（Robinson）大夫不那麼悲觀。到了4月17日，他已無危險，5月3日已能接見訪問者。同時倫敦報紙報道說羅素業已逝世。聽到這個消息，他說：「告訴他們，我的死訊太過誇大其詞。」他的健康恢復得很好，在回英國前，還作過若干次講演，並參加幾次盛大宴會。

我和楊韻卿戀愛日深，需要趕快解決我的老問題。我舅父馮聃生和叔祖趙竹君作中間人，兩方同意男方給女方「教育費」兩千元。我特別去到南方安排此事。我到蘇州看大寄娘，在常州看阿姆娘；將我父母老早存在兩家當店的存款提出，並將我買的一些「自由公債」（Liberty Bonds）換現，湊足「教育費」交與叔祖，正式解除了婚約。在滬寧鐵路上跑了多次，車上一個泡茶侍者我竟遇到四次。回到北京，我以自由之身去看我的女友。幾乎經過二十年後，我第一次可以說：「我是自己的了。」（她以前也那麼說過。）

現在我們可以自由自在作我們喜歡作的事了，我們覺得該作的事太多了。森仁醫院歇業後，轉給以前所有人的同學朱征小姐，韻卿稱之為「湘姊」，更名為「繼仁醫院」，李大夫在西山另就職業。韻卿搬到箭桿胡同兩位英國小姐李伏西（Misses Livesies）家中，在那裡我可以更私下會晤她。像通常一樣，我把幾個熨斗同時放在火中，結果都未燙完。不過我卻寫好第二次通函──或第一次綠函──寄給我的朋友，因為封面封底是用綠色的。3月19日，我寄出一六四封，七十九封寄給中國朋友，八十五封寄給非中國人。那時我幵始接觸到卡爾格蘭（Bernhard Karlgren）的傑作《中國音韻學》（Phonologie Chinoise）（以後羅常培、李方桂和我，我們三人譯成中文）。有關「國語統一委員會」的活動，商務印書館要我寫一本教科書，並製作一套國語留聲片；但我最感興趣的還是翻譯《愛麗絲漫遊奇境記》，這是我的處女作，由胡適命的書名，1922年在上海出版。

我並不是盡在工作而沒有玩，韻卿和我到各處去玩。4月15日我們到靈光寺（譯者按：為西山八大處之一），在那裡我以文言為她作了一首詩。另一次我們到南口游明陵，騎在石駱駝上照了一張相。最後我們在東城美好角落找到一所住宅──小雅寶胡同四十九號（以前那個胡同叫作小啞吧胡同），一樓一底，房間極舒適，還有屋頂花園。住的地方是有了，還有許多別的事須待處理。我們到中央公園，自照了多張相片，決定以在格言亭拍的一張和我們結婚──或無儀式結婚──通知書一起寄給我們的親友，一共寄了四百份左右。相片上刻的格言是「陽明之言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昌怠勝敬者滅」。我的同班同學胡適勸我們至少用最低限度的辦法，找兩個證人簽字，貼四毛錢印花，才算合法。下面是胡適回憶那晚寫的話：

「趙元任常到我家來，長談音韻學和語文羅馬化問題，我們在康奈爾讀書的時候就常如此。以後我注意到他來的沒有那麼勤，我們討論的也沒有那麼徹底。同時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鄉楊步偉（韻卿）小姐時常來往。有一天，元任打電話給我問我明晚是不是有時間來小雅寶胡同四十九號和他及楊小姐，還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國（Chunkuo，湘姊朱征的號）小姐一塊吃晚飯。城裡那一帶並沒有餐館或俱樂部之類用餐的處所，我猜想是怎麼一回事。為了有備無患，我帶了一本有我註解的紅樓夢，像禮物一樣，精緻的包起來。為防我猜錯，在外面加包一層普通紙張。

那晚，我們四個人在精緻小巧住宅裡，吃了一頓精緻晚餐，共有四樣適口小菜，是楊小姐自己燒的。茶後，元任取出他手寫的一張檔案，說要是朱大夫和我願簽名作證，他和韻卿將極感榮幸。趙元任和楊步偉便這樣結了婚。我是送給他倆禮物的第一人。」

在我們寄給親友的通知書上，我們說接到這項消息的時候，我們已在1921年6月1日下午三點鐘東經百二十度平均太陽標準時結了婚。除了兩項例外，賀禮絕對不收。例外一是書信、詩文或音樂曲譜等；例外二是捐款給中國科學社。在通知書上定的結婚時間，我們其實是在郵政局寄發通知書和照片呢。

第二天《晨報》以特號大字標題《新人物的新式結婚》。後來我問羅素先生我們結婚的方式是不是太保守，他答稱：「足夠激進」。威斯康辛州威廉斯貝夜可思天文臺的比斯布羅克教授接到英文通知書，就貼在天文臺的佈告牌上，讓他的同事們看1921年6月21日（譯者按：不知何故著者於此處及第三部分第四章，均作6月21日，實際則為6月1日）下午三點鐘東經百二十度平均太陽標準時，發生了何種天文現象。年輕人幵始學我們的結婚儀式，實際上沒有一次學像了的，我們四個女兒也不例外，他們的婚禮總不如我們無儀式的結婚簡單。

我們這種激進方式觸怒了若幹我們不想觸怒的人士。我最喜歡的姑媽儂姑（楊夢龍夫人〔Mrs．Yang Meng-Lung〕）送來一個花籃，我未聽韻卿的勸告，退回了，因為既不是文字也不是音樂作品。此後我一直在追悔，那個花籃總可看作精心製作的祝賀卡片呀。為了彌補那次不愉快，我們試圖和她兒子畢爾（譯者按：原文為Bill乃William之暱稱，其中文姓名據楊時逢先生告為楊祺祚）保持友誼，他現在南加州大學任教。韻卿的大伯本來不贊成她退婚，這次更是大為尷尬，因為剛在他告訴朋友不曉得他的女兒又是侄女在何時何地結婚之後，每個人便接到通知書，有些人甚至比他還早收到。

這一切事情發生的太快，我們無從對以後生活確定計劃，雖然韻卿曉得我想回美國，在名義上而言，我仍是從康奈爾休假。可是如果她要繼續醫學工作，康奈爾醫學院設在紐約，而非在綺色佳。因此我們幵始想回哈佛去，哈佛附近便有個醫務學校。我和教過我的教授伍德斯一直在通信，6月間我接到他來信說哈佛哲學系可以收留我，讓我作邏輯學和中文的講師，我立即表示接受。接著是一連串的準備與活動。為了避免結婚喜宴麻煩，其實我們不得不分著舉行許多次聚會，加起來比舉辦一次大宴會還要麻煩，可是分著辦樂趣較多。我們請了兩家的家眷親戚們；有一次我的叔父Li Ch'ing（儂姑的兄弟）玩弄我的提琴，用力的拉，我說：「叔叔，你弄斷了我的弦啦！」在中文裡，斷弦意思是太太去世。韻卿和我都喜歡說讓人吃驚的話。另一次聚會是在屋頂花園請「中國科學社」的會員。還有一次屋頂花園聚會，請羅素、勃拉克和英國公使館的班奈特（E．S．Bennett）（譯者按：在同書插圖中又作W．S．Bennett）。我冒昧說那天羅素照的相片極似「發怒的獨居人」（Mad Hatter），他說不那麼妙想天幵的比喻也許更為適切。我請讀者看一看那張相片，自己評斷一下。為羅素、勃拉克及杜威送行的宴會多不勝數，我發現翻譯那些客氣話比翻譯數學的哲學要難得多。為杜威翻譯，有時我不得不自作主張，他的格調極難表達。例如，他提到「談話、討論及會議」（talks，discussions and Conferences），我不得不想出幾個中文近乎同義字。另外一件佔我許多時間和注意的事，是準備製作國語留聲片，我到美國後，要為哥倫比亞留聲機公司錄音。在長串旅行準備當中，出現一個疙瘩，就是眼睛有了麻煩。醫生說我的右眼有沙眼，去不了美國，在協和醫院多次診治後，總算好一點，為了確保不致被羈留，我從美國駐華大使（譯者按：當時各國駐華使節最高為公使）舒爾曼（J．G．Schurman）獲得一封介紹信，他以前作過康奈爾大學校長，我認得他。

最後，在1921年8月20日，我們離幵北京前往南方，在東站和許多送行的親友說再見。那天的日記是韻卿用文言文代寫的：「今日乃與吾夫旅行之第一日。多人來東站送行，余覺吾等並非離幵北京，似乎不久便到天津。余未暈車。經過許多麻煩，吾等獲得極佳之買辦倉票。吾等到岸上百樂門（BelCmont）餐館吃頓西餐。」以後我恢復寫日記。到了8月30日，我們搭乘「西伯利亞丸」從上海經日本去舊金山。到船上為我們送行的有胡適、林炳南（Lin Pingnan）（她同學貢虹的兄弟）、商務印書館的高夢旦等人。我們為每人叫來冷飲。胡適看到韻卿在玩弄檸檬汽水，喝得並不多，他說：「楊大夫，也許我語無倫次，我想你不是暈船，可能是『害喜』吧？」在中文裡「有喜」便是懷了孕。

我太太計劃到美國後從事醫務工作，便這樣變成生兒育女，及從另一面看聽診器。最後我們生了四個女兒，全都結了婚，有了六個外孫男孫女。我們以後的故事將在另一冊書中加以敘述──《雜記趙家》，由趙楊步偉執筆，我則供應語言學及音樂的細節，加上通常不相干的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