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家鄉到美國 (趙元任早年回憶)

           早年回憶        我的家跟我住的家      我小時候兒說的話    上學唸書     變亂跟變故    回南邊   到了常州

           引言       家鄉生活      危機與災難   在蘇州度過一年    初入學校    南京三年   第二次逗留北京

           引言       在康乃爾的幾年     哈佛研究院     風城芝加哥    在柏克萊的一學期    在康乃爾教物理

           為羅素任翻譯及結婚     閒話常州     sources

關鴻   魏平  主編

從家鄉到美國

作家簡介：

   　趙元任(1892-1982)，著名語言學家，哲學家和作曲家。在中國語言學界被尊為「漢語言學之父」。字宣仲，江蘇五進人，生於天津。1910年為游美學務處第2批留學生，入美國康奈爾大學，主修數學，1914年獲理學士學位。1918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19年任康奈爾大學物理講師。1920年回國任清華學校心理學及物理教授。1921年再入哈佛大學研習語音學，繼而任哈佛大學哲學系講師、中文系教授。1925年6月應聘到清華國學院任導師，指導範圍為「現代方言學」、「中國音韻學」、「普通語言學」等。1929年6月底國學研究院結束後，被中央研究院聘為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語言組主任，同時兼任清華中國文學系講師，授「音韻學」等課程。主要著作有《國語新詩韻》、《現代吳語的研究》、《廣西瑤歌記音》、《粵語入門》（英文版）、《中國社會與語言各方面》（英文版）、《中國話的文法》、《中國話的讀物》、《語言問題》、《通字方案》，出版有《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選》等。1938年起在美國任教。　

卷首語

中國語言學界一向尊趙元任為「漢語言學之父」。

    趙元任為世家子弟。六世祖趙翼，即著《廿二史札記》並以詩句「各領風騷數百年」 聞名的趙甌北。

    他十三歲時父母相繼去世，十八歲以優異成績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批留美官費生，在被錄取的七十二人中名列第二，胡適名列第五十五。他與胡適同船赴美，同進康乃爾大學，1914年同期畢業。他1919年在哈佛得哲學博士學位。翌年返國，應聘為清華大學心理學及物理學講師。

    羅素來中國講學，找他去做翻譯。這一年，他結識日後成為他妻子的楊步偉女士。楊的曾祖父與曾國藩是同年進士。楊曾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獲醫學博士，畢業後在北

京開私營的森仁醫院，為風氣之先。

    婚後，趙元任重返哈佛進修語言學理論。1925年，清華大學成立國學研究所，聘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和趙元任四位教授為導師，趙全家返京。1938年，趙元任赴夏威夷任教，一家又赴美，後轉往耶魯大學、哈佛大學，他在加州大學一直任教到退休。

    1973年4月，趙元任曾偕夫人第一次回大陸訪問，受到周恩來總理接見。1981年6月，九十高齡的趙元任重訪大陸，北京大學授予他名譽教授證書。

    趙元任學的是數理，但精通樂理，名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即由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但他一生成就是在語言學上，是罕見的語言學天才。他能說33種方言，精通多國文字，是開闢中國現代語言學、語音學的前驅者。

    趙夫人楊步偉早在1947年就出版英文自傳《一個女人的自傳》，由趙元任英譯。但趙元任直到1965年才開始以英文撰寫他早年自傳三章，只寫到他三十歲以前的生活。隨後，趙元任又用中文寫出第一章，二、三章則由他人翻譯。本書的第四部分是他1959年在台北的一次談話錄音整理而成。趙元任晚年開始整理他從1906年開始不曾中斷的日記，打算繼續寫他的回憶，但未及寫出，於1982年2月24日在美國病逝，享年九十一歲。

    　　　　　　　　　　　　　　　　　　　　編者

    　　　　　　　　　　　　　　　　　1997年1月

書前

          當我太太寫自傳（譯者按：即《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叢刊之七－－《雜記趙家》第一卷），寫到我們初次見面的時候，我尚未開始連貫撰寫我的早年生活，只有一些散亂而難於辨認的記載和1906年後的逐日日記。所以後來她決定以《一個去國回國的人》（見《一個女人的自傳》第三十四章－－譯者按：實為第三十三章）為標題，為我寫了一篇傳記。不錯，她寫的是我，可是，她只寫了短短的四頁，總還有許多事情值得一提，最好由我從頭說起。下面便是我的自傳。

    我家姓趙，我是宋朝（960－1279）始祖趙匡胤的第三十一代孫，名叫元任，「元」字是排行，堂兄弟名字的首字都是「元」，「任」是我自己的本名。中國人的姓，比較說起來不算多，要是二音名字（譯者按：指英文名）用一個第一字母簡寫，結果將極為混淆不清，如Y．Chao，八億人口中約有七十萬人的姓名可以寫作Y．Chao，要是Yuen Ren（元任）兩字分開，（像外國人的姓名）作為第一名和中間名，混淆的程度便可減少二十六倍，在八億人中只有兩萬七千人同名。因此在美國的華人通常將二音名字分開，作為第一名和中間名。我被人們稱為「元」，而非「元任」，就是這麼來的，惟我太太在第三卷中仍稱我為「元任」。

第一部分 早年回憶

一、東一片兒西一段兒

          人人大概都有這種經驗：回想到最早的時候兒的事情，常常兒會想出一個全景出來，好像一幅畫兒或是一張照相似的，可是不是個活動電影。比方我記得清清楚楚的我四歲住在磁州的時候兒，有個用人抱著我在祖父的衙門的大門口兒，滿街擺的都是賣瓷器的攤子，瓷貓、瓷狗、瓷枕頭、瓷鼓－－現在一閉眼睛－－哪怕就不閉眼睛－－磁州的那些瓷器好像就在眼前一樣。可是這一景的以前是什麼事情，後來又怎麼樣，就一點兒影子都沒有了。

    又有一幕，大概是我五歲住在祁州的時候兒，我們下半天常常兒有點心吃，他們給我留了一碗湯麵在一張條几上。沒人看著。趕我一走到那兒，一個貓在那兒不滴兒不滴兒的吃起來了。我就說：「貓雌我的滅！」後來好像他們給我又盛了一碗麵，可是我不大記得了。

    還有一景，我每次碰到月亮好的時候兒就會回想到的。是在冀州，也是在我祖父的衙門裡。我記得我跟我大姊、二姊、哥哥，我們四個人在左邊兒一個跨院兒裡賞月。我說「左邊兒」，因為從住的地方兒望外走，那個院子是在左邊兒。那麼平常衙門的房子照規矩既然都是朝南的，左邊兒那個跨院兒當然就是東跨院兒了。我還記得院子當間兒有兩個大花台，每個花台當間兒有一棵樹，是桂花兒是什麼記不清了。我記得最真的就是那天晚上很冷，月亮格外的亮，好他人跟東西都不大有影子似的。照這樣算起來那一定是冬天的事情了。可是除了我們四個人站得花台的南邊兒賞月，什麼事情也不記得了。

    又有一回，是看呂爺種葫蘆－－呂爺是我們家裡的一個男用人。那時候兒我們大概是住在保定。說起種葫蘆來，當然總是好幾個月，再不橫是一夏天的事了。可是這一籬笆的葫蘆，從栽子兒到長大，開花兒，結果，我就只記得兩幕。一幕是地下一排小綠芽兒，呂爺在那兒給他灑水。再一幕就是滿籬笆掛的都是葫蘆了。當間兒開的是什麼樣子的花兒－－照理應該是白花兒吧？可是一點兒也不記得了。所以這回事情，雖然佔了有

好些日子，可是我就光記得裡頭兩景，所以還就是兩張畫兒似的。

    後來我大了一點兒的事情現在回想起來，就不全是一張一張的西洋景，就成了活動電影了。比方我五歲住保定的時候兒，有一個叫周媽的老媽子，他是看我的老媽子。有一天他在院子裡在一個大木盆裡洗衣裳。衣裳蘸了水，洗的時候兒一揉，不是常常兒會弄成鼓出來的氣泡兒嗎？我老喜歡看周媽弄。他要是不弄泡兒了，我就叫他弄，我說：「我要敵動達道！」意思是說：「我要一弄大泡兒！」其實我那時候兒已經會說話了，就是要成心裝小，所以要裝假兒著說不清楚話似的。那回我還記著周媽蹲得衣裳盆子的東邊兒或是東南邊兒，我站得盆子的北邊兒看－－因為北邊都是平地，街道跟房子都是方方正正的，所以我們總記著東南西北是哪兒。這一幕固然已經是活動電影兒了，裡頭的事情都有點兒變動了，可是前後是跟什麼別的事情接起來，就一點兒也想不起來了。

    還有一幕我記得很真的，是有一回動身搬家的前一晚上，好像是預備從祁州搬到保定。大家整天忙著齊行李，捆箱子，到了夜裡睡覺的時候兒，除了鋪蓋沒打以外，什麼都歸置好了，所以到處屋子裡都是空空的，都不像個家裡似的了。我雖然一小兒跟著家裡差不多每一兩年就搬一次家，可是看著家裡這麼變了樣子，總覺著有點兒擔心。我還記得我跟我媽睡在一間大屋子的東北角兒的大床上，我睡得外邊兒，媽睡得裡邊兒，一盞油燈點著。平常睡覺誰先睡著誰後睡著壓根兒就不覺得。可是那天晚上啊，我一看見媽睡著了，我就大哭起來了。媽被我這麼一鬧醒了連忙問我說：「什麼事？怎麼啦？」我說：「媽先睡著了嚜！」這個解釋現在想想－－甭說現在，就是不久以後，也覺著很可笑，可是當時我覺著媽先睡著了就好像全家都走了，把我一人兒給邋了下來了似的，就覺著孤淒的不得了了似的。

    最有意思的一幕回憶是在冀州看月蝕。這回事情是第一回我記得的有年月日的事情。我自然知道我生在天津的紫竹林，我是在光緒十八年九月十四生的（就是西曆1892年11月3日）。生的以前他們還預備了針，打算給我扎耳朵眼兒，因為算命的算好了是要生個女孩兒的。趕一下地，旁邊兒的人就說：「哎呀，敢情還是個小子吶！」這大概是我生平聽見的第一句話。

    可是這些自然都是後來人家告訴我的話，哪兒能算我真記得的事情吶？這回在冀州看月蝕啊，那是有真憑實據的日子了。我記得那時候兒我祖父做冀州直隸州的知州。我那時候兒照中國演算法是七歲，那麼應該是在1898左右。那回的全蝕是在晚上吃晚飯的時候兒。這就有法子考了。按我的朋友黃授書先生的考據，那次月蝕一定是在陽曆十二月廿七日格林維琪天文時廿三時卅八分，算起來就是在中國廿八日晚上七點鐘左右，跟我記著的時候兒完全符合了。算日子麼，該是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十六。照那時候兒的規矩，凡是天狗要吃月亮或是要吃太陽了，大家就得拿著鍋呀，桶子啊，好把那天狗嚇的把月亮要不太陽又吐出來了。當地方官的，像我祖父做知州的，又得穿起袍褂來一次一次的行禮，外頭掛著許多旗子幔子咧什麼的，像過年似的那麼熱鬧。我不記得他們放鞭炮沒有，可是記得他們吹號打鼓。我記得清清楚楚的我從家裡住的地方兒走到外頭祖父坐堂的地方兒，我從右邊兒出來往左看，就是往東南看，看見那月亮好像月牙兒似的，可是又不像平常的月牙兒。趕月牙兒越變越小，後來小到應該沒了的時候兒，他並沒有沒，反倒變成了個紅紅的一個大圓的，看著都怪害怕的。那時候兒自然也沒人給我講什麼折光作用把全地球四周的晚霞都射到月亮上，把整個兒月亮照紅了。橫是那時候兒就是有人講給我聽，我也聽不懂的。可是那陣子我對天上的東西總是喜歡看，也喜歡跟人家問。這一次看月蝕的經驗自然更是格外清楚。

    剛才說的那些想得起來的事情，不管裡頭是有變動的還是不動的，每一景一幕都是有一定日子的一次的事情，並且最後講的看月蝕的那一幕還是查得出日子來的吶。但是另外有一種小時候兒的回憶，雖然記得的也很真，可是不是一回頭兒的事情，是常常兒有的，許多回的，做慣了的事兒。比方我們家裡每到過年的時候兒到處都紮了彩，家裡還掛了祖宗的影像。對我們小孩兒們頂要緊的自然是有「好得兒」吃，糖啊，乾果子啊，糰子啊，常常兒吃到給肚子吃壞了才歇。除了吃的以外，還有過年的時候兒各種的玩兒的事情：放花呀，放風箏啊，擲骰子啊，先是大人們玩兒，趕大了一點兒就我們自各兒也玩兒。頂舒服的事情自然是不用上學。從十二月二十三送灶到正月十五元宵，一共放二十多天的學。那時候兒我們又沒禮拜，又沒暑假，除了五月五端陽，八月半中秋，有時候兒還有九月九重陽只放一天以外，就只有過年才放這麼長的假。所以在我們小孩兒們的心裡頭總覺著過年是一件大事情。我總記著我小時候兒過完了年沒多久，也許還是夏天，有時候兒過了年才兩三個月我就走出走進的跟我媽鬧，說：「怎麼老不過年？怎麼老不過年？」－－「剛過了年嚜，怎麼又要過年？」過了一陣子我又哼嘰哼嘰的鬧著說：「老不過年！老不過年！」這句話不光是現在寫那些時候兒的事情才回想起來的，後來到我大了一點兒，十幾歲的時候兒也常記得這句話，並且還覺著很可笑。

    還有一樣事情我小時候兒常常兒有可是說不出哪一回的，就是我到晚上該睡覺的時候兒不肯上床去睡，他們大人們就說：「快睡，快上床去，不去回頭ㄔㄨㄔㄨ子來了！」我也不知道ㄔㄨㄔㄨ子是什麼東西，他們也不告送我什麼叫ㄔㄨㄔㄨ子，橫是聽他們說的那種害怕的聲音，想來ㄔㄨㄔㄨ子總是一種可怕的東西。過了一陣子我不知道怎麼覺著我認出來ㄔㄨㄔㄨ子是什麼東西了。那時候兒我們平常總點著油燈過夜。晚上做事就把燈芯掭出來一點兒，睡覺要是點著燈過夜，就把他掭小一點兒（要是跟洋蠟比起來還不到一半兒那麼亮）。那麼燈芯一掭低了，火苗又小又晃悠，所以在頂篷③上就有繞來繞去的黑影子。我就認定了那就是ㄔㄨㄔㄨ子在那兒ㄔㄨ來ㄔㄨ去的了。頂奇怪的就是我雖然一小兒就膽兒小，怕鬼怕黑什麼的，可是他們拿ㄔㄨ子嚇唬我，我並不大害怕，有時候兒還覺著有點兒好玩兒吶。

    我們在北邊常常兒攢古錢玩兒。大人換了一吊一吊的錢來，我們小孩兒們就鬧著要先讓我們解開了找古錢。有時候兒連我媽都夾得裡頭湊熱鬧。那時候兒一弔錢雖然不滿一千個制錢，可是也有八九百，不像後來「說大話用小錢」，管一百錢就叫「一吊」。一弔錢裡頭找找總找到有個把很古的錢，像很深顏色的五銖、半兩，什麼的，就不是真正漢朝的錢幣，總也是很古的。古錢裡頭見的最多的是元豐通寶的錢。這雖然是宋神宗時候兒的錢（元豐是西曆1078到1086），可是還是很多。我們認古錢有個很容易的法子，就是看反面兒有字沒有。反面兒是滿洲字的就是清朝的錢，反面兒沒字的就是古錢－－除了寬永錢也不是清朝的錢，也不是古錢，是日本的錢，不知道怎麼到中國來了這麼多。

    玩兒錢玩兒錢，有一晚上差一點兒玩出了大事情來。我小時候兒平常不大拿玩意兒擱得嘴裡的。不知道怎麼那天晚上我把三個錢含得嘴裡，一吞吞得嗓子裡，吐吐不出來，咽嚥不下去了，也說不出話來了。好像我起頭兒是在院子裡，我連忙走進屋裡叫我媽，可是一點兒聲音也叫不出來。媽看見我臉都憋的通紅的，我說不出話，就指指我的嗓子。他拿指頭望裡一摳，我一噁心，就把三個錢惡出來了。要不是那麼一來，這會兒也許不

會還在這兒講這回事情了。

    又有一樣兒我常看見的事情，就是我祖父在冀州任上的時候兒，我常常兒躲得旁邊兒後頭一點兒看他審堂，還有娘兒們兒他們也常躲得旁邊兒看。我祖父做人非常忠厚，所以對犯罪的人，能寬赦的總是寬赦他們的。不過有時候兒自然也得有刑罰。最常用的刑罰就是打板子。平常說就管他叫打屁股，其實是拿竹板子打腿。起頭兒看了總是可憐那個犯人，有時候兒還引起來身上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可是後來看慣了就漸漸兒的麻木了。

    過了一陣子我看他們用刑罰的時候兒又留心到一件事情。出得起幾個錢吶，他們有法子把衙門裡的差役買通了，等到捱打的時候兒啊，可以打輕點兒並且還可以少打幾十板，所以打板子數數目的時候兒總用些亂七八糟的說法，要是半當間兒偷偷兒的掉了多少下兒，橫是誰也聽不出來的。我起頭兒聽了覺著他們說的一點兒不錯，因為我聽著打板子的數數兒，數的是很怪。開頭兒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倒是很清楚的一下兒一數，底下可就是一種奇奇怪怪的數法了。他們不好好兒的數「十一，十二，十三」的那麼數，他們叫的是：「一十二，三十四，五十六，七十八，九二十，一二十二，三二十四，五二十六……」我乍一聽簡直不懂。可是聽了沒幾回我就聽出來是怎麼回事兒了。說起來也夠容易的。十下兒以內自然就是數一個字打一下兒。從十一起，每個數目得說兩個字，那麼要是接接連連的數下去「十一十二十三十四」那不是沒工夫兒喘氣了嗎？所以他們就每隔一個數目省掉一個「十」字，這麼樣該說「十一十二」就只說「一十二」，該說「十三十四」就只說「三十四」，……一直到「九二十」。趕過了二十，又多出一個字來怎麼辦吶？他們就把「二十」、「三十」那些字說成半拍子，比方21，22，23，24……29，30，31，32，33，34……就說成：

    我後來就留心聽聽，聽他們到底有沒有成心作弊跳著數的事情。前前後後的總聽了有不少次吧。因為我祖父雖然不喜歡用刑罰，可是他也做了不少時候兒的官，在冀州也做過兩任，所以我聽打板子的機會的確是不少，可是我聽來聽去聽他們沒有一回數錯了的，也沒有一回數漏了的。後來我告送他們大人們說我聽得出來打板子的並沒有亂數亂叫，可是他們總說：「你一個小孩子懂得什麼？」

    還有一樣兒我做了許多回可是記不清哪一回的事情，就是天亮起來看太陽－－有時候兒天不亮就起來了。我也不記得是怎麼起頭兒的。睡睡睡夠了就一人兒輕輕兒起來到院子裡玩兒了。我那時候兒很小，可是我很小就會自個兒穿衣裳，所以一點兒也不用大人照應。早晨看早霞，覺著好像比晚霞還好看。其實晚霞多半兒比早霞的顏色還濃一點兒，可是我當時覺著早晨的天更好看。看著太陽一點兒一點兒的現出來。我就眼睛盯著那麼看，看到眼睛都花了。後來大人知道了說：「你不能對著太陽那麼看，回頭會把眼睛看瞎了的！」可是不知道什麼緣故眼睛一點兒也沒壞。後來過了好幾年，大概是我十三四歲的時候兒，害過兩年的眼睛（大概是沙眼），不過也許是從別人過來的，不一定是看太陽看的吧？

    後來不記得誰給了我一個三寸來大的一面放大鏡。有了這個玩意兒天亮看早霞看太陽就更有的玩兒了。玩兒了不久也沒人教我，也沒人告送我，我就找出了好幾種法子來玩兒。比方拿放大鏡看遠東西就糊塗，可是把他拿的離眼睛遠一點兒，東西就變成了倒的了，房子咧、雲彩咧、樹咧、人咧，什麼都是倒的，並且都小得好玩兒。後來我又會拿一張報紙擱得放大鏡底下，那麼那些東西的倒影子就都現得報紙上了。這裡頭有一樣兒不是我自個兒試出來的，大概是跟呂爺學來的。因為呂爺抽旱煙④。從前洋取燈兒⑤少，抽煙的身上總帶著打火石跟紙，用一個鐵東西打出火星兒來取火。可是有時候兒呂爺就用個放大鏡把太陽的影子照得紙上，那紙就著起火來了。我學會了這個玩兒法就到處燒東西玩兒。幸虧沒燒了什麼要緊的東西或是闖了什麼禍。還有一樣兒真是運氣的事情，就是我拿著那個放大鏡照東西看正的看倒的，不知道怎麼沒拿他對著太陽看太陽在眼面前倒過來。要是那樣兒一試的話，沒準兒會把個眼睛燒瞎了也說不定吶。也許因為我已經對著燈光或是別的亮東西試過，已經覺著亮的不得了，所以不敢再對著太陽那麼看，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差不多玩兒放大鏡的那陣我又試出一種看東西玩兒的法子。北邊房子的牆上不是多半兒用花紙糊的各種花樣兒嗎？我在離牆三四尺的地方兒老看著那些花樣兒，看久了不望近看望遠看，忽然那些花樣兒一分一合變成了又遠又大的花樣兒了。又有時候兒眼睛往近裡看，那些花樣兒又一分一合變成了離牆只一半兒遠的小花樣兒臨空那一層飄著了。按光學上說起來，這是眼睛望兩邊兒分或是眼睛望裡做對眼兒就會看成這種一層一層的花樣兒。不過當時我自然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就喜歡這麼玩兒就是了。可是好幾年以後，回到常州我大叔從哪兒帶了些重目鏡的畫片兒來給大家看。他們搶著用那副雙鏡頭看，我就會不用東西，拿著照片兒把眼睛望兩邊兒一分就看成起鼓的了。

    又有一樣兒我小時候兒常幹可是又不記得哪一回的事情，就是喜歡看雷雨。我哥哥姐姐他們比我大，聽了打雷都有點兒害怕，可是我不光是不害怕，還喜歡看打閃聽打雷，要是下大雨那更好。院子裡有一點兒濕，我就盼望著那水快點兒積起來，到滿院子都是水看不見地就好玩兒了。那時候兒北邊的房簷子也不大用隔漏的。所以一下起雨來，解房頂兒上一排一排的瓦就流出一長條兒一長條兒的水下來，到了地下就打出一個圓圈兒套一個圓圈兒的水波浪兒來。要是晚上下大雨自然就沒得這些看的，可是我小時候兒喜歡睡得被窩兒裡聽外頭打雷下雨。因為北邊的夏天不算頂熱，碰到下雨的時候兒晚上還蓋得住被。我每次總覺著外頭越是又濕又涼，我在被窩兒裡就睡的又乾又暖和。所以看太陽聽雷雨都是我一小兒常幹常愛幹的事兒。

    還有一種－－我也不能管他叫一景或是一幕，也不能算常幹或是常見的事情，是一種常有的一種滋味。可是滋味是嘗的，很難說的，不知道我說得明白說不明白。我想要說的是一種平常過日子的滋味，就是在平常日子裡頭的一個日子，沒什麼事情要著急的，也沒什麼專門要指望的事情，覺得也不是怎麼高興，也並不不高興，大半兒覺著自己人還挺舒服的，可是又覺著像有一點兒沒落兒似的。時候兒多半兒在一個不冷不熱的一個下半天，並且是晴天，很少在上半天，從來不在晚上。這種「平常」日子的滋味雖然常常兒有過，可是有幾回我自己當時覺出來我是有這個平常日子的滋味了。一回是在保定也不在祁州，我七八歲的時候兒，好像是一個颳大風有沙土的日子。我在院子裡看天都有點兒發黃，其實這種日子也不算太「平常」，可是我不知道怎麼覺著：「哦，平常過日子就是這麼樣兒。」以後又碰見記得有這樣兒滋味是離開北邊以後的事情了。一回是在常州家裡大客廳的院子裡，大約是西曆1906年左右。又一回是在南京江南高等學堂的寄宿舍的院子裡，大約是西曆1908年，那時候兒風裡還吹來遠處軍營裡吹號的聲音。還有一回是在南京蘭家莊甲二十四號自己房子的書房裡往外頭看天上的雲字頭兒，大約在西曆1936年。別的時候兒自然也常常兒過過平常的日子，可是我記得這幾回我當時就覺著：「現在是過平常的日子。」說了這麼半天不知道說明白了我的意思沒有？

    coc1①這一篇早年回憶裡用的詞句，完全是當年平常說話通行的話，所以後來才通行的一些所謂新名詞本文都不用。例如從前不說「特別」，只說「格外」、「更加」之類。但是當年用而後來不用的詞句也盡量少用，除非從前有而後來沒有的事物（例如「知州」）提起來只好用舊名詞。所以全體看起來，這篇文字是比較無時間性的近代的中國話。

    ②「吹號」就是吹一種長的銅喇叭。

    ③從前北邊房頂裡面不用頂板，多半是紙糊的，所以叫「頂篷」。

    ④火柴，洋火舊名稱叫「洋取燈兒」或「取燈兒」。

    ⑤「抽煙的」其實是「抽煙的（者）的」的意思。不過照一般習慣這種「的的」相連就會套起來成一個「的」。這種作用在語言學裡叫haplology，例如從前Anglaland後來變成England也是這種套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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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的家跟我住的家

          我講了半天小時候兒東一片兒西一段兒的回憶，有的是一景一景的不動的景致，有的是一幕一幕的有點兒變動的事情，有的是常常兒有過好些回的事兒－－不管是哪一種，都是些零零碎碎的接不起頭兒來的。除了我生在光緒十八年九月十四－－那是後來人家告訴我的－－還有二十四年十一月十六看月蝕－－那是人家新近才給我查出來的－－別的事情不管是哪件是什麼年月日都說不上來，連誰先誰後有的也弄不清了。可是有一樣兒能幫我分得出先後的，就是我小時候兒老搬家，祖父在哪兒做事家就搬到哪兒。這些地方兒的先後我都記得，那麼在哪兒的事情就記得是什麼時候兒的了。可是還沒講我住過的家在哪兒在哪兒，我得先說說我們一家子都有些誰。

    我一小兒跟著祖父跟父母，還有哥哥姊姊，這麼樣兒一家子三代一塊兒過的。我們算是江蘇常州府陽湖縣的人。（後來民國把陽湖武進合併了，我們就算武進人了。）祖父跟我們說話都說北邊話，可是總帶點兒南方口音，我們孩子們有時候兒就學他，他就假裝兒生氣對我們說：「哼！你敢ㄒ一ㄛ夷夷啊！」就是說「敢學爺爺啊」－－因為我們都稱他「爺爺」－－可是他很少真罵我們的。

    祖母生了我父親很早就死了。所以不只是我們孫子輩沒見過祖母，連我父親都不記得她了。

    祖父下來家裡頂大的是我的伯父伯母。他們都死的早。我就記得伯父有時候兒喜歡跟我逗著玩兒。可是他不常住家裡，因為多半兒都在別處兒做事，所以見的日子不多。伯母死的更早。我就光記得他裝殮好了躺在床上那一景。他別的事情我一點兒都不記得了。

    伯父母一房生了有兩女一男。大姊比我大十歲，哥哥比我大六歲，二姊比我大四歲。因為我們總住得家裡一塊兒過一塊兒玩兒，又因為他們的父母死的早，老跟著叔叔嬸娘長大的，所以我跟他們就都像親兄弟姊妹似的。

    我伯父跟父親當間兒有一個姑母，嫁給了常熟楊家。他們都住得南邊家鄉。趕我講到「我小時候兒說的話」的時候兒再說他們的事情。

    現在我把家裡人的名字、號，跟我對他們的稱呼說一說：我祖父的名字－－我正要說「上字『執』」，「下字『詒』」－－因為照老規矩，長輩的名號不能就這麼說的，得分開了說上字是什麼，下字是什麼。可是現在這一輩年輕人都不管那一套了。你要是那麼樣兒說法，他們還不知道你在那兒幹嘛吶。所以我就照新樣子把家裡人的名字都一個一個的直說出來吧，可是說的時候兒總還覺著在那兒做了不應該做的事情似的。

    那麼現在再說回頭－－索性再說遠一點兒回頭吧！我們的家譜一直追溯到宋朝，我們一輩是宋太祖下來的第三十一代，我們是德昭那一枝的後裔。到我六世祖歐北公，因為他做過許多事，到過許多地方，著過許多書，所以我們家裡總拿他當個榜樣。我們連他的名字「翼」－－單音字的名字，說倒是許說－－可是寫「翼」字的時候兒，比方寫「不翼而飛」，第二個字就得缺末筆寫成這樣：翼，可是到了我們這一輩就不大管了。歐北公下來到他孫輩的老四是我的曾祖，名字是曾向，號叫朗甫，我後來回到常州住的房子就是曾祖下來三房同住的一所兒三進的大房子。這是後來的話了。那麼我祖父的名字是執詒，號仲固，因為他排行第二，起號的時候兒常常兒用伯仲叔季當第一個字，人家一看就知道是老大、老二、老三，還是老四了。祖母姓陳。除了他是常州陳家的，他的名字我們這一輩的人都不知道了。我伯父名字叫儀年，號棣威。伯母我們就光知道他姓史。他過去了以後，我伯父又續絃的姓左。這位第二個伯母我跟他住過好幾年吶。這是後來回到南邊去的事情了。我父親的名字是衡－－呃－－也是年字排行，號叫君權。母親姓馮，名字叫萊蓀，這個我最記得，因為有時候兒人家送他扇子上的題款有名字在上頭。大姊名字叫婉紃，二姊叫婉什麼我可記不起來了。哥哥叫元成，號敬謀。我叫元任，號宣重。在小學中學時候兒同學們都是彼此叫號的，後來到外國唸書的時候兒嫌囉唆就一直沒用號。回了國以後，在清華大學的時候兒，有人請客在知單上用了我的號－－也不知道他們從哪兒查出來的，我就在上頭當著送信人的面前在「趙宣重先生」幾個字的底下簽了一個「已故」。後來就沒有人再管我叫宣重了，我的號不記得是誰起的。可是我記得我祖父給我又起了個號叫重遠。這個號我老沒用過，一直到了三十幾年以後，有一次我在南京中央飯店住著，為著要躲客人，就把我的名字寫了個「趙重遠」。結果真的沒人來找－－一直到有一天吳稚暉老先生因為我要找他沒找著，他找了來了。他一看黑板上的人名兒－－因為那些旅館常常兒把客人的名字都登得黑板上－－他一看就知道趙重遠就是趙元任，因為論語上不是說「任重而道遠」嗎？

    我們小孩兒們都有小名兒－－他們大人們自然也有小名兒，不過我們從來沒聽見過，也沒知道過，因為一長大就沒人叫他們小名兒了。我祖父管我父親叫什麼我壓根兒就不記得聽見叫過，大概是叫號。我們這輩裡頭，大姐的小名兒叫阿詵。按北邊話說起來這名字念阿新，可是我們上一輩說北邊話的時候兒總帶點兒南方口音，最難改過來的是入聲字，所以阿就說成一個很短的入聲的阿。其實北邊人小名兒裡很少用阿字的，多半兒都是叫什麼官兒、什麼寶。我哥哥就叫成官兒，二姊叫蓮官兒，我叫任官兒。大人可以叫小孩兒小名兒了，小孩兒自然不能叫大人小名兒。我們同一輩的，哥哥姐姐能叫弟弟妹妹小名兒，弟弟妹妹就得用稱呼。

    說起稱呼來，我們家裡也沒全用北邊話，也沒全用南邊話的稱呼，不過雖然就是用南邊話的稱呼的時候兒也還都用北邊話的口音的。我們管祖父叫爺爺。祖母不在了，可是提起來的時候兒總說奶奶。我管伯父叫八八，是伯伯的變音，真正北邊話是叫大爺的；我管伯母叫阿姆娘，這完全是常州話。我管我父親母親叫爹爹娘娘，這也是用北邊音說的南邊話，真的北邊話只叫一個字：爹，娘，還有更常聽見的稱呼是爸爸，媽媽，或是媽，可是很少叫爸一個字的。我就我哥哥姐姐的稱呼已經說過了，可是我對我二姊有個古怪的叫法。我不好好兒的叫他二姊，我老管他叫爾接。也不知道是怎麼來的，也許是我起頭兒成心不好好兒叫，叫著玩兒，後來叫慣了就改不過來了。還有一樣兒規矩是對長輩不能稱你我，有時候兒連他都不許說。北京話對生人或是對長輩不說你說您，不說他說怹。可是我們家裡還是照南邊規矩都用稱呼。比方我們不說：「爺爺，您能不能把您的筆給我用一會兒？」得說：「爺爺，爺爺能不能把爺爺的筆給我用一會兒？」說不說你，不光是論輩分，我想也論歲數兒：我跟哥哥爾接－－二姊－－說話的時候兒我就隨便你啊你的那麼說，可是大姊比我大十歲，所以我就不敢說你了，就老得說大姊長大姊短了。

    我小時候兒住的家，因為我祖父常換差事，所以差不多兒每一年換一個地方。我在天津生的那一年也不①第二年就搬到北京，不久就到保定，過了沒多會兒就搬到磁州，頭一回在天津、北京、保定自然我一點兒都不會記得。從磁州起頭兒－－不是我以前說的？－－就慢慢兒記得事情跟地方兒了。照我記得起來的，我是：

    四歲住磁州（西曆1895），

    五歲住祁州（西曆1896），

    六歲住保定（西曆1897），

    七歲住冀州（西曆1898），

    八歲住保定（西曆1899），

    九歲住冀州（西曆1900），

    十歲回常州（西曆1901），

    我說「回」常州，因為雖然我從來沒到過常州，可是上輩都是從常州出來的，所以跟著他們回家鄉也就是回去了。

    北邊的房子都是平房，大一點兒的房子就是分幾個院子。在磁州、祁州、冀州衙門裡頭我們住家就住的裡頭的上房，還有師爺、帳房、教書先生們都住得外頭一點兒兩邊兒的跨院兒裡。沒有實缺，等差事的時候兒就住得保定。因為那時候兒保定是直隸省的省城。等北邊差事的人多半兒在那兒住家。我還記得我們在保定住的房子第一回是在元寶胡同，第二回是在扁擔胡同－－不對！真的第一回在保定住的是穿心樓東，那還在磁州以前，我一點兒也不記得，是許多年以後大姊告送我的。磁州以後在保定住的鐵面五道廟，然後下一回住的才是扁擔胡同。元寶胡同是常走的地方，可是壓根兒沒住過，我想。我老記著從前住的房子有多大，街道有多寬，兩頂轎子對面兒來都很容易過得過去的。可是小時候兒記得的東西的大小趕長大了再看見啊，就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兒了。後來有一年－－是在1920也不1921－－我陪著羅素到保定去演講。我想我這回非得想法子找找我小時候兒認得的地方兒了。元寶胡同、扁擔胡同找倒是都找著了，可是看見了簡直不信。街怎麼這麼窄啊？牆怎麼這麼矮啊？這難道就是我從前常站得門口兒看他們做冰糖葫蘆兒轉糖人兒的那個大寬街嗎？這種經驗自然是許多人都有過的－－沒準兒人人都有過的，後來我經過這樣兒事情也不止一次。可是我在保定看見扁擔胡同變成了那麼小不點兒的一個弄堂，我又詫異又失望的簡直說不出話來。

    我們住的房子的樣兒雖然記不清了，可是我老記得我們搬家上路的情形，因為我們差不多兒每年都搬一次家，不是嗎？我已經講過有一回動身前一晚上我媽先睡著了我就哭起來了。我們凡是快要上路的前幾天大夥兒就忙著齊行李，捆箱子，裝網籃，就是鋪蓋自然非得趕動身的那天才能打。我看看他們用人捆箱子打鋪蓋很好玩兒，就留心他們怎麼捆的法子。到現在我捆東西打包的本事比我朋友們的本事好，有時候兒大鋪子裡專門打包裹的人都沒我內行－－除了他們比我的勁兒大。從常常兒齊行李上，我又養成了一種喜歡齊東西的脾氣。一看見大人們齊行李了，我就歸置我的那些小玩意兒了，歸置好了就交給我母親裝得哪個箱子網籃裡。後來弄慣了有時候兒連不是動身上路也常常兒歸置東西。歸置的時候兒總要一堆一堆的分這一種那一類。這樣子又弄出個喜歡給樣樣兒東西歸類的脾氣。後來過了許多年我念哲學的時候兒想拿科學分類作我的論文題目，可是我的先生若伊思（Josiah Royce）說這題目太乾燥。後來若老師過去了，我就跟著協佛（H．M．Sheffer）教授做了一個方法論，裡頭講連續性的一個題目。可是後來我見東西亂了還是喜歡齊，說事情的時候兒還是老愛說第一層怎麼第二層怎麼。這脾氣難道都是從小時候兒常常兒上路得來的嗎？

    從前上路真是件苦事情。可是我倒怪喜歡上路的－－也許為著過久了把苦的都忘了只記得好玩兒的地方兒了吧？可是一樣兒我頂怕的，就是坐得車裡會碰腦袋。北邊地方河流少，上路多半兒得起早坐騾車。那時候兒的車轂轆兒自然沒有橡皮包著，都是鐵的，還有一個一個的大釘兒。道兒又不平。所以走起來車左一歪右一晃，坐得裡頭的人的腦袋就右一碰左一撞。我記得有時候兒我碰的兩邊兒都是大包，趕走走搖晃慣了就知道順著那車歪來歪去的就不會碰頭了。

    我們回南邊以前每次上路也就是在直隸省的中段兒那幾處轉轉，可是因為騾車走的那麼慢，就是一二百里地的路程也得走幾天。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來打鋪蓋吃點心，趕天一亮就動身。天不黑就住店。因為天黑了怕地方不安靜，所以總是亮著走，黑了歇。晌午找著了合適的地方了停下來打尖－－打尖就是半路上停下來吃飯的意思。那些牲口自然也得喂啊。到晚半天兒住下店來，是一天頂舒服的時候兒。盤著腿坐了一天車，現在能伸伸腿走動走動，在炕上躺躺多麼好受啊！還有我老記得的是在那些店裡吃的攤黃菜②、家常餅、小米兒粥。這些東西其實比平常家裡吃的飯菜粗多了，可是那時候兒我覺著他好吃的不得了。

    我們搬起家來，坐船的時候兒少，因為北邊河道少，可是有兩回坐船上路的時候兒我覺著更好玩兒。一上船看，淨是－－不對！他們不說上船，得說下船、上岸。因為岸高船低，你從岸上走到船上，那跳板是望下斜的。到後來有了大輪船比旁邊兒的岸高，才起頭兒說上船，可是還是說上岸，沒有說下岸的。我剛才說一走到船上，看見樣樣兒都是好玩兒的。撐篙的撐篙，扯篷的扯篷，把舵的把舵。碰到頂風的時候兒或是往上水走的時候兒還得拉縴。拉縴頂好玩兒了。一排人在岸邊兒上拉著走，後頭一根兒長繩子把船紲著慢慢兒望前跟著來，有時候兒一頭兒拉著還一頭兒唱歌兒吶。

    我們住家的事情除了上書房唸書我待會兒再說以外，我就記得過年過節跟害病。過年的事情我已經講過了－－不是我一年到頭鬧「老不過年」嗎？過節麼，頂大的是端午跟中秋了。可是我們小孩兒們什麼節都要過，因為過節就甭上學了，並且還有過節的東西吃。清明吃什麼我倒是不記得，也許沒有一定的清明吃的東西。清明頂要緊的事情麼，就是放風箏的最後一天。照規矩打年三十起頭兒放風箏，一直可以放到清明，一共有一兩個月的日子，過了清明就不許放了。到了那一天大家都拿風箏出去放的高高兒的，拿剪子把繩子一鉸，就跟風箏說再見了。我喜歡放風箏喜歡迷了，晚上做夢都夢見放風箏。有時候兒放的風箏比我人還高－－這是說真事情，不是說做夢－－那麼放了一季的風箏每次到了清明割線的時候兒，呼－－！飛的又高又遠，好玩兒是真好玩兒，可是看著老覺著捨不得，總像是怪可惜了兒的！

    五月五端陽是紀念古時候兒屈原的，可是我們就記得吃粽子。家裡上上下下的娘兒們兒都忙著包粽子：肉餡兒的，火腿的，我頂愛吃澄沙餡兒的。五月節是個大節，在南邊還有賽龍船的。北邊因為河少，所以不大賽船。

    七月半是鬼節。這是小節，有時候兒我們連學都不放，可是有茄餅吃。晚上頂好玩兒的是在院子裡地上插香，好讓那些鬼認得路走。這些說法大人們不太當真－－半信不信的，所以插香那些事兒也都讓我們小孩兒們幹的，把一股一股的香點著了分開了一個兒一個兒的在磚地的縫兒裡頭插成各式各樣兒的回文。晚上那些香看不清棍兒，只有上頭的許多亮的紅點兒，連起來就成好看的花樣兒。那些長棍兒的香且點且不滅吶。我們總是等大人催了好幾遍才肯上床去睡覺去。

    八月半又是個大節，那是一定放學的。八月節麼，家家兒吃月餅了。月餅家裡不做，都是外邊兒買的，棗泥餡兒的，澄沙餡兒的，也有鹹餡兒的，可是澄沙的什麼東西我總喜歡，我說的這麼有滋味因為我現在還喜歡－－連外國樣兒的澄沙豌豆湯都喜歡喝。

    八月半晚上麼，在院子裡擺起桌子來供月亮。這些事兒也是留給我們孩子們半玩兒半當真的對月亮磕頭，大人們都不大管的，我記得我哥哥最愛張羅這些事兒。

    九月九叫重陽節，又是個小節。大夥兒出去找高地方兒去「登高」。北邊山少，所以總找個寶塔或是跑得城牆上頭去玩兒去。吃的麼，有重陽糕，我們總是家裡做的。是一種鬆鬆兒的米粉做的糕。這也是我小時候兒頂愛吃的一種點心。九月節過完了，那就一直要到過年就有的大玩兒大吃了。這個我上頭已經講過，現在就不用重說了。

    我剛才說我小時候兒住得家裡，除了唸書跟過節過年時候兒放學，還記得常常兒害病。我一小兒身體不好，動不動就是傷風、發燒。我害過痢疾，小腸疝氣；還有傷寒，喉痧害過沒有，我就記不大清楚了。我總記得，發燒發的高的時候兒常常兒有個說不出來的病症。我一點兒不記得發燒頭疼不頭疼，只記得一閉眼睛就覺著自個兒的頭像房子那麼大似的，上下的牙咬在一塊兒的時候兒覺著像咬著一塊好像比磨子還大，也許有房子那麼大的大石頭在那兒轉似的。趕轉了幾轉轉過來－－大概要好幾分鐘吧－－就覺著全世界輕鬆了一點兒了。過了一會兒他又來轉了。這種病症我有過好幾次，可是大了以後就是發燒的時候兒也沒有了。我後來講給別人聽他們都說沒有過。我想不是沒有過，是我解說的不夠明白－－我怕我現在還沒解說明白到底那是怎麼一個滋味。不是我說過，滋味是嘗的，不是能解說的。

    我害小腸疝氣大概是我六歲的時候兒。我就光記得老肚子疼。我們家裡多半兒是病了找中醫，可是碰到外科的病就找西醫了。那時候兒我們住保定。我父親帶著我到天津去看大夫。那回上路是坐車呀，是坐什麼，我一點兒不記得了。帶著那樣兒病動身，不像是能禁得起坐騾車裡那麼顛的，可是我又不記得坐什麼船來著，就記得天津地方樣樣兒都新的很。這是我第二次到天津－－要是可以管頭一次叫「到」的話，可是我這次才記得一點兒那地方。這是我第一次記得看見自行車兒。說到記得事情的話，一個人的記性真靠不住。我這回看了自行車兒過後啊，我老記得一個自行車兒拐彎兒的時候兒就像一張紙牌似的，一翻就翻到左邊兒，一翻就翻到右邊兒，老是一閃一閃的很快的那麼變。後來好幾年沒看見自行車兒，我就老記著他是那麼樣兒拐彎兒的－－一直回到南邊在上海再看見自行車兒才看出來自行車兒拐彎兒跟別的車一樣，是彎彎兒的慢慢兒的那麼拐的。我還記得那麼清楚，你瞧！給我看病的大夫是個西洋人，是什麼國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是怕得開刀。後來他給了我一種帶子戴起來，戴了大概有兩年的樣子就那麼好了。

    coc1①「也不知道是第二年」說快了就說成「也不第二年」，就是「或者第二年」的意思。

    ②「攤黃菜」就是炒雞子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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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小時候兒的說的話

          我小時候兒說的是一種北邊話，老說法兒管他叫官話。我們家裡沒人說地道的京話。我們上輩的人在家裡都說北邊話，可是都帶常州口音－－不是我說過我們孩子們老喜歡學爺爺的話嗎？－－還是我媽媽的北邊話說的漂亮一點兒－－橫是我覺著好聽的很。家裡用人當中我記得的有呂爺是山東人，我們管山東人都叫侉子，因為我們自個兒說的京話雖然咬字咬的不太準，可是我們的腔調都還是京腔，所以覺著別處的口音都侉。用人裡頭還有個丫頭，叫靈兒的，是保定人，他很小就跟著我們的，所以說話還不太侉。帶我最多的是周媽，他說的整個兒是保定話。比方要說：「那個東西掉在地下了，」保定話說：「廠丫個東西ㄊ一又咧田下（．ㄧ））咧。」我在保定住住都有點兒會說那種話了。我們在冀州也住了不少時候兒。冀州靠山東不遠，口音也像山東話。比方有一回看見一個小孩兒爬城牆，爬到了頂沒站好，因為城牆有點兒斜，不是畢直的，所以他沒摔，就這麼正著出遛下來了。大家圍著他問怎麼啦，怎麼啦？他說：「ㄔㄩ遛ㄔㄩ遛（·A·A）把我ㄔㄩ遛下來了！」我老記得這句話，因為回家來一天到晚「ㄔㄩ遛ㄔㄩ遛」的學著玩兒。我在冀州住得雖然跟保定差不多一樣長，也許還更久一點兒，可是我沒很學會那兒的話，ㄔㄩ了－－除了「ㄔㄩ遛ㄔㄩ遛」以外－－大概因為我們兩回都是住得衙門裡，跟外頭人來往的少一點兒。我們在家裡還就是說我們那種話。

    所謂我們的那種話呀，多半兒是京話，帶點兒常州話的尾子，可是很少帶祁州、冀州、保定那些我們住過的地方的聲音。除了有時候兒學著他們玩兒，我們總不跟他們說他們的話。我連跟帶我的周媽都說我的話，不說他的話－－也可以說我說我媽的話，不說周媽的話。我那時候兒說的話跟京話比起來可以說是有三處不同的地方兒：

    第一是我們小孩兒們有些聲音壓根兒還沒學會。比方說「三，天，完，全」四個字，我們就說成「ㄙㄚ，貼，ㄨㄚ，瘸」。我們並不是像傷了風鼻子不通似的說不出鼻音來，因為我們說什麼「剛，更，公，姑」那些字都說的好好兒的，就是不會說ㄞ，一ㄞ，ㄨㄞ，ㄩㄞ收音的字。所以我管「貓吃我的面」叫「貓雌我的滅」煞。可是有一天我忽然學會了這聲音了。我記得我比我姊姊哥哥們先學會的，因為我告送了哥哥，他很生氣。我說：「咱們不應該說：『ㄩㄞ，ㄏㄚ』，應該說『元，寒』，說的時候兒還給最後的鼻音格外說的重一點兒。」他聽了大不高興，他說：「什麼『運，恨』，別學那些老媽子說的那種話！」他因為那時候兒還沒學會「元，寒」那類字的音，可是又要學著我發出他不以為然的聲音，所以變成了「運，恨」了。

    說到不肯學「老媽子的話」的話呀，想到好久以後在柏林第一次認得傅孟真先生，他那時候兒在德國留學，幾個同時在那兒的中國學生，雖然都不是北京人，說話多少總想法子用北京的聲調，只有孟真老是用「閃董料秤」（山東聊城）的四聲說話。談起來才知道他並不是不會說北京話，就是不要說。原來他入北京大學的時候兒，他全家也從山東搬到北京住家。那麼住得北京，用人自然多半兒都是說北京話的了。他進了北大沒多久就學了一口的北京話。可是家裡一聽他改了口音就笑他說：「你怎麼說起老媽子的話來了？」這麼把他一笑，就把他的北京話給笑掉了，把他的「閃董話」又笑回來了。不知道我從前跟周媽跟了那麼久沒學上了他的保定話，是不是有人笑過我，我就不記得了。

    我剛才說我管「吃」叫「雌」。凡是ㄓ，ㄔ，ㄕ，ㄖ起頭兒的字我們小孩兒們都說ㄗ，ㄘ，ㄙ，ㄥ。他們都笑話我們「大舌頭」，我爹也這麼樣兒說話，就是他們誰也不敢當著他面前笑。可是媽就一點兒不這麼大舌頭。這個不知道是因為我們小，還沒學會，還是因為常州話沒這種聲音。橫是我記得大姊跟我最先學會，哥哥跟二姊比我們會的晚。

    我們說京話說的字眼兒咬不真的第二個來源是我們上輩說話都是常州話的底子。剛說的把ㄓ念成ㄗ，把ㄔ念成ㄘ什麼的，一半兒是因為我們還小，一半兒也許因為除了媽媽以外別的大人也那麼樣兒說話。還有一樣兒明明是南邊口音的就是不分因、英，不分恩、鞥。照常州音念起來賓兵都念兵，根羹都念羹。在這個上頭我想連我媽都分不大清楚，我們家裡恐怕沒人會分的。並且在一個字尾上，我們自己連聽都聽不出有什麼不同來－－這真是所謂叫說話「帶尾子」的又一個講法兒了！因為我自個兒並沒覺出來我說的聲音跟北京話有什麼不同，所以我對於恩、鞥跟因、英的分別一直到很遲很遲，一直到我回了常州，到南京念了書，又回到北京，差不多兒十年過後，我才起頭兒覺到我說的不對，才起頭兒把所有的那一類的字重新學一道：一個人的心是ㄒ－ㄣ：天上的星星是ㄒ－ㄥ，做活的針是ㄓㄣ，做饅頭就得拿蒸籠來ㄓㄥ，這麼樣兒一個字一個字得從頭兒再認一遍，那已經是在我會了兩三種江蘇話以後的事情。可見得學一種新的話的時候兒你知道是得學一點兒是一點兒，可是要把你自己的話改正一點兒－－尤其是要把先不分的字要分成不同的來，那可真費勁兒了。到今天我說話說急了的時候兒還有時候兒把因、英，恩、鞥說混了的吶。可是有一樣兒我的口音跟京音不同的地方兒，一半兒是跟南邊音，一半兒也是跟著保定、冀州那些地方的口音學來的，就是凡是ㄋ音碰到跟－、ㄩ拼起來的時候兒，就說成一種黏不嚌的廣音，像「你，女，年，娘」那類的字，我都念成了像法國話Compagnie的聲音，不會用真正京音拿舌頭尖兒發的n（ㄋ）音來說。這個我起頭兒壓根兒沒覺出來有什麼不同。還是到了十幾歲時候兒才聽出來改過的。

    還有第三個來源我說的話跟京話不全是一樣的，就是有些所謂入聲字在北邊都分著歸到陰平，陽平，上聲，去聲了，可是哪些字歸到哪兒，各處歸的法子不一樣。大半兒說起來，北京比別處歸去聲的多，別處比北京歸上聲的多。可是我家裡大人說話除了眼面前的入聲字兒，像一，六，七，八，十會京音以外，別的稍為冷一點兒的字就只會照常州音念入聲，那麼我們小孩兒們聽得出那不是北邊話，所以碰到四周圍的用人啊，街

上的人啊，他們說話的時候兒要是用到那些字，我們就跟著學來了。比方鯽魚我小時候兒說幾魚，不必我說不比，會客室我說會客史。要是說蛐蛐兒那個蟲子的名字我會說，可是你要問我蟋蟀兩個字怎麼念啊，那我就只會用常州音乾脆把他念成入聲的ㄙ－��ㄙㄜ了。還有我小時候兒讀書用南邊音，說話用北邊音，等我講到我上學的時候兒再慢慢兒來講。

    我小時候兒除了說不頂地道的京話以外，我喜歡聽也喜歡學各地方兒的口音。保定話跟著周媽差不多兒學會了，就是不好意思說。我第一次學會了說一種別處的話不是常州話，是江蘇常熟話。常熟是蘇州以北江陰以東的一個縣。那兒的話有些字別處人聽起來覺得很怪。比方說：「叫他跑去拿一條魚給他，」要是用常熟話說就變了：「ㄜㄛㄍㄅㄛㄎㄋㄨ－ㄜㄉ－ㄛ兀ㄅㄜㄍ。」可是多半兒的字沒那麼怪。懂蘇州或是常州話的人聽起常熟話來都不太難懂。我怎麼還沒會說我自己家鄉音的常州話，倒先學起常熟話來吶？這是因為我五六歲的時候兒我的姑母解常熟回家來住了一陣，帶了小孩兒跟女用人都說常熟話。我管姑母叫大寄爹，因為他還沒嫁以前我們都認他作乾娘，南邊話都說「寄娘」。可是沒出嫁的女人不能稱娘，所以就管他叫寄爹了。那一次我的姑夫楊辛孟在南邊沒一塊兒出來，我們背後就管他叫大奇娘，可是後來見了他不敢當面叫他大寄娘。（沒想到過了好些年我的太太的侄女楊若憲小時候兒管他叫大干老子，趕大干老子嫁了，若憲叫管我叫大乾娘了。他也是不敢當面叫，可是寫信的時候兒寫。）我的大寄爹說起北邊話來跟我爹說的一樣好壞，就是用北京的四聲，可是帶入聲，不分ㄓ、ㄗ，不分ㄣㄥ、什麼的。他跟他的兩個小孩兒跟用人就全用常熟話，因為他們初次出門就只會說家鄉話。這是我學話的一個好機會了。我要跟兩個表弟玩兒非得說他們的話才行，所以很快我就學會了有什麼「我俚，能篤，其ㄍㄝ篤，好來！海外好篤！」就是說：「我們，你們，他們，好咑，海外好吶，」海外好就是好極了的意思，橫是什麼字兒上都喜歡加個「海外」。這是我生平學全了的第二種話。我學常熟話學的這麼容易是有幾個緣故。第一是小孩兒跟小孩兒學話比跟大人學的快。定寶（後來叫楊蓬士）比我大概只小一歲，我們一天到晚一塊兒玩兒，所以容易學。第二是我一小兒對於各種口音向來留心，所以什麼聲音一學就會。第三是那時候兒我已經起頭兒唸書了。我們唸書是完全用常州音念的，所以稍微把聲音憋一點兒就

憋?閃順Ｊ煲嫋恕Ｕ庋��用矗��椅逅甑氖焙蚨��狄恢植?

頂純正的京話，說一種地道的江蘇常熟話，可是唸書就只會用江蘇常州音念。現在回想想那是一種很古怪的格式，可是當時覺著是很自然的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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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學唸書

        我差不多兒四歲開蒙－－開蒙就是小孩兒起頭兒認字唸書的意思。我最早是我母親給我認方塊兒字，大概一寸半見方，一面兒寫字一面兒畫畫兒的紙塊兒。比方這面兒寫個「人」字，那面兒就畫個人，這面兒寫「樹」字，那面兒就畫一棵樹。要是「有」字，「好」字怎麼畫法兒我就記不得了。那時候兒一唸書就全是念文言。那麼「之，乎，者，也」那些字塊兒的反面兒又怎麼畫吶？我記得好像有些字塊兒反面兒壓根兒就讓他空著的。對了，想起來了，有些字我不喜歡認，他老學不會，就是因為背後沒畫兒的緣故。

    後來我爺爺起頭兒教我唸書。不知道什麼緣故我父親沒教我的書，一直到我爺爺過去了全家回常州以後才教我的。也許因為他忙著得考，他考中過舉人的。橫是我爺爺教過我跟我哥哥的書。我們起頭兒都不念《三字經》、《百家姓》，跟《千字文》。爺爺一起頭兒就教我念《大學》。我唸唸念不好就停了。後來又改了念朱子的小學－－這個很少小孩兒念的，可是比《大學》像好念一點兒。可是小學沒念完又回頭念《大學》了。

    到我七歲第一次住冀州時候兒我起頭兒照規矩天天兒上書房唸書。從前的書房，所謂叫私塾，是在一個家裡頭的跨院兒或是花廳裡佈置一個大書房，請一位先生教自己家裡的小孩兒的。要是鄰居或是親戚請不起先生的，有時候兒送個把小孩兒來搭著一塊兒念，可是不像後來的那些學堂好幾十家的小孩兒在一塊兒唸書，那是外國樣兒的制度，所以起頭兒他們管他還叫「洋學堂」吶。我們那時候兒的書房裡就是我哥哥跟我，還有一個親戚家的小孩兒仨人兒在一個書房，因為那時候兒大姊二姊他們女孩子們得躲得家裡唸書，不能跟男孩兒一塊兒念的。

    我們的先生姓陸，號叫軻軒，是從常州請來的。他是我大姑婆的大兒子，照親戚該管他叫大表伯，可是因為他是我們的先生，所以得稱他「先生」。我祖父費那麼大事從常州請一位先生來教書有幾個緣故。第一是因為他自己到了冀州上了知州的任，公事太忙了，沒工夫兒教我們書了。第二是給個生人來教，總比自己家裡人教得學得都認真一點兒，所以有「古者易子而教之」的說法。第三樣兒頂要緊的是我們一家子大大小小，一碰到念字唸書，就用道地的常州音。這個先生嚴倒是很嚴，可是我們都喜歡他，因為他總給我們講書。一個先生不是總得講書的嗎？才不吶！從前那時候兒唸書就是唸書，先生不一定得講，學生也不一定得懂。這法子倒不是全沒道理，現在最新的學外國語文的有時候兒倒是像中國的老法子了。不懂就老念老念，念熟了過一會兒，過一陣，過幾年，他就不知不覺的懂起來了。有句成語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我給他改幾個字兒可以說：「熟讀經書十三部，不通文章也會通。」我好些書都是先背熟了，後來才慢慢兒懂的。頂可笑的是我們學寫字的時候兒有一張描紅－－描紅是什麼我待會兒再慢慢兒的講－－那描紅上的幾個句子是：「聖上愛一夫之力，惜十家之產、深閉固居，未肯……」底下記不得了。這個雖然已經夠難解釋的了，可是我們小孩兒們把他念的法子更妙。我們雖然沒念《三字經》，可是給那個念的像《三字經》似的：

「聖上愛，一夫之，力惜十，家之產，深閉固，居未肯，……。」大人聽了都不管，就由著我們那麼瞎念。我剛說都不管，就只有我們先生非要念什麼就得懂什麼，跟向來「讀書不求甚解」的法子相反的。每天上的那一課他把要緊的生字都另外拿個本兒給寫上去，慢慢兒講給我們聽。現在的人聽了這個也許覺著沒什麼稀奇，可是那時候兒是破例的事情。所以我祖父對於這個先生格外的喜歡。

    我先頭兒已經念完了《大學》了，照平常次序該接著念《中庸》了，因為說起四書來，總是說《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了。可是我上書房先念的不是《中庸》，是《論語》。這個對我是很運氣的事，因為《中庸》難得多。有句俗話說：「中庸中庸，打得屁股鮮紅。」就是說這書難念，念不好會挨打的意思。其實先生打學生不打屁股，是用戒尺打手心的。我就挨過一次打，是為了什麼事情我都忘了，你瞧打手心有什麼用？橫是我總做過了什麼錯事，因為我不敢告送家裡，可是我哥哥告送了。後來爺爺聽見了就對先生說－－這也是後來才知道的，不是當著我面說的－－他說：「會教的先生用不著打的。」以後就一直沒打了。可是要是先念《中庸》啊，沒準兒更會挨打吶，因為我念完了一大部《論語》以後再念《中庸》還是覺著難得不得了。《論語》我一念就喜歡，四書裡頭我頂喜歡的是《孟子》。我覺著現在人寫的文言，跟所有的經書比起來，還是跟《孟子》最近一點兒。四書念完了麼，就是五經。可是我跟著這個先生只念了《詩經》的半部，後半部是回到南邊以後跟著另外一個（姓張的）先生念完的。《書經》跟《左傳》是後來我父親教我的。五經裡頭麼，就剩了《易經》跟《禮記》沒念。其實《大學》、《中庸》都是《禮記》裡頭的兩章，不過這是我很晚以後才知道的。所以十三經裡頭沒有《大學》《中庸》煞。

    現在來說說從前上書房時候兒一天到晚怎麼過的。天天兒大清早七八點鐘吃完了點心就去上學。書房在一個西跨院兒，離我們住的正房不過一兩分鐘的路。第一件事就是背書。先麼背昨天上的新課，大概有一二百字的功課吧。起頭兒上的少一點兒，後來慢慢兒加多，比方頭一天上《論語》就只從「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之謂言效也」……一直到「『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連先生選的幾句朱注也得背的，一共就差不多一百字了。背完了新課背帶書。什麼叫「帶書」吶？就是除了昨兒上的新課以外，把前五天的課一連串背一道，這個乍一聽好像很難，其實倒比背新課容易。因為這五課裡頭的第五課昨兒已經背過一回了，第四課前兒背過一回，昨兒的帶書裡又背過一回，就是背過兩回了，……這麼樣兒算起來帶書起頭兒的一課是背過五回的念的爛熟的書，連今天就是第六遍了。所以我們從前把一部《論語》從頭兒到尾背一遍不算回事兒。背書的時候兒把書翻開來給先生看著，自己就站得他旁邊兒背，因為老得拿背衝著他，所以才叫「背書」煞。有時候兒一頭兒背書，一頭兒還把身子兩邊兒那麼晃悠。有的不規矩的學生趁先生不在意的時候兒就偷偷兒回過頭來看一眼。可是哥哥跟我都不敢幹這事兒。背完了帶書就上新書了。不是我剛才說的，這個先生講書講的清楚極了，講完了書，又把新字都另外寫下來。新書上完了麼，差不多兒是吃早飯的時候兒了－－從前人管一天的第二頓飯叫早飯，第一頓叫點心，現在人跟著南邊話管點心叫早飯，管晌午那頓叫中飯或是午飯了。我們多半兒回去跟家裡一塊兒吃飯，吃完了馬上又回到書房去上學。先生就多半兒一人兒在書房吃。下半天第一樣兒事就是寫大字。那時候兒我還小，不能寫小字，我想我哥哥已經起頭兒寫小字了，可是我還只寫一兩寸的大字。寫完了字就念上半天剛上的新書，念新書得念好幾十遍。怎麼記得清念了幾遍了吶？法子是用兩個小紙條兒，上頭寫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夾得書裡。念完了一遍，就把

一個紙條兒拉出來一點兒，讓個「一」字兒露出來。念完了第二遍，把紙條再拉一下兒，就把個「二」字也露出來了。這麼樣兒念完了第九遍，再念到第十遍就把這個紙條兒整個兒又推進去，把第二個紙條兒的「一」字兒給拉出來，這就算是單位上變了「零」，十位上有了個「一」了。這樣一直念到兩個紙條兒都抽完了又推進去，就念了一百遍了。可是我們先生很少叫我們念一百遍的，並且不用念到一百遍就念熟了背得出來了。可是叫我們念多少遍就得念多少遍。有時候兒有的學生偷書。什麼叫偷書吶？不是把書偷走了的意思，是念了一遍把紙條兒朵拉幾遍的意思。比方念完了第二遍，不從「一」拉到

「二」，一拉就拉到「四」，這就是偷了兩遍書了，為什麼要偷書吶？因為書房裡誰先念完誰先走，可以早放學。不過偷書自己吃虧，因為你念的遍數不夠，第二天背不出來又得挨罵，又得補念。我們哥兒倆都膽兒小不敢偷書，生怕先生看見了罵。偷書的事情是聽見別人家書房裡的事情。

    書房裡我們三個學生歲數兒不同，念的書也不一樣，所以同時大聲兒念起書來，滿書房哇啦哇啦的不少聲音。有時候兒先生自己也打起腔來念他自己的書，聲音就更熱鬧。這樣兒唸書的法子到處兒很通行，後來我在常州念高小，在南京念中學念《古文辭類纂》的時候兒，一屋子裡有幾十個學生，雖然程度一樣，可是不同時念一樣的東西，所以聲音鬧得更亂。

    我們念起書來不是照平常念字或是說話的聲音念，總是打起腔來念的。唸書的調兒不但一處一處不同，就是在常州一處，看念什麼東西用不同的什麼調兒。念四書有四書的調兒，念詩有念詩的調兒①，念古文有念古文的調兒。可是照我們家的念法《詩經》不算是詩，是像四書那麼念，是一種直不攏統的腔調，五經裡頭左傳又是像古文那麼念的，腔調拉得又婉轉一點兒。我還記得我父親第一次給我上《左傳》，教我念：

    我聽了起頭怪不好意思那麼樣兒哼哼兒，還哭了一個吶。－－不知不覺的說說說到後頭的事情了，現在再來說冀州書房裡一天唸書的事兒。我們雖然可以先完先走，可是不到四點半不許走。我過過就看出來書房對面兒牆上的太陽影子每天到了什麼地方兒就是四點半了，就可以走了。可是過了個把月以後，我又覺出來影子到了那地方，時候兒又不對了。我們書房的牆上並沒掛鐘，所以得等先生告送我們時候兒。固然誰都知道冬天天短，夏天天長，可是每天四點鐘太陽影子不老在同一個地方兒，這個道理我那時候兒還沒想得通－－甭說想得通，我壓根兒就沒想。

    還有一樣兒下半天常指望的事情是吃點心。我們吃飯吃得很早，到了兩三點鐘又餓了，所以家裡總送點心到書房裡給我們，面啊，燒餅啊，夏天就吃西瓜，差不多兒每天下午總有一頓點心。我們每一個人就在書桌兒上吃，吃完了馬上又哇啦哇啦的唸書，也不怕吃了東西就唸書會停食，小時候兒是身體好也不知道還是不懂事，橫是就沒想到那些上頭。

    一天放了學麼，就隨便玩兒什麼。可是晚上多半兒還要念詩。詩全是我母親教的。母親是那時候兒很有點兒才的女人。能寫詩，能填詞，寫的一筆好字，還有昆曲也好，又能唱又能吹。雖然他沒教過我昆曲，可是我想我後來喜歡弄音樂多半兒是從我母親傳下來的。可是吹笛兒倒是我父親教我的。不知道怎麼樣兒母親不教我吹唱，只教我吟詩，大概因為唱唱兒是玩兒，吟詩是唸書，不過詩比別的書輕鬆一點兒，所以讓我們晚上念。我倒的確覺著比白天的書好玩兒一點兒，並不拿他當太重的功課。我念的是《唐詩三百首》。我哥哥跟姊姊們還念《千家詩》跟別的詩集，我就廣念了－－我的保定話又出來了！－－應該說光念了《唐詩三百首》。可是有的別的詩我雖然沒念也背得出來了。怎麼回事兒吶？因為我們在家裡念詩也像白天在書房裡似的大夥兒同時念，你念你的，我念我的。有時候兒我停下來就聽見他們念的東西。我頂記得他們念的《圓圓曲》，我連字都沒看見就背熟了。還有白居易的《長恨歌》雖然是唐詩裡頭的，可是他們比我先念。趕我起頭兒念到《長恨歌》的時候兒都已經聽得半熟了。

    有一樣兒事情始終還沒提的，就是念了那麼些書，練了那麼些時候兒的字，怎麼不學作文兒？照老規矩啊，總是很遲才起頭兒作文兒吶。因為作文兒就得作文章，不比現在小學裡可以說什麼就寫什麼。不是第一天認字叫「開蒙」嗎？那麼第一天寫文章叫「開筆」。開筆是一件大事，因為我記得我哥哥開筆的時候兒大家都叫了好幾天的「成官兒開筆啦！成官兒開筆啦！」比說開蒙還說的熱鬧。我在北邊還沒到開筆的歲數兒，後來回到常州起頭兒念古文的時候兒才開筆的。我想從前開筆開的那麼遲，不但因為寫東西都得寫文言，並且四書五經除了《孟子》跟《左傳》也不像後來人寫的文章，所以總是等到念到古文時候兒才開筆，那就總是已經到了十幾歲了。

    可是我們還沒開筆，倒已經起頭兒做詩玩兒了。真是還沒會爬先學跑了。我哥哥姊姊他們倒是真能做詩。我光是跟著玩兒玩兒就是了。我們多半兒都做古詩，還不會做律詩，因為古詩只要押韻的字平仄對了就行了，律詩還得差不多每個字都得有一定的平仄，又只許押平聲的韻，那就難多了。好在我們唸書都用南邊音，對平仄的分別比北邊人容易分得清楚一點兒。做詩自然不光是講聲韻，也得有所謂「詩意」。我記得有一天晚上正是菊花兒開的很盛的時候兒，大家拿菊花兒的題目來做詩。我開頭兒第一句就寫：「滿堂菊花香，」再寫怎麼寫不下去了？大姊說：「你頭一句就把話都說完了嚜！你得慢慢兒的說呀！」後來我就改成了：「有人來看花，花開陣陣香，……」底下我不大記得了，可是當中有一句：「風動一開張」是他們給我改的，不像是我會寫的句子。那時候兒不但我夾得裡頭跟他們做詩玩兒，連我們的丫頭靈兒也跟著學做詩。我們每個人的本子上都寫了一個小傳。因為傳記的體裁常常兒有公某某地方的人的字樣，所以不管靈兒是個女孩子，也寫著：「曹玉靈公，直隸保定人也。」這麼樣兒鬧著玩兒，也不覺著晚上還在那兒上學似的。

    我說的一天唸書的事情小時候兒那幾年大半兒都是那樣兒，不過有時候兒也有點兒改動。比方寫大字起頭兒是吃了飯回到書房裡寫，後來也許為了白天功課太多了，改成晚上在家裡寫了。我們初學寫字寫描紅，描紅就是先有紅字已經印好了在紙上的，我們再拿墨筆在上描。上頭講的我們念「聖上愛，一夫之」什麼的，就是描紅上的文兒，因為我們寫字的時候兒，嘴裡橫是沒別的事兒干，就那麼拉起腔兒來念著好玩兒。對了，現在想起來為什麼我那麼瞎念騎馬句子先生也不罵了，因為我寫描紅是在上書房跟先生以前，趕上了書房就升了一級會寫印本了。寫印本就是把要學的大字上頭蒙一層寫字的紙，底下的字還有一點兒看得見，可沒有描紅的紅字看的那麼真。在上頭寫完了字，把紙一揭起來剛寫的字跟本來的字就分成兩張了。升到頂高的一級麼，就是臨帖。臨帖就是拿一本兒法帖－－柳宗元的《玄秘塔》呀，顏真卿的《家廟碑》啊，什麼的－－放在旁邊兒，自己的跟前兒只有一張白紙，平常都用有方格兒的紙，看著法帖臨空的在紙上寫，所以叫做「臨帖」。不過我學臨帖還是回到常州以後的事情，在北邊時候兒只學到寫印本。我吃完了飯在書房寫什麼字當印本我忘了。後來改了晚上在家裡寫字是用杜牧的一首赤壁詩。我一頭兒寫一頭兒打起腔來背，背到完的時候兒又加了「己亥」（用常州音「己」字念的很高，「亥」字念的很低）。為什麼好好兒一首詩接著又加上兩個字吶？因為一首七絕是二十八個字，可是我們的印本有六行，一行五個大字。那麼五六三十，還多出兩個字的地方，所以他們就順便把「己亥」兩個字填上去了。我特為提這件事兒因為把甲子一記下來就知道那是西曆1899的事情了。趕第二年就是庚子，全國出了大變亂，家裡也出了變故，第二年我們就整個兒離開北邊回常州去了。

    coc1①關於常州吟詩可以參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慶祝董作賓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拙著《常州吟詩的樂調七例》，頁467－471，台北1961。co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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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變亂跟變故

          我從小兒一直到庚子住得北邊的時候兒，外頭的事情也不懂也不管。所謂「甲午之戰」，就是1894年跟日本打仗打敗了，把台灣割讓了給日本，聽是聽人說過，可是一點兒不懂怎麼回事兒。後來大了一點兒鬧「戊戌政變」，就是1898年光緒皇帝信了康有為跟梁啟超的主張預備要維新，慈禧太后把他關得瀛台裡，把權柄整個兒的拿了過來，那些事情當時都是不許言語的，我們是過了好幾年快到辛亥革命的時候兒才知道清楚一點兒。那時候兒誰都不敢提一個字兒。可是有一件事兒我總記得，就是我父親有時候兒歎口氣說：「唉！天下這麼亂，怕要換朝代了吧？」母親聽了這類的話就小聲兒打喳喳兒說：「嘿！不能這麼樣兒說話！回頭給外頭聽見了！」這些還都是平常閒談時候兒說的。可是趕外頭的變亂鬧到成了切身的事情了，我才起頭兒覺著外頭的事情跟家裡的事情有時候兒是分不開的了。我第一次覺到這樣兒是庚子那年的大亂。可是還沒講庚子的事情以前，我得回頭先講我小時候兒家裡經過的些變故。我們家裡人住得北邊的第一個先過去的是阿姆娘，就是我的伯母。這是我頭一回看見過死人。我就記得裝殮的很整齊的躺得一個床上，還看得見穿著一雙小腳兒繡花鞋。我那時候兒只「四五歲」，也不太懂死是有多麼重大的意思，看著大家哭我也就跟著哭就是了，以後不能再看見了自然要哭了。

    我伯父死我已經「七歲」了。那回事情出了，我們家裡很受打擊。兩個姊姊跟哥哥是他自己的兒女，他們傷心不用說了。我祖父更是一天到晚的歎氣，因為他對於這個大兒子的指望很大。那時候兒我伯父剛續了弦，在別處接了很好的差事。我還記得忽然來了個電報大家就嚇了一跳。從前哪兒像現在一點兒小事兒動不動就打電報打電話，都不算回事？總是有了不得了的事情才會打電報。我只聽見他們大家用常州音念那個電報念「ㄅ－ㄥㄨㄞ」。我以為是「病回」兩個字，因為常州話「危，回」都念「ㄨㄞ」，我想病了回家來為什麼大家都急得那樣兒吶？哪兒知道第二天壞消息就到了。一家子都哭得不像樣子，連我母親都跟著哭。為什麼我母親不應該哭吶？因為照老規矩一個小嬸子跟一個大伯子壓根兒不興見面的，就是碰見了也不說話的。這規矩在我們家守的雖然不那麼嚴，他們當中離的多少總遠一點兒。可是一家的悲傷是人人的悲傷的事情，所以甭說小嬸子，連沒很見過的用人都跟著哭的時候兒也並不是假哭。頂傷心的是大姊。他是我們一輩的頂大的，所以比我們歲數兒小一點兒的都懂事的多。我記得他還解釋給人聽，他說天下的事情真是都注定了的。前不久他就做過一次夢，夢見給我伯父做鞋，做的雙雙都是反的，裡兒是面兒，面兒是裡兒。這不是明明的凶事的兆頭嗎？大家聽了都覺著這個道理一點兒不錯，我當時也覺著真是個很明顯的兆頭。可是後來大了一點兒再回頭想想那句話，又覺著沒起頭兒那麼明白了似的。我伯父去世過後這續絃的伯母就跟他娘家回南邊去了。所以我到以後才見著他的。

    我們家裡再出的一個事件就是先生死了。我說「家裡」，因為我祖父總拿他當家裡人，並且他又是很近的親戚。我們不管他叫「表伯」－－哦，哥哥得叫他「表叔」，要是那麼叫的話，因為他比我父親大，可是大概比我伯父小－－我們管他叫「先生」是對他尊敬的意思。先生病了，頭幾天甭上學了，我們還覺著高興吶。等他病重大家都著急，連我們學生也著急了。一天大早用人進來報，說：「先生去了！」這種字眼兒我很少聽見過，可是從那個用人說話的聲音裡，不管他怎麼說我們也懂了。先生死了我們才起頭兒知道想他，更是覺著跟後來再請的一位先生比起來，那第二個先生差遠了。

    我們在北邊跟過的第二個先生，跟他念了不久我們就回南邊了，所以我連他姓什麼都忘了。就記得他是北邊人，因為一時來不及解南邊請先生來，所以臨時只好找了一個北邊人來教我們。我背書給他聽的時候兒自然只會背常州音，所以有時候兒背錯了一點兒他也聽不大出來。可是碰到上新書教新字的時候兒就常常兒沒辦法兒了。頂麻煩的是入聲字。別的字我聽了他的念法瞎猜還猜得出常州音是怎麼念，可是沒法兒知道哪些字該念入聲哪些字不。我頂記得有一次在家裡背一段兒書給我父親聽，有一句說：「庶兄毓立」，就是說給一個堂房的哥哥名字叫毓的立為皇帝的意思。我不知道這個「毓」字是入聲字，常州音念「·一ㄛ」，我就拿他當去聲念成「庶兄裕立」。我父親說：「什嗎？」我又說了一遍。父親說這個先生要不得了。可是還沒等到再找到別的先生，世界大亂起來了。我們家裡也出了大事，我們過的日子也整個兒的變了。

    我一小兒跟祖父跟的很多。雖然沒像後來我的外孫女兒昭波跟我們長大的跟的那麼近那麼久，可是因為我是孫子輩最小的小孩兒，所以常常兒跑到爺爺屋裡去玩兒書桌兒上的文具什麼的。他每天晚上總喝一杯虎骨酒。有時候兒他給我抿一口，我覺著辣的簡直嚥不下去，我就不懂為什麼人要喝酒。

    我祖父教我的《大學》跟小學－－想起來了！－－小學是我四叔教我的，不是我祖父或是父親教的。我祖父行二。四叔是大房的老四。他歲數兒跟我哥哥相仿，我們在北邊時候兒他在我們家住過一陣，所以隨便就教過我的書。這是在我跟陸家的先生以前。

    我記得我第一個照相是跟哥哥跟祖父一塊兒照的－－我現在還留著有底子吶。照相以前，那個照相的人蒙著一塊黑布，看磨光玻璃上的倒影子，他給我看，我覺著非常好玩兒，因為跟我玩兒放大鏡時候兒看的影子很像。

    祖父大病是在一個很熱的夏天。好像得的是痢疾。醫生給了好幾個方子吃都不見效，最後好像只給生薑的汁吃，看著知道是不行了，讓全家人圍著床大聲兒的叫，好像是叫了就可以把靈魂叫住了不走似的。這個不知道是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兒的規矩，因為後來我父母去世的時候兒（都在1904）大家都是很靜的，趕斷氣以後自然大家都放聲大哭了。祖父一死，我們冀州衙門不能住了，就搬到保定去，從那兒就預備回南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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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回南邊

          我說過小時候兒國家大事也不問也不知道，一直到了庚子大亂才覺得是有事了。可是起頭兒我們小孩兒們一點兒也不知輕重，還拿了椅披子圍著頭披得身上玩兒「義和團」，覺著是好玩兒的吶。我們那時候兒叫他們「義和團」是跟著他們自己用的名字那麼叫的，後來通行的說法兒管他們叫「拳匪」，那是我很晚才知道的。我們不光是小孩兒們，連大人對外頭事情恐怕也隔膜，大概是因為祖父死了，忙著回南邊的事兒，外頭打了敗仗，國都差不多亡了，我們還是混哩混沌的。可是鬧的那麼利害我們始終沒看見打仗，連炮聲都沒聽見。照我記得，八國聯軍打進來的時候兒我們在保定，可是按歷史的記載，保定也是失守過的，怎麼我們不在那兒，恐怕是我把有的事情前後弄顛倒了。橫是趕我們動身坐船回南邊的時候兒，外頭已經安定下來，可是又是一個天下了。

    我們這回沒起早，整個兒是走內河的水路到大沽海口的。同行的除了自己家裡六個人就是父親、母親、哥哥、大姊、二姊跟我，還有就是我們的丫頭靈兒，也算是家裡人一樣。此外就是船家的做飯的、撐船的、打雜兒的，－－哦，還有兩個保鏢的護送我們到天津。一路沒事，可是走過一個地方停下來，有兩個兵走上船來看見我們船上一邊兒掛著一管槍，就問我們要「借」用，說為著要保衛國家用的。保鏢的還想攆他們走，可是看樣子不像打得過他們的，我父親就說讓他們拿走得了。他們拿走了也就沒再麻煩我們，好在也就快到大城了，地方上也安靜一點兒了。還有一樣是我們船上載著有我祖父的靈柩，預備運回常州安葬的。在中國哪怕就是強盜，他們對死人比對活人要恭敬一點兒似的，橫是他們沒跟我們麻煩，拿了那兩枝槍就走了。

    我剛才說不大覺著外頭的變亂，可是有兩回有外國人來查船就有點兒覺出來庚子時候兒外國人來管我們的事情了。快到天津的時候兒有幾個人叫我們停下來查船。那個頭兒是個東洋人，他不會說中國話，得要有個通事給他翻譯。聽說總得塞錢給通事，好讓他說說好話。又有一回來查船的是個西洋人，也有個通事。我們被查了大約有三四回的樣子。

    我們這回過天津停沒停下來進城，我也不記得了。也許我父親上岸去張羅買輪船的船票，橫是我不記得上岸。我頂記得的就是我們最後一兩天解天津開到塘沽再趕到大沽口，大家都急的不得了，生怕趕不上輪船。幸虧那天是順風。我們本來一路多半兒是撐篙走的。可是順風一來，我們把船篷扯得高高兒的，走的快極了，所以趕到了海口的時候兒還能很從從容容的從小船轉到大輪船上去。

    這是我第一次看見過海的大輪船，根本也是我第一次看見過海。平常總說海面上是「無風三尺浪」，並且那天還是有點兒風的，所以我們的船一出了海口就覺著顛的不得了了。我遠遠兒就看見我們搭的那個大黑輪船，又高又大，趕到了跟前兒看起來簡直像一堵城牆似的。船頭兒旁邊兒有「新豐」兩個大字，那就是這船的名字了，是什麼公司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們人跟行李上大船很不容易，因為顛，走不穩，又得走那麼高的上船的梯子，可是看他們把祖父的靈柩搬到大艙裡頭，好像並不難似的，自然他們大半兒是用機器的力了。

    上了大船又覺著上了岸似的，一點兒也不搖晃了。剛才說船外頭看著像城牆，現在看見裡頭就像個城，走來走去，人多的就像街上似的，也有點兒像天津，因為看見的西洋人多得很。我記得我們住的艙房又小又擠。我跟母親跟靈兒在一間，大姊二姊在一間，哥哥跟父親在一間，好像是這麼樣兒。第一第二間當間兒有個窟窿，剛擱得下一個電燈泡兒，這樣一盞燈兩間屋子用。這是我頭一回看見電燈看的這麼近。還是從前老式的炭絲在泡子裡彎一個彎兒的那種十六瓦的泡子吧，所以每間房艙就只分到八瓦的亮兒－－也許還不只八瓦吧？可是我們並不覺著那個燈太黑，因為比我們家裡平常用的燈或是蠟已經亮多了。船上的飯挺好，都是開得我們屋裡來吃的，可是我沒吃了幾頓好飯，就暈起船來了。起頭兒覺著船穩的像平地一樣，是因為船大浪頭小。等到夜裡開到大海上面，船就大搖晃起來了。誰說「小孩兒不暈船」？我那時候叫名兒「十歲」，其實還不到八足歲，可是我跟他們大人們暈的一樣利害。可是過了兩天搖晃慣了我就不暈了，又走到船上到處兒玩兒了。船上頂好玩兒的是機器房。從門口兒望裡看都是又光又亮的大機器，屋子當間兒有三個大圓桶，每個桶子正當中有一根大粗棍子，上上下下的動的那麼熱鬧，三個老是先先後後的不是一塊兒動的。我站得那兒看著簡直不想走，可是他們不許人老在那兒看，待的太久了他們就攆我走了。我記得船上的旅客裡頭有幾個外國人常常兒圍著一張桌子打紙牌。他們說的什麼國的話我也不知道，我就記得他們說的有一句話像「迷阿迷啊波洛波咯」說了總不止一次。他們有時候兒對我說話，聲音好像是有點兒像中國話，可是我一點兒聽不懂。

    我一路不暈船的時候兒頂喜歡看外頭。我以前不是老喜歡起大天亮看出太陽嗎？現在在海上看日出看晚霞比在陸地上又加倍的好看了。我向來愛看的雷雨，在海上的也比在地上的好看。我以前在北邊就留心過一打閃的時候兒，不光是雲彩發亮，並且有亮極了的金絲兒銀絲兒，分成三叉四叉的在雲彩裡穿來穿去的。在海上看打閃，那些金銀的電光有的從天上一直射到海面兒上。海上的浪頭那麼千變萬化，又是我以前在那些內河裡從沒見過的新奇的樣子。所以有時候兒我站得船邊兒上看的入了迷，身上給浪花兒濺濕了，或是給潲進來的雨給濯濕了也不管，等大人叫了好幾遍才記得進來到房艙裡。

    我們解天津到上海一共走了幾天才到上海我不記得了。我記得經過煙台停了，我們還買山東的梨吃。當中過的有一段兒叫黑水洋，他們說因為水深的黑了，所以叫黑水洋。後來我學到地理的時候兒，地圖上就只有黃海兩個大字。其實那幾天走得海上，我覺著那海水多半兒是深藍的，也不是黑的，除了天津的海口外頭一段兒路，到了大海上頭看那水也並不是黃的。可是快到上海的時候兒海又黃了，因為看見的有長江流出來的水了。

    我們一到上海就有我外婆家兩個舅舅來接我們，招呼我們下船住旅館什麼的。一個是我母親的親弟弟，我管他叫「舅舅」。一個是堂房的舅舅，我管他叫「大舅」。－－說到這兒我恐怕又得說回頭講一講我外婆家有些誰，因為我跟外婆家後來也住過些時候兒，可是我寫我家裡人有誰有誰的時候兒只說了趙家的人，沒提馮家的人。我外祖父姓馮，名光適，字仲梓。我們在北邊的時候兒他在山西做撫台。他因為中了風，變成半身不遂，回到蘇州養病，因為馮家雖然是常州人，說常州話，可是在蘇州住家。我外祖有三個子女，老大是我的大姨，嫁給了震澤的龐家，也在蘇州住家。我母親行二。老三就是我舅舅，名效彭、字聃生。我對外婆家的稱呼大半兒照常州的叫法兒，可是都用北邊音。按京話來叫外祖父外祖母是叫「老爺，姥姥」，可是我照北邊音南邊話稱他們「舅公，舅婆」。大姨兒麼，我認作乾娘，我管他叫「大寄娘」，沒稱他「大寄爹」，大概因為是我生的時候兒他已經嫁了，所以就不避諱「娘」字了－－也許是因為我管我姑母已經叫「大寄爹」了－－橫是現在沒人再能告送我家裡從前的事情了，我忘了恐怕就沒人記得了。大舅舅是大房的老大。我外祖父行二（所以他的號是「仲」字起頭兒），大舅舅就是堂房舅舅。－－現在再回頭說我們到南邊的事情。舅舅他們給我們在租界定了一家兒旅館先住幾天再回常州。旅館住下來第二天一早叫了燒餅油條來吃點心。這油條在南邊算是很講究的了，可是我們的口味也古怪，吃慣了北邊那種又酥又鬆的果子，覺得南邊的那種黏不嘰的油條的味兒差遠了。當時哪兒還料到離開中國多年在三藩市又吃到了黏不嘰的廣東式的油炸燴，還覺著好吃的不得了吶！－－可是話又說遠了。－－我們一到了上海覺著地方很像天津，簡直比天津還更天津，因為我們住得租界，到處的洋人跟洋東西更多。東洋車也比天津多。還有馬車我在上海是頭一回坐。那時候兒頂講究的車轂轆兒是實心兒的橡皮包著的。可是我一坐上去覺著軟和的像騰雲駕霧似的舒服極了，跟在北邊上路時候兒坐的那種顛來倒去兩邊兒碰腦袋的騾車比起來，簡直不能比了。可是人也真是不知足，實心兒的橡皮轂轆兒嫌不夠軟，還要發明空心兒的，真是越不知足越進步。平常說：「知足常樂」，我想給他加一句，說：「知足常樂，不知足常進。」對不對？－－我這話又岔得別的上去。剛才是說我剛到上海覺著像天津。有一樣兒很不同的就是滿街的紅頭巡捕。我們的洋車到了旅館卸東西慢了一點兒拉車的就催，說：「巡捕不叫停車，巡捕不叫停車！」他們要是不該停的地方兒停的太長一點兒，巡捕就來打他們踢他們。所以我們起頭兒對白人倒還沒什麼，可是看著那些印度人仗著白人的勢力來欺負中國人，我們恨極了。後來中國人跟印度人老是合不來，也許從那類的經驗來的，橫是我自己這麼些年下來，印度人跟我同過學，同過事，上過我的課的也並不少人，可是我始終沒有過幾個算是朋友的，所以也許我小時候兒的經驗給我種下來的偏見太深了，到後來不管看的多明白，可是骨子裡還是想不通。

    我一小兒是留心人說話的聲音的。到了上海就覺著有好幾種不一樣的聲音。拉車的跟做粗工的多半兒說江北話，就是揚州那一類的南方官話。那種話我覺著很好懂，因為除了他們有入聲，還有把「天，清，山，高」那類所謂陰平字念的低的不得了以外，別的聲音跟北邊話就差的不太遠。上海自然說上海話的人最多了。上海話我聽起來覺著很像常熟話，可是沒常熟話好聽，我想大概是因為我會說常熟話，不會說上海話的緣故。可是我聽的最多的還是我家裡人，我舅舅，還有別的在上海的親戚說的話。他們跟我們小孩兒們說帶常州口音的北邊話，他們自己當中有時候兒也說那種話兒，有時候兒說常州話。常州話我雖然還不會說，可是一小兒也聽慣了的。所以我在上海那幾天還不覺著太生得慌，因為地方雖然生，可是家裡人從爺爺過去了下來我們都還在一塊兒，所以總還覺著是在家裡。

    我記舊時候兒的事情，頂叫我想起從前景況的滋味的，就是當時常念的詩歌兒或是常聽見的樂器的調兒。比方我練大字的時候兒念杜牧的「赤壁」那首詩，一想起來就想到己亥那年的風光。這回到上海吶，是舅舅給我的一個八音匣子裡頭的調兒，好像是這樣兒的：

    這個調兒完得有點兒怪，也許是過了這麼久了記不太真了，也許本來是這麼樣兒的，我不敢說。橫是我想到這調兒就想到剛回到南邊頭幾天的那種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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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到了常州

          我們上海住了沒多久就搭內河輪船經過蘇州到常州了。那時候兒上海南京當中還沒通火車，頂快的走法兒是搭小火輪。本輪上頭很少搭客的。接著本輪就拖著一隻公司船，可以搭單人或是兩三個人一家兒的旅客。我們因為人多行李多，所以雇了整個兒的一條民船，拖在公司船後頭第三也不第四隻船，這麼樣兒像一條龍似的在內河裡那麼夫嗤夫嗤的整天整夜的走。那些拖著走的船誰先誰後，大概看半路上誰先到了地點誰在後頭可以先甩下來－－我記得好像是這麼樣兒的。我們這回過蘇州沒停下來到外婆家去，因為行李又多，又有祖父的靈柩得運回家鄉預備安葬，所以就一直到了常州。時候是前清光緒辛丑年（西曆1901）－－日子可惜不記得了，我想是春天。我那時候兒叫名兒十歲，還沒到九足歲。在常州這一住下來就住了九年－－除了在龐家大寄娘家住過一年，跟上學的日子在南京念了三年的書以外。那麼我現在說的在北邊過的最早的回憶算是說完了。第二個九年，從回常州起到宣統二年（西曆1910）出洋到美國留學，那一段兒的事情我盼望不久再有功夫兒寫點兒出來。現在我就把我剛到常州的情形大略說說做個結束。

    我們常州的房子在城裡中間兒的青果巷，是從我曾祖下來三房一塊兒住的一所兒大房子。不算頂外頭一排門房兒，有五進房子，五個院子。頂外頭是轎廳，是存轎子的－－那時候兒連洋車都沒有，除了拿腳走只有坐轎子－－裡頭是客廳，兩邊兒有書房，是先生教書的地方。再裡頭一進是前進，是大房住的。然後是中進，本來是給二房住的，我祖父就是行二，可是因為我們一家在北邊多年，所以給三房住著。我們回來了就住後進。這幾進大廳跟住的三進房子的旁邊兒有一條又長又窄又黑的過道兒，差不多兩個胳臂一楂開就摸得著兩邊兒的牆似的。我們每房的人各有各家的廚房，在過道兒的反邊兒，就是東邊兒。各家也有各家的井。我們住的後進沒樓，就是一排平房。頂裡頭，就是西邊兒的一間，有一個單獨的院子，裡頭一棵獨核兒枇杷樹。當間兒四間前頭有個長院子。隔一道月門又有兩間做書房，在那條長過道兒的東邊兒。廚房跟下房兒在書房院子的南對面兒。我為什麼給這房子說的這麼詳細吶？因為我在這個家住了這麼久，過了多少年還常常兒做夢夢見在那長黑過道兒裡跑，或是睡得後進第二間屋子裡的床上聽外頭下雨的聲音。我在常州這個家住的其實並不是住的最長的：我在麻省劍橋的行者街廿七號住了也差不多有在常州那麼長－－要是刨掉了到蘇州跟南京唸書的幾年的話，最近在加州柏克萊的岩石道一○五九號住了已經二十年了，更像個家了；可是一個人小時候兒經過的事情住過的地方印在心裡頭比什麼都深。醒的時候兒覺著從前的事情好像遠的不得了，可是做起夢來舊地方又活像在眼前了。

    我拿回到常州當早年回憶的結束，除了大搬了一次家以外，還有一個緣故，就是外頭說的話變了南邊話了，我也學會了說常州話了。以前我只會說北邊話，只會用常州音唸書。常熟話我倒是學會了，可是大寄爹家不在我們那兒的時候兒我也沒機會說，也就生了。到了常州，除了我們的丫頭靈兒，過了兩年保定的周媽又回到我們這兒來－－除了他們兩個用人說北邊話以外，別的用人都是說常州話的，到處街上鋪子裡自然都是說的常州話。還有頂要緊的是跟我同輩份的從堂姊姊哥哥們（在青果巷那時候兒，我是我們那一輩的最小的。）都得說常州話，所以過了沒幾個月我就說的一口家鄉話，這才起頭兒覺著我是個道地的常州人了。那麼除了我們這一房剛從北邊回來自己跟自己還說北邊話以外，跟大房三房的些長輩不說常州話嗎？不。我不跟他們說常州話。長輩當中只有三叔公會說北邊話，他們那房還有二叔老要跟我學著說北邊話，可是學不好。其餘的只會說常州話。我起頭兒因為只會說北邊話，就跟他們說我的北邊話。這樣一來弄弄弄慣了，趕我學會了常州話以後，我仍舊跟他們說北邊話。所以不知不覺的就成了這麼一個規矩：跟長輩說話的時候兒，我說我的北邊話，他們說他們的常州話；跟平輩（除了哥哥大姊二姊），跟用人，跟外頭人說話我就說常州話，要是跟長輩說常州話，我覺著好像對他們不恭敬似的。

    我們在常州住定了下來，就請一位姓張的先生來教我們的書，用外頭大客廳東邊兒的一間書房。這回自然不難找常州先生了。我的四書已經快念完了，最後念的是《中庸》。天天兒還是吃完了飯寫大字。我還沒「開筆」，可是已經起頭兒臨帖了，臨的是歐字，用的是歐陽詢的碑。寫完了一張，先生叫我們把日子也寫上。我記得起頭兒寫的是「壬寅新正」，就是說壬寅新年正月，算起來應該是西曆1902年的2月。那麼我的「早年回憶」就寫到這個時候為止。下回再講常州住了九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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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二個九年

一、引言

          我在「早年回憶」中，敘述了自1892年我生於天津、到1902年全家「回到」江蘇常州，我第一個九年的大略情形。我覺得我第二個九年自成一個單位，因為在這九年間我雖然經常遷移，可是主要住所仍是祖籍的家鄉。以後，我要敘述自1910到1920年我在美國的十年。

    心理學家說，一個人的性格在早年便已形成，或許在學習說話之前。我並非心理學者，可是據我記憶，在我第二個九年當中，我自己以及圍繞我四周的人們，改變得較我一生其他時期都要多。在這幾年期間，我周圍人講的不再是官話，而是常州話。我從家中私塾一次改入「洋學堂」，不同家庭的子弟一同上學。一年之內，我父母雙亡，我被送往蘇州在大姨媽也是我的大寄娘家度過一年。在我留在常州的最後三年，我第一次離開家庭－－任何人的家庭－－到南京上中學，只在假期回到常州。這幾年是我的少年時代，具有那種年齡慣有的壓力和放縱；由於我的環境的外在改變，事實上我經歷的壓力和放縱要比通常為多。最後我參加利用退還庚子賠款去美留學考試，在錄取的七十二名學生中我名列第二，於1910年被送往國外。

    現在我一一分別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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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鄉生活

          在地理上，且在修辭學上而言，這是第一次我真正感覺住在家鄉，我不僅學會唸書，且能講常州話。說實在的，在我們家庭這一支，我們繼續講官話，我們家裡還有丫頭靈兒，以後又有女僕周媽。可是外面卻是常州的世界，我們都曉得，也都覺得出來。

    我們覺得既已安居，該養一頭貓。我們養的第一頭是個黑貓，名叫赫德，這是十九世紀洋化的中國海關英人主管（Sir Robert）Hart的中文譯名。我們極愛貓－－現在我仍然如此－－讓貓和我們睡在一起，雖然大人們並不明白讚許。三伯父在中院養了一頭小黑狗，不時和赫德打架，我看到一頭貓對抗一頭遠比自己大的狗，居然毫不退縮，頗為驚奇。

    在「早年回憶」中，我敘述過我們在北方時候一年的各種節日。在常州過節比在北方更莊重，當然每當不同的節日，我們要做更多種特殊食物。新年蒸年糕，端午包粽子，中秋做月餅，其他次要節日所吃的食品，在南方都比較豐富，種類也較多。不錯，我家在北方所做的這些食物，頗受我們是常州人的影響，回到南方家鄉，我們更易於買到各種不同的作料。除應節的食品之外，我家還在一年中間某些季節，製作特別食物，例如，在春天，每家要做一種黑色黏黏的面醬，叫做「甜面醬」，做的要足夠一年之用。做法是先將麵粉做成大塊的面卷，然後蒸熟，放在庭院上曬，幾乎擺滿了庭院。我不記得如何不讓狗、貓及雀鳥吃，或不使雨淋。大約曬了一個月之後，這些面卷變成黑色。我不記得如何使它們成為半液體狀態。面醬稍帶甜味，是因為發酵的原故，另有鹹味，大概是加了鹽。這種曬麵團的景象使我想起每年曬書的情形，我們把書放在空曠的戶外攤開，不讓它們發霉。我們小孩子以幫助大人做這些事為樂。每年還要曬衣服，那個年頭還沒有乾洗，可是我們小孩子對大人的衣著並沒有太大的興趣。現在回頭來再說食物，準備過年始於十二月廿三日糖瓜祭灶，就是送灶王爺上天，再於除夕夜晚接回來。糖瓜是一種極黏的甜點，祭灶時放在灶台的頂端，意思是灶王爺吃了糖瓜，上下牙齒便會黏在一起，上天以後便不能講我們壞話。我在那時的年紀對這些事已經懷疑，在沒人看到的時候，我在不生火時爬上灶台，偷吃糖瓜。事後家人發現糖瓜不在，我便告訴他們說，灶王爺從煙囪下來吃掉啦。

    除吃糖果之外，另外一件我們覺得好玩的事，是放風箏，我在「早年回憶」中已經提到過。可是南方的氣候比較溫和，在常州我們放風箏的時候更多。有時我們放的風箏比我還高，也有時遇到強風，沒有人幫助，我便拉不住。在常州放風箏有一種在北方少見的景象，就是拴風箏的繩子下面，每隔二十或三十尺，系一盞小燈籠，燈籠飛上之後，天空中便現出一排曲線的美麗燈光。另有一件事我在前文忘記提，就是在風箏肩端附上一個響笛，風一吹便發出低沉的音響。這些燈籠通常用竹筷緊繫在繩子上，可是有一次一個燈籠落到房上，幾乎引起一場火災。

    我從來不大會栽花種樹，我在前文提到過童年嘗試作詩，描寫菊花。南方的氣候自然孕育出更豐盛的植物。我在上文提到我家小小庭院長有一棵獨核枇杷樹，那種枇杷在市場上難以買到。院子的牆邊有一個半人高的花池，在不同季節，我在那裡種植不同的花木。有一種頗為普通的小花（也許是「牽牛花」又叫「喇叭花」），可以摘下當作號角吹，我甚至曾試圖以之吹奏樂曲。

    除了花草樹木之外，我對於小巧物品一向有興趣，也許比一般玩具更有興趣，一般玩具我喜歡拆散，常常不能再裝回。有一種玩具我做的頗為成功，就是一百多尺遠的電話裝置。我聽說過有電話，可是那時從未親眼看到過。我用兩個像似胡琴上用的竹筒作為收聽器和傳話器，竹筒的一端裝上不易破的紙張，紙中間用一個細短竹片繫上細繩，細繩將兩個竹筒連接起來便算完成。一個人對著一個竹筒講話，聽的人將耳朵緊貼在另一竹筒開口的一端，繩子自然得拉緊。講話的人和聽話的人若是彼此看得見，樂趣便不大，於是我便要一頭放在後院，另一頭穿過長長的過道，一直到外面的大客廳。怎樣讓拉緊的繩子拐彎呢？要是繩子碰到任何固體的牆角，便不能再傳音。我想出一個辦法，在轉角處釘上一枚鐵釘，釘子上繫上線圈，兩個竹筒之間的細繩穿過線圈，這樣便可不碰到固體而拐彎。聲音的確減低一點，可是一端大聲喊，在另一院落一百五十尺外的另一端足可聽到而答話。

    講了半天和別的小孩子玩，還沒有說出小孩子是誰。大哥年紀太大，二姊是女孩，都不能或不要和我玩。堂兄科安（K』o－An之音譯）比我大兩歲，是大房伯公的孫子，後來過繼給他母親的娘家徐（Hsu或作許）家，在南京和我讀同一學堂。另外一個是他的兄弟，名字我忘了，我總叫他的外號「多寶塔」。另外一個是女孩，雖比我小，卻長我一輩，她是三房叔公過繼的女兒，常州音名叫「外囡」（Waino），北方音大概是「慧男」（Hui－nan）。我很喜歡她，常和她玩。以後三房叔公的么女儂姑（AuntNung）成了我最喜歡的人。我幾乎愛上了她，如果說像我這般大的男孩可以愛上一個人。在大人們打麻將的時候，我會擠在她身旁看著她打牌。我眼睛有毛病的時候，她總是在睡前給我點最後一次藥水。在學校裡，我也有戀人，留待說到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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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危機與災難

        在這一節，我要敘述我遭逢的一件嚴重事故（在這次事故中我失掉了門牙）、各樣的疾病，以及最大的災難－－一年之內父母於三十多歲雙亡。

    和上文談的那些玩伴，我很少玩得粗野。一種費氣力的玩法是一個孩子在前面跑，另一個孩子在後面追，要是第一個被第二個碰到，第一個便算輸了。有一次，我在大客廳裡在前面跑，廳裡擺有傢俱，突然間我失足跌到椅子邊上，我本來張開嘴在跑，兩顆門牙立即被碰掉。每人都來幫忙，清洗我的帶有血漬的衣服，並在臨時弄的火堆上烘乾。我不記得他們給我吃什麼，使我停止流血。大哥也在場，可是他並未參加追跑，他要我無須擔擾，新牙會很快長出。那天我們很晚才去用晚餐。當我指給我母親看發生了什麼事，她立即慟哭，我們百般安慰，她也不停止。我說沒有關係，新牙會很快長出的。可是母親知道得清楚，我前面的一排牙齒已經是第二次長出的。幸而並未感染，不久便告痊癒。但是對我卻頗有一種心理影響。缺了兩顆門牙，我便不願大笑，甚至在講話時也不願張大嘴巴。遇到講F及V的聲音時，我以上唇蓋住下齒，發出唇齒音，而非齒唇音，這是人們取笑我的另一件事。這一切使我頗有幾年感覺害羞和內向，一直到以後上海一位外國牙醫為我裝上義齒。我不但害羞，而且怕鬼。我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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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晚，我坐在床邊，看到一個人影在我身旁出現，然後突然不見。我怕極了，幾乎暈倒，大人們還不瞭解我是怎麼一回事。從那次以後，我更怕鬼，也更怕黑。

    在常州，我被病魔所侵的次數之多，和我在北方的時候不相上下。大姊生過天花，身體和臉上留下痕跡，有了那次教訓，我們全都種了牛痘，所以我沒生過天花。有一次我長時期臥床，連續發燒，大概是得了傷寒病。我沒有胃口，渾身麻木，羸弱不堪。可是我記得躺在溫暖的床上，傾聽庭院裡的雨聲，一如我在北方在同樣情形下所享受的那樣。另一種病痛是眼瞼時常發炎，也許是沙眼作祟，幾乎二十年後，我確曾患過沙眼。

這種病痛煩擾我差不多一年，每晚總是我喜歡的姑母儂姑在我上床之後，為我點藥水，

這種例行工作，我極引以為樂，我痊癒後，還非常想念。

    除我自己發生事故及生病外，我家房子也發生一次嚴重事故。某天下午，我聽到街上鈴聲四起，住在前院的人們大為騷動，我們的房子起火啦！那個時候常州還沒有電話，必須由僕人跑去告訴消防隊，消防隊必須抬著沉重的手按唧筒和水龍軟管一路跑到火場。幸而那次火燒蔓延得並不太快。火由乾草堆燒起，草是用來作燃料的，儲存在東院放置轎子的大廳的庭院裡，距離正面牆壁不過二三十尺。救火人員得要推倒院牆，以便水龍軟管不須太長即可達到火場。這一切當然由人力來做。水源來自我們家中水井之一。救火機倒還頗為有效，在火勢蔓延到中間正廳之前，便被撲滅。乾草堆置的小庭院後面，是祖先牌位所在，在前文敘述我們家宅的時候，我忘記提及。我們冒著煙薰火烤之險，在被火延及之前，將牌位取出。實際上，火勢並未朝那個方向擴展；以火警來說，只能算是一場小火，可是對我來說，卻是平生第一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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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久病不能像以前那樣興高采烈主持家務之後，家中情況便開始陰鬱而走下坡。父親無法專心教我讀書，而張老師又不再在我們家，幾乎有兩年，我過著閒蕩的生活。我本來該讀《左傳》，由於無人監督課業，我也就不全心讀書。大姊和大哥年齡都大啦，應該能夠幫助提起精神，可是家人相繼患病，他們也便無能為力。我們的家庭醫生是我們的親戚，他乃是我們已故的陸老師的弟弟，陸老師曾到北方教我們讀書。這位醫生摸不清母親得的是什麼病，他認為可能是肺結核。然後在1904年炎熱的夏季，父親突然得了痢疾，發高燒不退，以致左右手臂下各放一個西瓜以保涼爽。過了幾天，熱度減退，可是他也去了。我家所受的打擊太大了，若沒有三房叔公家幫忙，我們甚至無從準備喪事。

    俗語說得好，「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不到三個月，母親的病情愈來愈壞。她完全清醒，且保持理智一直到最後。一天上午，她要我走到她床前，以連貫但卻微弱的聲音對我說：「元任，你曉得我要去啦。你要乖，聽大哥和姊姊們的話。」她的聲音愈來愈低，說的話也愈來愈不清楚。這是我最後一次聽到母親講話，也是我記憶中平生最悲慘的一刻。在我寫本文之際，恐怕還不如我母親在她最後一刻那樣語言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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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蘇州度過一年

          在家鄉，我們沒有上代近親，於是他們決定送我到蘇州，外公、外婆、舅舅聃生、大姨媽也是我的大寄娘龐夫人都住在蘇州，大寄娘家在蘇州新橋巷，在城的另一邊。蘇州有兩個新橋巷，大寄娘住的是東北城門婁門內的一個。外公中過風，半身不遂，舅父又無職業，所以決定送我到大寄娘家去住，我非常喜愛大寄娘。她有三個兒子，名叫恩長、敦敏、京周。恩長比我約大十歲，我就歸他教導讀書；敦敏比我長兩歲；京周比我小一歲左右。由於母親在蘇州的娘家人大部分來過常州我家，我覺得和他們相處，不致受拘束。我特別和大寄娘親熱，她不但長得像，而且舉止也像母親。此外，她能和我講北方話，而在蘇州的其他親屬，除去我外公、外婆和聃生舅舅之外，大多不能。實則不然，我對外公馮家估計錯誤，甚至和我同代的表兄弟在家裡也講北方話。

    大寄娘嫁給龐家，他們原籍是蘇南震澤縣，在家裡說蘇州話。我在她家學會了講第三種吳語，其他兩種是常熟話和常州話。蘇州的首縣是吳縣，蘇州話自為主要吳語。可是蘇州話頗為柔軟，帶有極快的上－－下－－上低昂上揚音和某些母音，如北方話ou的聲音，蘇州話便讀成E（如hat），北方話「好極啦」，蘇州話是hEteFla。我讀書仍用常州音，老師用蘇州音教我的少許新字，我能夠猜出來常州音的讀法，比我在冀州時候北方老師教我北方音，我猜常州音，更為正確。十年或二十年後，江浙兩省日漸增多的學生到上海讀書，上海話乃成了普遍為人們講的吳話，因此，無錫人和常州人譬如說在北京見面，他們會以近乎上海話交談，要是他們各以鄉音談話，彼此的腔調會遠較相似。在蘇州龐家，我第一次「開筆」，即開始作文。我記不起我們寫些什麼，但是，當然得用文言寫。在上文中我敘述過我在北方曾試著作詩。事實上，詩中文體比文言文更接近口語。

    在龐家，我雖然覺得無拘無束，惟我似乎記得在我外公馮家，更有樂趣。理由之一也許是我表兄「五哥」（實際是表姊）和我同歲，另有兩個表弟欣官與和官只比我小一兩歲。我在常州自曾祖父以下，是我這一代最年輕的，極喜歡有和我同歲或比我小的玩伴。另一理由是，去到蘇州城中心顏家巷的馮家，表示不須上學，我們可以玩橡皮球，當時橡皮球是一種新鮮玩意；我們還學跳繩，而以搖繩自我們腳下而過，並不碰到地，引以自豪。那時我已經學會了打麻將，有一次我打了通宵，也許是以後我到蘇州打的？不管怎麼說，那是我兩次打通宵麻將中的一次，另一次是約三十五年後在紐約打的。另一樣較高深的遊戲是根據「反切」方法講一種秘密語言，反切法是古時用來在字典上指示讀音的，例如，「東」字是由「德宏」（te－hung）兩個字拼起來的，即用第一字的子音t加上第二字的母音ung而成「東」。我忘記提我是在常州自姑母儂姑學的這種把戲。在蘇州，他們教我一種倒轉的「反切」，稱為uε-fen，ε是蘇州話的an音，惟次序顛倒。現舉一個簡單例子，北方話「要來」，讀如ao－yinai－len。有了足夠的練習，可以講得頗為流利。談到語言，我於此

是聽表兄弟們讀。他們用的一本小書叫「跑拉馬」（p』o－la－ma），即「（英語）入門」（English Primer）之意，「跑拉馬」即prime（r）的音譯，我跟他們學的第一課大致是：eng－awegnaw，essz－awesaw，gee－awegaw，實際的課文乃是n－ono，s－oso，g－ogo。不久我便學會了說Youisdog（譯者按：意為你是狗，文法錯誤）。一年後，我才真正開始學英語。

    在蘇州的那一年，我只記得龐家和馮家的內部景象，有時我們也去「觀前」的露天商場，所謂「觀前」是一所大廟的前面。蘇州城大部分是小巷和高牆，愈是有錢的人家，圍牆就愈高。和常州一樣，蘇州城內有許多條窄小河道，婦女們就在家宅後面的石階上洗衣服。我還清楚記得龐家院後一頭貓游過小河。原來龐家養的一頭貓不知如何到了對岸，它喵喵的叫個不停，往來的船隻沒有人管它，最後它決定冒了涉水的危險，游回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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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初入學校

        1906年，我回到常州，首次進入一所現代化學校，各式各樣家庭的子弟在各科教師督導下一起唸書。我們通常稱這樣的學校為「洋學堂」，因為這是洋制度，雖然我所進入的那一所是私立而由一位朱先生管理。那所學校名為「溪山」。用北京話來說，「溪」字應讀為hsi，而我卻讀為Ch』i，理由有三：第一，學校就是那麼稱呼的；第二，按照音韻學，「溪」字代表氣音k字音，在i音之前通常為Ch』而非hs；第三，「溪山」如讀為hsishan，易與北京的「西山」相混。

    當我填房守寡的阿姆娘（常州話「伯母」）由於大姊還不夠大，無法長期處理家務，因而回到常州，住在青果巷我家後院，照顧前房留下的三名子女的時候，我也從蘇州回常州。阿姆娘以前住在外省，和娘家左家在一起，左家和阿姆娘一塊兒回來，住在常州另一地區。阿姆娘仍然時常越過城內的小河去到左家，不過她通常在青果巷家裡。

    溪山學校名為小學，實則介於中、小學之間，等於美國的grammar school。由於大多數學生來自有知識家庭，中文課程比較以後學校程度為高，例如，我們需讀左傳文選，前兩年我曾讀過一些。我們最敬愛的老師名呂誠之，教我們中文和歷史。我開始在沈問梅先生指導之下，有系統的學習英文，沈先

?�H巧蝦Ｊピ己泊笱У謀弦瞪��Ｋ��還芪頤?

能不能聽懂，總是用英文快速講解，這對訓練我們聽英語，一定頗有裨益。他還教體育，叫我們圍著操場跑。我忘記於老師（Teacher Yu）教的是什麼。在數學方面，我們學過幾何與代數的長除法（long division）。在夏季年中考試時，英文我得第一，各科平均，得第二。

    在撰寫早年回憶時，一切完全靠記憶。但自1906年以後，我可以憑日記，除了少數幾天中斷之外，這幾十年來，我一直保持寫日記。第一次寫日記是在一個星期天，1906年4月15日。和通常一樣，我們寫的任何事物，都是用文言文。這是我第一天的日記，全

文如下：

    「十二（即十二時）前往溪山（學校），擬於彼處午餐，惟太晚。故略候片刻。所有人均去楊集操場（Yang chi field）踢足球，余去『青年勵進社』（Youth’s Impro

vement Society）（系余協助組織者）借書。僕人老勞（Lao lao）和堂兄科安也在彼借書。余借了《黑行星》；《科學讀本》卷一、卷二、卷三；《家庭教育讀本》；《兒童心理學》；《國歌書》卷一；《秘密島》，共八冊，交老勞攜回。旋去『新春』（書局）（HsinCh』un〔Bookstore〕）以八角購《古文觀止》（Text books of Literary Chinese）五卷至第十卷。（同學）朱達（Ch』u－Ta）亦在彼。詢其何以缺課－－因傷足。返校稍讀《古文觀止》。是日天陰。」

    上項日記用簡潔文言以小楷寫出，占篇幅1 1/4吋×2 1/8吋。以後學得較多英文字，我開始將英文字羼在中國字中間，現在我必須以常州音讀這些字以明我的本意所在，例如，1906年8月18日我說「余去堂兄科安家t'ei k'o ding no」，常州音近乎「take dinner」（用晚餐），而北方話則應為t』uik』ot』ingnuo。又「余去看同學石儀（Shih

－Yi）?瘦a-ze」即father（父親），而北方話則應為fa－ch』u。十一月三日，「余作ssu－pei－lingto26p』ou－ch』i」，北方話應為ssu－pai－lingto26p』ei－dji，即spelling to page 26（拼音到二十六頁），不久之後，我開始使用縮寫字，如rivylt即rise very late（起得很晚），jenvynoshih，即personverynotwell（人極不適）。又1907年1月6日，我記bklawd2pg，bk即book，「書」在中文文言亦意為「寫」，所以上文縮寫之字為wrote large words 2 pages（寫大字兩張）。

    不論在校內及校外，我們的課外活動很多，有的是學術上的，也有的是為了樂趣。我第一天的日記提到過，我們組織了一個「青年勵進社」，其重要活動之一是買書成立圖書館。9月9日，星期日，我到那裡借了《新小說選》、《教育歌曲》、《音樂課本》、《魯濱遜漂流記》兩冊、一冊《新民叢報》（梁啟超創辦的雜誌）、《兒童心理學》及《家庭衛生》。男人們可以在城內任何處所走蕩，而我們這個階層的婦女則必須坐轎子，我有時候為她們跑跑腿和借書，例如為儂姑借《學校衛生》、《黑奴籲天錄》、《福爾摩斯探案》等（當然全是中文譯本）。除了經營圖書館外，「青年勵進社」還創辦《課餘雜誌》（After－School Magazine），用油印機印刷。我主編科學部分，惟不記得我撰寫了什麼。

    在我的課外活動中，我記得有一件事讓大人們大吃一驚。我試驗將煤油裝在廢棄的玩具盒內加熱，盒上中間鑿穿一個小孔，將盒放在廚房爐灶上，當煤油開始沸騰時，我在小孔上端放一根點燃的火柴，立即有美麗的火焰從小孔冒出，大人們曉得了我在做什麼之後，大為吃驚，不讓我再為煤油加熱。遠較無害的是試驗將鏡子的四框去掉，將其稜角放在太陽光下曬，讓它在牆上散出七色光來。我們小孩子8月4日看到月全蝕，極為興奮，那是我第二次看到，第一次是在1898年12月27日。另一種讓我們小孩子發生興味的天文現象，是在我們家門前向東方天空望見彗星。我日記上記載是在1906年8月27日晚間。我認為是恩克彗星（Encke’s Comet），惟據高達太空飛行中心（Goddard SpaceFlight Center）的黃授書博士說，那一定是芬萊彗星（Finley’s comet）。

    敘述我在蘇州這一年的事故，我忘記提及我們對世界觀的重要改變，即開始以現代的、甚至革命的看法看事物。我們開始劃分人類為文明人及野蠻人。我們認為清朝當然不久覆亡（四年後果真覆亡），我們全都期待革命到來，可是我們在大人面前不敢說得太露骨。事實上，我父親曾說可能要改朝換代，母親立即制止他說：「不要高聲！」我想是在我第一年入學的時候，發生反美運動，那是因為在淘金潮之後不久，禁止華工而引起。我們設法查出什麼貨品是美國貨，以便加以抵制，煤油是標準油公司（Standard Oil）進口的，所以我們便停止用油燈而改用蠟燭。大都是我們青年勵進社的社員勸說親戚朋友抵制美貨。

    我們的活動並非全是嚴肅而無玩樂。我開始在校內學踢足球，也去東門外的清涼寺旅遊，通常爬上附近的寶塔（譯者按：據台北武進〔常州〕同鄉會雲，常州東門外為天寧寺，附近有寶塔；南門外方為清涼寺）。鐵路修通到常州以後，那個地方當然是必看的風景。夏季常下大雨，在淹水的街道上走來走去，水沒到我的踝骨，我覺得很好玩。一天早晨，我一路涉水來到學校，只看到五個學生在那裡，那天學校不得不停課。在學校以及在家，我們常玩藏東西和傳話，藏一件不大不小的物品，如一頂帽子、一本厚書、一個甜瓜，頗為簡單。傳話是先由一個人對第二個人小聲說一句短話，譬如It’s going to snow tomorrow（明天要下雪），第二個人將這句話傳與第三人，傳了八次或十次，這句話可能成為It’s going too slow to borrow（借就太慢）。（我們當然說的是中文。）和象棋比起來，我喜歡下圍棋；我也有時間打麻將，有時三天我倒有兩天打麻將，大姊想法不讓我打以免浪費時間。可是那年她嫁到浙江諸暨陳家，少有機會教我做這個那個。我想是前一年在蘇州時候，我第一次通宵打麻將，這件事我在上文提到過。城裡沒有什麼玩藝可看，也沒有電影院。有一次一家旅行電影表演團來到城內上演幾天，我去看過一次。上演的大部分是滑稽劇，諸如以水龍頭從人們後面噴水、月亮在天上看兩個年輕人作愛，然後搖擺落到地球上把兩個年輕人嚇跑。最後一幕顯然帶有色情。我忘記提及我在蘇州那一年，我偷著看了從聃生舅父圖書館借來的一本說明性的書。那幾年是我的春情發動期及青春期，通常自我放縱，不過和私人愛情及自書上與那次電影上得來的理論知識，並無關聯。那次影片尚頗規矩，只照出床上兩人的面孔，但從他們面部表情無疑可以知道他們在做什麼，影片的名稱是《小開心》。後來三房叔公家包租下旅行電影團，在我們家上映一次，放映兒小段，惟我們在城內看過而期待的那一段，則未放映，這當然是出於對我家的尊重。

    上文是「我們」的課外活動和遊戲。「我們」是誰？大多數是溪山的同學，在我日記中提的最多、記得最清楚的是陸元昌、路敏行、朱鍾麟、李宗棠、馮沈孫（後二人姓名系譯音）、表兄科安、另一表兄（我只記得外號叫「多寶塔」，中國顏體字的字帖名），及屠家三兄弟（老大後來做了常州中學校長）。近親中間，我和大哥、二姊還開玩笑，和大姊則較少開玩笑，她多少是我的長者。惟正如我前文所說，我對儂姑頗為愛慕，幾乎在每天的日記上都提到她。在同學中，我也喜愛李宗棠，不過有時候我們打架，打得把彼此的頭

稱呼這個名字，以致後來反而忘記原名。我的代名是「潑」，活潑的簡稱，另一人是「殺」，又一人是「必」，在常州音都簡短清脆。有人說我必定討個凶悍的老婆，因為「潑婦」的意思就是凶悍的老婆。幸而在我結婚老早以前，我便不用那個名字了。

    提到結婚，1906年5月20日大姑婆（陸老師和陸醫生的母親）告訴我，我就要和一個名叫陳儀莊（Ch'en Yi-Ch'uan）的女孩訂婚啦，我在日記上記載說，婚姻不自由，我至為傷心。

    我和這個女孩訂婚十多年，最後我終於得到自由。

    上學的第一年，我的身體一定頗為健康，因為那時校內校外的活動很多，而且幼年自我放縱，我曾在日記上以大字書寫「今天余完全失去自制，書此以志此錯事。」那時有兩件事煩擾我：一是眼瞼發炎（大概是約十年後患沙眼的先聲），因此之故，獲得機會在睡覺前享受儂姑為我點眼藥水。這個毛病時好時壞，例如5月30日的日記說眼睛康復，而10月31日的日記則說兩眼全紅。另一件痼疾是心跳，心跳時深感悲觀，心悸過去後，一切恢復正常。1906年9月21日的日記寫有這樣一段話：「余至少每年病一次，惟今年未病，此定為余每晨洗冷水浴之結果。」可是10月23日心跳毛病又犯，此病一年犯一次或兩次，以後數年一犯，多年後得了一次冠狀動脈心臟病，以後便從未犯心跳病，頗為奇怪。

    在常州上學的這一年，我寫了很多，部分原因是我必須將稍早以前及稍遲以後發生的事件包括進去，但主要還是因為這年是我身心發展的轉捩點。此後，我便離家到南京上學三年（只有假期返家－－及回家吃煮螃蟹），留待下節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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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南京三年

        自1907年至1910年，我第一次離家，住在南京江南高等學堂宿舍內，我時常找尋藉口返回常州，縱然不是假期。我先去南京投考ShangChiangMiddleSchool和江南高等學堂，兩校都錄取了，我選擇了後者。我被列入預科一年級，江南高等學堂實際是一所專科學校，預科等於高中。錄取後，我便搬入學校宿舍等候春季始業，因為兩地的交通起初是迂迴而費時的。南京位在常州之西約一百英里，可是我第一次於1907年3月去南京，須乘小火輪東行到蘇州，然後換乘較大輪船到上海，在旅館住一夜，再換乘揚子江大輪船（即兩旁裝有划水板輪，而由鑽石形狀的高大肱木所發動）前往二百英里之外的南京。所以我們須行三百英里，費時五天，去到一個相距僅一百英里的地方。但惟有在冬季才這樣走法，冬季常州到鎮江之間的運河河水太淺，不能行駛輪船。1907年暑假，我便搭大輪船到鎮江，換乘小輪直回常州。以後滬寧鐵路逐漸擴展，交通更為便利。那年夏天，我到常州小北門第一次看火車，11月便可以從南京乘輪船到鎮江，然後第一次坐火車從鎮江回常州。我一直以為那次回家是吃淡水蟹的，可是查閱日記，我發現那時南京開運動會，學校停課數天，所以我才能回家吃螃蟹。1908年4月3日，滬寧鐵路完成，全線通車，那年暑假我搭乘一點鐘開行的火車，在鎮江穿過走了五十秒鐘的山洞，不到四小時（而非五天）便到達常州。

    江南高等學堂位於延齡巷南端的門簾橋，楊文會（1837－1911）創立的金陵刻經處就在延齡巷。那時我毫無所知在我們學堂附近有一個女孩－－楊文會的孫女－－十年後我們見面並結了婚。很可能在近鄰的花牌樓商店購買物品時，曾見到過她。

    高等學堂校址頗為廣大，宿舍幾可容納三百學生，六個人住一間，還有若干大教室、一座體育館、一個大操場和一個池塘。高等學堂所教的課程和普通中學大致相同，惟比較高深一點。從下面一段我寫的日記（中文所寫，羼雜英文字），可以看出1907年我初進學校時的情形：

    3月20日星期三，第一堂英文，默寫。老師講解新課，讓我們讀。輪到我讀，我讀的頗快。趙老師云：「讀到fool－stop（譯者按：句點之意，應為full stop），應該稍停再繼續讀。」每人獲得一本練習簿。第二堂數學，有三種習題，一是三角，一是代數，另一是算學。我作了第一種。每人分到一厚本數學（作者附言：中文課文是直寫的，代數方程式是橫寫的，有時整頁只有一、兩行課文，方程式佔了很寬地位，然後又是直寫的課文）和一本帶格子的練習簿。第三堂是歷史，常熟籍的丁老師還未到，由其遠房叔公丁孟輿代課。我們每人分到八本歷史教科書。他並未開講。午飯後，和Shih－Ch』un及其他同班同學去裕昌巷（Yu chang Hsiang）裁縫店量制服。體操未上課，第五堂到圖書館上繪畫課。我們每人分到一冊苗（Miao）老師編的圖畫模範和一枝畫筆。今日老師教我們定點（make points）。我畫的通過。國文課教完第一課。

    整個說起來，這和一年以前在常州上學的日記，無何不同，只是一切較為高深而已。和前一年一樣，若干日記由於名詞及數位縮寫和英文音譯，頗不易明瞭，例如，1908年8月8日的日記，我寫了這麼一句：「世界及世界人民在一巴拉格拉夫」（即英文paragraph〔段落〕之音譯）。1908年4月27日，頭一句我用英文寫了「In the morning I rose very late」（今晨起床甚晚），然後繼續用中文寫。有一天，我提出一個問題：

「My father and my grandfather’s only son are or is the same person？」（我父親和祖父的獨子是同一人，「是」字應該多數還是少數？）我未寫出答案。

    國文課程頗為高深，我們念的是《古文辭類纂》，每星期六下午，半天作文，我們認為是一件大事。我不記得是不是須要習字，不過我經常練習顏真卿的《家廟碑》，顏體字筆劃粗壯，我不再練歐（歐陽詢）體筆劃細的字，以後短時期改習柳（公權）體《玄秘塔》，最後又改習顏體。幾年後，我在康奈爾大學讀書，主編《科學》期刊，須要寫字寫得快，無怪自那時起我的字被人批評頗為難認。

    數學課程先是代數，後是幾何，最後三角。代數老師是蘇北通州的崔（Ts』ui）先生。他的家鄉話母音如bee發顎音如z。代數上的字母，他都以家鄉音讀。a＋b＝c；b十c＝d；a，b，c，d，用上海話讀是ei chia bi tengyu si，bi chia si tengyu di，ei，bi，si，di；崔先生讀成nae chia p'z' tengyu shz'；p'z' chia shz tengyut'z；nae，p'z'，shz，t'z。。那一整年，我們便是這樣學的代數。

    在繪畫班，我們也有語言問題，老師是日本人，不會說中國話，翻譯員不太懂繪畫。可是老師看到我們的作品，都給高分。

    有些學生一直想到美國留學，所以美國老師來教我們英文，我們大為興奮。他名叫嘉化（David John Carver），田納西州那什維爾市（Nashville）人，是我的第一位美國老師，在學生中頗孚眾望，不似常州溪山學校那位沈老師，他很小心，對我們講話很慢。在他教導之下，我們發音進步很多，惟我們也學得若干美國南方口音，如zero讀成dzero，lamp讀成liamp，直到多年後，我才知道這不是美國一般標準發音。不過不久，我的中式英文便被改正。在一次非正式有唱歌有朗誦的晚會上，我誦讀一首名為Clear and Cool（清與涼）的詩句，到了末尾時，我心情緊張，含混支吾了一會兒，才繼續讀完。事後，嘉化先生告訴我最好習讀短篇而充分瞭解，不要習讀長篇而瞭解不夠，我覺得玩耍英文和玩弄中文，同樣有趣，例如我曾問同學OICURAB是什麼意思。（譯者按：諒為Oh I see，You are a bitch。）

    另一位美國老師是查理（Charles）先生，教我們物理。他極為羞怯、緊張，他說的話難於瞭解。我不記得誰教我們生物學，可是有一天，高等學堂和預科全校學生齊集在大禮堂觀看解剖死狗表演，我們認為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我在南京讀書的末期，選修了德文，以後留學考試成了我的第二外國語，我覺得頗有裨益。體育是教體操和軍事訓練，最後使用真槍。

    除正常課程之外（我在常州入學一年，覺得這裡課程頗為輕鬆），我自己讀了不少課外讀物。我買了一本《馬氏文通》，乃馬建忠所撰之中文文法書，完全比照西方語文的文法，讀起來極感興趣。我們在校內不須作詩，惟我繼續早年在北方時的課業，我早年的試作如下：

    惱人最是雨綿綿忽忽光陰又七天

    轉念明朝猶路濘挑燈獨坐小窗前

    有一位真正說英語的嘉化先生作老師，我們全都樂於在正課之外，多學一點。我借他的World’s Work一書看；讀過林肯傳。為了查生字，我以五元買了一本韋勃斯特所著的大學字典（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現在我書桌上仍有一本（版本不同）。我最喜觀看的書是福蘭克林的自傳，看過之後，我決心作一個完人。我也看過邁爾所著世界通史（Philip Van Ness Myers』 General History），忘記是歷史課本呢還是課外讀物。我被書內倡議的「世界國」所強烈吸引，當即決定參加成為世界公民。我的英文詩習作不像我的中文詩那樣古典，早期的習作如下：

    How useful is rain！

    We'll have very much to agin．

    How Pleasant it will be，

    In braces We'll play with thee．

    （我忘記我所寫的braces是什麼意思。）我的課外讀物絕不限於英文，我看的中文書自然要比英文書多。事實上，在溪山和高等學堂那幾年，我看過許多西方小說的譯本，到了美國之後，就很少再看小說。我最喜歡的小說之一是海加德爵士所著的《她》（sir Henry Rider Haggard's 「She」），由翻譯大師林紓（號琴南）譯成文言文。我極喜歡這本書，幾乎看了三遍。類似常州勵進社的組織在南京以「涼腦社」（Cool Briain Society）的名稱建立，惟不如前者活躍。

    早在北方玩弄透鏡和倒影時候，我對科學事物便已發生興趣。現在我開始在管子裡安裝兩個或三個透鏡，試造望遠鏡和顯微鏡。如今我不再在爐灶上給煤油加熱，而是學習用冰塊和鹽作冷凍混合物，使得溫度低到百度表零下二十度，即華氏表零下四度。觀看星星那時一向是我最喜歡的消遣，特別是那時的街燈和屋燈還不夠明亮，不足以妨害夜景。1907年8月12日及13日夜晚，我在東方天空上看到一顆彗星，長几達十度，最近我曾查閱彗星紀錄，惟不能斷定是恩克彗星（Encke’s Comet）還是莫爾豪彗星（More-house Comet）。1910年我在北京的時候，我曾於5月26、27、28連續三夜清楚看到海萊彗星（Halley's Comet）。

    除了我尚不認識的將來妻子住在離校不遠之外，我在南京不覺生疏的原因是所有的教師極為友善，還有若干同學來自溪山學校。此外，幾個親屬也在南京，大哥就讀於兩江師範（東南大學的前身，以後改稱中央大學）。一位遠房叔父－－Chin-Sheng Third Uncle在高等學堂本部，幾乎每隔一天便看到他。國文老師之一是我的遠房表叔公，對我極好，可是他思想頗為保守，批評省長核准開運動會「以儒為戲；勞民傷財」。和我住在同一房間的同學之一ShaoSheng－Wu是福州人，我們兩個互教方言，我學福州話，他學常州話。我從阿姆娘已經學了一點福建話，阿姆娘在回常州以前住在福州。現在我完全學得一個新的第六種方言，這種方言和我以前所知的毫不相同。就像德文和英文不同一樣。嘉化老師對我及同班章元善同學特別好。在他返美結婚回到南京後，常請我們兩個到他家吃晚飯，有時私下作禮拜，由嘉太太奏風琴，以後彈鋼琴，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鋼琴。在平日，他介紹我們唱《甜美的家庭》（Home Sweet Home）和《別離歌》（Auld Lang Syne）。在嘉化家，我遇到裴達斯（W．B．Pettus）太太，幾年後，我才第一次晤見裴先生，當時他是「華北語文學校」（North China Language School）校長。天津青年會的羅勃生（C．H．Robertson）先生兩次來江南高等學堂演講，一次是在1909年3月，一次是在10月，他說的一口純粹北方話，略帶天津口音，但毫無美國口音，使我印象頗深。

不好，我們便用筷子敲碗，叫侍役調換。有時廚房不換，全體學生當即站起來散開，直到新菜擺好為止。我在那裡讀書三年之間，這種事發生過三次。

    和以前在溪山

1908年11月，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去世，我們

「舉哀！」時，我們全都低著頭，齊聲大笑，沒有人能分辨出我們是在笑還是在哭。

    在南京，我們當然不完全生活在校內。在初到南京的某一天，我和大哥及堂兄K'o－An走上北極閣去看四周美麗的風景，二十七年後，我主持的中央研究院語音實驗室就建在那裡，每天我都觀賞那兒的景致。我們常去的另一個地方是南門外的雨花台。每逢雨後，我們可以在那座小山上撿到半透明的美麗有色卵石，這是南京著名的事物之一。市內火車由城中心通到江邊下關，往返家鄉更為便捷。那條支線通車時，我去到車站附近，將一枚銅板放在軌道上，讓火車軋過，車輪把銅板一面花紋軋平，我將它翻轉來再讓另一列火車軋過，另一面也便平滑，我就說我找到一枚古錢。校園面積很大，無須走出校外便足夠玩耍。在操場一邊水池旁，我常和同學比賽在水面上漂擲石子或瓦片玩，看誰擲的石子碰到水面的次數多。我常在寬闊的庭院散步，有一晚，迅雷震耳欲聾，幸而我未在雷擊到的地點。雷電擊毀了鞦韆架（我們剛剛玩過蕩鞦韆），我拾了幾塊碎片，作為紀念品。我也常玩單槓，由此談到我那幾年的健康情形。

    那時我仍然時常心跳，一發病便萬念俱灰，而且想家，尤其想儂姑。有一天，如我前面所說，我決心做一個完人，戒除一切惡習，如吸煙、喝酒、手淫，並開始按時鍛煉身體。我買了一本桑道所著的《力量培養法》（Eugene Sandow's Strength and How to Obtain It）。在日記中我常記載作深呼吸、長距離散步、跳高、練啞鈴、蕩鞦韆、在單槓上引體上升和翻觔斗，有時這些動作在一天之內都作。我也和同學比賽吃飯，有一次午餐我吃了四碗，另一次我吃了兩碗，第一個吃完，當時在餐廳用餐的同學共為二百七十三人，惟多數不曉得我在

完。我的體育活動有一天出了事，我在單槓上作前後擺動動作，不幸鬆手跌落，胸部著地。幸而地面填有松土，我還能自己站起來，當時無人在場。我似乎並無不良後果，惟以後有一年左右我屢次發生肋膜炎現象。整個說起來，在南京修業三年，我身心發育頗為良好。

    由於交通改善，自南京旅遊的次數增多，不但在假期，且在其他時機。1909年1月，我去蘇州為我外婆拜壽，1月18日是她七十壽辰。我還去常熟去看「大寄爹」姑母。是在1908年，我從表哥龐敦敏學會UE－fen即倒轉的反切，並非1906年，以前我記錯了。假期在家中，我們玩得很愉快。有一次我甚至和堂兄K'o－An到上海在Kelley ＆ Walsh，Ltd．買外國書，並買碘酒，當時碘酒對我們尚頗新鮮。二叔父Li－Ch'ing（正式姓名為趙Hang－Nien）自新加坡返家，帶來許多有趣的物品，其中之一是立體透視鏡和特製眼鏡與幻燈燈。每個人當然爭著使用特製眼鏡。可是我以前從注視壁紙圖案上學過兩眼隨心所欲自不同角度斜視，不須帶上特製眼鏡便能看出幻燈片的立體景象。二叔因我說過要去國外留學，還給我一本Rules and Manners of Good Society（《善良社會之規範與禮儀》），艾宓萊·波斯特（Emily Post）的前驅（譯者按：波斯特為美國女作家，寫過社會禮儀的書籍，逝於1960年）。所以下一節將敘述去美前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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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二次」逗留北京

        我將第二次加上引號，因為第一次我在北京的時候，還太年輕，對於北京毫無記憶。這次我參加過兩江高等學堂的最後考試並在預科畢業，到北京準備參加留學美國的考試。不久之前，我的近親大多搬到北京。大姊嫁給Chen Shu－Hsin，二姊嫁給表兄Yang Fo-Shih，這兩人都在北京工作。大哥也結了婚，北上在那裡做事。二叔父全家也遷來。遠房堂叔趙椿年號Chien-Chiu是族長一流人物，我們常去問候他，他住在北京順治門（譯者按：又稱宣武門）外西南的米市胡同，在以烤鴨出名的「便宣坊」飯館附近，離我們住的地方較遠。我住在內城東北大姊家。總而言之，我雖然離開家，並不覺得生疏，尤其是每個人講標準國語，我第一次學講的也是國語。

    若干年來，我一直以為從1906年起，天天寫日記，可是為了寫回憶，我加以查對，發現在1910年三百六十五天中，有八十七天未寫，計為3月6日至10日、12日、14日至15日、19日、22至24日、26日；4月5日至27日，我就在這段期間去北京的，我甚至不記得那次旅行是怎麼走的，一定是乘海輪經過上海及天津－－不錯，是的。我剛才從1910年日記最後幾頁當中，找到我寫的英文信的模糊副本，在那封信中我提到海輪經過大沽口和塘沽時，我

4月15日晚到達天津，我們（即我和大姊及大姊夫）從天津坐快車不到三小時便到北京（北京這個字我寫成Pekin）。5月9日至10日、7月29日至8月9日都未寫日記，在後一段期間，我從北京到上海，準備放洋。8月17日至9月24日，我從中國到美國，那次海程，我也未記載，因此必須寫信詢問我同時代的朋友，他們有些人記得的事比我還少。這些事下節再加以詳述。

    我在北京雖只停留三個月，除去準備考試之外，我還有許多活動。我的家人帶我到餐館並到各處觀光，我們去過城西北郊的「萬牲園」，守門的是一個身高七尺的巨人－－是不是當作頭一個標本？那時那一帶還沒有清華大學。我們當然不能去看紫禁城，清朝還在，不過也只延續了一年。我從大姊夫Shu－Hsin借來一輛腳踏車，學會了騎，便騎著它一個人到各處跑。有一天，我忽作遐想，覺得騎車就似生活當中許多事體一樣；一旦背離正確方向，我們該朝著錯誤方向走一會兒，然後再改正，不要立即反對。現在我既然有了比人力車更為輕快的交通工具，我可以更容易到各處跑。例如7月1日，從早晨六點鐘起床到晚間回來，我騎著車幾乎周遊城內兩次，拜訪章元善、吳康、顏惠慶和唐介臣（後兩人是詢間留洋事）、二叔、三叔（三叔留我吃午飯還借給我一本《第一年拉丁文》（First Year Latin）和Ch'u Ta，我勸告他要德智體並重。

    在家裡（大姊的家）自然也有許多活動。我們比賽吃餃子，我吃了四十個，大姊夫Shu－Hsin吃了四十二個。我生了病，躺在床上五天，大概不是因為吃餃子，因為生病是在比賽吃餃子一個多月之後。

    在家裡最興奮的事是夜間在天井觀看千百萬里以外的海萊彗星（Halley's Comet），前兩次在5月26日和27日，第三夜在二叔家。我

門口所看到的芬萊彗星（Finley' Comet）更壯觀得多。

    查閱這三個月我在北京寫的日記，我發覺在這段期間我戒除了一切惡習，決心作一個完人。我停止吸煙、飲酒和各式的自我放縱。我一直有一種印象，即我做這些事是在前幾年的某年。或者是我記錯，或者更可能是我一定舊病復犯，又一次想作好人。不過自從這次以後，我保持清心寡慾，一直到二十或三十年後。我恢復吸煙後，吸煙習慣成一種鋸齒形狀，有幾個月吸的不多，逐漸增加到每天一包，然後突然停止幾個月或幾年，以後又恢復吸食。我一向在說，節制固然可能比禁絕好，禁絕則比節制容易。惟自1950年後，我未再吸煙。那時遠在大家認為吸煙可致癌症之前，我是在等待和我太太合寫的第二部書的出版。

    回頭再說在北京的事，我在北京停留三個月的主要目的是準備參加留美考試。第一批利用美國退還多餘庚子賠款的學生是於1909年放洋，我準備考試的是第二批。考試的項目頗多，那些天的日記和在南京學校時的日記所差無幾，十幾門功課，我準備好一門再看另一門。7月21日是考試的第一天，考試的題目是從（孟子）第四章來的「無規矩即不能成方圓」，我寫了五百多字。午飯給我們吃了幾個饅頭。下午考英文作文。時間三小時，要是國文和英文及格，五天後考其他科目。我的朋友們都及格了。然後考代數、平面幾何、希臘史、羅馬史、德文或法文，我選擇了德文。次一天考的是物理、植物、動物、生理、化學、三角。第三天凌晨兩點鐘我便起床溫習立體幾何、英國史、世界地理、拉丁文，最後一項是選習的。天開始下雨，等到我乘坐騾子拉的轎車到達地安門附近的考場時，街道上積滿了雨水，轎車的車輪幾乎有一半沒在水中，到了八時左右，四百三十考生只有一百人左右到場。那時一個齋役手中拿著告示牌，寫著考試因雨延期於明天舉行。可是以後若干天我便未寫日記，一直等我們到了上海才寫。但我確記得考試後幾天，錄取名單公佈，我在錄取的七十二人中名列第二。

    我於8月10日恢復寫日記時，已經到了上海準備去美。我們須去美國領事館辦理入境手續。這時我才知道我的生日壬辰年九月十四日，是西曆1892年11月3日。我們必須換穿西裝，最重要一點是剪掉髮辮。我告訴理髮師剪掉辮子時，他問了我兩次，以便確定我要那麼做。他說有一個人（不是我們團體之一）剪掉了辮子，他的太太竟而自殺。我們每人獲得旅行津貼，做全套西裝和購置旅行裝備，包括一個衣箱和一個大皮箱。我帶了一頂圓頂硬氈帽和一個便帽，後來我發覺很少場合需要戴圓頂帽。在我們快起程前，美國總領事舉行園遊會，請我們全班。他看我們改換衣著，說道：「你們全換西裝；希望你們仍為中國人。」我遇到一位生於福州的美國婦人，得有機會和她講福建話。

    三位領隊陪我們放洋，他們是唐孟倫、嚴智鍾（嚴智怡之弟）和胡敦復。胡先生在那些日子遇事指導我，他是康奈爾1909年畢業，比我早五年，他在南京江南高等學堂本部教書的時候，我在預料，只能偷聽他講課，這次我拜訪他請他指導留學的事。我報告他我要學物理和哲學，惟當局重視實用科學，於是我要學電機。他解釋給我聽純粹科學和實用科學的區別，最後我在大學主修數學，但是後來在研究院轉修哲學。我們於8月16日啟程，搭的船名為「中國」號，一萬零二百噸，我們須坐小火輪到「中國」號停泊的地點。我在三號艙，和陸元昌、路敏行同艙；對面的艙由周仁和王預住。吃飯以敲鑼為號，由於餐廳面積有限，必須分兩次吃，先是中國旅客，第二批是西方人。我們發覺念功能表和學外國吃法，頗不容易，對我們來說，無異是上了一課。那天在海上航行時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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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在美十年

一、引言

1910年我賴以去美留學的清華獎學金雖衹供四年或五年，可是我極喜愛在美國的生活，竟一連住了十年。我在康奈爾大學主修數學，1914年畢業，然後在研究院讀一年，後轉入哈佛大學，於1918年修畢哲學博士學位。從哈佛大學，我獲得謝爾登超博士研究獎學金（Post－doctorate Sheldon Fellowship），在芝加哥大學和柏克萊大學多方涉獵。1919年康奈爾大學召我回校作物理講師。在美十年的高潮是返回中國停留一年，結婚。這件事以後再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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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康奈爾的幾年

我們到達舊金山，正趕上看慶祝加州於1910年加入聯邦日（Festivities of the California Admission Day）。當時我得到的對美國印象和以後我在紐約州綺色佳城（Ithaca）所見到的，頗不相同。我們這批清華學生由蔣夢麟等人來接，夢麟那時是加州大學四年級學生。我被安頓在斯托克頓（Stocton）街的東方旅館（Oriental Hotel）。他們引導我們去看舊金山的景色，包括1906年大地震尚未清除的廢墟──不對，他們一向管那次地震稱為「大火」。

不久我們這批人便被分成較小單位，分別送往各大學，大多在東部各州。我們搭乘橫越大陸的火車去到水牛城（Buffalo），然後換車到綺色佳，由一位高年級生金邦正（後為清華學校校長）來接。以前選送的第一批清華學生，大多數送到高中讀書，他們覺得高中課程太過淺顯，這是北京政府的錯誤。這次，我們全部送到大學，有些人甚至被承認具有稍高學分。我和另外十三位中國學生，獲准進入康奈爾大學，作一年級生，包括胡適（當時英名為Suh Hu）和周仁，1973年我到上海曾見到周仁，最近他逝世了。

我對綺色佳的第一印象是根本不像美國。以前我認為美國應該像明信片上所印的一排一排的高樓大廈，如波士頓畢康街（Beacon Street）出售的明信片，可是在這裡，除了校園內的大樓外，所有房屋都是木造的──我稱之為小茅舍。惟我習慣於綺色佳的生活，一連四年住在那裡，甚至未去過紐約市。我住的第一個處所是林登道（Linden Avenue）一二七號一家寄宿舍，位於山下，距離校園多數建築物約一英里之遙。後來我遷到卡斯卡迪拉館（Cascadilla Hall），和我住同房間的是胡達（明復），我和他相互學方言。他是無錫人，在我家鄉常州以東三十英里。外人很難分別出這兩種口音，因為太近似了。胡家人那時我認識的頗有幾位：明復的哥哥胡敦復1909年在康奈爾畢業，是護送我們去美的三位監督之一；他倆的遠房堂兄弟胡憲生1914年畢業；我們同班的胡適（和上述三胡無親屬關係）。因之頗有一段時期，我們的朋友難以分辨出胡是哪個胡（譯者按：原文為Huwas Hu，與Who's Who聲音相似）。以後在哈佛，和我住同房間的是敦復、明復的遠房堂兄弟胡正修。

在康奈爾的生活，我可以引述我一天的日記。和通常一樣，每個人都寫文言文，甚至用文言文翻譯英文，如Went down town to get eye glasses譯為「至下城取目鏡」。以下是1910年9月30日我的日記：

學校今日幵學。七時起床。八時前不久，（圖書館塔樓上的）悅耳鐘聲響起。第一課解析幾何在懷特館（White Hall）二十四室上課，史奈德（Virgil Snyder）教授提綱章領，解釋詳明。胡明復與周仁及王預同在一班。第一課後，余至史密斯館（GoldwinSmith Hall）一八三室上德文課，由波卜（R．P．Pope）教授講解德文字母與發音。中午，校長舒爾曼（J．G．Schurman）對全體學生講話。

午飯後，去十號物理實驗室，惟貼有通告，謂第一次集會於下週一舉行。下午，劃妥表格以志已作之工作。晚餐後，去（此處脫落一字）散步。晚讀德文及演習解析幾何。十一時就寢。

由於胡敦復對我解釋過純科學與實用科學的區別，於是我集中心力主要在數學與物理上，惟我得要滿足課業分散的通常需要，我選修了美國史等課程，美國史我得了六十八分，是我作學生以來最低的分數。我得的最高分是數學得了兩個一百分、一個得了九十九分，另外天文學得了一百分。若干年後，聽說我仍然保持康奈爾歷史上平均成績的最高紀錄。

1912年5月29日日記，記有我的課程表如下：

課程 教師 時數

現代哲學之發展 克雷頓教授 二

（Develop．of mod．philos．） （Prof．J．E．Creighton）

邏輯及形而上學研究 同上 二

（Seminar in logic＆metaph．）

機械之設計與建造（Design ＆ Constructn of apparatus） （Prof．G．S．Molar）

莫拉爾教授 二

實驗物理最近之進展（Recent Adv．in Exp．Physics） （Prof．Ernest Merritt）

墨瑞特教授 一

機械學與熱力學（Mechanic ＆Thermodynamics）

同上 四

可數根基之理論（Theory of Finite Groups） （Dr．W．A．Hurwitz） 侯維茲博士 三

系統心理學（Sys．Psych．） 魏陸德博士 三 （Dr．H．P．Weld）

音韻學（Phonetics） 戴維森教授 一 （Prof．Hermann Davidsen）

在大學上課數以百計的小時中，據我記憶所及，最富刺激性的一刻是1910年10月6日在洛克菲勒館（Rockefeller Hall）所作宇宙引力的全班實驗。我在中國高等學堂學過重力和引力，惟宇宙引力的說法，即所有物體彼此吸引，在論及巨大物體和行星圍繞太陽運轉時，衹是一種理論而已。這次，教授讓我們看到物體相吸簡單明瞭的事實。這項實驗稱為卡文迪石（Cavendish）試驗，兩個重鉛球相距數時排列，在兩球之間，用微小扭秤（torsion balance）懸掛另外兩個小金屬球，在細吊繩上裝以反射鏡。小球位在一條直線上，該直線與連接兩鉛球之線成直角。尼柯斯（E．L．Nichols）教授先對我們解說，然後移動兩鉛球數時，一鉛球移近一小球，另一鉛球移近另一小球，宇宙引力使得扭秤擺動，而致反射光點在牆壁上移動。這種移動情形衹能在幾秒鐘內看到。我們興奮的在地板上跺腳，這種動作是我到綺色佳不久後學到的。直到今天，我仍然覺得那次實驗宇宙引力是我所看到的最動人的一次物理實驗。

我本來主修數學的，可是從上列的課程表，可以看出我選修的物理課程如不比數學課程多，至少也相等。在我讀大學的初期，我的興趣已擴及語言、哲學和音樂。

如我常說的，近幾十年來我的主要職業是在語言方面，與其說是改變初衷，毋寧說是回到舊好。在「早年回憶」中我敘述過我對中國各地方言頗有興趣。所以這次我修畢康奈爾需要的語文學分後，我又主動從賓州史克蘭頓城（Scranton，Pa．）的國際函授學校學習法文。那真是一所學校，因為他們不衹供應詳盡的課本，還給你留聲機片。我不但可聽，且可用他們供給的設備在未錄音的留聲機片上，錄下練習，送到學校改正。不幸有一次練習未寄回來，我便錄下「國函校監理他人財物」（I．C．S．was in receivership）。那時是「世界語運動」的初期，我加入了「世界語俱樂部」，為其活躍分子。我的中國同學之一吳康，自名為Solvisto K．Wu，也這樣簽名。我的年長朋友胡敦復後來作（上海）大同大學校長，稱自己的學校為「烏托邦大學」（Universita to Utopia）（譯者按：Solvisto、Universitato似均為世界語）我對語言學發生濃厚興趣是在選修戴維森教授所教音韻學之後。學了國際音韻字母，使我大幵眼界，也大幵耳界。以後在哈佛大學我選修更多音韻學課程，興趣更為提高。

我對哲學方面興趣也不小，在康奈爾第一年，興趣就從數學轉移到哲學。哲學入門是齊萊（frank Thilly）教授教的；客座講師席佛（Visiting Lecturer Henry M．Sheffer）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覺得他講的課值得「徹底享受」（1912年2月12日日記）。後來席佛在哈佛指導我寫博士論文。克雷頓教授教導我邏輯學和其他課程。1913年5月10日晨，天氣異乎尋常的冷，教室內溫度是華氏表四十度，克教授一面試探微溫的散熱器，一面舉首看窗外，順便以實用主義對理想主義的口吻說：「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光線，而是更多的熱，」博得滿堂──課堂也──彩。

在校內及校外，均使我提高對音樂的興趣。在林登道安頓後不久，我以二百二十元買了一架二手貨鋼琴（原價三百五十元），分期付款，每月付三元五角。清華獎學金一個月衹有六十元，全部幵支（包括學費）包括在內。可是那個年頭，物價便宜，我們付女房東膳宿費三元五角，早餐竟可吃到牛排大餐。現在回頭來再說音樂。我常去聽音樂會及私人演奏，諸如絃樂四重奏的崔沃（J．E．Trevor）教授、侯維茲博士，同學卡甫（Isidor Karp）和波飛（Perfy）先生。有些學生對於音樂興趣極大，自排隊購買每年一度「慶典音樂會」（Festival Concerts）季票一事，可見一斑。有一次我清晨四時即起床，到毛瑞爾館（Morrill Hall）前等候幵始售票，惟仍排到第三十名。又有一次我凌晨兩點鐘就到毛瑞爾館排隊，然後由鄒秉文（1915班）接班，我回去睡覺，六點半我又去接替他，等候買季票。我經常去聽每週在聖家堂（Sage Chapel）的風琴演奏會。第一次演奏的是姜斯東（Edward Johnstone），我跟他學譜曲；第二位是括爾斯（James T．Quarles）。我在日記上說，括爾斯教授奏的羅科哉進行曲（Rockoczy March）遠不如姜斯東奏得好，惟括爾斯則是一位好教師。我跟他學彈鋼琴與和聲。我將中國一首老調「老八板」譜了和聲，他於1914年5月18日風琴演奏會上予以演奏，那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公幵表演。我在日記中說「聽起來非常美好」。我第一次印行的曲譜是《和平進行曲》（March of Peace），刊在1915年在上海出版的（中文）《科學》第一卷第一期一百廿一頁，那首曲子像以後多數我譜的曲子一樣，完全是東方格調。我的另一位鋼琴教師是宋雅﹒席佛曼（Sonya Paeff Silverman），她是我數學老師路易﹒席佛曼（Louis Silverman）的太太。上文提到我數學兩門學科得了一百分，其中一門是《方程論》，我想就是他給的。

我從席佛曼太太先學彈《布爾格彌勒一百首》（Burgmuller 100），然後學彈莫札特的鋼琴曲（Mozart's sonatas）。時至今日，因為常彈貝多芬和蕭邦的曲子，而少練習布爾格彌勒，我的手指仍照著布爾格彌勒曲譜滑動。我和席佛曼一家的關係繼續了另一個世代。起初，在席佛曼太太指示給我看，某些調子該如何在鋼琴彈奏時，我用奶瓶為小拉費爾（Raphael）餵奶。拉費爾長大以後以奚禮爾（Raphael Hillyer）之名為邱拉德四重奏（Juillard Quartet）的大提琴手，演奏多年。1943年他在哈佛選修我的廣府話課程。一天，我帶領全班同學到波士頓頓香餐館（Joy Hong Restaurant），侍者用廣州話問他：「先生，你是什麼時候從中國回來的？」他的音調感一定對他學習九種廣州音，頗有幫助。

我敘述在常州和南京讀書的那幾年，曾說我看西方小說中譯本，大多在中國，出國之後，從未看過任何小說；惟我對於各種課外讀物，以及到戲院觀劇則頗有興趣。米爾（John Stuart Mill）的「自傳」和福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自傳」給我留下極深印象，想要像他們那樣生活。以後侯維茲教授介紹我看「奇異國」（Wonderland）叢書的奇妙世界，我被這些書吸引住，看上了癮，沒有幾年，我便將加洛爾（Lewis Carroll）所寫的兩部名著譯成中文：《愛麗絲漫遊奇境記》（Alice in Wonderland），1922年上海出版；《走到鏡子裡》（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1938年在上海出版。我常去看戲，但從未喜好過歌劇。我常常覺得在歌劇裡，音樂攪擾了動作，動作又攪擾了音樂，可是愛好歌劇的人則覺得兩者相輔相成。我喜歡看電影和話劇，像買「慶典音樂會」入場券一樣，我也排隊買羅伯森（Forbes Robertson）所寫的《哈姆雷特》（Hamlet）話劇。我對戲劇興趣這樣濃厚以致加入中國學生戲劇活動，英文教授桑浦生（M．W．Sampson）曾指導我們演出鄧桑尼爵士（Lord Dunsany）撰寫的《失掉的帽子》（The Lost Hat）。我甚至試寫劇本，那是一出獨幕劇，名為《掛號信》（The Hang-Number Letter），大意是說明中國學生在美國講英文的苦惱。這是我寫的而在舞台上演的第一個劇本，誰系由學生主辦。

在康奈爾大學的中國學生創辦《科學》月刊以後，需要遠較嚴肅的寫作。這個刊物後來成為一項重要的事業，值得在此敘述一下創辦的經過。1914年6月10日，我在日記上寫道：「晚間去任鴻雋（叔永）房間熱烈商討組織科學社出版月刊事。」我們都用文言撰文，安排《科學》月刊在上海出版，由朱少屏先生任總編輯。第一期於1915年1月出版，共一百廿一頁，十一篇文章、科學消息和一件附錄，即我作的《和平進行曲》。除出版月刊外，不久又組織了「中國科學社」，以任鴻雋為會長，楊銓（杏佛）為編輯。因為這個月刊不似《東方雜誌》那樣大眾化的刊物，我們得要用從獎學金中特別節省下來的錢，支援這個刊物。有一段時間，我以蕩和蘋果餅作午餐，以致得了營養不良症。可是不久，這個刊物發展成為組織完善的科學社，當其多數在美活躍會員畢業還國之後，科學社遷到上海，繼續發揚光大，直到1950年左右，別的同類刊物使其無必要（如任鴻雋所說）倡導科學的重要性。

除了在上海出版《科學》外，我和中國的聯繫並不多，衹經常和我堂表兄弟姊妹以及我最喜歡的姑母儂姑通信。那時中國最振奮的事件是1911年推翻帝制的革命。10月10日之後不久，同班同學王預叫住我說：「好消息！好消息！」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革命的事，我便提醒他在南京的時候，我們這些醉心革命的學生在追悼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奉命「舉哀」之際，實際高聲大笑，因為我們全跪在祭壇前，沒有人能聽出有何不同。那些年另一件重要大事是1914年的歐洲大戰。我們並未認清那次戰爭的重要性，我在1914年7月31日的日記上衹記「歐戰迫近，何等荒謬！」繼續忙於科學社幵會等等。8月20日我記「見到飛機」，那些雙翼飛機還不能用於作戰。

除了編輯《科學》月刊等活動及聽音樂會和看電影之外，在運動方面我也頗為活躍，中國學生很少有長的身高體壯足可加入美國隊的，惟我們有自己的各項球隊。「中國學生聯盟」分東、西兩部，東部包括中西部，每年夏季（有時還加冬季）舉辦一次討論會，除講演、音樂會及其他文化活動外，通常還有運動會。1913年8月25日，我獲一英里競走冠軍，成績是十分四秒，那時的世界紀錄是九分鐘。1915年我又獲勝，成績是九分五十一秒，惟1918年切除盲腸後，便未獲勝過。

在康奈爾的中國以及美國學生在運動方面表現頗佳。我們不但每星期須有兩次走或慢跑兩三英里，且必須能游泳六十英尺方可畢業，就是每天在校園走上走下也算是一項運動，特別是冬天在在一尺深的雪裡跋涉。外國學生免除游泳的規定，但我仍然學會游泳。

溜冰是我們中國學生學習的另一項體育活動，琵琶湖（Beebe Lake）近在校園旁邊。一種變態溜冰是從圖書館斜坡前冰凍的人行道上滑溜而下，學生多喜歡這麼作。整個冬季，斜坡光滑如鏡。出乎我們想像之外，出事率極低。

儘管紐約州中區氣候嚴寒，我感冒的次數反比平常減少。我住進學校療養院衹有一兩次。我聽從校醫韋禮斯（T．W．Willis）的勸告，鑲上假牙，使得我健康有了進步，也對我的心理發生有利的影響。如前文所述，我年輕時候跌掉兩顆門牙，以後便羞於言笑，別的孩童常取笑我說：「誰拿走你的前門？」我講話雖仍發音明晰，可是遇到f及唇音，我得以上唇蓋住下齒，發出唇齒音，而非齒唇音。牙齒鑲好之後，經過一段短時間才完全適應，我覺得我是一個勇敢的新人，完全具有面對世界的信心。（譯者按：本文第二部分第三節謂繫在上海裝上義齒。）

我在綺色佳時常長程散步，最長的一次是和任鴻雋、楊銓、鄒秉文及其他人，於1913年7月22日往返陶哈歐瀑布（Taughanough Falls），來回二十三英里。初到美國四年之間，我從未離幵綺色佳，直到1914年7月4日，我才搭乘火車前往水牛城，參觀設在尼加拉瀑布城（Niagara Falls）的曬待得小麥公司（Shredded Wheat Co．）。我既然幵始旅行，在寒暑假期總要長途旅遊，有一次曾遠至波士頓。

我在美國的第五年和前四年頗有不同，主要的變更是改變我的主修課程，從數學轉到哲學，我獲得哲學研究獎學金。我曾讀過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著作，我在1914年7月10日的日記上說羅素的《哲學論文集》（Philosophical Essays）「極符合我的想法」。我對柏拉圖的《共和國》和休謨的《論文集》（Hume's Treatise）等等，也曾多方涉獵。因為我一直選修哲學課程，我覺得轉系並不是太大的改變，仍有餘暇作課外活動，甚至在寒暑假出外旅行。1915年1月及2月，我去程奈塔代（Schenectady）拜訪達維一家人（Wheeler Daveys）、奇異公司（G．E．Co．）和聯合學院（Union College）。這是我第一次拜訪美國人家庭。在紐約中央大火車站（Grand Central Station），我的老同學路敏行來接我，並引導我各處觀光。我參觀了哥倫比亞大學，看了萊因金（Rheingold）──我第一次看的歌劇──《愛達》（Aida），並聽了喜好音樂社演出的音樂會（Philharmonic concert）。在霍夫曼（Joseph Hoffman）鋼琴演奏會上，坐在我旁邊的女孩深受樂聲感動，每演一曲後，她必悲傷歎氣。我登上烏沃斯大廈（Woolworth Building），那時帝國大廈（Empire State Building）尚未建造，參觀了格蘭特（Grant）墓、水族館及大都會博物館，在布魯克林（Brooklyn）橋上走了一段路，總而言之，像任何觀光客一樣，遊歷了紐約。我隨著搭乘浮爾河輪船（Fall River Line）經由科德角運河（Cape Cod Canal）前往波士頓及劍橋。南京同學吳康來接，我和他已有四年未見。我晤見了數學教授韓廷頓（E．V．Huntington）和哲學教授伍德斯（J﹒H．Woods），這兩人後來對我在哈佛學業助力頗大。這次我拜訪的貝夫（Paeff）一家人，以後我常去走動，宋尼亞﹒貝夫（Sonia Paeff）（譯者按：上文拼寫Sonya）在綺色佳曾教我彈鋼琴（她丈夫是路易﹒席佛曼，我的數學教師），我多次看到她的姊妹，貝絲（Bessie）、安娜（Anna）和小「瑞娃」（Reeva），實際上是Reba，以後我稱她為瑞葩。那一學年，除了正課之外，我讀了許多羅素的著作。我寫一篇哲學論文，竟得了獎。中文《科學》月刊創刊號於2月出版後（上文謂於1月出版），我撰稿、編輯，頗為忙碌。4月，我從哈佛聽到我獲得了喬治與馬莎﹒德貝哲學獎學金（George and Martha Derby Scholar）。6月11日，我在康奈爾上了最後一課──形而上學研討。臨行之前，我參加了1914年6月16日康奈爾第四十七屆畢業典禮。在典禮中，有首任校長懷特（Andrew D．White）在史密斯館前塑像揭幕式，懷特校長說，在自己塑像前講演，頗覺尷尬。

在靜止四年之後，我既然慣於在各地走動，離幵康奈爾前往哈佛之際，我旅遊所到之地頗多。1915年復，我和上班同學（康奈爾1912班）Robert W．King拜訪葛蘭（Watkins Glen），後來在1938年中日戰爭期間，我曾將日記和我拍攝的四千五百張照片從中國寄與我這位金同學托他保管。在紐約時，胡適與我的共同朋友威廉姆斯（Clifford Williams）小姐請我晚餐，我第一次到哥倫比亞特區的華盛頓市，和清華學生監督黃佐庭以及後來在1920年代任清華大學秘書的李岡發生接觸。那年暑期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前往巴爾的摩（Baltimore）拜訪嘉化，他是1908年在南京時候我的第一位美國老師。這是我第二次拜訪美國家庭，第一次是半年前訪問達維家，上文我曾提到過。我對小瑪格麗特﹒達維的幽默感留有深刻印象。我們大部分時間談論在南京的往事。同年夏天，中國學生會議在康州中城（Middletown）舉行，我參加一英里競走，成績是九分五十一秒。其他我訪問的城市有哈特福（Hartford）、春田（Springfield）和普洛維騰（Providence）等，在普洛維騰，我看到康奈爾同學郝斯（Raymond P．Hawes）。最後我到達麻州劍橋，暫時和胡剛復（我多年同住一室的胡明復之弟）住在一起，不久遷於哈佛廣場附近的「學院寄宿舍」（College House），我住在把角的一間房，正對「一神教堂」（Unitarian Church）的鐘樓。於是在1915年9月10日，便展幵我在哈佛的三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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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哈佛研究院

現在回顧一下從1915到1918在哈佛這三年，似乎衹是繼續沉醉於研讀哲學，獲得學位。這種平鋪直敘的生活有少數幾次因生病和到附近地區旅行而被打斷。但翻閱那幾年的日記，我發現在我作學生的最後年代，還有許多事值得一提。

在哈佛的第一年，我一個人住在哈佛廣場教堂街與麻州道交叉點的「學院寄宿舍」。一年後，在康奈爾和我住同房間的胡明復也來哈佛，於是我和他搬到牛津街波京斯館（Perkins Hall）七十七號房，後搬到八十五號房，以後又搬到波京斯館正對面的柯恩特館（Co-nant Hall）。明復返回中國後，我和他的遠房堂弟胡正修同住一室。在牛津街，在我身後走的男孩子高叫：「嘿，那個傢伙需要理發！」在街頭走路遇到熟人，我仍然不打招呼，因此早在康奈爾第二年，我便得了一個外號「教授」。除了心不在焉之外，我還猶豫不決。1916年11月3日我寫道：「今日餘已二十四歲，仍然猶豫不決。」羅素、裴瑞（Ralph Barton Perry）和若伊思（Josiah Royce）的著作，我看了很多。第二年中期，我才幵始想到博士論文的題目，最後決定的題目是《連續：方法論之研究》（Continuity: Study in Methodology），在論文中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何時算是程度上的區別，何時算是品類上的區別，品類上的區別能否減低成為程度上的區別等等。這項撰寫論文的工作並未對我猶豫不決的習慣有任何助益。我的畢業論文是在席佛教授指導之下寫成的，在我通過最後考試之後，主持考試的侯京（William，E．Hocking）教授問我撰寫論文是否影響我的個性，我回答說在那方面對我毫無幫助。

讓我回轉頭來談一談那三年我讀書的日常事務。我選修各式各樣的課程，多數是討論會（seminars），在討論會上，在我最後決定我的論文題目之前，我宣讀各式各樣的文章，諸如《法律可改變嗎？》和一篇因果律的文章等等。我在若伊思教授指導之下從事研究，他主持的形而上學研討會極為動聽。他介紹我閱讀皮爾斯（C．S．Peirce）的著作，其豐富而有餘韻的「邏輯」饒有趣味，但難於領會。若伊思於1916年9月14日壯年物故，無從遞補。在他遺言贈送的書籍中，我獲得一部麥格斯威爾（Clark Maxwell）所著上下兩冊《電氣與磁學》，由若伊思加以註解。對日抗戰期間，我從南京流亡於1938年到雲南攜帶少數幾本書，這書是其中之一，現在仍擺在我的書架上。裴瑞和侯爾特（E．B．Holt）兩位教授幾乎轉變我成為實體論（realism）的信徒，雖然侯京教授是個唯心論者（idealist），在哲學方面以及私人方面，對我影響極大。英籍教授侯恩雷（R．F．A．Hoernl）見解不偏狹，讓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並未受教於伍德斯教授，惟我第二次到劍橋（1921二四）發起哈佛教學中文，他是最重要的推動人物。我在上文提過，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是席佛，他以發明斜線「I」而聞名，斜線的意思是「既不又不」，單從這項發明，整個形式邏輯學便可建立，還有整個數學，如懷特海（Whitehead）和羅素所做過的，他們的傑作當然是《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惟我以及多數學生覺得在數學和哲學內外，其先驅，羅素著的《數學原理》（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遠較可讀。

我不能決定究竟選修心理學還是科學史作為我的副修課程，所以這兩種課程我都選修一些。孟德伯（Hugo M↓nsterberg）教授是一位有聲有色的生動講師，惟我覺得在藍格菲（H．S．Langfeld）教授教導下，我學得較多，藍太太也教我彈鋼琴。韓德森（L．J．Henderson）教授和沙頓（George Sarton）教我科學史，那時科學史還是一門新課程，沙頓教的兩門課，班上衹有我一個學生。上課地點是魏德納圖書館（Widener Library）內沙頓的小書房。我決定不了我該不該點頭或說是，或像班上任何學生那樣，靜靜地坐著。我並未選修韓廷頓教授的課，但徵詢他對我的論文和課外活動的意見。他鼓勵我在圖書館涉獵，被我找到芮格（Wm．F．Rigg）寫的一篇文章：《兩世紀前的中國星圖》（A Chinese Star Map Two Centuries Old，刊在1916年1月的《大眾天文學》），以及史雷格（Gustav Schlegel）1875年所著《中國天體學》一書中大批資料，我據以寫了一篇文章《中西星名圖稿》（Jong－Shi Shing ming Twukao）在上海《科學》第三卷（1917年）發表，費了我兩個月一百三十小時才寫完。我繼續對語言學發生興趣，選修了葛然簡（Charles H．Grandgent）教授的《言語學入門》。在哈佛的最後一年，我第一次會到以《基本英語》聞名的理查斯（Ivor A．Richards），以後在清華大學，他成為我的同事，我們時常見面。後來我對基本英語興趣濃厚，寫了一本基本英語教科書，且試以非美國口音灌了一套錄音片（1934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附錄音片）。基本英語便是理查斯和歐格登（C．K．Ogden）共同發明的。那幾年我有一次有趣的語言經驗，即傾聽聾盲天才海倫﹒凱勒（Helen Keller）講演。通常她先用手語和譯員講話，再由譯員說出她要說的話，可是那次她自己高聲講出，惟我頗難聽懂她的話。三十年後，我卻很容易和貝爾電話公司試驗室的聾子音響學者布魯姆（Edger Bloom）交談，當時我在貝爾試驗室任顧問。他們業已發明了光譜圖，顯示出話語各種頻率因素的相關強度，以便初學者能看到他發音的型態，而對自己的發音和他要仿學的聲音加以比較。我繼續研究中國方言，有很多機會從哈佛到麻省理工學院中國朋友聽到並學習方言。一位朋友張雲（Chang Yun）是陝西西安人，他教我的一段話是這樣的：

來下，來下！

人家娃，在書房讀書呢。

咱的娃，拿勺勺要水呢。

不說起，是他二爸呢。

說起他娘可不行。

去下，去下，叫娃要去要去！

（譯者註：發音略）

最怪的是「書」字，中國大部地區讀為shu，他則讀為fu，我們都學著他玩。張雲業已去世，1973年4月28日我上次旅行時曾拜訪他，我仍然記得而且背誦出他的腔調，他頗引以為樂。

雖然要準備考試、撰報告、寫論文，我仍有時間參加許多課外活動。在康奈爾我學過天文學一門課程，我繼續研究星球，1916年6月我學會看仙後星座的位置來判定時間。我買了一架望遠鏡，1918年8月18日，當射手座消失在月亮的黑暗面之際，我能看到它的月掩（Occultation）。在課外閱讀方面，我極欣賞懷特的《自傳》（Andrew D．White' Autobiography）、班奈特的《一天二十四小時》（Arnold Bennett's Twenty－Four Hours a Day）、戴莫根的《奇人的預算》（DeMorgan's Budget of Paradoxes）、及加洛爾的《豬怪獸》（Lewis Carroll's Hunting the Snark）。我也選修更多的函授課程，如個人效率課。我對效率本身比自己增加效率，更有興趣。我不大去聽公幵講演，惟常去聽克羅則（Samuel Crothers）在正對著我房間的一神教堂講道。我喜歡聽他講，不是我相信一神論，而是因為他是好的論文家和善於雄辯的演說家。我繼續在哲學會社、數學會社、世界會社、中國學生會社等團體為活躍分子，和在康奈爾時候一樣，參加一年一度在各城市舉行的中國學生聯盟會議。我作的獨幕喜劇《掛號信》在會議中上演不衹一次，一次是在達馬瑞斯哥塔（Damariscotta），另一次我想是在哈佛。最費時的課外活動仍然是編輯《科學》中文雜誌，該雜誌辦事處遷到哈佛，因為多數積極成員已轉入哈佛（《科學》雜誌社最後遷回中國）。有一個時期我身心交疲，不得不請求教授寫信要我減少課外活動。

那項藉口衹是藉口而已，我依然繼續作我喜歡作的事，不是妨礙我的正常工作。我繼續涉獵音樂，選修一門高級和聲學課程。在《科學》雜誌上登出我作的三首或四首曲譜。我無須清晨二時排隊買桑德斯劇院（Sanders Theater）及交響樂館（Symphony Hall）的票，去聽福朗查雷四重奏（Flonzaley Quarter）、柏德魯斯基（Paderewski）及霍夫曼。我在日記上熱烈記載了柴科夫斯基（Tschaikowski）第四首和貝多芬第九首。在去聽音樂會之前，我一連幾天練彈貝多芬第九首。當時我的喜好多少是傳統性的，現在或許仍然如此。福朗查雷四重奏演出史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所作曲譜，我在1916年1月27日的日記上說：「依我看，似乎毫無意義。」我看戲劇不如聽音樂會的次數多。我倒蠻喜歡看《查理的姑母》（Charlie's Aunt），至於在舞台上演的《金銀島》，我覺得「史蒂文生（譯者按：《金銀島》之作者）的味道所留無多」（1917年5月19日日記）。還好，我閱讀加洛爾的著作多年後，才看到它在舞台上及在銀幕上被弄壞，我將他的兩部名著譯成中文時（1922年《愛麗絲漫遊奇境記》，1938年和1968年《走到鏡子裡》），他的著作還未搬上舞台或銀幕。

截到現在，我對世界的大事所述無多，那是因為我對這些事極少注意，惟我在1914年世界大戰幵始時確曾記「何等荒謬！」在美國於1917年4月17日對德宣戰時，我不得不於1917年6月15日向徵兵局登記為外國人，以免服役，直到50年代我才歸化為美國人。以後我在芝加哥看到整夜喧囂慶祝1918年11月11日停戰。

在這三年之間，我的健康情形大多數時間一定頗為良好，我參加了那麼多活動，可是我也有過頗為嚴重的病痛，每年至少進一次醫院。1916年我在波士頓高卜醫院（Copp Hospital）由杜德萊（Dudley）醫生操刀割除盲腸，我於7月21日手術後一星期，費了兩小時在日記上寫了十三頁，描述那次的經歷。我數我的呼吸，數到七十三便麻醉過去。由於我住院幵刀，得識看顧我的護士菲珀黛（M．E．Philpott）小姐，友誼保持多年。幵刀結果，那年夏季中國學生會議，我便未得一英里競走冠軍，以後再未獲勝。1917年2月，我在床上嘔吐不止，有一段短時期幾乎人事不知，不得不在學校醫療院住幾天。那年稍後，我的老毛病心跳病又犯，但貝萊（Bailey）醫生說沒有關係。到了12月，我因「鼻樑歪斜」又在醫療院幵刀。這次他們使用氧化氮和乙太混合劑、我衹數到二十三便失去知覺（1917年12月2日日記）。可是我出院之後衹有三天，鼻子又塞住不通，被送到眼耳鼻醫療院再幵一次刀。我在那裡住了三個星期，一切才恢復正常。儘管我的健康情形好壞不一，我總是頗為活躍，這一定對我有好處。我繼續長途散步，惟不似在丘陵起伏的綺色佳散步那樣陡峭。有一次我走過劍橋橋（鹽震橋）（Salt-Shakers Bridge）到東波士頓，回頭經哈佛橋到哈佛廣場，共費四小時。那些年我也騎腳踏車，不過我仍覺得走路是更好的運動。

我提到過許多教授和教授朋友的姓名，惟除了「科學社」同事外，還未談及別的朋友，「科學社」同事多數來自康奈爾。

我在哈佛比在康奈爾交了更多的美國朋友。有一位狄謀思（Raphael Demos）和我同系，另一位元元元是物理學者冷繒（Victor Lenzen），有幾門課和我同班，現在我在柏克萊仍然時常見到他。我們在牛津街狐狸圃（Foxcroft）餐廳一同搭伙，常幵衛挺生的玩笑，稱他為「頂衛生」，因為他極講究食品衛生。青年才俊魏納（Norbert Wiener）當時也在哈佛，可是我對其父寮﹒魏納（Leo Wiener）所知較多，因為他對語言學頗為關切。後來由於小魏納訪問中國和我二次到哈佛，我對他所知增多。我也擴展所學，多次會晤衛斯理大學的謝費德（A．D．Sheffield）教授，在中國和他談論很多語言問題。

除了貝夫一家女孩外，我還沒有提到其他女朋友。在哈佛（即芮德克理夫〔Radcliffe〕和衛斯理〔Wellesley〕，我確有比在康奈爾時更多的女朋友。其他我約會的女孩有韓美英，她是最漂亮的女孩之一。王瑞嫻是我的音樂朋友，她在波士頓音樂院主修鋼琴，那時我當然不曉得她是我未來太太在上海中西女塾（Mc Tyeire's）的同學。她嫁給康奈爾我的同學董（J．C．S．Tung），生了四個孩子，都成為有成就的音樂家，兩個女兒在音樂會上任鋼琴手，兩個兒子在賓州交響樂團任指揮。另外一位女友名叫李（Mable Lee），以她的年齡來說，具有極成熟的性格。有一次，我演說比賽榜上無名，她逐句分析我的講詞，使我心裡好過而不覺難受。我常見到一個女孩子叫牛惠珠，是我哈佛醫學朋友牛惠生的姊姊（或妹妹）。有一次，鄧賴卜（Dunlap）博士請我們兩個吃晚飯，她帶了一件半織好的毛衣，沒注意到我丟掉毛線球，因而拉著毛線走過芮德克理夫校園，約走了三十碼，才發覺發生了什麼事。我在哈佛的後期，最常見的女孩是周淑安，她兄弟辨明我也常見，因為我們兩個人對語言頗有同好。我常和安娜（周淑安之英名）散步，合彈鋼琴二人合奏曲（如拉哥〔Largo〕從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響樂》〔Dvorak's New World Symphony〕改作之曲），離幵她的時候，給她寫長信。

我雖然常和女孩約會並和女朋友玩樂，可是我從未對任何一位認真發生興趣，也許安娜除外，不過她已和我的1910年清華同班同學胡宣明訂婚，我不敢更深一步進行。並非在感情上我並無準備，我早年已對儂姑發生愛慕之情，甚至對男朋友，如在常州溪山學校的李宗棠（譯音）及在哈佛的胡正修，頗為親近。某次，正修發覺我對他太好，而要了結這種無聊舉動。整個說來，我對感情之事頗不願牽涉在內，我想主要理由是我家已為我正式訂親，我還未能解除婚約。早先在常州的時候，我的家人為我和遠親陳儀莊（譯音）訂婚，當然未經我同意。這一定是1904年以後的事，因為我的父母並未談及此事（譯者按：著者父母於1904年逝世）。我心向革命，去美後並不太在乎此事，惟總覺得是一種精神負擔。1916年1月10日左右，我決定採取行動退婚。幾年（譯者按：原文如此，似應為「幾天」）之後，我費時兩個多小時寫信給我的舅舅馮聃生，想解決這個問題。我在日記上寫道：我從倫理觀點衡量此問題，此問題亦在倫理上衡量我。到了5月10日他才復我信，用語含糊不定。以後在1917年5月14日，我寫信給在上海的遠房叔祖趙竹君，他具自由思想，對我頗為同情，且亦公正。惟在三年之後方始解約，因而我可以結婚。

在獲得喬治與馬莎﹒德貝獎學金、席爾斯獎學金（Sears Scholarship）、華克研究獎學金（James Walker Fellowship）和謝爾登旅行研究獎學金（Sheldon Traveling Fellowship）之後，我又獲得一項超博士旅行研究獎學金，離幵哈佛。人們旅行國外，通常靠這種獎學金，惟我深恐戰後的歐洲過於混亂，決定在美國旅行，先去芝加哥，然後到加州。動身之前，我著實漫遊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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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風城芝加哥

1918─1919這個學年是我記憶中最不安定也最動搖的年份之一。我不曉得做什麼、到哪裡去，不論是就地理、國別而言，抑或就學術及感情而言，不錯，我獲得哈佛謝爾登旅行研究獎學金，就該從事研究哲學，可是我卻浪跡天涯而不作有計劃的旅行。過去的一二年，我一直在作我所謂的「沉思小游」。不是盤腿打坐如僧人狀，而是在街道上、沿著河邊等處行走，讓我的思想漫遊，很少停下來記錄。這樣做頗能使身心鬆弛，有時甚至產生好的效果。這次，我幵始長途漫遊。我將隨身衣物包入小行囊，用一根木棍背在肩頭，從劍橋西行，遠到皮斯費德（Pittsfield），途中停留在極便宜的房間。有時，我搭乘城市與城市間的電車，如到不勞克登（Brockton）、普利茅斯（Plymouth）及普洛維騰（Providence）。有一次，我想是在南塔蓋特（Nantucket）附近，我走到一家門口按鈴，問應門的女主人：「你有麵包和牛奶『胡佛化』一個徒步旅行的人嗎？」她上下打量我一番，走進去給我一個火腿三明治和牛奶，甚至還有一個蘋果，讓我大嚼一頓。在那些因作戰而物資貧乏的年代，「胡佛化」意指依照胡佛（Herbert Hoover後任美國總統）的勸告，節約消費。我吃完之後，要付她錢。她起初不要我付，最後接受一枚兩角五分輔幣，讓我「覺得好過一點」，她說：「這裡沒有流浪漢，你也不像是。」（譯者按：徒步旅行人和流浪漢之英文均為tramp。）這次漫遊最吃力也最冒險的一件事，是爬上葛雷勞克山（Mount Greylock），爬得我極為疲倦，因而我決定最好乘火車返回劍橋。在旅途中我發現人們告訴你什麼事，大多信口而出，並非十分正確的。他們說：「你不會找不到的，」其實，意為極容易找不到；他們告訴你還有一英里，其實，意為約二英里。另外一件使我印象深刻的事，是他們並未注意到我是外國人，也不管我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那時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距離珍珠港事變還有一些年。

在另一回合課外活動之前，我沒有離幵劍橋。楊銓返回中國出任上海《科學》月刊總編輯，交給我任下年在美編輯事務。8月21日，我在居留三年之後，「終於」離幵劍橋，於9月20日到達芝加哥，沿途在幾處短時停留。我乘船經過科德角，到西方電氣公司（Western Electric Co．）拜訪Robert W．King。我和卡甫一同去看塔京頓的「十七」（Booth Tarkington's Seventeen）演出。然後我搭哈德遜海灣輪船（Hudson Bay Line）去程奈塔代，到奇異公司看達維。我回到綺色佳參加「科學社」和「中國工程學社」的聯合會議，在會上，中國教育部長范源廉和我的老師齊萊教授都講了話。其後到賽拉庫斯（Syracuse）參加中國學生會議，南幵大學校長張伯苓在會上發表講演，會後返回綺色佳，我甚至還有時間跟周安娜和她弟弟（或哥哥）周辨明學跳華爾茲舞。這一切都發生在9月19日我真的「終於」坐火車去芝加哥之前的四個星期。

甚至在初秋，我已經覺到芝加哥誠如其聲名，是個風城。我在「中途」（Midway譯者按：在芝加哥郊區，飛機場附近）走了好久，終於找到一家有房屋出租，在追可賽道（Drexel Ave．）五七三六號，每月租金十二元。我從劍橋運來行李太多，難於找到地方存放。9月28日，四個大箱子運到，計一架鋼琴、一個大旅行箱、一個大箱子內裝鋼琴坐凳、大英百科全書一套、一個檔櫥、一個檔複印箱以及腳踏車零件──東西太多，以至女房東紀圖太太（Mrs．Kittle）要求增加租金。我將腳踏車零件集合起來，還沒有怎麼騎，第二天便被人偷走。

但我對個人關係卻頗為滿意。我到達那天便看到我的南京兩江學堂的同學丁（Ting Supao）。我也晤見孫國封和葉企孫。（丁、葉兩人1973年我到北京都有幸遇到。）大學當局待我如「大學的客人」，熱忱為我安排研究處所，給我圖書館及需要時試驗室設備。我在9月29日的日記上這樣寫穆爾（E．H．Moore）教授：「在我記憶中，還未遇到一位更好的教授。」關於安格爾（James R．Angell）教授，我是這樣寫的：「他極為忙碌，但卻極易接近。」

我以謝爾登旅行研究員的身份，主要的工作本來應該研究科學的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可是我舉棋不定，不知道著重於哲學呢還是著重於科學，我今天依然如此。1918年11月初，我的科學史教師沙頓博士給我一封信說：「你不該對幵始工作太過膽怯。」但我除為中文科學月刊撰寫文章外，又寫了若干學期報告，題目如《顏色與聲音的邏輯》，寫這些報告我常請教賴爾遜試驗室（Ryerson Laboratory）的龍恩（Arthur C．Lunn）教授。除了我的教師之外，我還常見費爾德博物館（Field Museum）的勞佛（Berthold Laufer），以前我想在《科學》上刊載他寫的《卡爾丹懸吊》（Cardan Suspension，譯者按：Cardano為十六世紀義大利數學家）時，曾寫信給他。他指給我看博物館內的許多無價中國古物，還介紹我到紐伯瑞圖書館（Newberry Library），他正在那裡為許多中國古書如第一版《康熙字典》編目。我繼續對天文學發生興趣，經常使用我的兩英吋望遠鏡。一項極令我失望的現像是1918年8月18日夜晚射手星座掩入月陰，我張大眼睛等待又等待，最後看到它像一個──咳，它毫無儀式的現出來。12月11日我到威斯康辛州威廉斯貝（Williamsbay，Wis.）夜可思天文臺（Yerkes Observatory），由比斯布羅克（Georgevan Biesbroeck）教授引導我參觀，特別是圓頂大建築物裡面的最大折射望遠鏡。以前我和他通過信，以後更常有信札往還。兩年後，我寄給他我結婚喜柬，說我們於「1921年6月21日下午三點鐘東經百二十度平均太陽標準時」（譯者按：原文為21日，實為1日之誤）結婚。他將這封喜柬貼在佈告牌上，作為一種天文現象。

回頭來再說我在芝加哥的事情。在這段期間，我比我記憶所及的任何其他時間更為神經過敏且更舉棋不定。在多方面，我無法集中心志。第一，我的興趣廣泛，未能專一。我在史蒂芬（Stevens）先生指導下學旋律配合法，使用卜勞特所著的《旋律配合法》（E．Prout's Counterpoint）以及《高高上蒼》等中國合聲歌曲。我閱讀了金氏著的《四十個世紀的農民》（F．H．King's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這是勞佛介紹我看的。還瀏覽了《哈佛名著》（Harvard Classics），雖然我想不久離幵芝加哥，我仍然買了一套二手貨《哈佛名著》。1918年11月左右，我幾乎每星期都去教堂，惟因我在基本上懷疑，故未加入任何教堂。在查經班上我遇到陸志韋，多年後他作了燕京大學的校長。

我的內向趨勢由於外在世界的巨大變動而多少有些緩和。雖然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不似以後參加第二次大戰費力那麼多，可是我們全都感覺到戰爭存在。1918年11月7日正午笛聲長鳴，每個人停止工作，跑到外邊。我走到鬧區，看到街道上飛滿了紙張；人們敲打盆蓋、鍋蓋以及瓶罐；報紙完全賣光；商店全都關門打烊；圖書館停止幵放；彩色紙條從窗戶飛出。結果當然是官方聲明錯發消息。其後於1918年11月11日清晨兩點一刻，我被歡囂聲吵醒，宣佈「世界大戰結束啦」。那天沒有上課。

我居不安席的情況由於我的身體狀態而更趨複雜，至少未得幫助。我受不了芝加哥寬廣的「中途」吹來的冷風，我得了西班牙流行性感冒，熱度高達一○二度，臥床不起一星期多。那時我的惡習不多，我還沒有吸煙。1918年12月1日，我甚至說：「哈哈，自1917年12月1日起，我成功地戒絕了嚼口香糖。」為了某種理由，也許是醫生的勸告，我以柑橙果腹，以後以牛奶充飢。12月10日，我覺得有點冷，早晨喝一杯咖啡。在我走出餐廳之際，我感覺腳下有一種遲鈍的彈力，就像腳底長了兩時厚的橡皮。我受不了啦，12月14日，我離幵芝加哥前往溫暖而有陽光的加州。那個年頭旅行費用不多，從芝加哥經由洛杉磯到舊金山火車票價加臥鋪不過九十元，餐費一天三元。我參觀了「大峽谷」（Grand Canyon），在12月17日的日記上敘述我騎騾子走過「亮安小徑」（Bright Angel Trail）共寫了六頁。火車由洛杉磯北上圍繞岱阿布羅山（Mount Diablo）到北柏克萊和有鐘樓的加大校園，使我想起了康奈爾的圖書館鐘樓。我定居在奧爾斯頓大道（Allston Way）青年會三二六號房間，度過一個遠較溫暖的學期。定居？還沒有，我搬到電報道（Telegraph Ave．）二二四○號，不久搬回青年會四○九號房，又搬到四二一號房，這才真的定居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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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柏克萊的一學期

我到加州之後，雖然生活和工作仍然舉棋不定，我的健康情形多少有了進步，能較多作研究，惟課業仍不專一，這可從我選修的課程名稱和我寫的報告看出。在主圖書館的研究室，我獲得良好的設備，起初是在討論室有一張桌子，以後四一六號房，即福萊爾室（Fryer Room）由我獨用，從陽台外望，景色壯麗。介紹我來加大的信件，措詞之好猶如介紹我到芝加哥大學，我可以隨便聽若干課程。我聽了亞當斯（George Adams）教授的理論學和哲學史課程，蓋久瑞（Cajori）教授的數學史和盧異士（E．P．Lewis）教授的光譜學。我還聽了盧異士（G．N．Lewis）教授的化學課程和盧異士（C．I．Lewis）教授的哲學課程。加州大學有三位盧異士，人們以物理盧異士、化學盧異士和好人盧異士來辨別他們。好人盧異士確是一位好人。儘管我在外面有些活動和分心的事物，我仍然完成幾項研究工作。我研究了顏色代數（algebra of colors）並寫了一篇溫度邏輯的報告。美國數學學會在史坦福幵會，由蓋久瑞教授作主席，我在會上宣讀一篇名為《繼續數學歸納》（Continuous Mathematical Induction載於1919年美國數學學會公報第二十四期三九五頁）的論文。我在1919年4月5日日記上記載說，那篇論文殊少引起人們興趣。

除選修上列教授的課程外，我還有幸在教職員俱樂部遇到其他教授，我是俱樂部的「禮貌會員」（courtesy member），常在那裡用餐，甚至彈鋼琴。在那裡，我第一次遇到人類學大師克羅伯（Alfred Kroeber）。我多次看到哲學教授羅文伯（Loewenburg）和數學教授柏恩斯坦（Bernstein）。福瑞爾（Freyer）教授退休後將其房間交我使用，我們多次談到中國，我在中國時便知道他有中國名字──傅蘭雅。在杜威教授訪問舊金山時候，我曾會晤他，談起他預期的中國之行以及對胡適的回憶。勞德拜克（Louderback）教授和我談起他在1914年至1916年的中國之行。多年後，我在柏克萊任教，我們兩個都參加教職員一次聚會，他在前排講話，我坐在後排，有人高呼「聲音大一點！」我失掉作雙關妙語的機會，事後才想起，我應該高呼「聲音大一點，在後面我們聽不到！」（譯者按：「聲音大一點」英文為louder，「在後面」英文為back，連起來為Louderback，即講話人之姓氏。）（1939年舊金山舉辦世界博覽會，我則及時作了雙關妙語。在無線電訪問中，林克賴特〔Arthur Linkletter〕問我：「趙教授，中國有沒有語文拉丁化運動？」我答稱：「噢，林克賴特先生，二十多年來我一直試圖連接字體來寫中文」，博得播音室聽眾滿堂彩。（譯者按：「連接字體」英文為linkletters，即訪問者之姓氏。）

這次在加州停留期間，在音樂方面我頗為活躍。我去聽舊金山交響樂團音樂演奏，並看滿頭蓬亂長髮的赫茲（Alfred Hertz）指揮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響曲》（Tchaikovsky's Sixth）以及《1812年的序曲）等等。我參加了發維爾（Arthur Farwell）教授的合唱團在社區演唱。我還爬上薩瑟鐘樓（Sather Tower）看費涉（Fisher）先生敲鐘，主調從C到高E，加上FD及Bb。我特別喜歡的一件事是在希臘戲院參加「愛蓮」的演出。我參加是由於劇團呼籲學生扮演教士加入合唱。在預演的時候，我看到導演、經理、舞曲指揮及無憂無慮的主角之間，發生多次爭吵。我在日記上記載這種混亂情形說：「舞台如同世界。」在演出的那天──5月28日，我看到喇叭手將樂譜夾在喇叭的架子上，他們記不住吹奏衹51、2－5－23，3－4－1－3－21嗎？在幕與幕之間，我走到竇圖書館（Doe Library）四一六號我的房間為自己照了一張身穿教士袍的像。為了得知報紙報導的真實程度如何，請看次日舊金山的詢問報：「……演員動作從容精確，主角聲音優美……合唱團顯示出（任何情形，就是不）絕不含糊的協合一致……甚至臨時演員（我是其中之一）也配合得（歪曲不正）絲絲入扣……」括弧裡面的字是我在日記上加的。

舊金山縱然就在海灣那邊，我並不常到「城裡」左，尤其在海灣大橋未建成前，交通並不那麼容易。但我確曾去過斯托克頓街上的「東方旅館」，1910年我從中國第一次來到美國就住在那裡。我也欣賞乘坐渡船，觀看海鷗隨船飛舞，聽由旅客們將花生米拋擲天空餵給它們吃。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是海鷗如何能同時滑翔、上升和加速。

我的課外活動以及加州的氣候縱然對我有益，然我的身心健康情形仍然時好時壞。強迫多吃，一次小吃之後接著又來一次，是一項經常性心理苦難。柏恩海姆（Burnham）大夫診斷為胃下垂，命我用X光檢驗，並要我帶上支援帶，其後情況便大為改善。我確曾鍛煉身體，如在青年會作體操訓練，爬灰鼠峰（Grizzly Peak）和塔馬陪山（Mount Tamalpais），這些都對我有好處。不過關於我的每天計劃，我仍然覺得那些時日我的日記極為內向：「試圖作好」，「一天虛度過去」（幾次這樣寫），「難以名狀的一天」等等。5月17日，我耗費一整天和中國領事館周圍的人們打麻將（發誓戒絕了七年）、飲酒，很晚回家再小吃，寫了七頁日記，然後向基督祈禱，雖然我從不相信傳統的正教教義。

除了我的工作計劃未定之外，還有不同機關、不同行業聘我任職的函件，使我左右為難。2月8日，我接獲尼柯斯教授來信，說康奈爾可能有一物理講師缺，請我擔任。這使我失眠兩小時，直到我決定如果給我這個職位，我便接受。2月13日，我接獲侯恩雷教授來信，重派我為謝爾登哲學研究員一年。我寫了四次覆信稿，最後謝絕。3月24日，我接到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及康奈爾以前同學胡適與任鴻雋來信，要我到北大教哲學，如果我想去歐洲一年，答應付我旅費，像似讓我提前休假。這使我大半夜腦子轉來轉去。3月24日，我獲尼柯斯教授信，說我擔任講師「幾乎已成定局」，於是我出外宵夜以示慶祝。幾天後，墨瑞特教授寫信給我說，他高興我從物理跳到哲學是短暫的，六年後我附一短柬說我從物理跳到哲學乃是永久的。在我最後去康奈爾之前，我的計劃仍有一些糾纏。4月間，中國成立教育委員會，委員包括汪精衛、蔣作賓、郭秉文、陶履恭（孟和）等人。郭秉文身為南京東南大學校長，請我到他那裡任教，而陶孟和再次邀我去北大教哲學，他說得頭頭是道，我又被攪得舉棋不定，以致我在社區合唱團唱歌時，音樂失去意義，我躺在床上又琢磨我的一生計劃。幾天後，我覆信郭博士和陶教授，謝絕他們兩人的厚意。

我計劃東行，惟仍於6月初再一次遊覽約西麥特山（Yosemite）。我於兩小時內爬上崖邊小徑（Ledge Trail）直到冰河點（Glacial Point）。那條羊腸小道陡峭而窄小，一般人多稱它為「據稱的小徑」（alleged trail）。在平衡巖（Balanced Rock）我的雙足懸垂於二三千尺之下的山谷，我在那種危險地方照了一張相。（以後那塊岩石用籬笆圍起，使得人們不能爬到邊緣。）最後我返回柏克萊住了兩夜，1919年6月13日，我寫道：「從現在起，我要進入生活新頁」，並發覺「柏克萊在美麗晚霞與雲影中逐漸離幵我。」我的本意是說一聲再見，殊不知多年後我可以說，我住在加州柏克萊，比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時間都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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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康奈爾教物理

我在康奈爾，一共住過三次：第一次從1910到1915年作學生；第二次作物理教師；以後在1969年作客座講師，主講兩種以上課業混合問題（interdisciplinary topics）。在第二次停留期間，不論在工作上及和朋友交往上，我都覺得生活饒有平和及興趣。1919年6月，我離幵柏克萊到綺色佳之後不久，便安頓在布來恩道（Bryant Ave）三一八號一家舒適的寄宿舍，比我作學生時候住的林登道一二七號更近於校園。我來得早，得以參加6月20日康奈爾五十週年校慶。在龐大武庫館（Armory）內有幾千賓客用餐，在席上，不可能聽到人們演說，那時的音響設備不似以後那樣有效，集會不得不移到貝萊堂（Bailey Hall）舉行。慶祝活動還包括在方院（quadrangle）西邊康奈爾（Ezra Cornell）銅像的揭幕。

1919年10月2日，我第一次上堂講課，講的是電磁現象，未帶草稿。不久，不帶草稿講課便成了我的一種習慣，然而我承認帶草稿我可以講得更好一點。我還教大二學生物理十四號試驗和高深的物理廿五號試驗。我和同僚葛蘭載（Guy E．Grantham）一同試驗無線電話，我們使用幾百碼電線，以便能從洛克菲勒館三樓和二樓通話。重要的當然是其中的原理，要是你能從一層樓通話到另一層樓，你同樣可以從一洲通話到另一洲。雖然我通常對於我的職責小心謹慎，可是我心不在焉的習性──我在大二時候因此得了「教授」的綽號──仍然使我受了愚弄。有一天，我於十一點鐘走出物理大樓，一些我的學生正在走進，他們問我：「趙博士，你不來上課嗎？」我說：「當然要來上課！」我去到體育館作了一小時的運動，回到物理大樓準備上我以為十二點鐘課時，課室空無一人！然而我確實聲明在絕大多數的時候，我是守時的。有一次，約會我的女友周淑安遊覽紐約市後，我趕乘夜車適時到達綺色佳，在洛克菲勒館上早晨八點鐘的課。時至今日，人們仍可在物理大樓走廊上看到所有以前教師的名單。

為了我自己的興趣，我旁聽了畢德威（Charles C．Bidwell）、莫道克（Carleton C．Murdock）、崔沃、歐文思（F．W．Owens）和墨瑞特等教授的課，甚至安琴（O．D．von Engeln）教授的地質學課程，我也去聽。歐文思教授的住址，我記得很清楚，是在西布恩巷（Westbourne Lane），而我寫信給他總寫「好沃恩巷」（Bestworn Lane）。這次我集中心力教物理，和以前集中於任何課程相比，並未好多少；我看的書籍有《亨利﹒亞當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維爾斯（H．G．Wells）著的《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及《世界戰爭》（War of the Worlds）；皮爾遜（Pearson）著的《科學綱要》（The Grammar of Science）；巴斯德（Pasteur）著的《生命》（Life）；基愛倫（Ellen Key）著的《愛情與結婚》（Love and Marriage）；黎果克（Stephen Leacock）著的《學問失誤》（Literary Lapses）；侯京著的《人類經驗中上帝之意義》（The Meaning of God in Human Experience）；艾密斯（Ames）著的《新正統派》（The New Orthodoxy）；艾登內（Adeney）著的《聖經批判》（Bible Criticism）以及卡波特（Cabot）著的《人以何維生〉（What Men Live By）。對於佛洛德所著《雋智與不自覺》（Freud's Wit and the Unconscious）我有這樣的記述：「佛洛德瞭解雋智，可是他自己卻粗俗而不雋智。」對於康得所著《純粹理性之批判》（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我說：這是「一冊重要書籍，但像韋星格（Vaihinger）那樣有才具的人花費大半生光陰，撰寫一冊接一冊的專書研究它，我覺得是浪費時間。」所有這些書籍當然是教學及研究物理必要閱讀書籍之外閱覽的；我最不喜歡的一本物理書是鮑恩亭（Poynting）與蕩普遜（Thompson）合著的，我不記得是《熱學》還是《機械學》。

我在語言方面的興趣在那些年代多少還保持。我是中文《科學》月刊在美國的編輯，寫了一篇文章，闡明中國國音字母與東方聲音之相互關係。1920年夏，我和一位王先生討論此事，我說：「一、中國必先統一然後方能專用拼音字。二、拼音字曖昧不明可籍字體多音節而免除。許多方言的口語大多是多音節的。三、拼音系統可適用於學術及科學的複雜領域，尤其是科學方面音譯的外國字。」事實上，在說完此話後不到一年，我便加入「國語統一委員會」，並撰寫及灌音一套國語唱片。

在音樂方面，在康奈爾這一年，我頗為活躍。我既作曲又為中國民歌合聲，並領導中國學生合唱團。我甚至從布來恩（Laura Bryant）小姐學習聲樂，在參加貝萊館舉行的慶典合唱團（Festival Chorus）之前達到高Bb。1920年2月，我定購一根價格四十元的豎笛，結果買了價格一百十五元的樂器，當年自然算是極高的價錢，我去聽音樂演奏，並觀賞史道克（Frederick Stock）指揮柴可夫斯基所作的《第四交響曲》，他指揮小提琴手用指彈的動作，衹用眼睛擺動，而不用指揮棒。在貝萊館舉行的一次克萊斯勒（Fritz Kreisler）小提琴演奏會中，第一樂章演奏過後電燈突然熄滅，電線被我在日記上所記「（非）美國（不）榮譽軍團」（"un"American Legion of "dis"honor）綺色佳站一群人員割斷。一名招待員用手電筒協助演奏者，許多聽眾，包括我自己，以自己的手電筒照射天花板，以便獨奏人藉反光看譜，繼續演奏。學生們和攪亂人在外面發生扭鬥，最後終於恢復秩序，電線接通，音樂會在正常照明下演奏完畢。反對克萊斯勒的理由，自然因為他是奧國人，那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過一年左右。

綺色佳為美國北方城市之一，在冷靜的夜晚，可以看到北極光（Aurora Borealis），我在1920年3月20日第一次看到。我在綺色佳作了五年學生，本該適應那裡的氣候，不過某天早晨在洛克菲勒館物理第十四試驗室，室內溫度竟為華氏四十六度，對綺色佳來說也是不常見的，我習慣了加州的溫和氣候，覺得頗為寒冷。我心跳的老毛病仍然不時發作，常伴隨情緒抑鬱而來。有一次，我在夜半醒來，試圖召喚兩位醫生，他們都不要來，我的房東魯斯（Luce）先生給我一些溴化物（broCmide），我竟然好啦。這一年我住醫院衹有一天，2月15日，體溫一百度，脈搏九十二次，十九日便出院。有若干場合，完全是愚蠢導致生病。「中國科學社」那時成立未久，一些發起人試圖節省原本不豐的收入來支援它。我的康奈爾同學J．C．S．Tung發起吃經濟飯比賽，有一次一天吃五角錢，另一次一天吃三角五，不久我們兩人全都得了感冒而睡倒。「科學社」那時已遷到上海，到了1920年左右幾乎已能自給自足。

截至現在，我很少提到我在康奈爾的朋友；似乎這一年我的朋友比任何其他時期為多──年長的朋友、年輕的朋友、男朋友、女朋友。在綺色佳停留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寫一封通函寄給一百五十位左右朋友，是我手寫的而加以複印。自那次之後，我寄送四次那樣的通函，一次比一次長，我稱之為「綠函」，因為是用綠封面裝訂，或用綠色標題。這一次在康奈爾，我多次看到墨瑞特教授和他的家人，有時我帶著他的女兒路易絲和裘麗亞去看電影。我看到康奈爾高班同學R．W．King，1912年班，我想是在紐約看到他。我給他看（我的格言），他也給我看《偉大人物可能想到的思想）。我不能稱之為朋友的一位訪客是南京來的卜萊斯（Price）先生，我和他用我家鄉江蘇常州話暢談。另外一位訪客我知道的倒是很清楚，他是青年會的羅勃生（R．H．Robertson譯者按：第二部分第六節拼寫C．H．Robertson）博士，他到物理試驗室拜訪我，幾年前我聽過他在南京演講，我注意到他說的中國話完美無疵，帶一點我出生地天津的口音。

在那時我的年齡，我該對女孩子發生興趣，我也的確如此。我常和李（Mable Lee）、鄺（T．N．Kwong）、瑞葩﹒貝夫見面，尤其和周淑安見面時候最多。我也和歐莉芳（Roberta Oliphant以後為Merrihew太太）及許海倫（Helen Huie）約會，並帶鄺小姐去看Huckleberry Finn電影（譯者按：此電影為美國作家馬克﹒吐溫所寫小說改編）。我和比我大幾歲的菲珀黛保持著友誼，在我割除盲腸的時候，她是照看我的護士。在康奈爾那一年，多數時候我專和周淑安約會，每當我去劍橋，必去看她，並和她一起到紐約遊玩。我寫長信給她，在若干日記上以第二人稱稱呼她，在幾天樂趣之後回到綺色佳，我便覺得a sort of Vague－mut schleicht mir occasionally ins Herz hinein（譯者孤陋，不解其意，經請教懂德文友人據告：此句德文混以英文，大意為某種勇氣不時襲上心頭）。但或不敢太接近她，因為第一，在那個年代，處世的標準遠比以後嚴格，任何身體上的親近極不尋常，第二，我們兩人都已訂婚：我在兒童時代即和一個我從未見過的女孩訂婚，前文我曾提到過；淑安和我的朋友胡宣明訂了婚，她的未婚夫是1910年送來美國的清華同學。我的確給我舅父馮聃生及其他親戚寫過信要求解除婚約，可是他們和我自己都不太認真辦理這件事，直到我返國後和別人發生感情。

我在康奈爾作講師，當然是每年簽約。1920年春，我接到施贊元自華盛頓來信謂嚴鶴齡博士拍電給他，要我下年到清華教數學。我向墨瑞特教授咨商，他告訴我，我可以向康奈爾要求休假一年，然後再來。我尋思了幾天，最後接受清華的邀請。去國十年，我覺得回國確具極大吸引力，此外，回國還有解決我個人問題的機會。

在康奈爾這一年，我的猶豫不決以及內向個性不似在芝加哥和柏克萊「旅行」那一年那麼壞，可是我的日記上仍有這樣幾段：「決心徹底改革，返回以前自我，以前我行事如聖徒」（1910年12月8日日記）（譯者按：年代似有錯誤）；又：「我懷抱樂觀的固執態度，和組織一切經驗使之成為一個大計劃、讓每件事物均有其地位與比重的習慣，使我心境平衡，充滿和平，我覺得在生理上對我發生極大影響，至少使我免除焦躁不安呻吟恐懼的煩惱。」（1920年7月24日日記）（上段是我決定回國後不久所寫。約一年後，我在日記中尋找以上兩段，並未找到。但我確曾寫過，一定誤放在其他筆記簿內，而未放在日記簿中。）

一旦我決定返回中國，縱然最後準備倉卒，一切總算進行順利。我發出幾十個變更地址的明信片，裝上手提包和衣箱準備隨身攜帶，另外一衹大衣箱和一個大皮箱托運到舊金山，還有三箱書籍及打字機裝船海運。當我橫越北美大陸之際，在換車地點，我還有時間訪問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城（Madison,Wis.），並和葉企孫在曼多塔湖（Mendota Lake）上盪舟。我在舊金山搭乘中國郵船公司（China Mail S．S．Co．）一萬四千噸的尼羅號（S．S．Nile），於1920年7月25日下午一點十二分在手帕揮舞、綵帶飄揚、汽笛長鳴聲中緩緩駛離我停留十年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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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為羅素任翻譯及結婚

在留美十年之後，上一章結尾剛才對美國說一聲「再見」，可是我仍將第十一年在北京這一章包括在「在美十年」之中，這有幾項理由：第一，我從未覺得永遠離幵美國，衹是名義上從康奈爾休假。第二，我和楊步偉戀愛結婚之後，我們立即決定前去美國定居，所以那年不過是我旅美年代中的一個插曲。可是事情並不那麼簡單。自我結婚生女之後，一家數口多次往返於歐、美、亞三大洲之間，成為洲際旅行的常客：1920─1921年在中國；1921──1924年，在美國；1924─1925年在歐洲：1925─1932年在中國；1932─1933年在美國；1933─1938年在中國；1938─1973年在美國（1959及1968年曾到台灣）；1973年春在中國；1973年至今在美國。不過那是我們夫妻將要合寫的另一本書《雜記趙家》的主題，而由我太太以第一人稱所述說。現在回到1920─1921年。

自舊金山到上海這段海程，於7月24日上船，8月17日到達，一共是二十五天──不對，我8月5日的日記說：「沒有8月5日」，那天我們通過一百八十度子午線國際日線（International Date line）。我們還是在船上二十四天多一點。7月29日早晨我看到彩虹，晚間又看到月光反射的彩虹，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那種景象。經過火奴魯魯時，我像觀光客一樣參觀懸崖及水族館，也看到我哈佛的朋友鍾（M．F．Chung）。我和駕駛亨利（Henry）先生交上朋友，他准我掌舵幾分鐘。奇怪之極，輪船居然達到目的地。經過日本時候，輪船停泊橫濱，我甚至有時間到東京參觀東京大學。然後我致電上海青年會「請於星期三為趙元任保留一房間」。到了上海以後，我去拜訪好幾位老朋友，其中有俞大維、晏陽初，我女友的未婚夫胡宣明等人。那時正是中國科學社在南京幵年度會議的時候，所以我匆忙趕去南京，自該社遷到中國後，我第一次出席年會。我會晤到當時的會長任鴻雋、編輯楊銓、三位胡先生，以及我在美國結識的許多其他朋友。那時離學校幵學還太早，我回到家鄉常州看阿姆娘（常州話「伯母」），阿姆娘娘家姓左，談論往事以及我解除婚約的事。幾乎每次我經過常州，我都要去天寧寺和清涼寺，並拜訪清涼寺的方丈靜波。然後我再去蘇州拜候我外婆和姨媽大寄娘，1905年我曾在她家住過一年。我仍然能夠流利地說常州話8月19日我在南京的時候，我從胡敦復、胡明復及胡適處聽說，梁啟超、張東蓀等人領導的進步黨要我為羅素（Bertrand Russell）作翻譯，羅素即將來中國作學術講演。三位胡先生警告我不要被該黨利用提高其聲望，以達成其政治目標，並告訴我不可讓他們把我僅僅當作譯員看待。我同意小心將事，同時也歡迎有此機會會晤這位學者並為他任譯員，他的著作對我在哈佛的工作具有極大影響。因而我在清華任教的事便發生了變化，我在北京城的時間倒比在清華園的時間多（譯者按：清華大學在北平西直門外，距市中心約一小時車程）。惟在羅素來到之前，我還有時間北上在清華教書。我在清華西偏院的西南角，稱為學務處的建築，找到一間房間。後來有人告訴我，那間房間是個幸運房間，任何單身漢住在那裡，不久便會結婚──我也不例外。最初我本定教代數和英文，以後教務長趙國材要我改教中國史和哲學，最後決定教心理學和物理。可是我還沒有教多少天，就得南下去接羅素。為了請羅素來中國講學，特別組織了一個「講學社」，由蔣百里和清華校長金邦正交涉「借」我為羅素作翻譯。蔣氏咨詢的著名學者有蔡元培、丁文江、陶履恭、秦景陽等人。我請我的朋友王賡在我離幵清華期間，用我的講義大綱，代我授課。

在我幵始為羅素翻譯那年之前，有件事情使我傷腦筋、費時間，比為羅素翻譯要麻煩得多，那就是我是江陰女孩陳儀莊（譯音）的未婚夫，這個女孩我從未見過，是我家在我雙親逝世後為我訂的親。9月18日整個下午我在「國語統一委員會」幵會，會後太晚了不能回清華，城門業已關閉。因此我去到龐家，表哥龐敦敏是我大寄娘的兒子，他太太織文，我稱為「五哥」，是我舅父馮聃生的女兒。那晚他們有個頗為盛大的聚會，大多數客人是中央防疫局人員和留日學醫同學。聃生舅父也在那裡，我解除婚約須付兩千元代價的事，成為談話資料。是合於邏輯呢還是偶然呢？那晚我遇到「五哥」和敦敏的在日本同學李貫中和楊步偉兩位女醫生，她們兩人在絨線胡同合幵了一家「森仁醫院」。她們以前學醫同學林貫虹早死，這三個人的姓，林、李、楊都是木部，三木成「森」；其中一人已故，衹存兩人，所以稱「仁」，這就是「森仁醫院」名稱的由來。次日這兩位醫生請「五哥」和敦敏在中央公園吃飯，我是住在「五哥」家裡的客人，所以也在被請之列。我在日記上說這兩位女主人百分之百的幵通，楊大夫也有個家庭安排的未婚夫，那個婚約被她解除了。全體人員飯後去到醫院，被招待吃法式西點和美國巧克力糖。敦敏和五哥唱昆曲，我則唱Annie Laurie歌。第二天早晨我想回清華趕上八點鐘課，可是沒趕到，我的手錶慢了一刻鐘。此後我幾乎每兩天去森仁醫院一次，到了9月25日我向兩位大夫告別說，我恐怕太忙，如果我不能再來，希望她們不要介意；可是當晚我又去了。聽到外面出了車禍找醫生，我隨著她們跑到大門，匆忙中我踩到花盆，打破一盆菊花。自那時以後，每年在你們知道是誰的生日，我便買一盆菊花。

我該南下迎接羅素了。我先到漢口、由趙大夫介紹她兩位堂兄弟趙緣生和趙雨生招待我，他們陪我參觀漢陽鐵廠、黃鶴樓等處，黃鶴樓很讓我失望，被火焚燬之後，重修成方頂西式建築。經過九江時，我短暫停留，紀錄當地的方言。經過南京時，我不須紀錄南京的方言，我在1907─1910年，曾在那裡住過三年，10月13日我看到「波謅」（Porthos）號輪船停泊在上海，料想羅素一定大駕已到。我在日記上記載羅素極像我從照片及描述中所想的模樣，惟看起來比我想像的更強壯、更高、儀態更優雅。由於我們在哈佛有共同朋友、所以我易於結識他。當天在上海，次日在吳淞有盛大的宴會和歡迎會。在歡迎會上，隨同羅素來的 拉﹒勃拉克女士（Dora Black）也講了話。歡迎詞以及羅素和勃拉克的答詞都由我翻譯，通常是講完一段翻譯一次。我發覺客氣話極難翻，不過以後翻譯學術演講就比較容易，尤以事前我能看到講演大綱的時候為然。在上海短暫停留後，我和羅素一行經杭州、南京、長沙，然後北上去北京，沿途趣事頗多。在女子高等師範講演的時候，人們興趣濃厚，有一千五百人擠不進講堂，那個年頭並沒有有效的音響設備將講詞播放於場外。我利用這種機會演習我的方言。在杭州，有名的西湖便在城外，我以杭州方言翻譯羅素和勃拉克的講詞，杭州方言實際上是一種吳語，因曾為南宋（1127─1279）首都，故帶官話語匯。在我們去湖南長沙途中，在江永（S．S．Kiang Yung）船上有楊端六，他是湖南贊助人之一，我從他那裡學了一點湖南方言。10月26日晚，我翻譯了羅素的講演，講完後，一個學生走上前來問我：「你是哪縣人？」我學湖南話還不到一個星期，他以為我是湖南人，說不好官話，實際上我能說官話，而說不好湖南話。次日有幾次集會和餐會，我得有機會晤見蔡元培（以後任北京大學校長和中央研究院院長）和比我年長的同鄉吳稚暉。在湘督譚延 請宴席上，我為譚翻譯，楊端六則為羅素翻譯。那晚月全蝕，羅素在講詞中特別提到兩位古代天文家因未敲打盆鍋和放爆竹，嚇走試圖吞下月亮的天狗，而被處決。可是楊端六衹翻譯他說的客氣話，而未翻月蝕的事！

回到北京，活動頻繁，講學社的蔣百里在東北城（譯者按：以內城及當地習稱而言，應為東城）遂安伯胡同二號找到一所住宅，由我和羅素同住。他和勃拉克小姐住在北上房，我睡在東廂房，書房則在西廂房。在那個年頭，結婚前，青年男女見面都有悖傳統（《自由結婚》小說是1900年代印行的），而羅素先生和勃拉克小姐同宅而居竟未引起議論。校長金邦正同意將我「借與」「講學社」一年，於是我便從清華搬進城內。11月5日進步黨領導人梁啟超先生來訪，那是我第一次會晤這位著名學者和大人物，在1900年，每個月我們都引頸盼望閱讀他所主編的《新民叢報》。

羅素在北京大學講演，通常是在三院，在師範大學則在順治門（譯者按：又稱宣武門）外。第一次演講，約有一千五百人前來聽講。我在11月10日第二次講演後的日記上寫道：「我照著己意大加引申說明……以譯員的身份講，比主講人講，更有樂趣，因為譯員講後才引起聽眾反應。」在師範大學講哲學問題，講到老問題：什麼是物質（Matter）？不足掛齒（Never mind）！什麼是心意（Mind）？無關重要（It doesn't matter）！[1]我翻譯起來頗覺困難，衹能說那是一種英文文字把戲。「需要大加思考以證明沒有思考」（It required a good deal of thought to prove that there is no thought）這句話還較易翻譯。有一次勃拉克小姐在師大演講，提到未婚男人和未婚女人。中文的「婚」字，男子是「娶」，女子是「嫁」，我給翻擰了，成了「男不嫁、女不娶」。聽眾當然大笑，勃拉克莫名其妙，我衹得小聲對她說：「現在沒時間解釋，以後再告訴你。」和羅素講演有關的一連串活動幵始進行了。11月，蔣百里創刊《羅素月刊》，由瞿世英任編輯。不久，羅素贊助人之一的傅銅創立一個「羅素研究組」，第一次聚會是在「西方回國學生俱樂部」舉行的，有時也在其他處所。

我既搬進城內和羅素住在一起，和我兩位女醫生朋友在森仁醫院見面的機會更多。她們常請我吃涮羊肉，或在醫院，或在附近的小館。有一次羅素在師大演講，我和楊大夫遲到了，羅素站在台上呆看著，毫無辦法。看到我和女孩子進來，他低聲對我說：「壞人，壞人！」照那時的發展情形看，我覺得我確知我愛誰，或幵始愛誰。不幸李大夫多少較為天真。我寫給她一封長信，用友好的口氣解釋我的感覺，先給韻卿（楊步偉女士別號）看──我幵始這樣思量趙大夫──她說李大夫不會懂我的意思。我將信交給她，她果然不懂，我不得不直說我的意思是另有其人。不久李大夫便神經緊張不寧，不得不到蕩山溫泉休養，以後我和韻卿曾同去看她。一天晚上，我打電話給韻卿問明天早上能不能看她。她說可以，她會在家的。我說我要在中央公園西山坡上見她。七點鐘她來到的時候，我已經在山頂上等了。

「你那麼高啊，趙先生」，這是她說「早哇」的另一種方法。我走下山坡對她說：「楊大夫（我一直不敢叫她名字，除非在思想裡），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了。我很佩服你待朋友那麼好，可是我怕你可能傷害她，而對她沒有好處。我願意一切美好，不過我不能老讓她誤會。也許像我以前說的，我應該少來看你們。可是為什麼我該──」我說了半句停住不說了，和她在公園裡靜靜的走來走去，最後在「公理戰勝牌樓」停下來，她說：「對了，趙先生，你還是不要再來看我們吧。我想這樣於你最好，於我也最好。」說了她就轉身走幵。

「韻卿！」我親切地叫她，她回過頭來。

「韻卿！」我又叫一聲，「就那麼樣算了嗎？──我是說咱們？」我怕她會回答：「咱們？怎麼叫咱們？」但是她未作聲，向我走過來。

「韻卿」，我說，「我不能。」

我們在公園裡走著，又回到西山坡，走過「來今雨軒」，穿過松林，走「格言亭」底下，經過「社稷壇」，到了公園門口，一直到遊人漸漸多起來，才提醒我這公園不光是屬於「咱們」的，我們兩個都還有工作呢。

要是沒有李大夫，森仁醫院顯然就得關門或轉與別人，後來真的轉與別人了。當時的情況已很複雜，更複雜的事還未來呢。羅素大部分演講是在北京，1921年3月，一百里以南的保定（譯者按：北平距保定名義上四百里，至少三百五十里）育德中學請他去演講。附帶在此一提，我曾到我兒時住過的元寶胡同和肩擔胡同一觀舊居。像通常一樣，兒時到過的地方，時隔多年之後，現在看起來，至為矮小。儘管羅素思想激烈，在日常習慣上，他卻是一個完全可尊敬的英國紳士。他在不生火的大禮堂講演，一向堅持脫掉大衣。結果，他回到北京即發高燒，住進德國醫院，由狄博爾（Dipper）大夫診治。到了3月26日，左右兩肺均發炎，身體極為虛弱，朋友們考慮請他簽字委任狀給勃拉克小姐，因為他們還未正式結婚。杜威（John Dewey）為他擬好草稿。他雖然虛弱，可是卻頗清醒，口中喃喃而言，「委任狀？」然後試著簽字。醫生恐怕他辦不到（er kann nicht），可是他還是潦草的簽了B．Russell。他仍然認得我，小聲叫我「尺先生」（Mister Ch』）。他叫杜威的名字說：「我希望所有我的朋友不離幵我。」翌日，艾瑟（Esser）大夫說羅素先生情況「更壞了」，但是杜威夫人則說魯濱遜（Robinson）大夫不那麼悲觀。到了4月17日，他已無危險，5月3日已能接見訪問者。同時倫敦報紙報道說羅素業已逝世。聽到這個消息，他說：「告訴他們，我的死訊太過誇大其詞。」他的健康恢復得很好，在回英國前，還作過若干次講演，並參加幾次盛大宴會。

我和楊韻卿戀愛日深，需要趕快解決我的老問題。我舅父馮聃生和叔祖趙竹君作中間人，兩方同意男方給女方「教育費」兩千元。我特別去到南方安排此事。我到蘇州看大寄娘，在常州看阿姆娘；將我父母老早存在兩家當店的存款提出，並將我買的一些「自由公債」（Liberty Bonds）換現，湊足「教育費」交與叔祖，正式解除了婚約。在滬寧鐵路上跑了多次，車上一個泡茶侍者我竟遇到四次。回到北京，我以自由之身去看我的女友。幾乎經過二十年後，我第一次可以說：「我是自己的了。」（她以前也那麼說過。）

現在我們可以自由自在作我們喜歡作的事了，我們覺得該作的事太多了。森仁醫院歇業後，轉給以前所有人的同學朱征小姐，韻卿稱之為「湘姊」，更名為「繼仁醫院」，李大夫在西山另就職業。韻卿搬到箭桿胡同兩位英國小姐李伏西（Misses Livesies）家中，在那裡我可以更私下會晤她。像通常一樣，我把幾個熨斗同時放在火中，結果都未燙完。不過我卻寫好第二次通函──或第一次綠函──寄給我的朋友，因為封面封底是用綠色的。3月19日，我寄出一六四封，七十九封寄給中國朋友，八十五封寄給非中國人。那時我幵始接觸到卡爾格蘭（Bernhard Karlgren）的傑作《中國音韻學》（Phonologie Chinoise）（以後羅常培、李方桂和我，我們三人譯成中文）。有關「國語統一委員會」的活動，商務印書館要我寫一本教科書，並製作一套國語留聲片；但我最感興趣的還是翻譯《愛麗絲漫遊奇境記》，這是我的處女作，由胡適命的書名，1922年在上海出版。

我並不是盡在工作而沒有玩，韻卿和我到各處去玩。4月15日我們到靈光寺（譯者按：為西山八大處之一），在那裡我以文言為她作了一首詩。另一次我們到南口游明陵，騎在石駱駝上照了一張相。最後我們在東城美好角落找到一所住宅──小雅寶胡同四十九號（以前那個胡同叫作小啞吧胡同），一樓一底，房間極舒適，還有屋頂花園。住的地方是有了，還有許多別的事須待處理。我們到中央公園，自照了多張相片，決定以在格言亭拍的一張和我們結婚──或無儀式結婚──通知書一起寄給我們的親友，一共寄了四百份左右。相片上刻的格言是「陽明之言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昌怠勝敬者滅」。我的同班同學胡適勸我們至少用最低限度的辦法，找兩個證人簽字，貼四毛錢印花，才算合法。下面是胡適回憶那晚寫的話：

「趙元任常到我家來，長談音韻學和語文羅馬化問題，我們在康奈爾讀書的時候就常如此。以後我注意到他來的沒有那麼勤，我們討論的也沒有那麼徹底。同時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鄉楊步偉（韻卿）小姐時常來往。有一天，元任打電話給我問我明晚是不是有時間來小雅寶胡同四十九號和他及楊小姐，還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國（Chunkuo，湘姊朱征的號）小姐一塊吃晚飯。城裡那一帶並沒有餐館或俱樂部之類用餐的處所，我猜想是怎麼一回事。為了有備無患，我帶了一本有我註解的紅樓夢，像禮物一樣，精緻的包起來。為防我猜錯，在外面加包一層普通紙張。

那晚，我們四個人在精緻小巧住宅裡，吃了一頓精緻晚餐，共有四樣適口小菜，是楊小姐自己燒的。茶後，元任取出他手寫的一張檔，說要是朱大夫和我願簽名作證，他和韻卿將極感榮幸。趙元任和楊步偉便這樣結了婚。我是送給他倆禮物的第一人。」

在我們寄給親友的通知書上，我們說接到這項消息的時候，我們已在1921年6月1日下午三點鐘東經百二十度平均太陽標準時結了婚。除了兩項例外，賀禮絕對不收。例外一是書信、詩文或音樂曲譜等；例外二是捐款給中國科學社。在通知書上定的結婚時間，我們其實是在郵政局寄發通知書和照片呢。

第二天《晨報》以特號大字標題《新人物的新式結婚》。後來我問羅素先生我們結婚的方式是不是太保守，他答稱：「足夠激進」。威斯康辛州威廉斯貝夜可思天文臺的比斯布羅克教授接到英文通知書，就貼在天文臺的佈告牌上，讓他的同事們看1921年6月21日（譯者按：不知何故著者於此處及第三部分第四章，均作6月21日，實際則為6月1日）下午三點鐘東經百二十度平均太陽標準時，發生了何種天文現象。年輕人幵始學我們的結婚儀式，實際上沒有一次學像了的，我們四個女兒也不例外，他們的婚禮總不如我們無儀式的結婚簡單。

我們這種激進方式觸怒了若幹我們不想觸怒的人士。我最喜歡的姑媽儂姑（楊夢龍夫人〔Mrs．Yang Meng-Lung〕）送來一個花籃，我未聽韻卿的勸告，退回了，因為既不是文字也不是音樂作品。此後我一直在追悔，那個花籃總可看作精心製作的祝賀卡片呀。為了彌補那次不愉快，我們試圖和她兒子畢爾（譯者按：原文為Bill乃William之暱稱，其中文姓名據楊時逢先生告為楊祺祚）保持友誼，他現在南加州大學任教。韻卿的大伯本來不贊成她退婚，這次更是大為尷尬，因為剛在他告訴朋友不曉得他的女兒又是侄女在何時何地結婚之後，每個人便接到通知書，有些人甚至比他還早收到。

這一切事情發生的太快，我們無從對以後生活確定計劃，雖然韻卿曉得我想回美國，在名義上而言，我仍是從康奈爾休假。可是如果她要繼續醫學工作，康奈爾醫學院設在紐約，而非在綺色佳。因此我們幵始想回哈佛去，哈佛附近便有個醫務學校。我和教過我的教授伍德斯一直在通信，6月間我接到他來信說哈佛哲學系可以收留我，讓我作邏輯學和中文的講師，我立即表示接受。接著是一連串的準備與活動。為了避免結婚喜宴麻煩，其實我們不得不分著舉行許多次聚會，加起來比舉辦一次大宴會還要麻煩，可是分著辦樂趣較多。我們請了兩家的家眷親戚們；有一次我的叔父Li Ch'ing（儂姑的兄弟）玩弄我的提琴，用力的拉，我說：「叔叔，你弄斷了我的弦啦！」在中文裡，斷弦意思是太太去世。韻卿和我都喜歡說讓人吃驚的話。另一次聚會是在屋頂花園請「中國科學社」的會員。還有一次屋頂花園聚會，請羅素、勃拉克和英國公使館的班奈特（E．S．Bennett）（譯者按：在同書插圖中又作W．S．Bennett）。我冒昧說那天羅素照的相片極似「發怒的獨居人」（Mad Hatter），他說不那麼妙想天幵的比喻也許更為適切。我請讀者看一看那張相片，自己評斷一下。為羅素、勃拉克及杜威送行的宴會多不勝數，我發現翻譯那些客氣話比翻譯數學的哲學要難得多。為杜威翻譯，有時我不得不自作主張，他的格調極難表達。例如，他提到「談話、討論及會議」（talks，discussions and Conferences），我不得不想出幾個中文近乎同義字。另外一件佔我許多時間和注意的事，是準備製作國語留聲片，我到美國後，要為哥倫比亞留聲機公司錄音。在長串旅行準備當中，出現一個疙瘩，就是眼睛有了麻煩。醫生說我的右眼有沙眼，去不了美國，在協和醫院多次診治後，總算好一點，為了確保不致被羈留，我從美國駐華大使（譯者按：當時各國駐華使節最高為公使）舒爾曼（J．G．Schurman）獲得一封介紹信，他以前作過康奈爾大學校長，我認得他。

最後，在1921年8月20日，我們離幵北京前往南方，在東站和許多送行的親友說再見。那天的日記是韻卿用文言文代寫的：「今日乃與吾夫旅行之第一日。多人來東站送行，余覺吾等並非離幵北京，似乎不久便到天津。余未暈車。經過許多麻煩，吾等獲得極佳之買辦倉票。吾等到岸上百樂門（BelCmont）餐館吃頓西餐。」以後我恢復寫日記。到了8月30日，我們搭乘「西伯利亞丸」從上海經日本去舊金山。到船上為我們送行的有胡適、林炳南（Lin Pingnan）（她同學貢虹的兄弟）、商務印書館的高夢旦等人。我們為每人叫來冷飲。胡適看到韻卿在玩弄檸檬汽水，喝得並不多，他說：「楊大夫，也許我語無倫次，我想你不是暈船，可能是『害喜』吧？」在中文裡「有喜」便是懷了孕。

我太太計劃到美國後從事醫務工作，便這樣變成生兒育女，及從另一面看聽診器。最後我們生了四個女兒，全都結了婚，有了六個外孫男孫女。我們以後的故事將在另一冊書中加以敘述──《雜記趙家》，由趙楊步偉執筆，我則供應語言學及音樂的細節，加上通常不相干的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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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閒話常州

        與程滄波先生及趙叔誠夫婦用常州話談話記錄

    （1959年3月25日在台北錄音） 

    程滄波：我現在想問問元任先生小時候到常州讀書的情形。還是在私塾裡讀的吶，還是進學堂裡頭讀的？

    趙元任：起頭是在家裡，剛從北邊回來的時候，請了個常州先生來教書。那時候我九歲，九歲是前清－－是庚子第二年。

    程：庚子第二年辛丑，光緒二十七年。

    元：我屬龍的��，壬辰年生的。

    程：那麼你是十歲了？

    元：叫名兒都十一歲了。請個先生麼，在家裡教了一年，後來就是我先父教我了。

    程：那麼在家裡讀了？

    元：在家裡讀。後來就到蘇州去讀。

    程：蘇州從什麼人？

    元：蘇州龐家。龐敦敏、龐京周是我的表兄弟。那麼他們家的老大龐恩長就是我們的先生。

    程：讀了多少時候吶？

    元：就讀了一年。讀了一年又回到常州。

    程：那麼讀些什麼書吶？

    元：就是普通那種經書啊，比方《左傳》啊，古文啊，什麼的。

    程：讀了多少時候吶？

    元：在蘇州就讀了一年。讀了一年就回到常州了。十五歲就進了常州的溪山小學。

    程：溪山小學我不大知道在哪兒？

    元：我記得在城的北邊兒，走過北岸，又過縣衙門前頭。

    程：哦，就是後來的武陽公學，有個姓朱的辦的，就是以前的隆城書院。

    元：對了。是個姓朱的辦的。溪山高小，就進了一年，那麼後來就到南京去讀書了。

    程：那麼當時溪山小學的同學後來來往的還有吧？

    元：哎呀，現在一個都－－一個都不知道在哪兒了。有幾個知道是已經過去了。有幾個麼……

    程：校長是誰？

    元：校長是－－校長是姓朱的。

    程：常州人？

    元：常州人，朱什麼－－不記得了①。

    程：那是私立的還是公立的？

    元：私立的。

    程：那這種人，辦學堂的人，都是有志之士啊。

    元：那麼我們先生當中有個姓呂，呂誠之。

    程：哦，呂誠之，現在還在��。還在上海教書，叫呂思勉��。

    元：那八九十歲了。

    程：不會九十歲，總八十以上了。��，他一直在上海教書的。

    元：誠實的誠。

    程：叫呂思勉嘿。教西洋歷史。

    元：思勉是怎麼兩個字？

    程：思麼是思想的思，勉勵的勉，他的大名叫呂思勉，他的號叫呂誠之。一直教書的。後來常州中學也教。

    元：還有一位叫沈－－沈問梅吧？－－上海人。還有一位劉先生，還有一位姓杜的，杜先生。

    程：呂誠之先生學問很好，很博的，博而精麼－－根底非常深。他從前在常州中學教地理－－他歷史地理都教咯－－他就拿這個《嘉慶統一志》來教。後來一直在上海光華大學教，教歷史，他寫過兩部歷史書，是商務出版的，叫《本國史》、《高中本國史》。

    元：有一回我從外國回來在京滬火車上看見了呂先生。多年沒說常州話了。講到外國情形，用常州話講外國事情真不容易。

    程：他恐怕還是說常州話？

    元：他還是說常州話。趙叔誠太太（以下簡稱叔太）：特別著吶，常州話才特別著吶！

    程：趙先生，你進商務印書館是哪一年？

    趙叔誠：1921年。

    元：那時候高夢旦先生還在吧？

    程：1921年王雲五還沒進去吧？

    叔：進去了，還沒做編譯所所長，還是在夢旦先生的辦公室裡頭。

    程：從前的編譯所在什麼地方？

    叔：從前的編譯所，就在這個印刷所的背後，後來東方圖書館造了麼，就搬過去了。

    程：就是在寶山路。

    叔：在寶山路。

    元：呃－－印刷所在哪兒吶？

    叔：也在寶山路。

    元：棋盤街就是－－

    叔：棋盤街是發行所，專門是發行所。從前棋盤街1921年左右盛極了。

    元：有一陣啊，聽說商務印書館是世界上頂大的一家出版的公司，因為別國出版的不做別種生意的，像文具啊，儀器咧，那些。

    程：比方Mac Millan咧，Oxford Press咧，Cambridge Press咧，他們就是書。商務印書館不但是文具，還有運動的設備，體育用品，簡直是個百貨公司，所以我那時候做學生的時候，一走進去看見了簡直「美不勝收」！……那麼從前還有碑帖，碑帖都是珂羅版印的。現在我們寫字想弄一部從前那種好一點兒的碑帖真是得不到了。

    元：程先生從前在南京是哪幾年？

    程：南京－－是1927年我到南京的，國民政府成立時候到南京的。

    元：那個時候我們還在北平。

    程：那時候中央黨部開始成立的時候，我跟著胡漢民先生在宣傳部。那時候我大學剛剛畢業。

    元：你哪個大學？

    程：復旦畢業的。讀是讀的聖約翰，聖約翰讀了三年轉到復旦。

    也是潮流的關係。聖約翰在思想方面是有點－－不過讀書還是要算聖約翰。在聖約翰在根基方面是嚴格的。

    元：那時候哪個做校長？

    程：復旦啊？

    元：聖約翰。

    程：聖約翰是卜舫濟③。

    元：還是卜肪濟啊？卜肪濟還在啊？

    程：卜肪濟還在，卜舫濟死的很遲。卜舫濟是勝利以後，到美國又回到上海的。八十幾歲。他的喪禮我都去參加的。後來麼，我到《時事新報》，《時事新報》以後我到英國去了，英國去讀書。後來第二次又到南京是1931年。你那時候也在那兒吧？

    元：我在中央研究院，不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本來在北平。

    程：後來搬到南京，不是嗎？

    元：不過到南京以前先搬到上海，就在聖約翰很近的地方，叫小萬柳堂。

    程：哦，小萬柳堂，對了。小萬柳堂我那時候讀書天天經過的。

    後來中央研究院買下來了。小萬柳堂房子並不大。

    元：並不大。後來南京造了房子，我們的研究所就搬到南京去了。那是1941－－。

    程：1934年。

    元：對了，1934年。在南京北極閣。後來不久麼國民大會的大禮堂也造成了。國民大會的房子第一次用還是在抗戰以前。

    程：抗戰以前剛剛造好。

    元：就是那一年春天吧，有一個音樂會，北平燕京有一個合唱團來，上海音專也有個唱團，規模很大的一個音樂會。

    程：南京抗戰前幾年真是繁榮。

    元：所以日本人看看要快點兒動手了！

    程：那幾年經濟咧，實業咧，各方面都進步。

    元：是抗戰前一年我最後到常州去了一趟。常州麼到了家裡拿家裡的字畫咧東西的，什麼李鴻章、翁同和的字咧，一箱子一箱子的，都搬到南京去，以為可以預備做永久的計劃了。

    程：搬到藍家莊，是吧？

    元：藍家莊二十四號。

    程：你們常州房子在哪兒？

    元：常州青果巷。曾祖下來四代都在青果巷。

    程：曾祖麼跟甌北④先生差不多了？

    元：不，那是六世祖了。曾祖是做金華府的。

    程：趙甌北先生是－－他是嘉慶年間的－－是曾祖，高祖－－元：六世祖。聽說青果巷我們的房子左邊右邊打仗都打掉了，就是我們那所房子還在那兒。

    程：勝利之後常州都變了，那個大街完全燒了重來了。那大街非常之－－放寬了。放寬了，不過那些房子都很－－

    叔太：搭漿⑤的。

    程：搭漿的。

    叔太：馬路寬了。

    程：城裡可以坐汽車了。

    元：從前連洋車都沒法子－－到了橋的地方。

    程：橋是不行－－沒有了。因為我到了常州－－我那時候擔任江蘇監察使，我沿路巡視－－出巡，一個一個城都要出巡的，不是嗎？那麼到了火車站有好幾輛汽車來接我，居然一直開到我家裡頭，汽車一直開到我門口！這個從前簡直是笑話了。

    元：那是怎麼一條路啊？火車站是在北門��。

    程：北門。後來有一個門叫中山門。

    元：哪一個門叫中山門？

    程：不是小北門，他們後來又開了一個門－－��，中山門恐怕就是小北門。

    叔：一進城麼，沿著城牆那條路走的。

    程：他們開了兩個門。

    叔太：對了，開了兩個城門洞。那麼出來就是北後街，不是？

    程：北後街就是逢春街。

    叔太：逢春街，局前街，再就是大街。

    程：局前街，大街。總而言之，汽車可以走，汽車一直可以開到家裡。後來大街咧那些地方巡閱時候就是坐了汽車去的。還有麼，常州中學很可觀。常州中學以前精華的房子啊，大概少是不少。他後來改了做兵營了。

    元：哦，當兵營用了？

    程：兵營啊，日本人也當兵營用。常州中學的建築是很那個－－我是沒進過常州中學－－考取了沒進，不過常常去玩兒，因為朋友多的很。就是從外頭看看常州中學的規模也並不差於任何一個－－不但是中學��，那後來有的大學都比不上。可是後來那後半部啊，整個兒沒有了，完全是兵營。日本人在那兒做兵營。勝利之後簡直是個軍部。

    我去看看是面目全非了。常州中學我去參觀，他們還請我去演講了。我覺得常州中學跟常州的文化很有關係，因為常州的現代化呀，就發源於常州中學。而且常州的革命啊，也是發源於常州中學。他是咱們常州革新跟進步的象徵。所以當時那個辛亥年，惲老八呀，就打常州中學，圍攻常州中學。那屠敬山就給他圍得裡頭了。屠敬山跳城走是常州中學出去的。因為常州中學的常州革（新）－－

    元：屠敬山是老幾啊？

    程：不，屠敬山是老子��。屠元博是老大。

    元：哦，屠元博是老大。

    程：辦學堂是屠元博。屠敬山後來是頭一任的民政長。

    元：他們屠家嘿，屠元博老大，屠孝實老二。

    程：屠孝實老二。

    元：屠孝頤吶？

    程：屠孝實恐怕是老三。

    元：老三。屠孝實咧屠孝頤是我們溪山小學的同學。

    程：哦－－對了。那麼屠孝實後來是弄哲學的了。

    元：現在在哪兒？

    程：屠孝實早死了。屠孝實恐怕是抗戰時候就死了。

    元：屠孝頤吶？

    程：屠孝頤我不知道。他們屠家還有個叫什麼－－很小的，恐怕是頂小的了。勝利之後還看見過，是屠敬山頂小的兒子。一直在常州的。我這個話，說常州的革新阿，一點兒沒說錯。常州中學是個革新的象徵，所以我看看現在的情形是很難過。就是屠元博先生一塊墓碑還在那兒，在前頭。從前一個府中學堂，關係很大。那裡頭教書的人也是當時的－－一時之秀啊。

    元：我記得從前成立開學的時候是一件大事情。

    程：八縣都出錢的。而且那個地方是護國寺��，護國寺是－－還是宋朝末年抵抗元朝的人－－和尚咧什麼，都一起打死在裡頭，在常州中學的地點，所以有這麼一個民族

抗戰的這樣一個背景在裡面。

    元：後來改造的。

    程：改造的，就是護國寺的院址。－－還有吶吧？⑥

    元：還有，還有一節。

    程：那個屠元博先生，你跟他熟吧？

    元：不熟，就是見過。就是跟他兩個兄弟同學。

    程：這個人啊，辦常州中學的精神啊，光芒萬丈，這個－－才氣很高。

    元：他是哪兒出身的？

    程：他是日本，日本當時是讀法政的，那麼當時也是同盟會了。

    後來一做了議員啊，就不言語了。所以這個政治的害人啊－－這個政治的環境啊，非常的惡劣。我聽他們許多人說呀，他後來躲得北京之後麼，就一天到晚喝酒。因為國民黨的議員啊，門口兒都站了人，不但門口兒站了人，說是房子裡頭有時候都藏的有人。

    元：還有錄音的，是不啥？

    程：從前還沒有吶，當然，可是電話旁邊常常有人。他死的很早，我記得是1919－1920年死的。常州開追悼會的時候我還去的。那時候屠敬山先生還沒死吶。

    叔：那時候我還在常州中學吶。

    元：你是哪年到哪年？

    叔：我是－－1917、1918、1919、1920年。

    程：屠敬山先生還在吶。

    元：現在還在啊？

    程：現在不在了。是屠元博先生的追悼會的時候，他的老太爺還在。那個人才啊－－人才有時候實在也是一批一批的。

    所以他們那一批人，屠敬山先生那個時候，剛剛一批常州的人才。前清末年時候剛巧是那一批。他們就是壬辰年了。壬辰年的翰林啊，有屠〔寄〕敬山先生，有張〔鶴齡〕小浦先生，有惲毓嘉先生，有趙椿年先生，劉可毅先生，還有這個－－汪〔洵〕季何，一共有六個翰林。這一個城裡有六個翰林，雖然現在－－從前科舉這個東西是不容易的。而且這個裡頭著實有幾個有學問的。譬如張鶴齡，這個人他早死了，不早死這位先生－－

    元：成就一定很大。

    程：一定很大。從前那個董〔康〕綬經先生－－抗戰以前有一個時期董綬經先生常常到南京來的。他有一陣子擔任法官訓練所。那麼我到上海去也常常去看看他－－本來我們也是老世交。他麼也經營刻書，送了我許多很好版本的書。那麼我也對他講了些很詳切的故事。他對張小浦先生是五體投地。我有時候問，張小浦先生究竟什麼地方，啊，了不起？第一是文章，講文章啊，從前同光之間啊，這個北京最盛行的是龔定盦〔自珍〕，龔定盦的文章，不是說龔定盦的詩。現在咱們這種像新民叢報的文章－－梁啟超的文章完全是龔定盦的。「吾思之，吾重思之」啊，那種口氣啊，完全是龔定盦，他的文章啊，有許多是佛經，有許多是子書，有許多奇特的。咱們常州的張小浦先生的文章啊，別人看出簡直是龔定盦。他－－宣統元年死的，四十二歲。

    元：哦，年紀很輕。

    程：他在湖南做過提學使。後來到東三省在徐世昌那兒。他的兒子也很好。他兒子很可惜，抗戰時期他是－－下了海了，到南京市政府做個秘書長什麼的。

    元：叫張什麼？

    程：他名字叫張什麼我不記得了。他單名字叫張頎，「碩人頎頎」的頎。他那個風度很好，世家的風度。後來勝利了以後應該看見了。後來一打聽啊，他是因為參加了偽組織，所以不來看我了。有許多人是這樣情形。

    元：說到常州的地方，現在那個天寧寺跟清涼寺還在那兒吧？

    程：還在那兒，還是一樣。

    元：哦，勝利以後還是一樣。那些佛像還是沒有動，是不是？

    程：還是沒動。這個天寧寺啊，我都去看了。那個天寧寺的方丈啊，逃出來，還在這兒。

    元：天寧寺的方丈麼，從前是靜波��。

    叔太：清涼寺，清涼寺是靜波。

    元：哦，對了，清涼寺是靜波，我跟他還一塊兒照過相吶。

    程：天寧寺的高僧，亞開，早死了。後來的不知道叫什麼名字。講起日本人時代，有幾個和尚還抵抗，抵抗就死了些和尚。

    後來日本人手下也是個駐兵的地方。那麼我就問他－－因為咱們總是很注重文化方面了－－我想這屠敬山的，這個蒙兀爾史啊，屠敬山的元史稿子，那個版子是存得清涼寺－－呃天寧寺！我就去問，是不是日本人……大概不知道考究了。還有常州的先哲遺書，盛杏孫〔宣懷〕的先哲遺書的版子也是－－常州先哲遺書非常之好，這個書，真可

惜了，選的很好，可是都－－

    叔：那麼現在那些舊書都糟踏了？

    程：是啊，常州先哲遺書這裡不會有了。

    叔：不會有了。

    程：那麼常州讀書的人－－我也沒有這個書，現在不會有了。

    現在常州人不大知道有這個書的。

    元：那不容易找了吧？

    程：不容易找了。上海，除了上海還有。上海的常州同鄉會阿，是盛杏孫捐的。

    元：哦。

    程：有時候我去開會。那兒倒有一部。

    元：這回請你們兩位多說說。

    叔太：好，多說說。

    叔：還是你說。

    程：哎，我說了不少了。

    叔太：那個文筆塔去過沒有？

    元：文筆塔在哪兒？

    叔太：東門��。

    元：哦，東門那個。那個塔我上去玩兒過。我不知道那個就叫文筆塔，我都忘了。

    叔太：文筆塔不是……？

    程：修好了，修好了。

    元：起了以後又修的，我記得修塔的事情。就是到－－不到天寧寺吧？

    程：天寧寺還要下去吶。

    元：東門，出東門－－

    程：玄妙觀跟前。

    元：玄妙觀那兒。

    程：這個是前清末年修的。

    叔太：後來可以上去的，可以上去玩兒，不是嗎？

    元：我上去玩兒過，可以看的老遠的。再過去麼我們家有個墳地在那兒。我們先祖是葬在那兒的。

    程：再過去是東倉橋了。東圈門下去麼就是白家橋。

    叔太：墳地是在鄉下吶吧？

    元：鄉下，在鄉下。還有個墳地遠，在潘家橋，那是出南門望東南出去。先父先母都葬在那兒的。

    叔太：後來東門也有公墓。

    程：公墓不在東門，公墓在西門。

    叔太：後來在東門－－後來事變前頭東門也有個公墓，可是？

    程：有的，有的，從前是西門。

    叔太：西門的是挺大的，後來東門又有一個，有一個麼，沒有西門的好。

    程：我先君跟先慈就葬在西門。

    元：西門麼，我去的機會少一點兒，就是坐船到鎮江是到西門上船的。從前麼，到南京麼，沒有－－

    叔太：哦，還沒有火車的時候。

    元：坐船到－－

    程：走江陰走吧？

    元：不，熱天麼，坐船到鎮江，江輪到南京。冬天啊，要坐船到蘇州，上海，－－

    程：喔唷！

    叔太：喔唷，再轉過去吶，－－

    元：上海，再江輪到南京－－呃－－三倍的路程，－－

    叔太：轉一個圈子啊？

    元：那是唯一的方法到南京。

    程：你那時到南京讀書火車還沒通哪？火車是－－滬寧鐵路大概是光緒三十四年。

    元：我們去麼－－我第一回到南京是光緒三十三年。

    程：那後來就－－

    元：後來就通了。

    程：那不得了，三倍的路！坐船到鎮江麼，好一點兒了。

    元：當然了，不過也很費時候。得小輪船拖。

    程：小輪船拖要幾天吶－－到鎮江？

    元：沒有幾天，一夜吧？

    程：走江陰是哪兒？

    元：不走江陰，就是運河��。運河就是鎮江過江到揚州嚜。到冬天水淺，輪船不能走。

    叔太：不能走，要轉到上海……

    元：那麼就蘇州，上海……

    程：常州話所謂叫「城頭上出棺材」。

    程：走溧陽到蘇州？

    元：溧陽啊？走不到，溧陽沒水路吧？

    程：常州到溧陽有輪船。

    元：有輪船？不過溧陽再到南京就有山了。

    程：常州有輪船開宜興。

    叔太：總到了宜興再到溧陽。

    程：宜興有內河輪船。你到了鎮江才有江輪。

    叔：那個時候真是不便當。

    程：那麼你們到蘇州也是坐小輪船？

    元：好像有直達上海的吧，常州到上海。從前麼一隻小輪船拖著五六隻民船。

    程：那麼到了上海再去坐江輪？

    元：再去坐江輪，那真是跋涉－－「長途跋涉」！

    程：那麼現在就到了美國！

    元：再上水，從上海到南京。

    程：南京那個時候進個什麼學堂？

    元：進的叫做江南高等學堂。我們進的預科麼，差不多就等於中學了。在門簾橋，成賢街再望南。後來麼變了第四師範，後來燒掉了，那房子燒了。

    程：那麼高等學堂有幾年級？

    元：高等學堂我進去的時候已經有本科了。

    程：高等學堂不是兩江師範吧？

    元：不是兩江師範，兩江師範是另外的，就是後來的東南大學，以後又變了中央大學。

    程：那麼高等學堂恐怕沒有辦完吧？

    元：呃－－畢業過沒有啊？我走的時候剛剛讀完預科，那個時候已經有本科了。

    程：那麼高等學堂完了還要進大學的��？

    元：那個時候就只有北京大學－－京師大學，沒有別的大學。

    程：那麼常州人同學的有吧？

    元：在南京那兒的常州人麼有陸元昌，陸元昌倒是又是小學同學，又是南京－－呃－－我恐怕記不清楚了，後來在美國康奈爾同學。當中在南京同沒同學不記得了。有位別的常州同學，姓朱的，叫朱鍾麟。常州同學在南京的不多。

    程：陸元昌是學什麼的？

    元：學－－土木工程的吧？

    程：後來吶？

    元：後來很年輕就死了。

    程：所以我不知道他。

    元：還有個路敏行－－路季訥。

    程：路？走路的路？

    元：走路的路。後來在中國科學社做過事情。南京那地方是三江⑦都有的。就是南京人少，真奇怪，南京人絕少。我們同學二百七十三個人當中只有一個是南京本地人！

    程：那時候校長是叫監督的，是不是？

    元：叫監督，李－－李梅庵。

    程：哦，李梅庵是監督。那時候恐怕有日本教員的吧？

    元：哦，我們有過一個日本的教－－教什麼－－教繪畫的。教繪畫還要翻譯。

    程：繪畫是什麼畫兒吶？水彩畫呀？

    元：不是，是鉛筆畫。

    叔太：那時候什麼緣故要找日本人教？

    程：中國沒有那種人才嚜，教鉛筆畫那種東西的。

    元：一個南京人翻譯的。

    程：體操也是日本人教的吧？

    元：不是，是一位哪兒的人啊，是江北如皋是哪兒的人。是兵操。

    程：兵操用槍吧？

    元：兵操用槍的，真槍��，可是沒有子彈。

    程：那麼你們開學那些事，總督咧，制台咧都來吧？

    元：也來的。是盛典��。有一回是什麼事情端方來了，因為端方旗人總督，有些有革命思想的學生都反對他。那麼光緒慈禧死了。

    程：哭靈吧？

    元：對了，哭靈。哭靈麼有許多學生不高興哭就笑。贊禮人說：「舉哀！」學生就跪得那兒笑，橫是人多，哄哄哄的也聽不出我們在那兒是哭是笑。

    程：哭靈大約還要哭好幾天吶吧？

    元：有兩三天吶。

    程：這個是大－－是國喪。

    元：有一回麼，開運動會，江南運動會，也是盛典，是第一次。我們有一個常州人先生叫－－咦？－－叫－－記得他號叫孟輿，姓－－姓什麼想不起來了，好像是姓丁吧。他反對運動的事情，他說不像樣－－拿著個唸書人，在外頭滿地那麼亂跑，成什麼樣子？所以他說他要送端方一個對子說：

    「以儒為戲；勞民傷財。」

    程：這位先生有點兒－－頑固化，嗄？那個南洋博覽會時候你在南京吧？

    元：南洋博覽會我記不得了。宣統哪年？

    程：宣統二年。

    元：宣統二年我應該在那兒啊。哦，宣統二年或者我到北平去了。

    程：南洋博覽會我是特為從常州到南京去看的。就是在那個自治局，後來的中央黨部。

    元：宣統二年，我就是宣統二年到北平去考，考留美。

    程：還要北平去考啊？那時候清華還沒有吶吧？

    元：清華還沒有吶。我們算是清華第二批，第二班。梅月涵（貽琦）是第一班，適之跟我是第二班。

    程：那會兒沒資格的限制咑？隨便誰都能考咑？

    元：隨便什麼人都能考。我那時候麼算等於中學畢業。

    程：沒有這個學歷問題？

    元：沒有學歷問題，就是有同等學歷的就行了。

    程：那個胡明復先生是不是－－

    元：是我同班。

    程：一塊兒去考的？

    元：一塊兒考取的。後來我們也同學，同學了五年。

    程：你們都是在哈佛的？

    元：不，先在康奈爾。敦復先生比我早多了，他是康奈爾1909年畢業的。所以我們出去的那年他是算護送我們的。

    程：送你們出去那也算一種差使的，是不是？

    元：是的，那是胡敦復，明復的哥哥。

    程：是的，他教過我的，在南洋中學教書的。

    元：他在南京也教過書。我們那時候在南京啊，我還夠不上資格吶。我們是預科，他教的本科。

    程：他是外國回來了。

    元：外國回來了在南京教書。那麼我們就在廊簷底下聽，聽那個名教師。多少年以後他們笑北京大學除了正聽生旁聽生以外，還有偷聽生吶。那麼我們當初在廊簷底下聽胡敦復先生就是偷聽生了！

    程：他在清華是不是做過教師的？

    元：做過一陣。送我們到美國去了回來，那是開始辦清華學校的時候，他做過一任教務長。後來因為政策上跟當局的意見不合，沒有做下去。

    程：他現在在美國是在－－

    元：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他已經退休了。

    程：華盛頓是州立大學，是不是？

    元：是的，西雅圖的是州立大學。

    程：現在在美國還碰見吧？

    元：美國始終還沒碰見吶。我到西雅圖那回他還沒去吶。

    程：他現在總有七十幾歲了吧？

    元：七十幾歲了。明復麼，跟我好像是同歲的，差不多。

    程：明復先生真是了不起，可惜，阿？他後來也是在南洋中學，來教過書，教物理。真不懂怎麼游游水會游死的。

    元：真是的！

    程：1927年吧？

    元：1927年。

    程：他也是康奈爾的。他最初學什麼的？他們學一樣咑？

    元：學一樣的。我們都是學的數學。他是一直學的數學，後來到了研究院我改到哲學的。

    程：我從前讀過楊杏佛（楊銓）追悼他的一篇文章，在獨立評論上，也不現代評論上。他有個兒子吧？

    元：好像－－有的。有的。杏佛死的也早��。

    程：杏佛我跟他熟極了。

    元：是吧？我們在康奈爾也同時有好幾年。那時候麼，他做《科學》雜誌的編輯。

    叔太：你們熱吧？

    程：不熱。

    元：寬寬衣啊，熱寬寬衣！夏天還要熱吧？

    叔太：夏天還要熱。

    叔：這兒熱的時間久，熱到十月吶。

    程：總要熱到十月中。十月中麼天轉涼一點兒。這三四個月裡穿香港衫的真多。

    元：香港衫？

    程：夏威夷衫。美國也有的吧？

    元：美國也穿，不過穿的少，因為美國用不著穿。美國真正熱的地方是不多。比方紐約、華盛頓，夏天比較熱一點。

    程：你在柏克萊夏天－－

    元：柏克萊沒夏天。六七八月裡反而更陰涼，因為夏天霧更多。

    程：柏克萊也有那種大的百貨公司吧？

    元：有，有。

    程：好點兒的東西沒有吧？

    元：差不多都有，平常需用的東西都有。其實那兒的地方，除了一頂長橋接著海灣的兩邊兒，那地方的房子都是接接連連的，都分不出一個城一個城來了，原來倒是有一個一個的城，中間兒隔開的有鄉下，現在鄉下都變了城裡了，都是房子了，都打成一片了。

    程：我有一年去，是1930年那時候還－－

    元：那時候北頭兒還很空。

    程：那時候橋還沒有吶。

    元：對了，海灣橋是1936年才有的。從前我在那兒念過半年書。

    程：哦，就是在加州大學呀？

    元：是的，就是在1919年的春天。

    程：從前沒有橋從三藩市怎麼去法？

    元：坐輪渡啊。

    程：輪渡好慢吧？

    元：不算慢，在上喝喝咖啡，吃點兒點心什麼的，再不在甲板上拿花生喂喂半空中飛的鴿子，一會兒就到了。

    程：輪渡貴不貴？

    元：不貴，那時候好像是兩毛錢一趟。可是有一回啊，我解三藩市回來，身上連兩毛錢都沒有。

    程：那麼不能上船了？

    元：不，是先上船後付錢的。結果怎麼辦吶，我又不好意思問生人借兩毛錢，我就找了幾張身上帶的郵票賣了兩毛錢給同船的人才回得了柏克萊。

    程：那頂橋不得了，一共有多長啊？

    元：連上橋下橋的路算在裡頭，號稱六英里吶，就光是算水面上橋的本身也有四五英里吶。

    程：這裡最長的麼要算西螺大橋了。

    元：在哪兒？

    程：在溪州，彰化過去。……��，從前你們清華學生出去是一百塊錢一個月吧？

    元：沒有！六十塊錢一個月。什麼都在內：學費，吃住，什麼都在內。我還剩的有錢買鋼琴吶。

    程：從前你們租房子要多少錢？

    元：房子我不記得了。吃飯麼，一個禮拜三塊半，早晨還吃牛排。

    程：這個五十年下來變的真可以！

    元：那時候東西可真便宜，尤其是在綺色佳那種城。他們本地人管他叫「（世界上）最大的小城兒」。

    程：後來清華官費總不止那個數目了。

    元：後來不止了。

    程：那麼治裝費總有咯？

    元：那有，治裝費我們那時候也有，另外有一筆。臨走麼剪辮子。那時候我們都有辮子的��。

    程：那是嚴重問題啊！

    元：嚴重問題��。到臨剪的時候那剃頭師傅問：「剪吧？真的剪啦？」

    程：剪辮子總是在上海剪了？

    元：上海剪的。

    程：常州也不會剪，也不會梳，不會－－剪辮子還得要到西式的理發所。

    元：不出洋的人要是剪了辮子還有問題吶，那就有革命黨的嫌疑了。

    程：那有許多人－－留學生回來還裝個假辮子吶。

    元：裝個假的，釘得帽子裡。

    程：他們有些做官咧什麼的沒有辦法，只好裝一個。��，留學回來還得再考一趟吶，是不是？

    元：還得重新考。

    程：考的時候就不能沒有辮子。沒有辮子假辮子可以盤得帽子裡頭。

    叔太：蓋得帽子裡頭？

    元：蓋得帽子裡頭。

    叔太：掉下來了怎麼辦吶？

    程：做的挺好的，有專門做那個的。

    元：所以清朝是－－怎麼說法？「男降－－」

    程：「男降女不降。」所以女人的服裝完全是明朝的服裝，鳳冠霞帔完全是明朝的服制，可是男人全換了。

    元：革命之後麼，女人倒穿旗袍了。

    叔太：對了！

    元：女人倒投降了。

    程：革命時候你在美國吧？

    元：革命時候我在美國。有個同學姓王的，叫王預－－也是我從前在南京的同學－－他拿著一份兒報給我看，說：「好新聞，好新聞！」就是武昌起義的新聞。

    程：那時候你還在康奈爾吧？

    元：還在康奈爾，第二年。那時候我們組織中國科學社也是在康奈爾。任鴻雋、楊杏佛、胡明復也在裡頭。後來第二年雜誌就搬到上海出版了。

    程：中國科學社這個科學雜誌一直沒斷吧？一直出到－－元：有一回叔永（任鴻雋）的－－叔永自己，還是他的女－－常州話叫女女－－

    叔太：對了，女女。

    元：寄了一份－－我說是個送葬文，說科學社對社會的貢獻已經完成了，可以不用再繼續了，那麼從此就停版了。這是好幾年前的短短的一篇文章。近來聽說又復刊了。

    程：叔永近來做點兒什麼？

    元：不知道。他本來預備要出來的，後來到了上海，就沒能出來。

    程：叔永太太是常州人吧？

    元：太太也是常州人。聽說他近來失明了，雙目失明。

    程：叔永恐怕年紀比你大點兒？

    元：比我大幾歲。

    coc1①事過想起為朱貢三。

    ②應為編譯所所長。

    ③卜舫濟之本名為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1864－1947）。

    ④趙翼字甌北（1727－1814）

    ⑤「搭漿」乃吳語，為臨時湊合之意，如北方話之「糊弄局」。

    ⑥指錄音帶而言。

    ⑦「三江」指南京附近江蘇、安徽、江西各省。co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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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

http://www.white-collar.net/wx_hsz/hsz_mjyj.htm

http://www.white-collar.net/01-author/z/28-zhao_yr/index-zyr.htm

http://www.white-collar.net/01-author/z/28-zhao_yr/01-cjxdmg/index-j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