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名人趙元任

常州名人趙元任 (1892-1982)

早年(1892-1910)

北方童年

趙元任，江蘇常州人。1892年11月3日（清光緒十八年壬辰九月十四日）生。當時祖父在河北一帶做官，所以趙元任出生在天津。據趙元任自己說是宋朝趙匡胤的31代孫，六世祖趙翼（號甌北）是清代著名史學家和詩人，對趙元任很有影響。他說：「到我六世祖甌北公，因為他做過許多事，到過許多地方，著過許多書，所以我們家裏總拿他當個榜樣。」趙元任出生時家裏三代同堂，祖父趙執怡（號仲固），清同治舉人。父親趙衡年當時忙於讀書準備考試，後來中了舉人。母親馮萊蓀（又名妮芬），據趙元任《早年自傳》中回憶說：「母親是那時有點才的女人，能寫詩，能填詞，寫得一筆好字，還有昆劇也好，又能唱歌。雖然母親教過我昆曲，可是我想我後來喜歡弄音樂多半是從母親傳下來的。可是吹笛兒倒是我父親教我。」家裏還有堂兄元成、堂姐婉═和婉蓮，像親兄弟姐妹一樣一塊兒長大。

趙元任的童年，9歲前是在北方度過，那時祖父做官，家庭條件在當時屬於比較優越的他喜歡玩耍，放風箏什麼的。他自幼喜歡觀察自然現象。比方說，對天上發生的事情特別興尋趣。他小時候愛看日出，因此常常天不亮就起來了。他喜歡看雷雨，他說，哥哥姐姐扣了打雷都有點害怕，可是年幼年的趙元任不僅不害怕，還喜歡看打閃電聽打雷，他覺得要是下大雨那就更好玩了。他最感興趣的是天文現象。6歲那年他第一次看月全蝕的情景還記得清清楚楚的，給他留下極深的印象。按照當時的規定，天狗要吃月亮了，大家就拿著鍋呀，桶子呀，乒呤乓響啷地打，似乎這樣一來天狗嚇得會把月亮再吐出來，當地方官的，像他祖父做知州的，得穿起袍褂來一次次的行禮。年幼的趙元任感興趣的卻是觀看月亮的變化。他望著月牙逐漸變小，覺得應該就得沒有的時候，卻出乎意外的是月亮並不是變得沒有了，反而變成了一個紅紅大圓的東西。他很好問，當時他很想知道產生這些現象的原因，可惜沒有人能夠講給他聽。當時他很想知道產生這些現象的原因，可惜沒人能夠講給他聽。趙元任對天文的興趣並不僅是小時候一時的新鮮，他後來一生都對天文現象感興趣。他上大學時選修天文學課程，考試成績得了100分。他在研究生院讀書的時候曾下了很大的苦功夫為《科學》雜誌撰寫《中西星名考》及《中西星名圖考》兩篇文章。有兩次為了觀看日全蝕（1933年在美國、1954年在歐洲），他駕車奔跑尋找看日全蝕的最佳地點。

除了自然現象，趙元任對周圍的所見所聞也很敏感。他注意到所接觸的多種不同方言，對此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留神聽各種不同的口音，並跟著學，家裏原籍江蘇常州，但是住在北方得說「官話」，所以他最早是帶常州口音的官話，自己說的也就成了一種不很純粹的京音。他天生有副好耳朵能夠分辨聲音極小差別，他還會有副最會模仿的發聲器官，什麼聲音都能學會。趙元任跟帶他的周媽學會說保定方言。為了跟表弟一起玩耍，他跟表弟學會了說常熟話，還跟家鄉請來的陸老師學會用常州會唸書，後來回到南京，到什麼地方學學什麼話，他年齡還沒滿12歲就已經會說北京、保定、常熟、常州、蘇州等地方言，並且長大後也沒有忘記。

識字讀書當時都在家裏。4歲那年母親用方塊字教他識字，6歲開始在家念私塾，與堂兄元成及遠房親戚的一個男孩子一起唸書，由祖父從家鄉請來的一位陸老師。陸老師雖然很嚴格，但是趙元任很喜歡他。陸老師反對讀書不求甚解，不像當時一般私塾老師強迫學生死記硬背，而是經常講解課文和生字，使學生盡可能理解所學的內容。趙元任什麼事都喜歡打破沙鍋問到底，好問求理解的性格也許就是受陸老師的影響。

學習四書五原來應該按《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順序教，效果很好，那時白天老師教唸書，晚上多半兒還要念詩，母親教他吟詩和背唐詩。由此可見，趙元任從小就打下良好的基礎，這對他後來從事中國語言研究非常重要。

在北方這些年，由於祖父的差事經常變換，所以趙元任小時也跟著一二提搬家一次家。他生在天津，第二年就搬到北京，不久又到保定，接著搬到磁州。這些當然都是別人告訴他的，4歲起自己也能記憶起一些，他記得：

三歲住磁州

四歲住祁州

五歲住保定

六歲住冀州

七歲住保定

八歲住冀州

九月「回」常州

雖然趙元任9歲沒有到過常州，但是上輩子都是常州來的，所以跟著說「回」常州了。收拾東西，搬家這一切他從小就習以為常了。如果把這輩子跑過的地方按時間、地點、路線記錄下來，那可不是三頁五頁能寫得下的呢。

南方九年

9歲那年祖父病逝，趙元任隨著全家扶靈柩回老家江蘇常州。路以上海，看望了外公外婆一家後趕回常州。這雖然是趙元任第一次到常州，但他感覺自己是回了家，周圍的人說的不再是北方官話，而是常州話了。
回到常州，家住城中青果巷，這是趙元任曾祖父傳下來的三房一同住的大房子。住定下來，還是讀私塾，請了一姓張的老師到家中來教，因為陸老師已經去世了，趙元任還是懷念陸老師那樣的老師。

不久趙元任母親病了，不能像以前那樣主持家務，父親又不能專心教他讀書，張教師也走了，將近兩年時光他過著閒蕩的生活，讀書也放鬆了。1904年夏天，趙元任未滿12歲，最不幸的事情發生了，父親得了急病，不久去世。母親早已臥床不起，受此打擊病情日益沉重。幸虧有三房叔公的幫助才料理好父親的喪事，父親去世不到3個月，一天上午，母親把他叫到床前，用微弱的聲音說：「元任，你曉得我要去啦，你要乖，聽大哥和姐姐的話。」元任說，這是他最後一次聽到母親講話，也是他平生記憶中最悲傷的一刻。一年間父親（他們年齡都剛到30歲多一點）雙亡，這對趙元任打擊太大了，在蘇州的大姨媽龐馮氏接他到蘇州住了一年。大寄娘（他稱姨媽為大寄娘）相貌舉止談吐都像母親，使趙元任感到非常可親，減少他心中因喪母的疼痛。大寄娘像兒子一樣疼他，趙元任長大自己成了家後，總要接大寄娘到家過年。

趙元任外婆家也住在蘇州，他經常能和表弟表妹玩耍，跳繩、玩皮球、還學會玩麻將牌。在蘇州那年他跟表哥龐敦敏學會用反切說話，不懂反切的人聽不懂他們說的話，後來進一步用倒轉反切說話，這樣熟悉反切說話的人也不容易的懂。學習不同的方言似乎是趙元任的生活樂趣，這種樂趣豐收了他一生的事業，趙元任女兒曾問過他為什麼研究語言，他回答說：「好玩兒。」

據《早年自傳》，趙元任說在蘇州這一年是：「我們對世界觀的重要改變，即開始以現代的、甚至革命的看法看事物……我們認為清朝當然不久覆亡（四年後果真覆亡）……我們全都期待革命到來，可是我們在大人面前不敢說得太露骨」。由此看出他在蘇州這一年不僅玩耍，也開始想一些社會問題了。

1906年趙元任回到常州。這時他的伯母回來照顧伯父前妻留下的三個子女和趙元任。他第一次進入一個「洋學堂」溪山小學，接受新式教育。學校和私塾完全不一樣了，學生來自不同的家庭，學校裏開設了國文、數學、英文、歷史、體操等多種課程，並由不同教師。趙元任最敬愛的呂誠之老師，教中文和歷史。他開始系統地學習英文，在夏季中考試中，英文得第一，各科平均得第二。

那時課外活動多，有的是學術性的，也有的是娛樂性的。趙元任求知的慾望很強，他不知疲倦地學習，而且興趣很廣，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大量的課外讀物，他跟同學組織了一個青年集益社會，並且購買書籍建立圖書室供社會員借讀。他借閱的讀物，有翻譯小說如《魯濱遜漂遊記》，《教育歌曲》、《音樂教科書》、《家庭衛生》等，可見他興趣之廣，並對音樂有濃厚的興趣。趙元任也曾替他儂姑借過《福爾摩斯偵探案》和《湯姆大叔的小屋》等書看，當然這些都是中譯本。「青年集益社」不僅辦圖書館，還創辦了一個《課餘雜誌》，趙元任主編科學部分，但記不起曾寫什麼了。

1906年4月15日，趙元任第一次寫日記。此後除少數幾天中斷外，一直保持記日記的習慣達76年之久，在那時寫作用文言文，日記也不例外，以後當他學得較多的英文字時，日記中出現許多用拉丁拼音拼寫的諧音中英文。例如，1906年8月16日的日記寫道：「余去堂兄家t』uik』o ting nuo」，近似take dinner，吃晚飯的意思。不久之後，又開始用自己編的縮寫字，如「ri vy lt」即 rise very late（起得晚）夾在日記中。1908年日記第一次出現英文詞句。20年代推行國語羅馬字期間，日記全用國語羅馬字拼寫。出國以後，基本用英文寫日記，中文摘要，他的日記從少年、青年、中年至老年記載了他一生，是一份非常珍貴的史料。

1906年發生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8月，大姑婆告訴他，已經由長輩作主給他與一位陳姓女子訂親。他日記記載自己為婚姻不由自由非常傷心。這事困擾他十幾年，直到留學回來，結婚前一個月才得到解決。

1907年，趙元任考入南京的江南高等學堂預科。學校設置的課程有國文、英文、數學、物理、生物、圖畫、體操等。儘管課程比小學高深，要更多的學習時間，但趙元任仍然堅持大量的課外閱讀。他買了一本《馬氏文通》，是馬建忠撰寫的中文文法書，該書完全比照西方的文法，他讀起來很感興趣。他向美國老師卡弗爾借閱世界名著，讀了《福蘭克林自傳》，決心做一個完人；讀了《世界通史》，被書中倡議的《世界國》所吸引，說要做一個世界公民。

趙元任從小就表露出對科學事物的興趣，喜愛探索，喜歡動手試驗。在他六七歲時，有人送他一個三寸放大鏡，他竟能完全靠自己琢磨而發現放大、倒影、陽光下聚焦取火等功能。入江南高等學堂後，他在生物課上看到死狗解剖，留下深刻印象。他試用透鏡自已裝望遠鏡和顯微鏡，用鹽和冰塊兒混合達到—20℃的低溫。觀看星星一向是他的愛好，1907年8月12日及13日夜晚，在東方天空看見一顆彗星，沒有查出它的名字，但在日記中畫出彗星大略的形狀。

和以前在溪山小學時一樣，這個年齡的學生大多嚮往革命，認為滿清政府為日不多了。1908年，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去世，學生得俯伏在靈前叩頭，贊禮人高呼「舉哀」時，他與同學全都低頭竊笑，沒有人能分辨出他們是在哭還是在笑。

趙元任在江南高等學校學習3年，畢業後返回常州。他已經在考慮留學的事了。

留學十年（1910-1920）

曾有人問他怎麼會想到去美國留學，他說：一方面受他第一位美國老師（江南高等學堂英文教師卡弗爾）影響，另一方面自己喜愛科學也是一個原因。他認為出國學習能更好地科學。趙元任考取清華公費留美，本來在學習4年就能畢業，他因極喜歡在美國的生活，竟一連住了10年。

1910年7月，趙元任參加清華庚款赴美留學考試，頭天考國文和英文，他兩門均合格，因而獲准繼續參加考試。5天後參加代數、平面幾何、希臘歷史、羅馬歷史、德文、物理學、植物學、動物學、生理學、化學、三角、立體幾何、英國史、世界地理和拉丁文考試。這樣多科目的考試，他以總分73.4被錄取，在被錄取的72名學子中名列第二，這也許與他在學校盡可能選修多種課程，並且在課外廣泛閱讀有關。

錄取後，當年8月整裝出國。趙元任剪掉辮子，換穿西裝，由遊美學務處胡敦複等三人監護，乘一萬零二百噸「支那號」海輪赴美。在旅途中胡敦複的指點和幫助，明白了工科跟理科的差別和關係，從而放棄原來打算工科的想法，決定學理科。到美國後，趙元任進入康奈爾大學。

在康乃爾大學學習

他主修數學，同時選修物理課和實驗課也很多，也可以說是主修物理了。大學四看成績突出，數學得過兩個100分，一個99分，天文學得100分。1913年與1914年先後被選為Фβκ和ΣΘ兩上榮譽學會會員，獲得兩把鑰匙。1914年畢業時，總分在全校名列第一，若干年後仍然保持康乃爾大學歷史上平均成績最高記錄。

趙元任在大學選修的課程領域很廣泛。從大學二年級選修的課程來看，選修了現代哲學發展史、邏輯學和形而上學課堂討論、儀器的設計與製備、實驗物理的近代發展、力學熱力學、有限群理論、系統心理學、語音學等。他曾說在大學時，並沒有打算什麼都學，只是覺得不只限於學習少數幾種科目。他在大學幾年選修的課程從哲學、心理學、語音學到音樂等等，學一樣，鑽研一樣，並沒有因為是選修課而馬虎。甚至老師的教學方法都引起了他的注意。例如他選修德語課作為規定的外語學分，另外還在賓州一個國際函授學校學習法語。法語函授採用「聽說」的教學方法，給學員一套錄音蠟筒（當時還沒有留聲片或磁帶錄音設施）聽課文，學員的作業也通過蠟筒錄音寄給老師，並由老師糾正發音。這種教學方法趙元任非常欣賞，相比之下，德語老師雖然是德國人，可是一個學期下來沒有聽老師說過一句完整的德國話。課堂裏不是老師用英語講解課文，就是學生將德語課文翻譯成英語。雖然學的課程是德語（外語），學生大部分時間聽的卻是英文（學生的母語）。對此，他很不以為然，他沒有管這一套，自己跟讀私塾的辦法一樣，大聲朗讀和背（德語）課文，最後他的考試成績獲得優秀。從他的外語學習可以看出他的思路是多麼廣，學習是多麼認真，同時又有主見，學得主動靈活。他後來從事語言教學工作，始終堅持這種「聽說」教學法。

趙元任的興趣廣泛還表現在課外活動方面。如比，體育鍛煉，他喜歡長途散步，最長的一次跟同學任鴻雋和鄒秉文散步去看瀑布，往返走了23英里（約70華里）路。大學三年級參加運動會他獲得一英里競走冠軍。他學會游泳，滑冰，並成了他後來一生的嗜好。他鍛煉身體也包括春夏秋冬四季每天洗冷水浴，從大學開始一直堅持到老。

他對音樂的愛好並非一般，日記中幾次記載對音樂越來越喜愛。在大學的第一年，在獎學金有限的情況下他採用分期付款的辦法買了一部舊鋼琴，正規拜師學習彈奏。每天練習鋼琴可以說著了迷，多次提醒自己限制練琴時間。一次彈到很晚以至樓下同學敲暖氣管抗議。他一直有機會就去聽音樂會，為了購買學為學生提供的少量音樂會廉價季票，經常淩晨2點鐘就去排隊。有一次音樂恰好在校區附近演出，他飽聽了所有四次演出，甚至有些課都沒去上。趙元任讀書的時候學了西洋音樂基礎（和聲學、對位學、作曲等），並開始練習音樂創作，他以我國民間曲調《老八板》為基礎，配以和聲，所完成的曲子由教師大風琴上公開演奏。這是第一次公開演奏他的作品，他非常高興，在當天日記裏寫：「聲調非常非常美。」他譜寫的鋼琴曲《和平進行曲》和《偶成》分別在《科學》雜誌第一卷第一期和第四卷發表。可以說這一切奠定他日後成為一位作曲家的基礎，也是他音樂創作的開始。

趙元任對語言的興趣也越來越濃厚。業餘用英文編寫了一個獨幕劇《掛號信》，講述一位中國留學生英文說不好，想發一封掛號信鬧出了好多笑話。在中國留學生活動中曾多次寫出，博得觀眾的歡迎。這也可以說是他對語言興趣的一個表現吧。那個年代正是世界語運動的早期，這自然很快引起一個對語言感興趣人的注意，他說自己也算一名參加世界語聚會的活躍分子吧。在哈佛大學研究學習時，有幸認識了《基本英語》作者之一、語言家裏查德。回國後曾編製基礎英語錄音教材加以推廣。裏查德的學術思想對他後來研究中國的通字方案有一定的啟發和影響。

攝影也是趙元任的愛好之一，他在攝影技術方面並不高明，而主要是記錄生活，有些照相非常有趣。他保存下來的數千張自己拍攝的照相記錄了他的時代。如果翻閱他的相冊還會發現許多照相成雙，這是因為他還有一雙鏡頭的照相機可以拍攝立體照片。慶倖的是1937年日本侵佔南京前，他將所有的照片轉移到美國他一位同學家而保存下來。

大量的閱讀始終是趙元任生活的一部分。他在學哲學家之前就閱讀了大量的哲學著作，如美國哲學家杜威的哲學論文和著作，英國哲學家羅素的論文，他說感覺自己的思路與羅素相符。他閱讀哲學家著作之多以至讀哲學博士學位時，已經沒什麼課程好選了。一位老師推薦他讀英國作家路易士加爾樂的《阿麗思漫遊奇境記》和走到鏡子裏兩本兒童著作，他完全被這兩本書所吸引，並著迷，回國後出色地將這兩本書翻譯成中文。

趙元任興趣如此廣泛，活動又如此多，令人欽佩。他的時間和精力又是從何而來的呢？他說，自己有興趣用最有效的方式做事情，就可花費最少的時間和精力獲得同樣的結果。

哈佛大學博士後旅行獎學金

趙元任在康奈爾大學畢業後留本校研究院學哲學。1916年獲獎學金轉哈佛大學研究院主修哲學。輔修科學歷史。1918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連續性：方法論的研究」。之後，又獲得哈佛大學一項博士後旅行獎學金，到芝加哥大學和加州大學簡直是搬家，他動了一四大箱行李，包括鋼琴和琴椅、大英百科全書、文獻卡片和卡片箱、自行車等，把房東嚇了一跳。自行車好不容易裝好，第二天被盜。趙元任在芝加哥除學習班科學史還選修音樂課程對位元的學等。由於天氣寒冷，身體不適應，1919年他轉到氣候溫暖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他在加州大學選修不少課，還從事一些難題研究，如顏色代數學，溫度邏輯學等。在音樂方面，他仍然活躍，參加合唱團。在希臘劇院演出大型歌劇《Aida》時，參加劇中僧侶與市民合唱。他一直珍存著那張自己化裝劇中僧侶的劇照既然是旅行獎學金，他就此機會遊覽了加州Yosemite國家公園（他將公園名稱按照發音譯作「遊山美地」）、阿州（Arizona）大峽谷等地。

創立中國科學社

1914年6月，趙元任與康奈爾大學中國留學生任鴻雋、楊銓（杏佛）、竺可楨、胡明複、鄒秉文、秉志等十多人在任鴻雋的宿舍裏熱烈而嚴肅地議論成立中國科學社的事，並擬出版月刊雜誌，創辦了中國最早的綜合性科學刊物，1915年《科學》第一卷第一期在職上海正式出版發行，同年，「中國科學社」正式成立，其宗旨是：聯絡同志，研究學術，以共圖中國科學之發達。任鴻雋和趙元任等5人被選為中國科學社第一屆董事長和社長，趙元任為書記。他們為集資辦刊物，省吃儉用。在一段時間內，趙元任午餐只喝湯、吃蘋果餡餅，以至於營養不良而病倒，為出版《科學》，他業餘投入大量精力，撰寫文章、科學小品，翻譯文章和新聞，譜寫歌曲等。楊杏佛當時是刊物的編輯部長，常向趙元任索稿，曾附以打油詩：「寄語趙夫子，《科學》要文章。」趙元任在寄稿件時也可以打油詩回贈：「文章已寄上，夫子不敢當，才完又要作，忙似閻羅王。」

中國語言問題

1915年至1916年間，趙元任日記中多處記載考慮學成回國做什麼，自己最適合做什麼，時常和同學議論中國語言的問題等。他說自己也許適合研究中國語言問題（1915年3月），又想到自己一生的工作也許是在國際語言、中國語言、中國音樂和認識論方面（1915年5月）。1916年元月記載：「我大概是個生來的語言學家、數學家或音樂家。」2月的日記中再度表示，自己「索性做一個語言學家比任何其他都好」。留學期間趙元任與胡適─他的同學與終身好友，時常在一起議論中國文字改革問題。1916年，美國東部中國留學生同學會新成水一個「文學科學研究部」，胡適擔任文學股委員。胡適找趙元任商量，把「中國文字的問題」作為年會文學股論題。胡適說他負責寫「如何可使吾國文方易於教學」，要趙元任寫「吾國文字能否採用字母制，及其進行方法」。為此，趙元任認真準備，從中國語言的科學研究、中國語音學到改革的建議，越寫越多，大大超過原來的計畫，不得不分成三篇，加上胡適的一篇，用英文撰寫成的「中國語言問題」為題的一組文章，刊登在《中國留美學生月報》上。

趙元任在第一篇文章中首先提出中國語言存在的問題，並且列舉事實來討論。他指出一方面要科學地歷史研究中國語言問題，另一方面又要進行建設性的改革。提出的問題全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有一定的國學基礎，又熟悉不少中國方言，掌握在大學所學的西方語言學、語音學知識，並做一些研究。他認為英國、美國、德國、法國學者的大量工作對研究及改革中國語言有啟發和幫助，但不能生搬硬套，要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研究中國語言問題，而這是外國學者所不易做到的，因為外國學者不瞭解中國語言的問題，他強調研究中國語言的問題必須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首先，它應該是歷史的；其次，又必須是經驗的，即根據對實際用法的觀察和統計，提供判斷和評價傳統觀念的依據；第三，應該是有分析的。

在最後一篇文章「改革的建議」中，提出自己初步考慮要進行改革的幾方面和自己的一些想法，分為10個小標題：發音的標準化、詩韻的修訂和音律的發展、外國專有名詞的翻譯、口頭詞語的標準化、文言詞語的改革、外部形式、字的簡化、拼音化的論點、怎麼使中文拼音化和對拼音化的16條反對意見等。

趙元任所提出中國語言的問題，都用生動具體的例子逐條說明。他在文章結尾申明自己撰寫這幾篇文章的真正目的是提出問題，引起人們對研究中國語言問題的注意。他說文章寫完了，但不等於問題解決了。

這篇文章距今已經80多年了，那時他僅24歲，雖然大學主修的是數學，此時正在研究生院學習哲學，但正是由於他學貫中西，文理哲兼長融匯，並滿腔熱情地投入改革，他後來才能在語言方面不斷作出成績。趙元任的一生就是一個用現代方法，歷史地科學地研究中國語方並不斷創新的典範。

物理講師

1919學年是趙元任留學的最後一年。在母校康奈爾大學任物理講師。這是他第一次當教師，第一堂課講的是電磁現象，他沒有用講稿，講得揮灑自如。後來講課不用講稿成了他的習慣。另外還承擔兩門物理實驗課，這是饒有興致的，因為他向來喜歡做實驗，喜歡探索。他曾跟同事葛蘭特漢姆在大樓裏試驗無線電話通話。他說試給的重要性當然是其中的原理，能從二樓通話到三樓，按理也能從一洲通話到另一洲。教學以外他閱讀了大量的書籍，如：康得的哲學著作「純粹理性之批判；費洛伊德的「智力與下意識」；英國小說家威爾士的科幻小學「時間機器」和「星際大戰」，法國生物學家巴斯德著「生命」；皮爾遜著「科學的文法」；基愛倫著「愛情與婚姻」；黎克著「學術失誤」；霍金著「在人類經歷中上帝的作用」；愛密斯著「新正統派」；艾登尼著「聖經批判」；以及卡波特著「人生何為生。這種經常廣泛閱讀正是他獲得豐富知識之源。

趙元任跟康奈爾大學簽約一年（美國大學一般如此），學年結束前就得考慮下一年的工作了，1920年春，收到施贊元自華盛頓來信，說嚴鶴齡博士來電希望趙元任下年到清華教數學。他出國已經10年，回國的吸引確實很大，另外他還有個人問題迫切需要解決，那就是解除包辦婚約的事。他找老師商量，老師建議他向學校請假一年，事情就這麼決定了。他接受了清華學校（當時尚未改清華大工業學）的邀請，緊接著就整頓行裝，學期結束後立即起程回國。他從三藩市乘一萬四千噸淪輪尼號於1920年7月25日下午1時12分在手帕揮舞、綵帶飄揚、汽笛長鳴中告別了羈旅10年的美國。

回國的十九年（1920-1938）

趙元任1920年8月回到祖國，在此後十九年間，1921年6月結婚，後與夫人一起去美國；1924年，與夫人帶著兩個出生在美國的女兒去歐洲一年；1925年，攜帶全家回國；1932年至1933年，與夫人帶著三個女兒又去美國一年半；1933年至1938年，在中國；1938年8月攜全家離開昆明，經香港出國。十九年奔波，趙元任幾乎成了一個洲旅行者，也許跟小時候祖父經常帶著全家遷移有關，對於旅行早已習以為常了，並且從來都是帶著全家跑。

從1920年回到1938年這十九年，大部份時間在國內，很多事情在時間上是穿梭進行的，就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述說這十九年。

給羅素做翻譯

1920年8月趙元任應清華學校的聘請回到中國。到清華學校報到之前，首先到南京出席中國科學社第五屆年會。他是中國科學社創始人之一，對科學社的活動從來都很熱心。會上他作了一個有關太陽系的科普報告，並歡晤很多老朋友，如任鴻雋、楊杏佛、胡適、胡敦複和胡明複等。三位胡先生透露梁啟超、張東蓀領導的進步黨擬請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來中國做一系列的學術演講。因為羅素講學涉及高等數學、邏輯學、哲學等，不易找到能勝任翻譯工作的人，他們認為趙元任擔任這項翻譯工作的最佳人選。趙當然很高興有這樣一個機會為羅素做翻譯。他早在讀書的時候就閱讀過大量羅素的著作，認為對自己在哈佛的學習很有幫助。趙元任到清華大學上課沒有多久，「講學社」的蔣百里就和清華學校金邦正校長交涉把趙元任借走了。趙元任陪羅素講學近一年，輾轉上海、杭州、南京、長沙、北京、保定等地，主要在北京。趙元任陪伴羅素到各地演講做翻譯時忍不住試試用當地的方言翻譯，他最得意的是在長沙，剛才旅途中跟一位長沙人學的長沙話，做翻譯時用上了。講完後一位學生跑上來問他：「趙先生，是幾時回省的？」這位學生以為趙元任是湖南人，國語說的不太好，卻不知道趙元任原是說國語的，而說不好湖南話。他覺得這件事非常有趣，很愛講這段故事給親友們聽。

羅素在華演講內容相當廣泛，涉及哲學、社會改革、教育等方面。趙元任說，當好羅素的翻譯確實不容易，為難之處倒不是講演內容高深，而是羅素性情幽默，喜歡用詼諧的雙關語，很難翻譯，例如，一次羅素講哲學涉及唯物與唯心問題時，突然開玩笑：「What is 『matter』? Never mind! What is 『mind』? It doesn’t matter!」。語雖簡單，但巧妙雙關，不但在臺上演講時難以用中文譯出，就是事後冥思苦想，也難得到令人滿意的中文翻譯。當時只好說，那是一種英文文字把戲。

3月，羅素被邀請到保定育德中學報告，聽眾上千人，那時，北方天氣還很寒冷，學校又沒有取暖設備，羅素儘管思想激進，但他出於禮節和保持英國紳士風度，不肯穿著大衣講，返回北京就病倒，住進醫院，繼續他的學術活動。當羅素聽說英國報紙他逝世的消息，他說：「告訴他們，關於我的死訊，過於誇大其詞了。」仍不失其一貫的幽默。陪同羅素來中國的勃拉克女士在中國的演講多法是婦女和社會改革等問題，也由趙元任做翻譯，同時，美國哲學家杜威也應邀來華演講，胡適做杜威的翻譯，當胡適有事不能出場時，也請趙元任代譯。

為配合羅素講學，當時商務印館發行《羅素月刊》，登載羅素演講的中文翻譯筆記稿，以及介紹羅素學生、生平事蹟等文章，該刊啟事說明，凡刊登的稿件「經趙元任先生鑒閱後才發表，故可定為信本」。在翻譯工作的百忙之中，趙元任還擔負了《羅素月刊》的審閱工作，其工作之繁忙緊張可以想見。

趙元任給羅素做翻譯的時候，除審閱《羅素月刊》外還同時忙著兩件事，一是翻譯《阿麗思漫遊奇境記》，一是談戀愛。那時趙元任下在與楊步偉女士熱戀，有一次同楊步偉出去遊玩回來晚了，羅素坐在講臺上只好乾等著，當他看見趙元任帶著女朋友進禮堂時就全明白了，羅素指著他笑著輕輕說：「Bad boy ，bad boy！」
1921年7月，羅素與勃拉克女士做了最後一次演講，梁啟超在中央公園舉行宴會為他們餞行。席上趙元任為梁啟超、羅素和勃拉克女士做翻譯，他們都發表了熱情溢的講話。羅素在華的活動到此結束，但是趙元任和羅素建立起來的友誼卻剛剛開始，並延續終生。趙元任於1924年、1939年、1954年，最後1968年（當時羅素已經96歲）親切會見羅素。1972年，趙元任為羅素紀念期刊撰寫了一篇《與羅素在中國》的紀念文。

編《國音新詩韻》

在我國歷史上，凡作詩、填詞或作曲，在一定時期內大致有一個用韻的共同標準，這就是各種韻書，大體依據隋代「切韻」，但早已失傳。到了南宋時期，平水人劉淵把某些通用的韻又加以歸併，如今劉書也已失傳。後來通行的「平水韻」來源程於金人王文鬱編的《平水新刊韻略》。沿用最久的「平水韻」距今已超過700年，由於字讀和語言的不斷變化，這些韻書早已不適用。趙元任也感受深切，他在1916年中國語言改革方案中就提出修訂詩韻和發展音律的必要，要給親友的信中也一再提到。他說，當前1921年詩韻系統是基於千年前的讀音，應該按照現今的音進行修訂。隨後自己便動手編寫一本《國音新詩韻》附平水韻，1923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新人物之新式婚姻

在婚姻大事上趙元任與夫人楊步偉都是反對包辦婚姻，提倡自由戀愛，並敢於衝破傳統觀念的束縛，成為擺脫封建習俗的新人。

楊步偉還沒有出世時，封建家庭父親就指腹為婚給她訂了親。後來對方家裏果然生的是一個兒子，這男孩子就成了她的未婚夫。楊步偉要自由，反對包辦婚姻，好在她有個開明祖父在暗中支援她，她上中學時親自寫信退了婚。在那個年代敢於這樣做是要很大的勇氣的呢。

趙元任有一位從沒見過面的未婚妻陳姓女子，是在雙親逝世後，由家裏長輩包辦訂婚的，這件事困擾他多年。他給家裏長輩親屬從國外多次寫信也無濟於事，直到他回國反覆跟親屬談才最後得到諒解。後由長輩出面與對方家裏商量，以給趙元任未婚妻陳某某一筆數目不小的「學費」才於1921年5月解除婚約。趙元任如釋重負，他說，經過20年，才第一次可以說「我是我自己的了」。

趙元任與楊步偉的戀愛始於1920年。那是9月的一個晚上他從國語統一會散會出來，因時間太晚西直門城門已關，回不了清華，就去表哥龐敦敏、表嫂（也是他的表姐）龐馮織文家過夜。那天表哥家正好有客人，都是留學日本歸來的朋友，其中兩位是森仁產科醫院的女醫生楊步偉和李貫中，第二天兩位女醫生請龐敦敏夫婦到中央公園吃飯，作為龐家客人趙元任也應邀請做客。趙元任對兩位女醫生印象很深刻，日記記載她們「100%」開通，他特別注意到楊步偉醫生也有包辦婚事，但是她勇敢解除了婚約，飯後大家都到森仁醫院，他們吃了法國點心，美國巧克力糖，趙元任唱美國歌，表哥表嫂唱昆曲，從此趙元任便成了森仁醫院的常客，楊步偉在自傳裏說，她本想成全趙元任和李貫中的結合，自己儘量躲開，誰知最後成全的卻是趙元任和楊步偉。

他們日深戀受，最終考慮結合，他們都討厭各種繁文縟節，從不講究排場。本來他們打算什麼手續都不要，後來趙元任的摯友任鴻雋勸說，成熟的人這樣子不要緊，不過防著不懂事的年輕人學著瞎胡鬧，勸他們最好用最低檔限底的辦法，找兩個人簽字，帖四毛錢的印花稅，才算合法。他們接受了朋友的意見。趙元任親自草擬和親手書寫結婚證書，印刷並帖上四毛錢印花稅後發給親友。他們兩人到中央公園選景，自己拍了好多張照片，從中選擇在格言亭合拍的那張作他們的結婚照，兩人沒穿結婚禮服而穿的是使裝。

他們結婚，沒有舉行任何儀式。在小雅寶胡同49號找好房子後，兩個人就各自搬進來。當時趙元任還在給羅素做翻譯，跟羅素住一個院兒，因此他是從羅素處搬到小雅寶胡同來的。回顧結婚的日子，他們說，那天兩個人忙的哪裡像新娘和新郎，倒像兩個人剛打了架似的，把家略微收拾好以後，趙元任打電話請自己最好的朋友胡適博士和楊步偉的朋友朱徵醫生來家吃飯，胡適已經猜到是怎麼一回事，為了有備無患，他帶了一本有自己註解的《紅樓夢》作禮物，精心包起來，為防止猜錯了，在外面加包了層普通的結婚證書上簽名證婚。趙元任和楊步偉就這樣結了婚，胡適是送給他們結婚禮物的第一個人。

他們給親友的結婚通知書上這樣寫的：

趙元任博士和楊步偉女士恭敬的對朋友們和親戚們呈送這件臨時的通知書，告訴諸位他們兩人在這們末到之先已經在十年六月一日（就是西曆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下午三點鐘東經百二十度平均太陽標準時在北京自主結婚；

告訴諸位，他們結婚的儀式是如下：

第一節第一段由本人和證婚簽名，證婚人：胡適之博士，朱徵醫士；

告訴諸位，因為要破除近來新舊界中俗陋的虛文和無為的繁費的習氣，所以他們申明，除底下兩個例外，賀禮一概不收：

例外一：抽像的好意，例如表示於書信，詩文，或音樂等，由送禮者自製的非物質的賀禮；

例外二，或由各位用自己的名義捐獻給中國科學社，該社各處的地址如下：

……

通知書上定的結婚的那時刻，兩個人正在郵局給親友發給結婚通知書呢。

1921年6月2日，《北京晨報》以「新人物新式婚姻」為標準題，「新夫婦趙元任與楊步偉女士」，「證婚人胡適之與朱徵女士」，「新式婚書」，「新式的通知書」四個副標題報導了他們的結婚消息。報上說這個結婚式不但在中國，就在世界，也算得一種最簡單最近理的結婚式。

當趙元任問羅素這種沒有儀式的結婚儀式是否太保守時，羅素回答「這夠激進了！」

熱心國語運動

1920年9月一個晚上，趙元任到胡適家喝茶，他第一次會見了「國語研究會」的汪怡、錢玄同和黎錦熙等先生，他們一見如故，熱烈地廣泛深入地講座中國語言問題，給趙元任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欽佩這些學者們所做的研究工作。他發現有些想法竟與自己幾年前的想法不謀而合。而他留給國語研究會的先生們的印象也很深刻，不到一個星期他就被選為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的成員，並很快地投入於國語運動，成為國語運動中很活躍的一員。

他致力於統一國語和推行國語的事，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推廣普通話。根據國語會的要求，1922年他受託錄製國語唱片（在美國哥倫比亞公司錄製唱片）和編寫出版〈國語留聲片課本〉。這套唱片當時是根據1913年「國音統一會」通過的人工國音，即所謂「老國音」錄製的。這種老國音是以北京語音為基礎，又照顧南方官話，而帶入聲聲調的一種語音系統。因為趙元任是唯一用這種語音發音的人，這樣的國音無法推廣。1925年國語會又決定改用北京語音為標準，那時趙元任改編國語留聲片課本，出版〈新國語留聲片課本〉，並根據1932年以北京語音為標準的「新國音」的〈國音常用字典〉錄製唱片，成為當時推廣國語的標準語音。

趙元任在推廣國語過程中，採用他一貫提倡的「聽說」教學法。他在教材序言中說：「百聞不如耳聞」，就是說語言要自己親耳聽聽，「耳聞不如口讀」，就是說耳朵聽了未必口能說，還必須要自己讀出聲來與耳朵所聽到比較好，才能學好。30年代廣播事業大大發展，趙元任充分利用廣播這種新的科學技術推廣國語，那時他住在南京，在電臺作過一系列國語廣播講課，並帶孩子們一同去參加，在對話節目孩子們表演聽眾，有時候唱歌，他的廣播教學一向生動活潑。

趙元任編寫的〈新國語留聲片課本〉，有他發音的「新國語留聲片」以及他的一系列推廣活動，對推廣國語標準音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國語標準音以致成為後來推廣的「普通話」，對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的發展和形成，對於後來的一系列語文改革是最重要的第一步，趙元任對此作了重要貢獻。

在國語運動中，趙元任熱衷於創製國語羅馬字羅拼音方案的活動。他早在《中國語言的問題》第四篇「改革的建議」中就提出中國文字拉丁化問題及自己的方案。當時有人反對，他與之進行辯論，並闡明自己的論點。回國後，他與「數人會」的劉法農、黎錦熙、錢玄同、汪怡、林語堂等人取得共識，共同研究擬定了國語羅馬字拼音方案。在蔡元培的支援下，終於在1928年9月26日由當時的政權機關正式公佈。趙元任的心情是多麼激動呀，他在日記中用國語羅馬字寫下了他的激情：G.R.yu jeou yueh 26 ryh gong buh le.Hooray !!!(國語羅馬字已於9月26日公佈了，好哇！！！)

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之一。趙元任在《中國語言的問題》文章後，就討論過文言言和白話文問題。他還指出寫的白話文和說的白話（口語）不一樣，他更強調口語，即活的語言。為此他進行過多種嘗試。

一個嘗試是用白話翻譯小說。趙元任在大學讀書時曾被英國作家路易士加樂爾的《阿麗思漫遊奇境記》和走到鏡子裏》兩部兒童小說所迷戀，早就想將這兩部書翻譯成中文。他探索用白話文，並且是用口語翻譯。他於1922年在第一部書的譯者序中說：「這書要不是用語文體（白話文）很難譯到『得神』，所以這個譯本亦可以做一個評判語體成敗的材料」。他不僅在翻譯一部文學作品，而且是用譯著來證明白話語體文能成功地表面優美的文學著作。原著裏有些字是作者為了表面兒童的心理、思維和語言而編造出來的，是有趣的文字遊戲。為此，趙元任下了很大的功夫，譯得極為傳神，以中文的「文字的遊戲」保持了原著的風格。1932年初又譯完第二部《走到鏡子裏》。趙元任說：「在這本書裏，我把雙關語譯成雙關語，韻腳譯成韻腳，在《阿麗思漫遊奇境記》裏，我沒有能做得那麼好。」第二部書的最後清樣毀於戰火（1932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在日本侵略中國的「一二八」事件中被燒時，趙元任著清樣在其中被毀），一直等到1968年，經過整理殘餘的手稿和重新翻譯一部分，才作為《中國話的讀物》中第二卷在美國出版。

另一種嘗試是將活的語言（北京口語）搬上舞臺。1927年，趙元任將另一位英同作家A. A. Milne 的劇本「The Camberley Triangle」用北京口語編製成中文，劇情做了一些更改，改名為《最後五分鐘》。他親自導演，請幾位清華學生表演，並在清華學校舊禮堂公開演出。隨後他又將腳本寫成漢語與國語羅馬字對照版本，親自寫序，並附學術論文「北京語調的研究」由中華書局出版。這本書既是話劇的國語（口語）腳本，又是推廣國語羅馬字的讀物，書後所附研究北京語調的學術論文又是他的語言研究成果家。如此有趣的著作只有幽默風趣如他的人才寫得出來。30年代初，他參加由中國現代戲劇熊佛西和餘上沅組織的「北平小劇院」活動。他從推廣國語，提倡白話語體文，研究語調的興趣出發參加戲劇導演，甚至親自登臺表演。一次他的熊佛西上臺合演《掛號信》，趙元任扮演教授，熊佛西演學生，為了使教授顯得更加老成持重，上臺前，趙元任在自己的眼鏡上又加了一付黑眼鏡。熊佛西上臺發現趙元任戴著兩付眼鏡，竟笑得下不起腰，不能再演下去了。幸好那次只是綵排。當年風華正茂的趙元任與當代戲劇家摯友們，就是這樣熱情地投入了影響深遠的國語運動。

音樂創作與《新詩歌集》的出版

趙元任熱愛音樂，可以說音樂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從小受到家庭的薰陶，父母親都很喜歡昆曲，母親教他吟詩，父親教他吹笛子。趙元任音樂創作雖然是業餘的，但他對音樂有過正規的訓練。他在中小學時就借閱音樂書籍，英語老師卡弗爾常邀他到家中，使他有機會跟卡弗爾夫人學彈鋼琴。留學美國期間，他從來沒有放鬆選修音樂方面的課程。他踏踏實實學過傳統的和聲學、對位學和作曲等。大學一年級他就購買了一部舊鋼琴，正式學習鋼琴，並認真練習。著名音樂家賀綠汀說：「他(趙元任)對音樂愛好雖然是業餘的，但下了功夫。一切基礎音樂知識都掌握了，還經常在鋼琴上分析一切他能彈的古典樂派、浪漫樂派甚至近代作品。他的這些活動是研究、分析、學習，也是他的娛樂鑒賞。」他從學生時代就開始音樂創作。1913年，他把中國民間音樂《老八板》和《湘江浪》兩曲改編為風琴曲。1914年，還以一首焰口調(和尚唸經調)改編為齊唱，並填詞和配鋼琴伴奏，歌名《盡力中華》。同年譜寫鋼琴曲《和平進行曲》。雖然這都屬於學生時代的練習作，但他在中國音樂史上創了兩個第一：譜寫了第一首改編來自民間音樂的風琴曲和第一首創作的鋼琴曲。

他的最有影響的作品集要算是1928年出版的《新詩歌集》.歌集中收集了他20年代譜寫的14首歌曲，胡適作詞6首，劉半農3首(包括譯詞1首)，徐志摩、周若無、劉大白及趙元任自己各作1首。除了《瓶花》裏的半首，他們都在嘗試採用白話的新體詩，表達了五四時代的新思想，所以歌集標示「新詩」。趙元任不僅為新詩譜曲，在音樂方面也進行了新的嘗試。《也是微雲》胡適作詞，趙元任作曲。胡適提倡白話文，不但散文用白話寫，連詩歌也要用白話寫,《也是微雲》就是他的一個新嘗試。在音樂方面，趙元任的新嘗試利用中國的傳統吟詩的基本旋律和風格來唱，然後再加上和聲.《教我如何不想他》劉半農作詞，趙元任作曲，這是歌集中流傳最廣的一首歌曲。賀綠汀說：「它是一首藝術歌曲。也許帶點『洋味』,但最主要的還是在旋律上有中國民族特點，並與語言結合得很密切,深刻地抒發原詩意境和情緒。也許可以說，抒發了劉半農、趙元任那個時期中國知識份子思想感情的特點。」趙元任創作的合唱曲《海韻》是徐志摩的詩。賀綠汀說：「這首合唱曲表現了複雜的感情變化和戲劇性的發展，表現了詩人的疑懼、憂慮、勸告、恐怖和女郎令人不可捉摸的飄逸的情緒。這部音樂作品用合唱和鋼琴伴奏來描寫詩人情緒的變化和黃昏中大海從寧靜發展到狂風大浪，與女郎的歌聲形成鮮明的對照；一直到女郎被大海吞沒，最後剩下詩人的悲傷和大海的寧靜。這一切都是在一首合唱曲中表現出來。作曲者如果沒有多方面的修養、音樂專業的知識和細心的佈局安排，就不可能創作出這樣的作品來的」。

趙元任在《新詩歌集》譜頭語裏介紹「這個集子裏的路素是Schubert (舒伯特)，Schumann (舒曼)藝術歌那一派的東西，是給一般好樂的人唱奏的，也可以作高等音樂教材之用。裏頭伴奏的音樂也都是當音樂作品來作的」。歌集中每首歌的音樂都有或多或少的說明。在《新詩歌集》長達萬言的序言中，趙元任表達了自己的音樂思想和觀點，是他最重要的一篇音樂論文。序言共分五個部分：I．吟跟唱和；Ⅱ．詩跟歌，(他用了許多生動的例子說明吟與唱的區別，詩與歌的區別)；Ⅲ．「國樂」跟「西樂」，(他分析了「國樂」跟「西樂」的異同。指出中國音樂的個性和特性，也分析了中國音樂程度不及西方的地方，他說：「咱們得在音樂的世界上先學到了及格程度」，然後再加上中國的特別風味兒，作為有個性的貢獻，「達到這種情形，是中國音樂發展上應取的目標」)；Ⅳ．本集的音樂，(他指出中國音樂程度不及外國的地方關鍵就在和聲。他作了一種「中國化」的和聲試驗，在字音和樂調的關係上也做了一點試驗。他說融會貫通了中西音樂，「稍微做了一點新試驗」，自己在行為上「還是戀戀不捨的漸趨國化」)。V．尾聲，(批評一種「博物院的中國」觀點，指出某些人只願意「看著中國老是那個樣子，還是拖著辮子，還是養著皇帝」，還是「吟吟嗡嗡地歎詩唸經」，他指出「我們中國的人要在中國過人生常態的日子，我們不能全國一生一世穿了人種學博物院的服裝，專預備著你們來參觀!」)。他的音樂創作反映了五四以來一代要科學、要民主、要改造社會的進步人士的思想感情，所以很有影響。可以說《新詩歌集》是體現了五四精神的近代中國的第一本歌曲集。

    1987年上海音樂出版社出版了由趙元任的大女兒趙如蘭編輯的《趙元任音樂作品全集》，收入音樂作品共132首。除了《新詩歌集》中的，還包括早年學生時代的作品，反映社會現象和事件的作品，如《嗚呼三月一十八》、《老天爺你年紀大》、《西洋鏡歌》(進步電影《都市風光》主題歌)；抗戰時期所作的愛國歌曲，如《看，醒獅怒吼》、《抵抗》、《我們不買日本貨》等；兒童教育歌曲，如陶行知作詞的《兒童節歌曲集》；大眾教育的歌曲，如《糊塗老》(反對封建迷信)、《車水歌》、《讀書好》等；還有專門為一些學校、社團和運動會寫的歌曲。從這些歌曲中看到反映他那個時代的中國社會背景、政治狀況及大家所關心的社會問題等。
    音樂是趙元任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他譜寫的許多三部合唱曲都是跟女兒們在家唱著玩兒的，女兒們小學課本中的兒歌，拿回家就變成合唱曲，後來女兒多了，就譜寫四部合唱，但男聲只一部。一家開車旅行，一路歌聲不斷，從不覺得旅行的疲勞。就是在日寇侵華逃難期間，在昆明當時家裏沒了電，還能聽到趙元任跟他女兒們在黑暗中合唱。他專門為女兒們譜寫了不少歌曲，其中最有趣的《唱、唱、唱》是1930年譜寫的一首輪唱歌：「我先唱，你後唱，咱們調兒是一樣，就是你總跟不上……，」歌的結尾是「這個歌兒並不長。」後來加上轉調唱：「來換，跟我轉，換個調兒轉來轉去轉不完……」，結尾跟著變成：「這個調兒有點兒長。」第二年又加了一個中間聲部，結尾就不得不唱：「這個歌兒真是長，真是長，真是長！」，從這些合唱中，人們可以認識一位幽默的音樂家、親切的父親，他給家庭帶來多麼大的歡樂! 1992年，為了紀念趙元任100週年誕辰，四個女兒在清華大學紀念會上合演了當年與父親一起唱過的這首《唱、唱、唱》。
    他的音樂創作主要在30年代，那時他的朋友提供新詩詞，他譜曲。1931年，徐志摩還沒能聽到《海韻》的公演，因飛機失事遇難，趙元任悲痛萬分。1934年，劉半農又病逝，他無限悲痛，寫了一副對聯悼念摯友：

十載湊雙簧，無詞今後難成曲；

數人弱一個，教我如何不想他。

上聯寫兩人自1924年相識之後在歌曲方面的合作，下聯寫兩人在劉半農發起的「數人會」中為國語運動的共同努力，如今朋友去了，他引用他們合作的歌曲名「教我如何不想他」，表達了他們之間的真摯友誼。

寫到「無詞今後難成曲」，他感慨無限1隨後趙元任出國了，他的音樂創作就不多了，主要活動在語言學。

語言學研究和方言調查

趙元任曾提出一方面要歷史地科學地研究中國語言問題，另一方面要進行建設性的改革。趙元任的國語運動活動，是他進行中國語言問題改革方面的一部分。他時時刻刻地考慮著歷史地科學地研究中國語言問題。1921年，趙元任跟美國說再見才一年，就帶著新婚妻子又去美國了。他給朋友寫信說：「有人問我為什麼又到美國?有些人認為我是去住或死在那裏，其實是一回事。也有人認為我主要是去錄製(國語)留聲片的唱片。有些人認為我是被哈佛大學邀請去教哲學和中國語的。還有些人認為是去英國進修語音學路過美國。所有這些都有一定的不確切性在裏頭，因為我沒有暴露出真正的目標。我是繞地球旅行到中國去，而在美國遇到了困境(擱淺在美國)」，寫得很幽默。實際上他是說他沒有偏離從事中國語言學研究的大目標。他想出國再學習，於是他接受了哈佛大學的聘請任教。在美國三年，歐洲一年再回國。 (從北京出發，路經美國「逗留」三年，再經歐洲「略停」一年，回到北京，環繞地球旅行整整一周)。

他在哈佛大學任教，帶著到紐約哥倫比亞公司錄製國語唱片的任務。那就是1922年，他第一次用人工國語的「老國音」錄製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那套唱片。他在哈佛大學教中國語是他第一次教外國人學中國語，把中國語當作一門外語來教，與在國內教漢語有很大的不同，為此他用英文編寫《中國國語留聲片教材》(A Phonograph Course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這次他沒有再用「人工國語」，而改用北京語音錄製唱片。

1924年至1925年他和夫人帶著美國出生的兩個女兒如蘭和新那到歐洲一年。將幼女們寄託在巴黎附近農村人家後，就到歐洲各國旅行，拜訪著名的漢學家和語言學家。他們在法國的時間最長，在巴黎大學註冊聽課，凡在巴黎大學開課的語言學家，他必往聆聽，不在巴黎者也要前去請教。當時有Paul Pelliot、Abbe Rouselot、Henri Maspero、Hubert Octave Permot、Joseph Vendryes等。英法之間只隔一個英吉利海峽，交通方便，趙元任往返多次，拜訪了國際語音協會創始人之一的丹尼爾·鐘斯(Daniel Jones)，訪問實驗語音學家史逖文·鐘斯(Stephen Jones)，並在鐘斯實驗室做了一段實驗，聽了詹慕斯(Lloyd James)等專家的課，會晤基本英語創建人奧格登(O．K．Ogden)。到德國漢堡拜訪語音學家海因尼茲(Wilhelm Heinitz)並參觀了他設備精良齊全的語音實驗室，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瑞典與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的幾次會晤，更加難忘。他說他們第一次的會晤，高本漢謙虛鎮靜，很像一位中國學者，談話時不專斷，不堅持己見。高本漢中國話說得很好，由於在山西時間很長，說中國話略帶山西口味。但當他們開始討論有關語音學理論時，高本漢說：「咱們還是改用英語談吧!這樣對我更省力一些」! 趙元任那時已經在國內拜讀過高本漢的巨著《中國音韻學研究》法文原文本，他們一同討論將這本巨著翻譯成中文的可能性。高本漢從趙元任身上也看到「中國新興的一班學者，他們的才力學識既比得上清代大師，同時又能充分運用近代文史語言學的新工具」。此後，他們一直保持通信聯繫，並商定由趙元任、羅常培和李方桂三位新興的中國語言學家翻譯這本巨著。1928年高本漢來信給趙元任，不僅要求趙元任做翻譯，還要求他負責重編。趙元任樂意地接受了，幾位譯者花了數年的努力，改正錯誤、加入新材料，改用國際音標注音，一部分重編。這部譯作獲得原作者高度評價。

在歐洲這一年，趙元任夫婦到各地旅遊，也算補度他們的蜜月吧。他們應羅素之邀，到偏遠的鄉間別墅拜訪羅素夫婦。在英國看了不少莎士比亞和蕭伯納的戲劇。他們遊覽了瑞士的幼女嶺，欣賞了那裏的雪山美景。他們會見了許多中國留歐學生，與在德國的陳寅恪、傅斯年、徐志摩和俞大維等相晤甚歡，往往談到深夜，甚至於淩晨。在法國巴黎會見新婚張奚若夫婦。幾經周折找到劉半農一家，他們第一次見面，便談得非常融洽，他們有很多共同的興趣，相見恨晚。趙元任參加劉半農的博士答辯，並拍攝答辯情景的珍貴照片。兩家原本打算一同回國，後來因為法國最高文藝學院公佈授予劉半農語言學專獎，臨時決定劉家推遲回國，趙元任一家按照原計劃起程回國。旅歐一年，兩個女兒托給法國人照料，結果只會說法國話了。回到清華，趙元任一邊忙工作，一邊不得不替只會說法語的女兒們和只會說蘇州話的保姆間做翻譯，真是忙得不亦樂乎了。

1925年6月，趙元任一家抵達北京，他正式就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梁啟超和王國維已先到達，陳寅恪第二年8月到，一時形成以擁有「四大導師」而引以為豪的清華國學研究院鼎盛時期。趙元任時年33歲，是導師中最年輕的一位，開設方言學、普通語言學、語音學課程，同時他指導學員進行的專題研究範圍有中國音韻學、中國的樂譜樂調、中國現代方言學等，在大學部講過邏輯學、音樂欣賞課程。他雖然主修數學和哲學，但對語言問題一直有興趣，也從未停止研究工作。從到國學研究院起他正式以中國語言學和語音學為學術上的主攻方向了。北京大學王力教授就是當年學員之一，他的論文題目是《中國古文法》。王力回憶：「這篇論文是梁啟超、趙元任兩先生指導的，梁啟超先生在封面上寫了一個總批：『精細妙悟，為斯學辟一新途徑。』論文裏邊還有『卓越千古，推倒一時』的評語。趙元任先生正相反，他對我的《中國古文法》不曾給予一句褒語。他用鉛筆小字做眉批，專找我的毛病，其中最嚴厲的一句批評的話，就是：『言有易，言無難。』這六個字後來成為我的座右銘。」

用現代語言學方法對中國方言進行調查研究是趙元任對語言學研究極為重要的貢獻。方言調查的目的和意義，他在《現代吳語的研究》序言中指出：「研究中國語言最詳細又最多的，大概要推瑞典的中國音韻家高本漢。……不過一個全國的方言調查不是個把人一年功夫或一個人年把工夫可以作得完的。高本漢的所得的材料可以夠使他考定隋唐時代的古音的大概，但是假如要作中國的方言志，那還得要許多人許多年有系統的調查跟研究才作得好吶。這種事業的重要，無論是本身的重要，或是在國學上地位的重要，或是應用於教育上的重要，也已經有過好些人談過的了，可是空談了許多時候怎麼沒有結果吶?這大半是因為有幾種必需的條件還不能實現。第一，要有永久性的組織跟經費能一致的辦這事情，這是無消說的。第二，要有相當訓練的工作者。但這是一種很專門的訓練，不是幾個月速成科可以練出來的。假如隨便到各處走走聽聽記記，那所得的東西的價值一定等於零，或小於零，因為多錯誤的記載還不如沒有記載。第三，要國內太平，不然最值得調查的區域往往不能去調查。可是要慢慢的等，等到哪一天才可以有大隊的語言學人馬，大規模的來測量全中國的方言地理吶?所以還是先比較小規模的在一個比較安靜的區域裏作一點比較簡略的研究，至少也可以做一個後來研究的格式。」

1927年他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時首先選擇吳語做第一次的方言調查。常州、常熟、蘇州均屬吳語，是他從小就熟悉的方言，這給方言調查工作帶來很大的方便。他和助理楊時逢親自到江蘇和浙江兩省進行實地調查。出發前，他花了一個多月的功夫做準備工作，擬定江浙音表和辭彙表，及《北風跟太陽的故事》等做發音材料。10月10日動身離開清華。20年代中國的交通還很困難，一路上需乘坐汽車、火車、輪船、小火輪、小劃子等各種交通工具。方言調查必須實地調查獲取第一手材料。為此，他不怕辛苦日夜奔跑，12月14日那一天就跑了4個地方，他興致勃勃，經常幹到深夜還看調查報告、寫日記，還常帶病堅持調查工作。楊時逢回憶：有一次，夜間由無錫趕火車到蘇州，短程火車只有四等板椅的統車廂，搭車的人並不多，他們上車後因為太疲倦了，各自帶的小提箱做枕頭，想休息休息，也因為太睏了，不知不覺就睡著了。等醒來時滿車漆黑，往外一看前幾節車廂已經開走了，只有這節車廂仍然留在原處。他們只好在車上睡到天亮。為了記音準確，他想出很多辦法，例如對一種方言他總要找兩個人發音。有時找同一人重複讀課文或例字表，如果每次讀得很自然而且發音不變，他就認為可靠，否則另找發音人。實際的語音都是用國際音標記錄，那時他們還不具備錄音設備，趙元任身帶一個滑動音調管，用來與發音人聲調相配，以便準確記錄聲調。這樣的調查工作充分體現他是一位理論與實踐並重的語言學家。

在歷時兩個多月裏，他們記錄了吳語區33個地方的方言，訪問了200多人，記錄了63名發音人的話。調查後趙元任經整理、分析和研究寫出《現代吳語的研究》專著。這部書為後來的方言調查提供了科學的方法，受到了語言界的推崇。《中國大百科全書》評價「《現代吳語的研究》是中國第一部用現代語言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

1928年中央研究院(中研院)成立，蔡元培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趙元任的老同學楊杏佛任總幹事。第二年傅斯年負責籌備建立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請趙元任來創辦史語所語言組。趙元任愉快地接受了。從那時起趙元任正式把語言學作為自己的終生事業。為此，1929年趙元任離開清華(仍然兼課)，正式轉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語言組主任，他的心全撲到籌建語言組的工作中去了。

那時的語言組有一支很強的研究隊伍，有語言學家李方桂和羅常培作研究員，逐年招考進來的助理丁聲樹、吳宗濟、董同龢、周祖謨和一直跟隨他的助理楊時逢等，後來都是在語言學或語音學方面作出成就的專家。趙元任為語言組制訂了兩大計畫，一是在幾年之內把全國的漢語方言及非漢語方言都調查遍，整理並建立檔案，作以後研究語言的參考資料。二是建造一個一流的語音實驗室，這是他一生的理想和抱負。在他主持語言組工作時，他領導調查漢語，李方桂則負責非漢語方言調查。他親臨實地進行調查工作。1929年，一個人調查廣東和廣西粵語，這次意外的收穫是記錄了百餘首廣西瑤歌。1934年與羅常培和楊時逢調查了安徽的徽州話，他們第一次帶上從美國剛運回的新的錄音設備。趙元任夫人是安徽人，這次同往，大家還一同遊覽黃山。1935年，與李方桂和楊時逢調查江西57處方言，趙元任勞累過度而病倒，夫人趕到南昌來接他。1936年與楊時逢和葛毅卿調查湖南75處方言。最後一次是1936年，調查湖北的64處方言，楊時逢、丁聲樹、吳宗濟同往。這些到外地實地調查方言，他統稱為方言調查「田野」工作。隨後抗日戰爭爆發，中斷了他的「田野」工作。除《現代吳語的研究》外，他的方言調查專著有：《鐘祥方言記》、《湖北方言調查報告》(合著)、《中山方言》、《臺山語料》、《績溪嶺北音系》等。除漢語方言記錄外，他還做了藏語和瑤語歌曲的記音，並發表《第六代達賴喇嘛倉洋嘉錯情歌》(合著)和《廣西瑤歌記音》專著。

1934年中研院史語所遷到南京新建的大樓，趙元任親自規劃和建立語音實驗室，並親自監督建造工程。隔音材料，儀器設備等都由他親自挑選和購買，部分是他1933年在美國時購買並運回國的。科學的進步使錄音設備日新月異，他使勁緊迫，從在廣州時用蠟筒開始，經過光鋁片，塗面鋁片，出什麼買什麼。南京的語音實驗室有四大間，隔音效果很好。室內裝備有當時最先進的錄音設備、音浪機、留聲機等幾十種儀器。

趙元任主持語言組工作期間，曾於1932年至1933年請假一年半，接替梅貽琦在美國的清華留美學生監督處主任工作。清華要梅回國出任清華大學校長。趙元任當時本不太想離開正在進行的語言組各項工作，但考慮到可以與美國語言界的專家進行學術交流，為正在建設的語音實驗室購置儀器設備，他就答應去了，這是他短期去美的真正興趣所在。他在美國到各地視察清華留美學生，關心他們的學習和生活。同時拜訪了美國語言界的專家教授，如美國方言調查主任庫拉斯(Hans Kurath)，語言學家伯拉克(Bernard Bloch)。拜訪耶魯大學描寫語言學派大師薩丕爾(Edward Sapir)教授時，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薩丕爾問了常州話的幾個要點，大約一個鐘頭，就把常州的音位系統差不多弄清楚了，簡直要說常州話了。在紐約一次基本英語會議上與奧格登(Ogden)和理查(Richards)教授等會晤。到芝加哥拜訪另一位描寫語言學派大師、結構主義創始人布龍菲爾德(Leonard Bloomfield)教授，他後來讀了布龍菲爾德送他的專著《語言論》(Language)，非常敬佩，後來趙元任經常向他請教，他說自己在語言研究方面受到布龍菲爾德一定的影響。1933年，趙元任在美國為語音室訂做、訂購儀器等語音室所需要的儀器和設備。儀器的驗收、搬運、托運等都親自出馬。儀器帶回國後立即用於方言調查工作中。

1936年語音實驗室已初具規模，完成了不少語言研究工作，錄製成千張方言調查鋁片音檔。趙元任開始籌畫福建方言調查的工作計畫。此時不少國外專家學者前來訪問和參觀。可以說，他們開展的語言研究工作與所建的語音實驗室在國外已享有一定的聲譽。夏威夷大學教授參觀後，來函請趙元任到夏威夷大學做訪問教授，並許以高薪。趙元任客氣地回信謝絕了。方言調查工作，民眾教育的羅馬字化工作都需要在國內進行，他無暇旁顧。

30年代趙元任發表了很多篇重要的語言學論文，其中1934年在《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用英文發表的「音位標音法的多能性」，1957年全文轉載在美國語言學家馬丁·裘斯(Martin Joos)編的《語言學論文選》中。裘斯說早期音位學，很難想得出一篇比趙的文章更好的。這篇論文現在已成為音位理論的經典著作之一。1930年發表的「一套標調的字母」是趙元任設計的一套五度制標調字母，為記錄和研究漢語(以及其他有字調的語言)的聲調提供了準確而方便的工具。很多研究語言的人用這套標調的字母但不知其來歷。相隔50年後(1980年)《方言》雜誌重新發表此文，並將這篇用國際音標拼寫的英文著作改用英文拼寫發表，大大方便了讀者。30年代發表的語言學文章還有「聽寫倒英語」、「中國字調跟語調」、「中國方言當中爆發音的種類」等重要語言學佳作。

趙元任從來都喜歡語言，語言「好玩兒」，是他生活的樂趣。1929年他第三個女兒出生，助理楊時逢的大女兒也在同年出生。給孩子取什麼名字呢?這位語言學家，跟他的助理搬出國語羅馬字音節表格，發現len，sey(中文拼音為len sei)兩個音節從沒有對應的漢字。就這樣決定了給三女兒取名叫"Lensey」。楊時逢如法泡製，給女兒取名叫Nairdey(中文拼音讀nai dei)。當時兩位玩語言遊戲的爸爸就沒有想到孩子長大上學報名時怎麼辦。到Lensey上小學時，趙元任就用len的反切音「萊痕」、sey的反切音「思媚」拼起來，加上姓組成五個字的漢字姓名「趙萊痕思媚」，趙元任解釋說，「萊」是孩子祖母的名字，「萊痕思媚」意思是說孩子具有祖母的思想與美貌。人們經常要問這名字是哪兒來的。許多年後，傅斯年在一本"Book of Odes」中查出「來思」兩個字，建議Lensey中文名改用「趙來思」，現在英文名仍保持用"Lensey」不變，家裏人仍按國語羅馬字的發音lensey來稱呼她。

1930年12月17日，趙元任的同學摯友胡適40歲生日，他代表朋友們寫了一首祝賀詞，請毛子水用毛筆書寫在宣紙上，裱好送給胡適。詩是這樣寫的：

胡適說不要過生日

生日偏偏到了

我們一班愛起哄的

又來跟你鬧了

今年你有四十歲了都

我們有的要叫你老前輩了都

天天兒聽見你提倡這樣那樣

覺得你真是有點兒對了都

你是提倡物質文明的咯

所以我們就來吃你的面

你是提倡整理國故的咯

所以我們就都進了研究院

你是提倡白話文學咯

我們就羅囉嗦嗦的寫上了一大片

我們且別說帶笑帶吵的話

我們也別說胡鬧胡搞的話

我們並不會說很妙很巧的話

我們更不會說「倚少賣老」的話1

但說些祝頌你們健康美好的話

這就是送你們一大家大大小小的話

適之老大哥嫂夫人四十雙壽

拜壽的是誰呢?

一個叫劉複* 一個叫李濟*

一個叫容庚* 一個叫趙元任*

一個叫徐中舒* 一個叫趙萬里*

一個叫顧頡剛* 一個叫毛子水

一個叫丁山* 一個叫裘善元*

一個叫商承柞* 一個叫陳寅恪*

一個叫傅斯年一個叫羅辛田*

一個叫唐擘黃* 一個叫李方桂

有星兒的夫婦同賀，沒星兒的「非常慚愧」2

1.「倚少賣老」是有人形容胡先生的話。

2．寫字的時候問毛子水有沒有太太？他說「非常慚愧」。

這首詩全用口語，充滿趙元任的幽默，也只有他才能寫出來。

回顧30年代，趙元任不論在語言還是音樂方面，全心投入改革和創造。語音實驗室的建成和方言調查工作的進行，體現了趙元任的遠大抱負和工作熱忱。他們一家遷居到南京，蓋了自己的房子，打算永久住下去。後來發生了一系列事變，不得不改變他們的計畫。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進攻上海，戰火逼近，全家人隨機關遷往內地，開始了逃難的生活。他的方言調查工作中斷，語音實驗室不能遷走，只好丟下，把能搬動的儀器及錄製音擋唱片、書籍和資料運往內地。在兵慌馬亂中趙元任跟夫人商量將他從1906年開始寫的30餘年的日記和多年拍攝的幾千張珍貴照片寄往美國老同學Bob King家，得以保存下來。至於家裏的東西幾乎全部丟下，沒有帶出來。8月趙元任又患惡性瘧疾，由大女兒如蘭陪伴先到長沙，隨後夫人帶其他三個女兒遲幾天也來到長沙。在長沙，僅呆了4個多月，他送女兒們上學讀書，自己還繼續做他的研究工作。即使長沙開始挨轟炸，跑警報，他還是斷斷續續地盡可能地做些研究工作。戰火逼近長沙，史語所決定繼續內遷，部分先到桂林，語言組決定直遷昆明。他們先將語言組的書約120包郵寄昆明。隨後於1938年元月趙元任和老朋友章元善組織幾家人共27人，帶著語言組的儀器設備離開長沙，歷經辛苦，幾經周折，抵達昆明。一到昆明，他把行程經歷寫了一封很詳細的長信介紹給準備陸續到昆明來的朋友們。他們在拓東路找到住所和辦公地方，長沙郵寄的書也陸續抵達。楊時逢一家和丁聲樹與趙元任同路來昆明，隨後吳宗濟與董同龢也抵達昆明。儘管環境條件很艱難，趙元任和同事們立即進行中斷了的工作。《湖北方言調查報告》就是那個時候整理完成的，後來幾經波折，於1948年出版。

在昆明，趙元任才聽說南京的消息：家中的一切都毀了。在給老朋友胡適的信中說：「房子無確息，聽說大部被搶一空。我的書除手頭常用語言書，餘皆是『goner』(無可挽回的東西，下同)，esp．（特別是)多年的樂譜等。日記及自拍的snapshots(照片)則在Bob King處了。所以說聲去，什麼都得從頭兒買起，就是好多東西都買不著了。我曾經有個創刊號集，有幾十種期刊的創刊號，現在除《科學》有四本在重慶，餘皆是goner了」。對於一位學者來說，這是一段極為傷心的歷史。

1938年趙元任接夏威夷大學邀請到夏威夷大學任教一年。遂向中研院史語所請假獲准。8月，攜全家離開昆明，經過香港出國。

異國生涯(1938-1982)

1938年8月底趙元任與夫人帶著四個女兒抵達夏威夷。他們原準備只住一年，沒有想到竟在美國僑居40餘年，度過他的後半生。他們先後在夏威夷大學一年，耶魯大學兩年，哈佛大學五年。抗戰勝利後他們準備返回祖國，只因怕到中央大學當校長，暫時應聘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書，不料在伯克利一呆就是30多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幾年

趙元任在夏威夷大學教漢語和中國音樂史。當時儘管夏威夷在太平洋中間，遠離戰火，趙元任心裏卻並不平靜，時時刻刻想念國內的親友，關心國內的局勢，每天聽國內的廣播。有一次沒能收到，他擔心電臺被日本飛機炸毀，次日又收聽到廣播，他才放心。他惦記語言組的工作，不時地通過寫信與本組同事保持聯繫，商量工作。

1939年6月，他和夫人在一位夏威夷朋友的私人電臺上收聽到地球另一面昆明的聲音信號，似乎在說：「呼叫趙元任先生，呼叫趙元任先生!」聽出來不是別人，正是他們的好友、清華大學的任之恭教授。雙方都激動萬分，相互交談了一陣。趙元任回顧那時的感受說：「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能與地球背面的人直接對話是個了不起的經歷」，更由於是來自國內友人的聲音，使趙元任夫婦非常興奮。

夏威夷的華僑多數是廣東移民，只會說粵語，他們也想學說國語，華僑中學聘請了趙元任夫人和大女兒教國語。趙元任在粵語方言調查時就對廣東話作過研究，他針對華僑學國語的關鍵問題，熱心地作了輔導報告，如「國語發音要點」，「廣東話與國語的關係」華僑對趙元任一家的熱情很受感動。

當時的耶魯大學可以說是美國語言學中心，美國許多著名語言學家都在耶魯大學任教。1939年趙元任愉快地接受了耶魯大學的聘請，並很快成為該語言學學術中心的一員。當年正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但美國尚未參戰，趙元任還能在耶魯大學從事研究生教學及學術研究工作，精神非常愉快。他熱愛這個環境，熱愛這裏的朋友，他也特別欣賞耶魯大學的語言學俱樂部每月一次的學術活動。在告別耶魯大學時，他對朋友們說：「謝謝諸位，謝謝大家在世界上又給我們增添了一個回家的地方」。

1941年至1946年，趙元任到哈佛大學任教。那時美國也參戰廠。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美國對日本宣戰，與中國結成抗日聯盟。工作、社會活動和生活都處於戰爭年代的狀況。

由於戰爭，遠東書的來源被切斷，美自學生對漢英字典的需求又很迫切，於是哈佛燕京社決定修訂C．F．Fenn的袖珍小字典和R．H．Mathews的漢英字典的美國版，並將兩項任務都委派給趙元任。為準備遠東戰爭，哈佛大學舉辦暑期粵語速成班，又接受了美國陸軍委託舉辦的語言速成班教美國大兵，委派趙元任主持中文班。雖然工作負擔很重，但他緊張愉快地全擔負起來了，他不僅對這些工作有興趣，更多地想到這也是為了抗日出一份力。

在哈佛大學的幾年，趙元任一家經常參加中華賑濟聯合會的各種活動。如報告會等趙元任夫婦總會應邀帶著女兒們出席，女兒們有時去演唱中國歌曲或做大會招待。著名作家斯諾(Edgar Snow)和賽珍珠(Pearl Buck)都來波士頓作過報告，趙元任也多次應邀做有關中國文化及中國音樂的報告。趙元任夫人受託每週舉辦一次中式午餐會，有時來就餐的多達百人。夫人熱情很高，不怕辛苦，親自出馬做飯菜，午餐收入拿來賑災。趙元任的女兒們參加出售中國工藝品和賀年片等活動，甚至利用球賽季節，在體育場附近公開募捐，將收入用於賑災。

1945年，當他們從廣播中聽到日本投降，二戰終於結束的消息，欣喜若狂。他們一家開始做回國的準備。戰爭嚴重破壞了中國的大學和中央研究院，在美國的華人發起給中國大學捐書，趙元任也在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為中央研究院選了一批書，又在波士頓、耶魯大學，分別募到一批書。趙元任夫婦親自參加整理書箱，運回國內。

1946年8月，趙元任二女兒新那和女婿培雲啟程回國。黃培雲是清華公費留學美國，獲得麻省理工學院(MIT)科學博士學位，接受武漢大學聘請回國任教。臨別前，趙元任夫婦囑咐女兒：「我們明年就回來，等我們」。那時，加州大學校長和卜彼得(Boodberg)教授寫信給趙元任邀請他去加大任教，趙元任婉言謝絕。趙元任1938年請假出國，雖然幾次續假，卻一直與語言組保持聯繫，準備回國繼續主持語言組的工作。1947年離開劍橋之前，書籍都裝了木箱，只將常用的少量書籍留在手頭兒，準備暑期語言學講習班結束即回國。正在此時，趙元任收到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朱家驊部長電報，要他回國接任中央大學校長職務。朱家驊找中國駐美大使，也找了趙元任夫人，希望多方幫助勸說趙元任接受校長行政職務。趙元任一向不喜歡，也怕擔任行政職務。趙元任夫婦商定，暫時不回國，避開這事，決定接受加州大學的聘請暫時去加州。於是回國途中「路過」加州，誰知竟路過了30餘年，成了他一生居住最長的地方。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中國代表

1945年德國和日本先後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聯合國宣告成立後，趙元任赴歐洲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籌備會及成立大會。1945年10月，受教育部長朱家驊委派，胡適出任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趙元任為代表團員之一，赴英國倫敦。趙元任被派到第一專門委員會討論組織名稱和導言。在討論組織名稱時，美國代表提議，「聯合國教育文化組織(簡稱UNECO)」裡加「科學」兩個字，改成「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簡稱UNESCO)」，趙元任非常讚賞，立即跳起來說；「中國代表團附議」。次日在專門委員會上趙元任申明支援組織名稱改為UNESCO的理由，經過辯論最後通過。他說，UNESCO比UNECO讀起來也好聽嘛。1946年六七月去英國，UNESCO再次開籌備會議。會議結束後出席牛頓誕辰300週年紀念活動。代表團成員周培源和吳大猷從中國直接來倫敦，他們一同出席了紀念會活動，參觀劍橋大學，會見知名學者丹麥物理學家波爾(Niels Bohr)等。同年11月，在巴黎出席UNESCO成立大會，他被委派為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大會主席為東道主法國代表。在此次會上，趙元任被選為大會七位副主席之一，並在會上用法文宣讀學術報告，即《漢語符號系統的功效》。此後，趙元任還參加過兩次UNESCO活動，一次是1947年在墨西哥城，一次是1948年在紐約州趙元任主持的UNESCO暑期研究討論會，有27個國家參加。

國際會議通常用英語和法語，到墨西哥開會增添了西班牙語。趙元任臨時自學西班牙語，在飛行途中，第一次用西班牙語要到了咖啡，後來陪伴夫人到自由市場購買土特產時，他那過分正規的西班牙語當地人反而聽不懂，倒是夫人用手指這指那，想要的東西都買到了。

教學、語言學研究與著述

趙元任教書教了一輩子，物理、數學、心理學、邏輯學、音樂史、音樂欣賞等都教過，而最喜歡教的是語言。在美國幾十年他教西方人說中國話，既教國語又教廣東話。他將漢語作為外語來教。他編教學中，結合自己學習語言的體會，創立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教學理論和方法。
他說，語言是一套習慣，學習外國語就是養成一套特別的習慣。習慣這東西是養成容易改變難，所以小孩兒沒有習慣起頭兒，養成習慣容易，大人從已經有了本國語的習慣，再改成外國語的習慣難。這也就是為什麼人們常說小孩子學話快。另外，他說，學習外國語的內容分成發音、語法和辭彙三個主要部分，而發音最難，也最要緊。他要求學員想方設法跟所學語言多接觸。不論在上課或自習時間，天經地義，就是想法子讓學生聽、說所學的語言，強調讓學生聯繫「聽說」。40年代他主持的哈佛大學中文速成班，他編了口語教材，並配製唱片，他每天只有一小時用英文上大班課，其他時間由助教分小組指導學生練習，自習時間學員聽唱片，練習說話。10個月下來快速班取得很好的成績。所有的學員都能說中國話，成績最好的兩名後來當了美國大學教授，還有一位做了「美國之音」廣播主任。他教的粵語速成班(利用暑期集中教12周)效果也令人驚奇。一次他帶他的美國學生到唐人街(中國城)一家廣東飯館吃飯，學生說粵語，飯館服務員問那位學生：「你什麼時候從中國回來的?」趙元任聽了很得意，當晚日記中記載「不錯!」。

趙元任在國外幾十年的漢語教學實踐，撰寫了一套系統的、完善的漢語教學教材系列，包括1947年出版《粵語入門》和1948年出版《國語入門》的口語教材；1947年與楊聯隉合編出版《國語字典》(簡明中國話的字典)的工具書；1968年出版《中國話的讀物》的閱讀教材。此外，1968年出版的語言專著《中國話的文法》，是他為外國人學習和研究漢語而寫的，特別是對漢語口語語法有精深的發現，對中國人研究自己的語法也提供了新的觀點和方法。

漢語教學是他在國外大學從事業務工作的一個方面，另外，在大學從事語言學研究也從沒有中斷過。他通過指導研究生工作、暑期語言學講習班講課、各種學術會議作專題報告、短期講學等介紹和交流自己的研究工作。

耶魯大學語言學俱樂部，是一個非正式的學術活動聚會，趙元任盡可能都參加，自己也作過幾次中心發言。有一次他講倒英語，並錄音，後把唱機倒轉放，人們又聽到正常的英語說話。聽眾大為驚異，也很敬佩，只有趙元任才有這樣的語言才能。他試說倒話的目的是為了深入細緻地研究語音語調。

美國語言學會利用暑假舉辦暑期語言學講習班，美國中部幾所院校也有一個院際遠東語言學暑期班。趙元任多次應邀講課，幾乎每年都參加。他很欣賞這種講習班。一般一所大學語言學教授並不多，舉辦暑假班可以集中全國許多大學的語言學專家教授來講課，而在一個學校很難做到，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和交流的機會。趙元任在暑期班講授過中國語言的結構、中國古音等多個專題，開設過中國音韻學、中國文法等課程。他不僅介紹自己的學術工作，他也聽其他專家教授的課程。

1959年他應邀去臺灣大學講學，系統地講述了語言學以及與語言學有關的基本問題。1959年又以傅爾布來特研究學者(Fulbright Research Scholar)身份在日本京都大學作中國語音學和文法系列演講。這兩個系列講座凝聚了他多年研究成果。

他的每次報告或演講都是充分準備，而且進行試講。他講解深入淺出，生動幽默，大受歡迎。1959年臺灣大學文學院叢刊將他在臺灣大學的演講記錄冠以《語言問題》，整理出版，共十六章，是他關於普通語言學的一部重要著作。李榮先生盛讚此作「學識淵博」、「見多識廣」，不乏「明達的見解」和「精闢的議論，且由於講得深入淺出，讀來引人入勝」。這部著作於1979年在北京商務印書館重新出版了，一出版就受到語言學界的重視和歡迎。趙元任為新版寫序。他謙虛地說「這書自從1968年再版以來又十多年了。現在又有再印的計畫，總是還有點用處吧?」

1968年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英文著作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語言和符號學)。這本書本來是根據《語言問題》一書改編的，內容更適合外國讀者。這本書出版後立即受到世界語言學界的重視，紛紛翻譯，不久，法文、日文、西班牙文版相繼出版。在他的私人檔案夾中登錄的此書的書評40多篇。

《中國話的文法》是他最重要的著作。1965年在加州大學內部出版，1968年正式出版。《中國大百科全書》對此書有中肯的評價。「這是一部方法嚴謹、系統分明的大書，有很多創見勝義」，「無論從立論的深度說，還是從影響的廣泛說，《中國話的文法》都是最重要的漢語語法著作之一」。書中有許多生動精彩的例子，這對一部成功的文法著作是極為重要的。他說，「我太太一不留神就說出些中國話的文法的絕好的例子，所以我致獻這部書給我太太」，可以想見書中例子的幽默與風趣。此書原著為英文，1979年、1980年先後由呂叔湘先生摘譯、丁邦新先生全譯成中文。

此外，1976年出版了他的《中國社會語言論文集》，(英文，Anwar S．D：l教授編)，收入他近年關於中國語言26篇論文。據他介紹，論文集共分4部，關於中國方言及語言統一的各方面；關於方言比較及中西文比較及兒童語言問題；關於語言的哲學方面，例如邏輯與文法的關係；關於中國語言應用各方面的結構。

趙元任晚年也從來沒有停止研究工作，他重點進行中國通字方案的研究。《通字方案》一書是他最後的一部著作，周恩來總理1973年曾很關心地問及該書的出版。這部著作1983年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可惜他自己沒有看到。

趙元任為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創立和研究奠定了基礎，他是一位理論與實踐並重的語言學家，一位富於開拓精神，敢於改革，敢於創新的人。我國語言界一向給予趙元任高度評價，稱他是「中國語言學之父」。趙元任也是享譽世界的語言學家，他的語言學成就與貢獻，獲得世界的公認和尊重。

他於1945年當選美國語言學會會長，是當選過美國語言學會會長的唯一中國學者。1948年當選為美國人文藝術科學院院士。同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60年當選美國東方學會會長。他三次榮獲大學榮譽博士學位：

1946年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 Litt．D；

1962年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LD；

1970年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人文榮譽博士。

中外學界對趙元任的成就與貢獻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普林斯頓大學介紹他「是中國科學社創始人之一，並對中國科學院作出突出貢獻；他是自己國家多種方言的學者和歷史家，他的研究成果幫助西方人能更好地瞭解中國語言，中國人民的思想和理想」。俄亥俄州立大學介紹他「是一位博學的漢學家、天才的語言學家、出色的教師。他的創造性的思想和學術上的嚴謹性，為人們探索真理增添了新的思路」，「他創造性地和精巧地運用現代語言方法系統地研究現代和經典的中國語言」，他「不僅是一位語言學家，也是音樂作曲家、哲學家、邏輯學家、數學家、翻譯家和作家。他的如此大量的著作充分反映出一個非凡腦筋的巨大活動量」，他「還是一個偉大的教師，他的學生中有許多當代著名的中國和美國學者，也說明了他作為教師的成功」。他1954年和1968年兩次榮獲穀根函(Guggenheim)獎金，該獎金授予過去的工作中表現出具有最高的學術水準和科研能力或表現出具有很強的創造能力的人才。1959年獲得獎金以傅爾布萊特研究學者(Fulbright Research Scholar)身份到日本京都大學講學。1967年加州大學授予他教授研究講座稱號(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這是該校授予教職員的最高榮譽。1981年趙元任最後一次回國，北京大學授予他名譽教授的稱號。

重家庭重友情

趙元任夫婦，這一對新人物新式結婚後，一起度過將近60年的美滿生活。他們兩個人性情嗜好很不一樣，但是他們愛得很深。趙元任夫人放棄了自己的一生事業隨著丈夫生活了一輩子，她處處從趙元任的事業和興趣出發考慮事情，生活上更是照顧得無微不至。趙元任不管到哪兒，都要夫人陪伴他一同去。他出去開會演講，夫人總是規規矩矩地坐在第一排聽著，並且看得出她為他感到高興，雖然多半時她並不完全懂得丈夫演講的內容。她對於其他聽眾的反應很敏感。講演後，常常說：「今天講得很成功」，可是「開始時，你的聲音太小一點，後面人可能聽不見」，或說「我怕你的笑話有許多人並沒有懂過來……」。趙元任沒有夫人的支援，就沒有他的成功。而夫人寫的《一個女人的自傳》、《中國食譜》和《雜記趙家》，又有趙元任的幫助，他查閱日記幫助她準備部分材料，他幫助她將中文稿寫成英文，親自畫插圖，聯繫出版等事情。

趙元任特別疼愛孩子們，不論到什麼地方，總是帶著孩子一塊兒走，帶她們看日全蝕、天文臺、天文館、博物館和世界博覽會等等。1939年，他以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身份在三藩市出席第六屆太平洋科學會議之後，一個人駕車(當時孩子們沒有一個達到駕駛車的年齡)，由美國西海岸到東海岸，橫穿美國大陸，一路上帶孩子們參觀遊覽。那年正趕上美國在三藩市和紐約兩處舉辦世界博覽會，為了讓孩子們有更多增長知識的機會，他帶孩子們參觀了博覽會的科學館、美術館、中國館、魔術館等。紐約世界博覽會的「未來世界」館，給他本人和孩子們都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帶著孩子放風箏，給孩子念故事書，飯後跟女兒一塊兒彈琴唱歌。哪裡有趙家，那裏就有趙家的歌聲和琴聲。他錄製《兒童節歌曲》、《基本英語》唱片，到廣播電臺演講，裏面都有女兒表演的角色。他研究兒童語言，外孫女也成了他研究語言的物件，他系統地詳細地錄製和研究外孫女的語言，並撰寫成兒童語言的科學論文。

1946年6月1日趙元任夫婦歡度銀婚紀念，四個女兒和兩個女婿跟他們一同到Purdy照相館合影留念。1922年如蘭出生前趙元任夫婦兩人就在這個照相館合影，如今全家八口了，他們仍然選擇了同一照相館合影。趙元任夫婦的老朋友，他們的結婚證人胡適因故沒能來，書寫了一首「賀銀婚」詩寄來：

賀銀婚胡適

蜜蜜甜甜二十年 (銀婚25年誤認為是20年)

人人都說好姻緣

新娘欠我香香禮 (外國習俗kiss the bride)

記得還時要利錢

1971年又迎來了金婚紀念日。在金婚之際，趙元任與夫人楊步偉合寫「八十年、五十年回憶」，深情而又風趣地回顧了共同度過的五十年。楊步偉說：「元任!我們這兩個性情強固嗜好不同八十來歲的人，怎麼能共同生活都到了五十多年的金婚日子還沒有離婚，真是料想不到的怪事。當時我們不要儀式和證婚人的理由，第一是我們兩個人都是生來個性要爭取絕對自由，第二恐怕離婚時給證婚人找麻煩，但是沒料到兩個證婚人胡適之、朱徵都過去了，而我們兩個人還在一道過金婚!」在金婚紀念時刻，他們還按照當年結婚時候的主張，除了用筆墨和自己創造性的禮物，一概不收禮。親友們尊重他們的意見這樣做了。他們合胡適《賀銀婚》詩韻，各寫詩一首，楊步偉寫《金婚》詩，「發發牢騷出出氣」，趙元任寫了《答詞》：

金婚韻卿

吵吵鬧鬧五十年

人人反說好姻緣

元任欠我今生業

顛倒陰陽再團圓

答詞撫妊

陰陽顛倒又團圓

猶似當年蜜蜜甜

男女平權新世紀

同偕造福為人間

這兩首詩將他們相伴一生相濡以沫的深情寫絕了。他們的老朋友李濟曾把楊步偉比做趙元任的神仙伴侶，還說趙元任的治學精神好比取回真經的唐玄奘，夫人楊步偉好比一路保佑玄奘的觀音菩薩。楊步偉放棄了自己的事業，她一生照顧好家庭，支援趙元任的事業，沒有夫人的支援，就沒有趙元任的成功，他們攜手建起了一個新式的美滿甜蜜的家庭。

趙元任夫婦的家住在那裏，那裏就形成一個中國人活動中心，給許多朋友留下美好的回憶。40年代他們住在美國東海岸，那時正逢戰爭年代，回國的交通非常困難，劍橋行人街27號成了聚會中心。在異國他鄉，老朋友們坐在一起有好多話要交談，胡適、周鯁生、蔣夢麟、張彭春、金岳霖和陶孟和都是常客，還有費孝通、趙忠堯、錢學森等都曾來過。外國朋友如英國歷史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到哈佛大學講演也來過趙家拜訪，並特別來吃趙元任夫人做的中國早點。哈佛大學的費正清(John Fairbank)教授，麻省理工學院的維納(Norbert Wiener)教授也都與趙元任夫婦來往密切。遠離自己家鄉在國外求學的許多中國留學生把趙家當成自己的家一樣，在趙家感到家庭的溫暖，少不了吃一頓趙元任夫人的家鄉飯菜。中國學生聚會也常在趙家舉行，如清華同學會、武漢大學同學會、哈佛中國同學會和麻省理工學院中國同學會等等，逢年過節來往更是多，一天來來去去十幾、幾十甚至上百人都有過。來往的中國人當然說各地方言的人都有，人們最喜歡考考趙元任，要他猜說話的人是什麼地方人，可以說很難難倒趙元任。這樣多的人吃飯，又是戰爭時期肉類供應緊張，可是有了趙元任夫人，就不要怕沒辦法。她親自到批發市場買肉就很便宜，她買雞雜做出家鄉的口味，她千方百計調劑，大家都過得很愉快。

趙家遷到美國西海岸，「趙家」這個活動中心也就跟著從東岸移到西岸的加州伯克利半山坡的「趙宅」了。從中國到美國來，或回國去，這裏是必經之地，除加州的朋友外，路過西岸的中外朋友少不了都到趙家來。

儘管趙元任生活淡泊，處處能隨遇而安；儘管他熱愛語言學，從語言教學與科研獲得極大的滿足；儘管在美國學術界受到尊敬，獲得很多榮譽，但是炎黃子孫久在異國他鄉，難免有天涯淪落之感。一次，為了教學需要，趙元任擬灌制朗誦唐詩《長恨歌》與《琵琶行》錄音帶，幾次嘗試總是情不自禁，泣不成聲，不能卒讀，最後只得灌制其他一些短詩。日記載：「下午灌唐詩，練《長恨歌》、《琵琶行》，老哭，只好灌了幾個短的」。

還鄉

1973年趙元任夫婦終於如願以償，帶著外孫女和外孫女婿回國探親訪友。他們出國35年，第一次回來，心情非常興奮。到北京的第二天大早，自己就叫了汽車去看望趙元任夫人的哥哥和嫂嫂。四位80多歲高齡的老人分別35年之後又見面了，真是高興得無法形容。幾位老人又是照相，又是回憶往事，相互問長問短，沒有個完。趙元任的二女兒新那，27年沒跟父母見面，也帶著兩個20多歲的兒子趕到北京去看他們從沒見過的外公外婆。

趙元任寫了一個他想見的人員名單，共70餘人，都是幾十年前的朋友和學生，多數只有姓名，沒有位址和工作單位。在接待單位(國際旅遊局)的努力下，這些人差不多都見到了。趙元任非常感動，他說：「這簡直是一項科學研究。」他們除了看望親友外，就是看老地方，如當年結婚後住的地方，趙元任和羅素一同住過的地方等等。回到家鄉常州，到青果巷看看自己小時候的家，見到堂弟趙元昌一家人。趙元任在常州一所中學跟師生用常州話進行座談。離開常州時，趙元任夫婦特別帶上兩盒常州燒餅回美國給朋友們品嚐家鄉風味。

5月13日晚上到5月14日淩晨，周恩來總理、郭沫若和劉西堯一起接見了趙元任夫婦和他們的外孫女、外孫女婿，交談了整整3個小時。周總理還邀請了趙元任的許多老同學如竺可楨夫婦、鄒秉文一家，老朋友如吳有訓夫婦、周培源夫婦、黎錦熙、丁西林，還有趙樸初等。趙元任平時話不多，那天晚上卻搶著說話。總理和他談到文字改革問題，談到趙元任正在研究的《通字方案》。總理跟趙元任夫人談到她祖父楊仁山居士所創立的金陵刻經處的修復工作，還談到計劃生育問題。趙元任夫婦非常欽佩周總理淵博的知識和對情況的熟悉。會見中，總理還請大家吃了一頓別有風味的夜點：粽子、春捲、小燒餅、綠豆糕和餛飩等等。一個個都做得小巧玲瓏、式樣別緻，適合老人吃。趙元任夫婦離開祖國幾十年，吃到地道的中國點心，心情格外高興，總理還遺憾地說，可惜沒關照廚師熬點北京的粥給大家吃。會見的氣氛極為自然隨便。以後人們問起這次會見，趙元任總是用「親切」兩個字回答，來概括那次難忘的會見。

趙元任夫婦在國內見到了許多親友，看到了家鄉的巨變和祖國的進步，臨走時對二女兒說，過一兩年一定再回來。趙元任用英文題為「Return of the Native (還鄉)」寫了回國這段的回憶，末尾他說：「回中國看親友的一個月，又激起了我們內心的家鄉感情，以至離開中國的時候又像是離開家了。所以，當我們在告別時說『很快我們再見』，心中是認真地在考慮著再見。」由於趙元任夫人健康情況，他們沒能一同再回來。趙元任夫人於1981年3月1日在美國病逝。

1981年5月，趙元任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邀請再次回國。他已經是87歲高齡(還沒到88歲生日)，但他仍然遠端歸來與親友再見面，大女兒、大女婿和四女兒陪伴父親一起回國。二女兒新那一家人也都到了北京看望她父親。趙元任不僅看到外孫和外孫媳婦們，還第一次看見一歲半的重外孫黃又新(又新這個名字是趙元任給取的)，可以說四代同堂了。趙元任從來都是喜歡小孩子，在北京時，一有空就跟重外孫玩兒，聽他背唐詩。趙元任三個女兒陪伴父親回老家常州，到南京和上海，會見許多親戚朋友。

趙元任非常高興見到了許多語言學界和音樂界的同行朋友。這次回國特地帶著正在研究的「通字方案」稿，在社科院語言研究所組織的座談會上聽取國內同行的意見。會上他謙虛地說自己是落伍的語言學家。他介紹國外的情況，介紹自己的語言自傳，並聽取對「通字方案」的意見。音樂界與趙元任會見的人更多。中央音樂學院舉行了小型演唱會，演唱他的歌曲。他興致很高，自己也站起來用無錫話唱他著名的歌曲《賣布謠》。對唱歌的歌詞問題他談了自己的看法。在上海音樂學院也舉行了一個小型趙元任歌曲演唱會，趙元任對《教我如何不想他》的演唱特別滿意，聽完立即站起來走到演唱者面前握手說：「你唱的對」，因為他時常聽人把這首歌唱得「太洋」了。演唱會結束後，趙元任站起來走到麥克風前唱《賣布謠》，還跟賀綠汀院長暢談中國音樂問題。

回到北京後，6月5日，趙元任和全家受到全國政協主席鄧小平親切的接見，在座的有中國社科院梅益副院長、中國科學院錢三強副院長、社科院王光美、呂叔湘等。鄧小平主席對趙元任不顧88歲高齡再次回國來訪表示歡迎，並問到回國及回老家常州的觀感。

6月10日，北京大學授予他名譽教授稱號，張龍翔校長主持，授予名譽教授證書並致辭，教育部蔣南翔部長親自為趙元任佩戴北京大學校徽。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生，現在已經是著名的語言學家王力教授致頌詞，用「高山仰止」來表達對老師的崇敬。語言研究所呂叔湘所長也致詞祝賀。趙元任在答詞中一再表示「不敢當」，謙虛地宣稱自己是「落伍」者。當他風趣地朗誦他的譯作，遊戲詩《炸脖═》時，有人還誤認為趙元任在說外國話。

6月14日，趙元任結束將近一個月的回國之行，與大女兒，女婿一同回美國。參加外孫女秋子婚禮後，跟大女兒如蘭到麻州劍橋，住如蘭家，並且打算第二年再回國。

最後一個生日

1981年11月3日，趙元任在大女兒如蘭家過89歲生日，按照中國老規矩，應該給老人大辦酒席慶賀90歲大壽，但趙元任從來反對這種習俗，生日只是和最親近的親友度過。這天他日記記載：「我今天89歲了」，晚上如蘭在燕京飯店請了親友吃飯，他日記載：「客人不多，但吃得很好。」當天他接到外孫女從華盛頓打來祝賀生日的電話。他收到二女兒新那、內侄女楊若憲從國內寄來的生日賀卡。

1982年元月26日，趙元任心臟病發作，家裏人送他入黃山醫院(Mt．Auburn Hospital)，經過搶救，病情好轉。趙元任做了出院的打算，2月24日病情突然惡化，醫生打電話通知如蘭快到醫院，等如蘭迅速開車於11時15分趕到醫院，趙元任已於11時整與世長辭。如蘭給在中國的二妹打電報，並寫了兩封信給二妹把詳細情況告訴她。在美國的孩子們趕到如蘭家，孩子們尊重父母遺願，不舉行任何喪事的儀式，父母骨灰合在一起，撤到太平洋。他們說，自已是屬於世界的，另方面希望隨著太平洋環流回歸故土。

3月1日趙元任的長女趙如蘭用中文和英文給親友們寫了封比較公開的信報告父親逝世的消息。中文信談到：

父親這一年在此地同我們一塊過得其實很不錯。我們都指望可以這樣長久住下去。劍橋當然對父親也是個老地方了。他到了這邊，我們這個『趙家』的集中點也就從西岸移回東岸來了。這一年我們都很開心，家裏又熱鬧起來。我們的女兒昭波跟他的丈夫林勵，住在華盛頓，來得更勤快一些，連我三妹來思跟她的丈夫波岡維作，老遠也從西雅圖來過。他們的二女兒途子在哈佛讀書，這一年更是常來了。

起初父親還是留戀著柏克萊(伯克利)。不肯說是完全遷居到此地，不過後來生活漸漸上了軌道，尤其是後來我們把他手跟前的書、檔之類的東西搬了些過來，他的心也就比較定下來了。我的四妹小中(還有她的兒子力虎)住的離我們不遠，

她每天下午來，開車帶父親出去逛逛，有時看看他從前在哈佛讀書常去的地方，比方說Conant Hall，Perkins Hall宿舍咧，音樂系咧等等。

父親的生活一向都很規律化。什麼時候做什麼，有時一分鐘都不差。但是偶然他也喜歡出些新花樣，深更半夜出去吃宵夜，坐車兜兜風什麼的。父親平常總是笑瞇瞇的。當然近年來他也有些健忘，可是他腦子總是很清楚的。他的耳朵一直到老比我還靈。開汽車是他一生最大的嗜好。我們常常擔心，怕他說不定哪一天就上了我們的汽車要自己開。

最近他正在整理他的日記(他是從1906年開始的)，他打算繼續寫·他的回憶，到現在他已經用英文出版了一部分，一直到一九二幾年。

這一年中他最滿意的一件事是去年夏天同我、卞學鎂、四妹小中、四個人一起回國去了一趟。他在北京、南京、上海還有他的常州老家，都見到許多親戚朋友。他非常高興見到了許多語言學界，音樂界的同行朋友，我們跟二妹新那，二妹夫黃培雲，他們的兩個兒子家漢、家林，還有他們的妻子，大家聚會了一陣，父親是喜歡小孩子的。這趟回去，他凡是有空，就跟他的兩歲半(註：實際一歲半)的重外孫又新一塊玩兒。後來回美國時，半路在西雅圖還停了一個多星期參加外孫女兒秋子(三妹的大女兒)的婚禮。

父親的人生觀是入世的。他對於種種社會上的改造總是很熱心，他很在乎要跟社會有接觸。他絕不是一個隱居的人。我想這一方面受母親的影響最大。他愛跟朋友們通信，我們常常笑他每經過一個信箱總有信要發。他說他今年秋天還要同我們到北京去一趟，他也打算再上臺灣去看他的許多親戚朋友們。他所有加入過的學術團體都照舊保持著關係。他本來已經訂好了今年2月初要到紐約去參加Lewis Carroll研究會的年會。(L．C是阿麗思漫遊奇境記的作者)

至於私人的感情，父親是不大露在表面上的。他不高興的時候連對我們都不說。但是去年3月1日母親去世以後我們也看得出來，他心裏有多寂寞。

朋友們在勸我們說，父母親都活到這麼大年紀，一生做了這麼多的事，我們不應當太傷心了，這話自然也有道理。他們這一生是快樂的，他們懂得人生的趣味，這也是因為他們對人生是積極的，樂觀的。同時我們也願意再加一句：要不是他們一生有這麼多朋友，他們也不會這麼幸福。我們尤其要感謝他們在美國加州這些年的許多大號、中號、小號的朋友們，時時刻刻背後照顧他們，使他們覺得他們永遠是年輕的。

趙元任的一生是快樂的，有意義的。他的興趣廣泛，知識淵博。生活是豐富多彩的。他一生做了許許多多事情，樣樣幹得都很出色，但他從不覺得自己是有了不起成績的人。他把工作的樂趣和生活的樂趣融為一體。他把名譽、地位、金錢看得很輕、很淡，但很看重自己的事業，很看重友誼和家庭。他不贊成讀死書，強調創造、強調科學的態度。他自己就是一個敢於改革、敢於創新的人。

附錄

趙元任著作要目

專著：

1．《國音新詩韻》附平水韻，上海商務印書館版，1923。

2．《現代吳語的研究》，清華學校研究院叢書第四種，清華學校研究院印發，1928。

3．《新詩歌集》，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1928。

4．《兒童節歌曲集》(陶行知作詞)，上海商務印書館版，1935。

5．《鐘祥方言記》，中研院史語所，單刊，甲種地5，上海商務印書館版，1939。

6．Concise Dictionary of Spoken Chinese國語字典(簡明中國口語字典)，(與楊聯隉合編)，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Press，1947。

7．Cantonese Primer (粵語入門)，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 Press，1947。
8．Mandarin Primer (國語入門)，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Press，1948。

9．《湖北方言調查報告》(與丁聲樹、楊時逢、吳宗濟和董同龢合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登8，上海商務印書館版，1948。

10．《語言問題》，臺灣大學文學院印行，1959。

11．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中國話的文法)， Berkeley，CA：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68。

12．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語言與符號學)， 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1968。

13．《早年自傳一Life with Chaos》Vol．H，Ithaca，N．Y．： Spoken Language Service，1975．

14．《通字方案》(中英對照)，北京商務印書館版，1983。

15．《趙元任音樂作品全集》，趙如蘭編，上海音樂出版社，1987。

譯著：

1．《阿麗思漫遊奇境記》(Lewis Carroll著)，上海商務印務館版，1922。

2．《中國音韻學研究》(Bernhard Karlgren著)，(與羅常培、李方桂合譯)，上海商務印書館版，1940。

3．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man (一個女人的自傳) (中譯英)，New York: John Day Co.，1947。

4．《走到鏡子裏》(Lewis Carroll著)，(作為中國話的讀物教材第二捲出版)，Asia Language Publications，1968。

論文：

1．Th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中國語言的問題)，《中國留美學生月報》第11卷(1916)。

2．北京、蘇州、常州語助詞的研究，《清華學報》，3(2)，865—918(1926)。

3．符號學大綱，《科學》第11卷(1926)。

4．(博士論) Continuity—A Study of Methodology (連續性：方法論的研究)，未發表。

5．漢字的字調和語調，《中研院史語所集刊》，4(3)；121—134 (1933)。(英文)

6．音位標音法的多能性，《中研院史語所集刊》，4(4)；363— 390(1934)。(英文，中文摘要)

7．臺山語料，《中研院史語所集刊》，23A：25—76(1951)。

8．Meaning in Language and How it is Acquired，Cyberatics： Transactions of the 10^th Conference (1955)．

9．國語結構不同層次中形態上跟意義上的參差，《中研院史語所集刊》，281——316(1956)。

10．What is Correct Chinese? (什麼是正確的漢語?)，J．of the Am．Oriental society，8l(3)：171——177(1961)．

11．Contrastic Aspects of the Wu Dialects (吳語的對比的若干方面)，Language，43(1)，92—101(1967)．

12．論翻譯中信、達、雅的信的幅度，《中研院史語所集刊》，慶祝李方桂先生65歲論文集，39：1—13(1939)。

13．我的語言自傳，《中研院史語所集刊》，43，303—317 (1971)。

14．My Field Work On the Chinese Dialects (我的中國方言田野工作)，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2：3-7(1975)．

15．Aspects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Essays by Yuen Ren Chao(趙元任社會語言學論文集)，Anwar S．Dil 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Press，1976．(編校池銀合)

參考網址：常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

http://www.czlib.net/tesezhuanti/shidamingren/zhaoyuanren/

常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為弘揚常州優秀的人文傳統，經過一年多的醞釀和論證，擷取了常州三傑瞿秋白、張太雷、惲代英，七君子中的李公樸、史良，以及盛宣懷、趙元任、華羅庚、劉海粟、劉國鈞等十位傑出人物，作為常州城市標誌性名人推出，旨在為構築具有時代特徵的新常州精神提供參照讀物。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創意，也是我市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重要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