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由女高音吳麗娟小姐獨唱、李佳霖老師伴奏兩首歌曲。第一首「聽雨」是按照常州吟詩的調兒加以擴充改編的。趙元任祖籍常州，從小唸書吟詩都是用常州話，吟詩是母親親自教的，母親馮氏是才女，崑曲既能唱又能吹笛子，先生自稱喜好音樂多半是來自於母親，而且從小就喜歡躲在溫暖的床上傾聽庭院裡的雨聲，1904年12歲時父母不幸於同一年雙雙相繼病故，此後喜歡聽雨更是成了習慣。曲中雨點的動機，趙元任自稱有Chopin降D調前奏曲(Op.28,No.15)的味道。各位也喜歡聽雨嗎？待會兒看看能聽出些什麼？
聽雨(Listening
to the Rain, 1927)
劉半農作詞
趙元任作曲
女高音獨唱—吳麗娟
我來北地將半年，今日初聽一宵雨。
若移此雨在江南，故園新筍添幾許。
附註：劉半農於一九二七年作詞，見《揚鞭集》上第二二頁。這個歌調兒本是常州吟古詩的調兒而加以擴充的，而且時間也差不多改得慢一倍。這個歌的伴奏全是取雨點的motive（動機），彷彿有一點Chopin（肖邦）的Db調Prelude（前奏曲）（Op.28, No.15）的意味似的。－原載《新詩歌集》。
劉半農的一生，永遠有故事。他原本沒有讀過大學，從常州中學畢業後，做過一些雜事，一九一二年，二十歲，到上海‘作文化人’，參加新劇團，又演又編，發表小說，幾乎每一篇都開出一個新名堂﹔又弄翻譯，無所不譯，尤多偵探小說。某些早期譯著，後來連劉半農自己都否認出自他的手。
一九一七年，在《新青年》上發表‘我之文學改良觀’，率先支持文學革命，影響很大。同年，被蔡元培邀請到北大預科作國文教員。可能是蔡賞識他，想讓他補上正式教育，一九一八年，北大上報教育部，保送劉半農到英國留學。
此時，劉半農卻成為新文化運動衝鋒陷陣的闖將：一九一八年三月與錢杏村合伙演出“王敬軒雙簧案”，給‘白話文’運動添了一些戲劇色彩﹔五月與胡適、周作人發起成立北大‘小說研究所’﹔該月又發起‘收集歌謠’，蔡元培支持，發文全國，成為鄭振鐸錢杏村等人現代‘俗文學’研究的先驅者。總之，國內每天有大事做，新文化運動的確也少不了這位台柱。北大沒有想到這位中學教員遠比大部分大學教授更活躍，於是向教育部申請延期。
到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發生，大事更多，劉半農也更忙。遊行當日，‘坐守北大指揮部’，組織社會支持﹔該年十一月，與胡適、周作人等提議《新式標點符號》，為現代漢語提供了最基本的工具。教育部卻不讓北大再延遲。所以劉半農是被‘催趕出洋’，也是中國留學史上難得的例子。
臨到啟程，還會出事：昔日上海灘文友在‘小有天酒家’宴送，昔日同為《禮拜六》、《紫羅蘭》主要撰稿人的，都來送別。席間行酒令，背誦的詩句裡滿是卿卿我我舊詞藻。劉半農忍不住了，說‘真是鴛鴦蝴蝶小說’。主人們對劉半農的‘忘本’很不高興，反唇相譏，不歡而散，舊派小說從此在文學史上有了一個至今未變的固定名稱‘鴛鴦蝴蝶派’。
劉半農在倫敦大學院（UniversityCollegeLondon)語言學系就讀，進了語音實驗室，學習各種實驗操作方式，儀器設備。比他稍晚到一些的傅斯年，意氣飛揚，貪多務得，想‘盡收西學’，劉半農看來從無如此野心。原因之一，是他的明智。作為中國最早的新詩人之一，他自己很想研究文學，至少兼讀文學。他自己說，‘一到國外，就立時覺得二者不可得兼’，馬上決定‘專重語言學’。
又發現西方語言學，活語死語要弄上十年八年，於是更退一步，‘側重’語音學﹔再后退一步，專攻實驗語音學。他后來自稱他的留學策略是‘退避三舍’，‘野心不能太大，太大仍不免逐漸縮水，不如當初就把自己看得小些，即在小事上做水磨功夫’。如此，中國固然少了一個可能的陳寅恪，但是也可能免了又一個傅斯年－－我這裡沒有比較各人成就的意思，傅斯年一生的成就可能遠超過劉半農，劉半農可能根本不是陳寅恪那樣的材料，我說的是在原有基礎上，如何從國外留學得益。
原因之二，是他依然把國內文化界視為他的戰場。人離開了，心沒有離開，聲音也沒有離開：他依然不斷卷入論戰。提倡標點符號也會惹事，驚嘆號（！）被人稱為‘外國舌頭’，文中用之，即成‘亡國之音’一九二零年八月，在《時事新報》發文，提出漢語應當添加‘她’字，引發一場大爭論。一時國內報上都是《難道劉半農錯了嗎？》《劉半農不錯誰錯？》弄得劉半農之名，比他在國內時還響亮。魯迅十多年后回顧，稱讚‘的確是大仗’。
野心不大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劉半農有家有小，在國外生活很不容易。在國內已經有了一個女兒，親戚無法在劉出國期間撫養他的家小，劉半農決定全家到倫敦。不料在倫敦又生了一對雙胞胎，取名育倫，育敦，一個人的獎學金養活五口之家。劉妻文化水平不高，不懂英語，因此一切外務，包括購物，要劉半農處理。留學生活，與在國內時之豐裕，對比太大。在倫敦期間，劉的學術活動依然活躍，寫詩就情緒洩露無遺。《一九二一年元旦》這首詩，副題‘在大窮大病中’﹔《稿子》一詩，說是從（英國？）編輯那裡拿回退稿，外面黃昏的街上下著雨，‘冷水從帽檐上，往下直澆’，回到家，妻病孩子餓，‘最后一寸蠟燭昨天一點完！’一九二一年五月號《新青年》，刊登劉的近作《倫敦》一詩，副題竟是‘一首昏亂的詩！’，把倫敦寫成‘墨黑的一個霧窟，黑蜮蜮的一簇，鑽著，鑽著’。在倫敦寫的詩，少不了凍，餓，病，窮，看來對倫敦一無好感。
但是劉半農有個能力，即把嘆窮只限於直吐胸臆的一類詩。他在倫敦做的小詩《教我如何不想她》，想必是思念家國之作，后來成為傳唱數十年的情歌。另一首思鄉之作《一個小農家的暮》，已經是中國現代詩選中常見的名作。一九二一年初從倫敦寄給周作人擬民歌集《瓦釜集》，用山陰方言寫詩，被趙景深譽為‘中國的羅伯特．彭斯’。這倒是中國詩人的傳統：白居易，李商隱，柳宗元，范仲晏，甚至杜甫，都是換一個詩體，換一個心境。他甚至‘收集民歌’到國外，把Leland記錄的下層華僑的《洋涇□歌謠》翻成中文。此舉極為大膽，需另寫一篇文章。
此時正是一次大戰后不久，德國法國兩敗俱傷，通貨膨脹，貨幣貶值。而英國經濟狀況較好，生活水平高，除非陳源徐志摩這樣的富家子弟，都感到拮據。固定的留學金，到德法生活就相對容易些。二十年代初不少留英學生，終轉到到巴黎柏林，此為一個重要原因。劉半農就在一九二一年夏天轉到巴黎大學。生活還是困難。趙元任夫婦曾到巴黎看望，劉半農有點不好意思，說自己家是‘化子窩’。趙元任要照相留念，劉半農就叫兒子趴在地上，作乞討狀。此種發噱事，也只有劉半農做得出來。
當然，劉半農自己的語言能力，是轉學的條件之一。法國‘國家博士’答辯，是出名的困難。記得曾聽過錢鐘書先生描寫他通過‘國家博士’的情景，無怪乎劉半農答辯國家博士，‘氣氛緊張’，考了七個小時，結束時，劉半農已精疲力竭，由朋友攙扶出場。
劉半農是個聰敏人物，魯迅稱他為‘上海來的才子’：點子多，頭腦快，什麼都來得一手。但是，他也是個學習上極其專精，務求甚解的人。實驗語音學，本不是他的選擇，一旦進入這門枯燥的學問，一樣勁頭十足。一九二一年，才留學一年，劉半農已經向蔡元培提出《創設中國語音學實驗室的計划書》，一九二四年出版《四聲實驗錄》，回國後，成為中國實驗語音學的創始人，把自南北朝以來歷史悠久的中國音韻學推進成現代學科。一九三四年，劉半農不幸染回歸熱而亡故，年方四十四，就是因為遠道去綏遠塞北，調查語音，繪製雄心勃勃的《中國方言地圖》。
五四一代，大學者不少，做此種技術性學問，而且如此專心者，尚不多見。中國文人，向來以四體不勤為正宗，擺弄機械的能力，總是較差。至今中國作家詩人的電腦操作能力，低於知識界的其他部分，可見此病，根子久遠，要改也難。劉半農‘半路出家’，而且是逼上梁山，卻弄得如此津津有味，同時又照樣舞文弄墨，詩人本色，時不時在文壇弄出點有趣的風波。
魯迅悼念劉半農，當時人品評劉半農，說他‘淺’。魯迅為劉辯解，說‘淺如清溪’，依然承認劉半農‘淺’。我個人認為，沒有必要違心地作出深沉相。五四那一輩，認真者往往頂真過分，瀟洒者，又往往難有所成。像劉半農這樣的人物，確實難得。王瑤先生評劉半農，說劉半農的成績是‘切切實實’。我認為是確論。
本文標題，抄自胡適挽聯，其上聯是，‘守常慘死，獨秀幽囚，如今又弱一個’，把劉半農的歷史地位比之于李大釗和陳獨秀。
參考網站
http://news.bbc.co.uk/hi/chinese/china_news/newsid_536000/5366772.stm
http://www.angelibrary.com/real/zgxd/002.htm
http://www4.cca.gov.tw/poem/classic/劉半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