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元任的太太楊步偉女士的自傳《雜記趙家》,值得今天許多人好好讀讀。我以為該書的好處至少有兩處,第一,提供了豐富的近現代史料。由於作者交往的人員大都是現代中國學術界的名流,所以,她能夠給我們講述她個人對這些重要學人的印象。如,書中對胡適、錢玄同、梁啟超、蔡元培、劉半農、蔣夢麟、金岳霖、陳寅恪、傅斯年、羅家倫、李方桂、徐志摩的描寫,無論是肯定,還是臧否,都讓人感到平實,毫無借別人之重來抬高自己,故這樣的回憶讀者讀來放心,當然,作者自己寫來也是自如。譬如,在回憶二十年代她與趙元任旅行到德國時,記錄了當時在德留學的中國學生風行與原來包辦結婚的妻子離婚之事,這原本是留學生們的一種生活,但作者在這裡插入一句:在這些留學生中,只有陳寅恪、傅斯年埋頭學習,不涉這類事,他們是(《紅樓夢》)寧國府大門口的一對石獅子,最乾淨。書中特別提到,陳寅恪與俞大維(當時都是留學生)請趙元任夫婦看德國歌劇,當陳、俞倆人將客人送至劇院門口,便要離去,趙元任夫婦一問才知道,原來陳、俞倆人是省下自己的飯錢,來請趙元任夫婦聽歌劇。這類記錄,雖著墨不多,但讓人感受到陳、俞倆人的為人風格。書中還提到抗戰爆發後,趙元任離國赴美的經過。過去有些書只據某些人的傳聞,說趙某人貪圖美國的生活,而在自己祖國最需要的時候,去了美國。從楊步偉的記錄來看,全不是那麼回事。1938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西遷時,趙元任一家也隨之到了昆明,只是國難之際,中央研究院中的某些掌權人物對趙元任的語言組採取歧視態度,使得包括趙元任在內的語言組同人無法進行正常的研究工作(照楊步偉的說法,趙元任「七八小時手拿一管筆一字寫不出來,終日不說一句話」),在這種情形下,美國夏威夷大學正好邀請趙元任去任職,趙才離國赴美。這些記錄使我們看到,在現實生活中,中國學者的生活和工作處境,的確是非常艱難的,既便像趙元任這樣有學術聲望和地位的人,也難免要受 該書第二個好處是,好看有趣。通過歷史掌故的記錄,照見了許多現代學術大師們生活的另一側面。如,哲學家金岳霖,眾所周知,有名士氣,但究竟到什麼程度,楊步偉在自傳中有所記錄,事件之一,是二十年代在北平時,有一天,金岳霖忽然給趙元任家打了一個電話,說是家裡出了事,請趙太太來幫幫忙(楊步偉原在日本學醫),大概金先生那時正跟一位 Lilian Taylor小姐做朋友,楊以為出了什麼事,跑去一看,原來是金家的一隻大母雞生不出蛋,卡在半當中,故請楊醫生幫忙助產。此類掌故,書中比比皆是,讀來真是妙趣橫生,我想今天的讀者大概也是願意分享這份快樂的吧。
楊楊
1998年春
我寫這個雜記趙家,有一部分在英文版《一個中國女人的自傳》中已提過不少了;不過總是以我自己為目標來敘說。前出的中文版就只到我們兩個人結婚為止。因為我想成了家以後不應該以我個人為中心,必須以這個家為中心來敘說一切,並且以後有了孩子了更以大家為目標來說了。一想用什麼名字呢?元任的六世祖甌北先生豈不是以寫雜記為名嗎?我雖談不上文學兩個字,可是來雜記一下總可以吧。所以就用這個雜記趙家這個名字,一紀念甌北先生,二注重一家各人的事情。
還有一個聲明,這本書也由元任譯成英文版。這個英文的名字是由羅素先生在我大女出世時給起的,叫
Family of Chao’s.怎麼個理由讓元任來解說吧。
是這麼樣來的:先是羅素在中國講演中有一個講題是Causes
of the Present Chaos in China,是我給他翻譯的。他回國後我們生了第一個小孩子,寫信通知也他回信說:
Congratulations,
so you are among the Causes of the Present Chaos In China!後來他在他自傳(第二冊第一二七頁)裡說趙元任喜歡玩兒字,這個我倒是承認。可是他舉的例子不是我的而恰恰是他玩兒Chaos這個字的例子。所以現在就把雜記趙家這個書名的英文就譯成
Family of Chaos來紀念羅素吧。至於這個字究竟要念成ㄑㄠㄙ還是念成ㄎㄟㄛㄙㄑ,那就聽讀者的便吧。
元任
人人都在結婚後第一就是去度蜜月,兩個人一道可以甜甜蜜蜜地過些時,忘了一切的事務人情等等,只有他們自己兩個人。可是我們雖然自主地結了婚,身外的事務不知有多少纏著精神和身體。
第一,元任那時正趕著做第一套國語留聲片,由商務印書館定要的,須在出國前成功。我記得第二天一大早適之來打門。車伕回他說先生太太都不在家出去度蜜月了。適之回他說不會的,你去報告他們,我知道他們有一大些事要急了辦,不會出去的。我在樓上聽見就開了窗戶叫適之,你猜得真對,我們是在家裡,恐怕來人太多,花了我們的時間,所以交代用人,照俗例回人去蜜月了。那是真的甜蜜。但是我們現在正過著苦蜜呢。適之大笑,走進來說,打架嗎我來解和。我說到不是打架,實在是事務千頭萬緒的不知有多少。適之就同元任大談做留聲機片事。我同他們吃了早飯就坐車辦醫院結束的事去了。因為我們兩個人都以革命家自負,破除一切俗例舊例,樣樣事都不照新舊規矩來做,所以第二天一早兩人就各幹各的事務去了。醫院雖然朱征接過去辦理,但是有些病人還得我來醫治,到他們覺得可以不要再看了或可以換醫生來治了,才能算收尾。
我有一樣最辜負人的事就是黎叔叔(黎元洪)他對我們弟兄姊妹中最對我好。在日學醫時,常問我三哥我的情形,回國後每星期我到天津去看病人,也總到他那兒去一趟。這時他正想幫助我捐十萬元蓋自己的醫院,現在忽然對他提出我要結婚,而婚後又須出國幾年,並且請他暫停捐款蓋醫院事,他聽了不響一下,看看元任笑笑說,這也好,終身有個結束也是好事。我說黎叔叔您怎麼知道我們可以終身不離婚呢?他在我肩上打一下說,傳弟子(我的小名),不准亂說!我們就辭了行出來,沒料到這是最後一面了。
還有一些困難的事,就是我們雖然兩個人自負是革新的人物,要打破一切舊的繁文陋俗才自主結婚的,才不對一切人表示日期和收婚禮等等,雖然任叔永勸我們須要兩個證婚人才能算正式結婚, 第一就請在北京的科學社會員來開一次會。第二元任同住了幾個月搬出來了的羅素和他第二個太太(那時還不叫是他的太太呢,還是勃拉克女士)。
以後就接著請兩家的家眷親戚們。雖然在那時被《晨報》上稱為新人物的新式結婚,現在想想還是太麻煩了。每天忙了回家還要換衣服來應酬。兩家的家屬分了兩天請,可是沒想到讓他們大家來見見面認識認識,因為我們的腦子裡就沒想到家屬他們還有關係呢。那時內戰又起,火車不能直接通上海,我們坐火車到天津,再坐通州號的船到上海,住滄州別墅。元任當然要到商務印書館去一趟看高夢旦,又看他的遠房叔祖趙竹君等等。我就覺得在小船上暈了船,謝絕一切應酬。可是有些人要請或來看的,還是只得勉強打起精神來坐談一下。高夢旦告訴說,適之也來上海了,他是來接朱經農由美回國的。因未發生家庭問題,所以適之趕到上海解說一切,自然每天到我們旅館來坐談一些時。大家問我可要買點中國東西帶到美國。我一點不想動,多數人以為我因離開醫院不快活,惟適之說,韻卿,我想你有特別的原因了,喝點汽水什麼的,也許胃口暢快一點。果不其然,他真內行。我罵元任你如何沒想到?適之大笑說,他不內行,我是有經驗的,他若這個是內行就靠不住了。
大家又亂哄哄地送我們上了船。我以為可以大清閒一下休息就好點了,哪知在船上一直暈船不能吃,總是叫點東西到房內來,元任也只得陪我在房間內吃了。這時我也自知是這個淘氣的小如蘭在肚內作怪了。一直船到檀香山停下來我才好點,上岸玩了些時,才算起頭是蜜月了。
所謂新婚後的蜜月,是過著最香甜的日子的。不過雖然一些新人物,從自由認識而結婚,可是中間一定還有很多的事和習慣上兩個人不能完全知道和完全諒解。就在這個時期間,一邊得著新婚的快樂,一邊來兩個人慢慢地諒解彼此一切性情,所以有的人在這個時期內,從兩個人不懂對方的,漸漸地一切都可以懂了。可是反過來說,有的因為認識時兩面做假,一到結婚後就覺得一切都是他的(男的或女的)專利了,不久狐狸的尾巴現出來,就會大吵而特吵起來,若是兩個不相讓的話,壞果也就由此而起,或者是有一面相讓,就被對方永遠克服下來了,所以外國人用蜜月這個字,也不見得全是甜蜜的結果。
我們的蜜月,上文已說過,結婚,雖然是自主結了婚,可是一切的事務也都得自己料理,事務多到總覺得被人拿鞭子在後面趕著過似的,每天的時間總覺得不夠。從六月一號到八月二十號止,沒一天不是在事務上過。滿指望著上船後就一了百了了,就可以鬆懈一下,沒想到我又暈船暈得不得了,終日嘔吐不能起床,原因當然不用說是有孕的緣故,但是也因動身前太忙了,在船上一休息下來,就覺得好像百病叢生出來了。元任本希望兩個人在船上可以談談到美後我們如何過日子等等的安排一切,但是我一點不耐煩聽。頭等船的飯菜特別好,三餐隨便挑選什麼都可以,我勉強穿上整齊的衣服到飯廳去,早飯看見有人要牛扒,我看了可笑得很。元任看我好笑,以為我高興起來,他也高興得不得了,說以後還是出來走走好點。(一個男人哪能知道女人懷孕的苦處?)但是我一見到黃油和奶油馬上就想吐,就匆匆地推開椅子往房間跑,弄得一桌人莫名其妙得很,元任又不好意思解說給他們聽,幸虧桌上都是華僑。我們每次坐船看見他們大概都是給各國自己人放在一桌上,待遇可是一樣的。)元任就跟他們大談廣東話(在外國生長的華僑,多數只知道本地話,和他們的父母家鄉話,四邑的人最多,連廣州話他們都不大懂。)船的甲板上我們雖然租了椅子,可是我也不常去,只在房間裡躺著,元任只好也陪著我。想點什麼玩呢?兩個人下圍棋吧,可是沒有棋子,就問船上去要兩袋早晨吃的那種炒米跟炒麥子,可以分黑白兩種來。他們以為我們要吃,同時也拿了碗和牛奶來!一下圍棋我的吐就好點,因為用心就不想到難受上去了。這是一種心理療法,我對孕婦也常常叫他們想些事來打岔就難受得好點,可是到自己頭上,還是和一班普通的病人一樣什麼都不知道了,所以中國古語說十月懷胎,三年奶哺,奶哺還有辦法,懷孕之苦無人能替的,而男人往往更不諒解這些上,幸元任對我總是有很多諒解的地方。有一天遇風浪,我吐得更凶,找了船醫來,一進門他大詫異叫我「楊樣」(彐ㄧㄝ冫)和我大談日本話。(那時我的日本話還未忘呢。)元任不懂問我是誰,我說是日本東大的教授,教我們衛生的。(東大就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我們女醫學校教授,差不多都是東大的,所以我畢業後就是在東大附屬醫院實習。)元任就和他談英文,他的英文不好,因為他是德國留學生。(現在元任的日文比我好得多了,因為我忘記,他進步了①。)等元任知道他是德國留學生的時候,就和他大談起德國話,他高興得不得了,每天我好的時候,他也總來看一趟。船過日本,安徽學生監督姚薦楠來看我們並同他的女兒鳳和送開船,因為他女兒在我森仁醫院做過看護的。
①豈敢豈敢!我想你的日文是像個冰山似的,一大半潛伏在裡頭,肚子裡有,日久了一時說不出來。我的日文是現攢現賣的,知道的那點兒隨時可以顯丕出來。--元任。
好容易到了檀香山。元任說你可以下船玩一天也許好點,因為凡是暈船暈車的人,一停下來總可以馬上不暈的。我們叫了一個汽車兜著帕裡(地名)後山去看風景,沒料到我遇到一個詫異的事:這就是開頭所說的蜜月裡的蜜蜂了。坐車開著窗看外頭,忽然飛進來一隻蜜蜂叮到我臉上來,幸虧沒叮車伕。我趕快用手給毒水擠出去,可是右半邊臉還是腫起來了,當時只一小塊。我們兩個人還到中國飯館去吃飯,我唯一只想吃湯麵,可是吃得真香。吃完飯元任又提議去買帽子,說在美國女人若有應酬出外一定要戴帽子的,因我那時都穿洋服,所以我們就去買帽子。哪知那個賣帽子女人聲音特別尖高,我也順著她跟她用小尖聲音說話。我回頭問元任這個帽子好不好,又用我平日的低聲音,元任笑得回不出話來。以後幾十年常常用那種尖嗓子笑我。這也是回憶新婚時的一個趣史。下午回船,還到飯廳裡去吃飯。但是半邊臉可大腫起來了,同船人看見奇怪得很,問著玩說,是不是你們兩個人打架了?我連笑都笑不動。因為這個緣故,更不想到飯廳去了。好在六天就到三藩市。所以很容易混過去的,九月二十六號一大早,忽然聽見大家叫起來了說,看見大陸了!(那時候還沒有金門大橋橫在海口呢。)頭一天就有通知叫大家預備船入口前全體到甲板上去等著檢查身體,並且要給入口的東西都填好了稅單什麼要上稅的,什麼不上稅的。這些事元任最知道而也最注意。我雖以前到過日本並且護送過柏文蔚一家老小到長崎,可是那時的日本並沒有像美國的這些規矩。而且日本對於這些革命黨人物的入口更是特別的優待,一切不論,又有來接船的,我只上岸就是了,所以一切可以不問。我本來打算攙一下柏老太太。他趕快說,校長不敢當,讓俺女兒來!(他們是壽州人。)因此我就偷懶享福就是了。到了這次,雖然元任關照一切,可是我覺得也要做點什麼才對。不過我英文又說不上來,所以只得連用口和打手勢都來了。頭等向例查得不太緊。旅客們有病無病在檀香山已經問過一次,因此很快就上岸了。我們就住下旅館。元任看我神氣起來,高興得不得了。第一個先看他一個老朋友路易士Ross跟他一個女「朋友」。他要請我們吃午飯,問元任如何招待我。元任說我向來最喜歡新奇,請我們吃Cafeteria(那時代還算新奇的),可以自選自拿。我就跟他們一樣拿了一個托盤,看見冷盤小吃,湯、生兔雞、牛肉、羊肉、點心、茶等等,還像吃大菜似的拿全了一整套。幸虧牛、羊、雞三樣我只拿了雞一樣。可是盤子裡已經擺滿了,點心是西瓜一大塊,沒有地方再放。元任在後面說,放在我盤裡吧。我回頭一看他的托盤裡,咦?怎麼一點兒東西都沒有?兩個主人每人也只一碟子的一塊火腿和兩樣素菜在內。我說你為什麼不拿,都不喜歡嗎?他說,韻卿你一定吃不下這麼些的。現在已經拿的東西我們兩個人恐怕都吃不完了。我說,不能剩下嗎?元任說這兒的習慣,你吃多少拿多少,不像中國吃大菜似的,並且在美國午飯他們更吃得少,況且主人又是猶太人,看著花了錢又剩東西下來一定會很心疼的。(並且主人已經問元任了我能吃那麼多嗎?)我聽見覺得怎麼辦呢?退些回去吧,元任又說拿出來了就不能退,我們兩個人拚命吃好了。哪知全吃下去,我一走到路上剛要上電車就吐了一街邊的西瓜出來了。我們住的一個旅館是在三藩市很中心的一個Sutter旅館。元任說三藩市有很好玩的中國城。廣東飯也很好吃,只不要叫「雜碎」就是了。他說他一個人很少到中國城的,只是從前請過兩個女朋友到過中國飯館吃飯,現在請你去好不好。於是我們兩個人到了中國城。街上不但兩面滿滿的各種各樣的中國東西,有好些在中國都沒看見過的。店內街邊攤子也擺滿了,還有幾輛大車專門給人看中國城的,兩塊錢一個人。同時也有參觀金門公園水族館,海濱公園等等。晚上回到旅館元任又來出主意了。他說,咱們在三藩市多住幾天吧,我問為什麼?我想我們還是早點到地頭好點,並且哈佛已經快開學了,還要找房子什麼的。元任說,我要打一個電報給哈佛哲學系主任,我想今年不教書。現在北大給了教授出國進修的名義,每月給我二百多元的薪水,教部還貼補我兩個人的川資,商務印書館的國語留聲片的發音費還有兩千多,再加我們又有些很值錢的可以變賣的東西,不管如何這一年夠了。我若不教書,這一年可以多學多少。(這幾十年來我總覺得元任是能不要錢總是不要錢,有機會學總是學。)所以我現在打電報去問,在旅館裡等回電。我說北大的錢雖然答應得好,他們在國內還是在欠薪時代,哪能顧得到我們在國外的人。你不知國內的事。不要看他們答應得好,不寄時你如何辦法?我看他們索薪請願時真苦。元任說蔣夢麟當面對我說的。我說他說沒用。政府錢不下來,他們自己也是枵腹從公,其奈政府何呢?並且知道你在外國是有辦法的人,不在乎等他們來接濟的,自然可以不問不管了。(我寫到這兒還想罵夢麟當日為何不給話說活點,這個大傻子的趙元任就不指望了,也不會以後弄到我們幾乎到了陳國了。可惜他來不及看這一段。不過那以後他知道了,所以總說韻卿比元任知道世故。)我又是因為新婚的緣故,不好意思爭著要丈夫多弄錢,總是以為出來是為多學點為前提,錢只要能對付就好了。並且我為人也是不在乎錢的。等了三天哈佛回電來了,說你不教可以,可是這一門的卷子非看不可,因為實在找不到人。(那時看卷子只六十美金一個月,也幸虧有那一點兒,以後可以付得出房租來,否則要露天了。)幾十年來我們兩個人在經濟上彼此從來不藏私,一文都是公開的。我手中只一百美金,其餘都在他手上。並且在美的生活我一點也不知道。而元任呢,還以為以後的日子還是像他從前學生的生活那樣過。在過大陸時候,買了火車票和兩層的睡鋪,他提議到中國城去買點罐頭陳皮鴨。我說我雖然喜歡中國飯,在車上三天總可以忍耐。元任說這個辦法又合你的口味又省錢。因為火車飯又貴,又怕你吃不下,我們開一個罐頭再叫點三名治就夠了。我笑起來了,我說你怕我像在三藩市樣,拿了一大些菜又花錢又不吃。你放心好了,我這個人可省可費的,你叫我摳嗇可做不到。一路風景很好,四天才到波士頓。元任的一個朋友到南車站來接,就是以前他告訴過我的那個學醫的好朋友胡正詳。
上次說到在火車上省錢買些罐頭陳皮鴨吃,吃食是對付了,但是到了地頭就沒錢用了怎麼辦呢?所以過芝加哥元任就打個電報給他從前同住的朋友胡正詳,不但叫他到波士頓南車站來接,並且叫他還帶了錢來接,因為身上錢不夠了。所以到了一看見胡正詳真是喘了一口氣。
一到劍橋第一樣事就是找房子,因為那時很少人有汽車,連教授中只兩三個人有私人的汽車,所以大家都願意住在靠學校近邊,也不是多數人可以自己買房子的,因此找住家的地方是非常難的一件事,(不比一個學生住一間屋子容易)。我們到時離開開學日期又近,所以更難找了,因為多數的客座教授們都在半年前就托朋友們定好房子。(近年在美國找房子更難,所以多數人連臨時居住的,只要事情有兩三年合同的時候,都是自己買房子,只要地點好,買賣並不吃虧。)我們是在半年前還沒想到一定來哈佛大學呢,並且那時的元任對這些事還沒知道清楚,樣樣事他總想到像學生的生活是怎樣過的,現在有了妻子,不久還要有小孩,各事都又是一種情形了。所以我們到了以後先住在一個相當遠的寓所裡,是李熙謀給找的小旅館在中坊後面,大約一個多英里,在哈佛和麻省工業學校之間。元任又對我說你英文還不能說話,最好在旅館等我,也許半天也許一天才能回來,因為我還要到哲學系去談談接接頭,你不要急,可以在窗戶裡看看外頭。我嘴裡答應,心裡想看著再說吧,我若是一個人出洋還不要過嗎,只不能說,可是有眼睛還不能看嗎?等他前腳一走,我想他一時不回來,我就後腳開步出旅館了。一出大門我就給轉彎的房子鋪子心裡留一個記號,左轉右轉的一條半街就到了很熱鬧的市面,第一就看見一個很大的店,什麼都有,門口的招牌是紅底金字的十錢均一,我希奇得不得了,這些好東西只一毛錢一件嗎?走進去看樣樣都好,我想過家總須很多東西要買,若是房子租的離市面遠更難買了,不如現在買些可以從臨時寓所搬家時一道搬去,豈不省事?並且我是最喜歡買東西的。我不會說就指指說給我點這個給我點那個的,各樣一共買了兩大包,到拿不動為止。看見一大些人坐在圍著櫃檯的桌子上吃霜淇淋,我也坐上去要了一杯,人家問我要哪一種,我就指指要旁邊人的一樣,因為我知道是些什麼又不會說,看見幾層的三名治,我也要了一盤子,不管裡面是什麼指著牆上的圖畫要就好了。我不會說話,他們也不足為奇,以後我才發現波士頓好多中國人在美國多少年的人都不會說英文,就這樣過了一輩子,所以在紐約、波士頓及三藩市,尤其在檀香山,和中國人接近的用手來代替說話都不以為奇。大約兩點鐘我回到住所,元任站在門口急得不得了的樣子等我,看我拿了兩大包東西,又可笑又可氣,說你把我急死了,初到一個地方又不懂說話,丟了我還要報告員警才能找到你呢。買了些什麼?我想起來你還沒吃午飯,所以趕快回來了,怎麼還會買了兩大包東西?我笑笑說這麼大一個人還會丟麼?買東西我就指著說給我這個給我那個就好了,不管多少錢,我給一張二十元的票子他總會找我錢的,午飯我也吃過了,叫了一個霜淇淋,一盤三名治,又好看又好吃,比中國的多兩層(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喜歡吃這種所謂「俱樂部三名治」)。元任說你怎麼叫的?我說一個指要旁邊的人一樣,一個看圖畫就是了。若是不好吃也只一回,不過都很好。你知道我專門不懂話做冒失事的,到日本一句日文不懂,還帶著兩個人從長崎到東京呢!元任大笑起來說:還提呢!到東京,從橫濱就下車了,還以為是東京,叫東洋車到牛達區的事,多少人都作為笑談。我說不要緊,結果到底到了東京了。在此地更不要緊,我若找不到你,我就到警察局問哈佛哲學系這幾個字我總可以說得出來吧。兩人說笑一陣,元任說言歸正傳,我還沒吃午飯呢。我們就趕到餐館裡,他匆匆去拿了吃的東西坐下來一面吃我一面問他房子找得如何?元任說房子是找到了,可是是在三層樓上,是哲學系請的一位英國很有名的客座教授叫William
McDougall的。(他是心理學家,但是那時哲學心理在哈佛同一系。)他有三樓分租,水電在內六十元,可是那個房子很可笑,美國有一個出名的房子叫七個三角牆的房子(House
of Seven Gables),可是我們租的這個房子有十三個三角牆,大小有七間房。我們用不完,可是說好了,不能轉租給別人,但是傢俱要自備。我說這麼些房間如何打掃,要買多少傢俱才能裝飾起來。元任說不要緊,我們有一張大書桌兩人用,一個書架兩張椅子和一張床就夠了,並且床只要有褥子,不要架子也可以睡,等到錢一來我們就可以買了。我笑笑說吃飯呢?元任說吃飯就在書桌上鋪張紙好了。我說何不就在地上鋪張報紙終日野餐也是一樣的。(幾十年來一加入人家野餐時我總告訴人我們從前在家裡野餐了兩個多月的故事,我在日本留學時都沒有這樣簡單過。)
搬家時箱子手提包都有十幾件,可是一件傢俱沒有,房東太太好得很,說晚上總得要個床,今天晚了沒法去買,我先借一條褥子在地板上睡睡吧。(他們雖是名教授,可是也窮得很,所以我常說若是嫁了一個教授不管在哪一國也是吃不飽、餓不死的。)第二天元任第一個就是到舊傢俱店裡買了一張書桌,兩把椅子,一個四方可以轉的書架,他說我們兩個人可以對面放書(算他想的到和會打算)。從學校領了兩個月薪水,付了一個月房錢之後,存下的不到二百元(連借胡正詳的)。幸虧那時吃飯便宜,尤其是中國人不要吃牛扒等等貴重的東西,生活還不到現在的十分之一,所以很容易過。可是哲學系裡的一大些教授們都要來拜訪我們(美國規矩坐客先拜行客的)。沒傢俱凳子椅子的如何讓人來呢?只得回他們我累了暫不見人。知己的就對他們說因我不懂英文的緣故,暫不見人,可是像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教授他們特別熱心地定要來看我們,無法只得實告他們,以後幾天這家送幾把椅子來那家送一張小桌子來暫用。我上文已說過都是些名教授,而都是窮得很,沒有一件東西不是要加釘或要用刨子錘子才能用,我最初還以為他們看不起我們,給我們破爛東西用,以後到他們這些人家去才知道他門自己的傢俱大都也是如此,沒有像現在這些人家講究成套的新式東西。我還記得霍金教授太太告訴我每星期六下午到批髮菜市去拿他們不要錢的蔬菜和水果,因那時還沒有大電氣冰箱收藏兩三天的東西,而美國規矩有一點黃的菜葉子或壞一點的水果就不能賣的,所以大箱大箱連好帶壞的倒堆在菜市路旁,任人自由拿,我們房東太太也去,我也跟她去了兩次,可是拿時總想多拿,拿回來了用不完更爛得怪味,又沒有冰箱只好丟,垃圾桶兩家用又不夠大,所以我以後就不想再去拿了。有一次我喜歡吃豬腳,五毛錢買了一大鍋,紅燒起來給骨頭去了凍起來可以切了吃,骨頭上的筋我就舔舔吃飽了。三天不想吃飯了。等了差不多一個月了,教育部的補發川資還沒到(兩個人九百多美元),北大的薪金也沒來,元任才起頭有點急了。我說你不要癡漢等丫頭了,我們還是自己想法子吧,他說第一最快的還是商務印書館做國語留聲片的錢可以要,但是合同上一定要到了哪一期才可以拿多少,我現在趕快給材料弄出來到紐約去灌片子(就是現在所謂錄音),可以拿第二期款九百元(一共兩千七百美元),但是目前要川資到紐約和住兩天旅館跟吃還須四五十元。我說我們這些金翠等首飾可以賣點用。元任說我一時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賣,我想或者可以拿到當鋪去當,因為我以前當過一回照相鏡子的,拿一件皮大衣當當好了。我說那太多了,上利多,還是給幾條整狐皮拿去看看吧。於是他就拿了三條狐皮到中國城的一個當鋪去,居然當了四十五元。(那時的一條狐皮做圍頸用的可以值五十美元一條,所以臨時要用錢能當出三分之一或半價出來。)各樣齊備後元任就打算坐船到紐約(坐船比火車省錢,又不耽擱時間,一夜就到了),到紐約去灌第一套國語留聲機片的音,在他臨走前我忽然想到要買一架勝家縫紉機器,我可以給帶來的一些補子做成手提包,因為在美國店裡看見有用兩塊補子做成一個袋,兩邊還加兩條穗子,上面口子用兩個大圓圈來做提手,我就和胡正詳兩個人去到中國城買了一大些假翠手鐲來做把子。機器是月付的,每月只付三元,袋子沒有綢裡子我就給帶出來的各色的襯裙剪了做,所以等元任一走,我就大做起來了。並且樓上七間屋子空空洞洞的,我一個人又有點怕,就連夜地不睡做機器。(我做飯和做衣都快,現在要做一件衣服我只要兩個半鐘頭就可以做成功了。)一夜做了八個袋子。可是沒想到樓下就是房東的睡房,第二天一大早房東太太來問我,你丈夫走了,你一夜空隆空隆得做些什麼?若要搬箱子可以叫我們幫忙,因為你現在懷著孕,不能多動。(他們自己有五個小孩。)我說不是的,我指給她看,她一看見驚奇得不得了,許許多多的東西都打開來了,一屋子一地都是零零碎碎的繡花的東西和山東綢的繡貨等,我就給我做的手提袋給她看,她高興極了。我說你要拿一個去,她揀了一個問我賣不賣,我就點點頭表示賣,她又看見三件灰鼠脊子的大衣,她指指那個賣不賣?我說賣。(我聽見她說了兩次賣的字,我就可以回她賣字了。)她問我多少錢,我說兩百五十元,她問我這個價錢對不對,我連點了幾次頭,她又問我,你的丈夫不反對嗎?我指指東西指指我自己表示是我可作主,但是以後她告訴元任她以為我說是我自己的東西的意思。其實我們從來不分的。(因那時灰鼠脊子大衣在外面賣六百元一件,可是是做好了的,做工須一百多元,所以我以後都賣了,沒留著自己穿。)他們因為大女兒要出嫁,正想要這個,她當時就拿下樓給她丈夫看,給了我一張支票加了一個條子說明若是不對可以退還。(這是教授們的辦法,若是商家就不那樣了。)她又說星期六(當日下午)她有一個茶會要我給些東西拿到樓下去可以賣點,那時我還不知賣價,我說你定好了,但是這句英文怎麼說呢?正好葉企孫來看我們,我就托他說了。我說我根本不知道美國的時價,請房東太太定,要拿些什麼也請她挑好了,不過賣給學校的人應該便宜一點,房東太太高興得不得了,挑了兩大包,她說她再多請些人來喫茶,下午三點叫我下樓去,一切由她作主。四十多個人看見東西非常讚賞,有一位太太說東西太便宜了,叫加價,我的意思是大家照東西給價,不要因為救濟我們的緣故給錢,但是我又不會說,所以我就給誰買了些什麼都記下來,想等元任回來後要是有的東西賣得貴多了,可以再退錢或加送東西。一個下午下來,賣了二百七十元,零錢我沒收,他們一概給了房東太太,她再給我一張支票。午夜元任回來了,第一句告訴我灌好音了。他就在紐約打電報給商務印書館高夢旦先生,請他照合同付款打電報匯來,因為他走時只留了兩塊錢給我。(這回事情我想王雲五先生大約還記得,但是他們那時候只知道我們急了要錢,不知我們當日的情形,所以我寫這些回憶錄非常有興趣,就像當年的境況歷歷如在目前似的。)我對元任說你不要急錢了,這裡有五百餘元的支票。元任詫異得不得了說,哪兒來的?我說我沒出門就得著了,你放心不是做壞事得來的。(我總愛亂說,元任總是正經。)如是我就給前因後果說出來,他又好笑,又傷心,覺得他一時的錯誤累我著急過這種日子,他問我是些什麼人買的,我說不知道,只有一個鬧太太買了七十多元的(因此這位太太我們以後總叫他闊太太)。第二天早上元任就去問房東太太,她就一一地告訴元任,元任第一道歉做機器鬧了他們一夜沒好睡,我就在旁邊叫元任對她說,我不知道他們的地板不隔音的。元任說了,她大笑,抱著我叫我「親愛的太太」你給美國人的生活估計太高了,住家的這些老房子很少有隔音的。(現在很多房子有了。)不要緊,我們因此得著了一大些好玩的事出來,不然我也不知道你們有這些好看的東西,我見識了不少,我的客人都問我,我要問你太太,可惜她說不出來,將來我們說話都懂了,更可以有好多朋友都會來問你們的各種事情,還會請你太太去演說呢。(我現在實在覺得懊悔認識的人太多了。)她又問元任皮桶子(未做成衣服的皮子)那個價錢賣不賣,我趕快對元任說中國話賣好了,不好意思懊悔的,並且她幫了我們這一大些忙,元任做出一點不在意的樣子來,就很快地說自然賣,並且這些皮都是老家的,我們也不知原價,我想我們願意賣了,過後有幾家來問還有沒有了。我們知道了美國皮子很貴,所以我們就回說沒有多餘的了,剩的自己留著要穿,其實也不過剩了三件。
過了兩天商務印書館的錢也來了,哲學系主任又陪元任到婦女俱樂部去演講,是二百元一次,因此我們的錢就多起來了。但是那種演講有一個習慣是元任最不喜歡的,就是要穿晚禮服,女人都是長衣服,元任雖知道,可是特意地穿了便服去,主席看見為難得不得了,問要不要另租了換,元任說一定要換我就不講也可以。主席只得將就過去。可是不久又到紐約哥倫比亞去演講,就非穿不可,只得在招待室等,元任的好朋友董時臨時出外租了一套來才換了再上講堂去演講。(對於晚禮服的事,元任一直反對的,在一九四六年代表聯教組織到法國去開會,為國體的緣故沒法子只得穿,可是能不穿時總是不穿,自己從來不買。戰後再到美國來更沒有辦這些了,離開檀香山時,陳觀勝送了一套,大約在八年前適之在加大來給半年演講,有一次校長請客,人人都穿禮服,元任沒穿,以後適之送了一套很好的也沒穿過,現在常常給別人來借,並且西岸沒有紐英倫那樣在乎,多數不穿晚禮服,連太太們也是短衣服的多。)
在 McDougall教授家住了兩個多月,房子雖大而不便當。想到有了小孩更不便當了,還有一樣三樓沒有熱氣,須每一個房子買煤氣爐子,元任又是最怕冷的人(劍橋比北京還冷),買了兩個爐子只能暖和兩間屋子。房東看我們這種情形也覺得不合式,但是兩面都因合同的緣故不肯先開口,結果還是我來放炮。我叫元任對他們說,若是我們找到合意的房子,這面我們認他們半年的房租,或由我們找單人的朋友來住。因為房子離學校很近,在第二學期內也容易找人住,所以我們就是出他們的,也不過三個月的房錢(好在這時我們手邊有錢了),兩面一說好,我們就進行找房子了。可是難問題還是在我們這方面,因為學校附近的房子,到開學以後就不容易再有空的,從這個學期的半中間去找,真是難上加難。不料真是萬幸,只兩天就找到
Sacramento Place的一所二樓全層,兩睡房,一客廳,一飯廳,另有澡房廚房,房東是個黑人,住在三層樓上,但是還要自己燒煤爐,爐子亦要歸自己裝,須花二百多元,而燒爐子要從地下室去燒,由管子通上來(所以一樓的人從中沾光),每天須跑上下四次,每星期一還得搬一大桶煤灰給市政府收去。好在房錢很便宜,只要三十六元,二年的合同,這算是我們第一個家了。(三十八年後,現在的楊聯升家就住在同一條街的對面。)McDougall教授的房子也找到兩個學生住了,所以我們也沒花錢,我就送了他太太一個金鑲翡翠的戒指,他喜歡得不得了。他說我們這些窮教授若不是人家送這個,我們一輩子也買不起。其實我們也買不起,那是元任的母親我婆婆的遺物,所以我們也不知價就是了。
打算搬家了,這些東西又得裝箱,除了原有的東西以外,元任還給存在綺色佳的鋼琴等等運來(從視窗吊進來),又買了一個舊飯桌,幾把椅子、書架、床、藏冰的冰箱(那時還沒電氣冰箱呢)一大些舊傢俱,一共花了一百多元就樣樣都有了。想到那時的生活真便宜,每星期的吃食只十幾元就過得快活得很了。(現在我們兩個人只吃食連請客,就得四百元一個月。)
這個房子雖然是黑人的房東,可是也好得很,除了打掃我們的前後門外,有時還給我們的廚房也洗洗,我們吃剩下來的東西給他們,他們就高興得不得了(黑人和猶太人特別愛吃),可是元任交代我可別學他們說的英文,因為他們有一種特別聲音和帶階級性的文法,而我雖然對語言也不專心也無興趣,可是到了一個生地方學話非常地快,不管到何處,兩三天就可以說本地話,但是只那一點的淺近話,總不深研,也無心想再深研下去,所以在美國三十多年,還是說不全,只可以說得很熱哄就是了。記得孟真在美時,聽見我和美國人說話,說得那麼流利的那麼錯,他說趙太太真膽大,我回他,我哪樣事不膽大?(敢在《傳記文學》上寫文章也是膽大。)世界上事若不膽大去做,哪能成功呢?只要不妄為就是了,並且說話也只要他們能懂就好了,我是這樣說不通的話,就改一樣說法,說到他們懂為止,也不苛求文法上的時間還是現在、過去、還是將來,隨便說一陣只要辭達而已矣。並且外國人在中國幾十年的還不會說一句中國話呢。孟真也只得笑笑說趙太太總是強詞奪理地辯,但是元任從不以我的話為恥,常在學術演講時拿來舉例玩。所以元任以後在一九六八年出的《中國話的文法》前面說:「致獻給我太太,因為她一不留神就說出些中國話的文法的絕好的例子。」可是他自己則不然,一字一句都不能有錯的。不但是英文,對任何語言都是如此。我就偏偏總不對,他也無法改正我,有時追著改我,我就發急大吵起來,只得作罷。所以他批評我不但外國話沒有說全的,連中國各種方言也無一處說完全的,我總回他,不要緊,我又不是方言家。所以很多人非常希奇為何趙先生改不了趙太太的說話,就是這些道理,我覺得我說的話才是代表全國的國語呢。
我雖然中國方言說得不全,但是也喜歡試試這個試試那個。有一陣子我和元任定了每一個禮拜說一種不同的方言,南京話北京話湖北話等等。最古怪的是我以前在上海中西念了那些日子書,從來不說一句上海話,跟同學們還是說我的帶安徽底子的南方官話。但是這次元任對我說上海話,不知不覺地我的上海話很順地就說來了,因為那些年早就聽了潛伏在裡頭了。
說了一大些傍枝,再來歸到正傳吧。在劍橋的家是住定了,兩個人各行自己的事,元任當然是很忙的,上文說過他是一個能學多少就學多少的人,我呢做點什麼呢?元任說你來譯點書。有一個山格夫人(
Margaret Sanger),她是專研究生產限制的,她寫了一本What
Every Woman Should Know,我譯叫《女子應有的知識》,我有好多英文字不認識就問元任,元任說你去查字典以後就記得了。我不肯,我說要我花那麼多時間我就不做,擺著一個活字典在這兒一問就是了。我就給生字寫下來,等他回來一問就完了。(因此也是我英文總學不好的一個理由,和外國人說話時也是如此,一直到現在還是回頭一問就是了,可是問完也就忘了。)有一天翻譯到一個婦女一生大約有兩千個卵(ova)我就譯成有多少雞蛋(我查字典ovum,ova是
eggs)。元任看見簡直笑瘋了,以後常常開我的這個玩笑--一個女人有兩千個雞蛋。這本小冊子,是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
我還有一個忙的事,就是帶了那些零碎的繡貨,常有人來問要買這個那個的,我們嫌煩了。霍金太太出了個主意叫交給哈佛合作社去賣,他們給地下室擺了一個大桌子特別賣,可是有些我須做成一個東西,耶誕節前又要元任自己每天去半天解說給他們聽,一個月下來倒是賣了三千多元,剩下來的三分之一我也不高興做了,元任也不高興賣了,留了些給合作社賣,又給了一個專門做這種生意的人去賣,不賺錢,可是省多少事。在那時中國學生中李濟之、勞干、陳岱蓀、葉企孫、蕭蘧、張歆海、錢端升、李旭初等人常和我們往來,濟之來的最多,胡正詳差不多就是我們一家人一樣。每星期六下午我去中國城買菜,他總在地道車入口等我拿了東西一道回家煮了吃。有時他從實驗室裡帶個兔子回來醃了,下次來吃。
到年假了,以上常來的朋友們都來我們家過年。到了兩學期當間有兩個星期停課,倘若你的學生考完了,你就可以走開幾天。我們不是有很多錢了嗎,(也不過三四千元現的。)元任就提議在生小孩以前到紐約去玩一趟,帶到哥倫比亞做片子公司去看看灌音好不好?若有不對的也可以有機會再灌一下。我生平只要有人提議玩無有不贊成的。正月十六日我們就坐火車到紐約,董時給我們找了一個旅館靠近哥倫比亞大學,因為那時沒有私人汽車,住的地方總要靠地道車近,往來才方便。並且也靠近董時住處,他每天下了課總來加入我們吃玩。(美國各大學放兩學期間的假,前後不同的,有的相差一星期,有的四季制,學校根本就不放假,或只一個星期。)
玩了一大陣,元任從前的男女朋友看見了不少,尤其他的女朋友對我特別慇勤,我聽有兩個人低聲談,原來Y.R.(元任)要這樣的太太啊!因為那些女朋友從前都有過可能的意思的。我想元任也不是對人不賞識,只是對自己的求學心太重了,所以錯過好些機會,回國後就陰錯陽差地遇見我了,元任!是不是?①在紐約玩了八天,可是這中間元任病了兩天睡在旅館裡,我們就和查時人聊天,查也是元任的好朋友之一,他那時還沒結婚,談到他對一個女朋友失戀的情形,我就用京腔唱了一聲「大丈夫何患無妻!」以後他對我也是很好的朋友(元任的朋友對我都非常的好)。並且以後他娶的太太也是我中西女塾的同學王瑞嫻,是鋼琴專家,詳細下文再說。因元任一病的緣故,我們就趕快回劍橋了。又是一天一天地過下去,元任發現有兩張片子灌得不好,還要到紐約去一趟,我本想再一同去,醫生說我,你自己是醫生,還不知道嗎?再跑小孩就要生在自由神裡面了。因為我上一次到紐約在自由神殿內爬了多少檔樓梯,累得不得了。我想想也是的,停止到紐約的念頭,好在元任只一兩天就回來了,元任不放心,還叫胡正詳每晚來我家住,陪了我兩天。大肚子出去的衣服都成問題。四十多年前美國賣大肚子的衣服並不是到處都有,我就給帶出去的綢被面做了一些衣裙,胡正詳覺得太可惜,我說以後還可以改做別的東西用呢。吃東西也是古哩古怪地亂想吃,忽然要吃豌豆畝,元任就到花房去買了些甜豌豆的秧子,又少又貴。美國人是栽了看花的,我就饞不擇食,就拿來炒了當菜吃了。
①不見得吧!不是陰錯陽差,是音韻學裡所謂「陰陽對轉」。--元任。
一九二二年春天學期開學前,哲學系主任吳梓(J.H.Woods)和還有幾個別的教授就跟元任談,你國內無錢來,一定還是要教書才可以維持妻子和小孩的生活(他們不知我們中國人容易維持的多了)。元任說須有最容易的課他才教,因為可以不佔他學的時間,因此吳梓就想出教中文的事來(就是以後哈佛燕京的開端)。以前十九世紀雖然有個戈坤華教過三年,可是後來又中斷了。就是元任起頭也只開一門課,還不成系,只三個學生,其餘都是教授們旁聽,哲學系主任自己就是一個長期的聽講生,帶楊聯升出國的賈天納(C.S.Gardner)就是正式的學生之一。當然元任的教法不像中國人教中文的辦法,他一切都照語言學的方法來打基礎,再用羅馬字的拼音來正他們的音,不過在那時他們還是注重文言和讀中國古書,多數是預備以後到中國來研究中國文化的。定元任的薪水三千五百元一年,在我們就覺得闊得很了(因為我們一個月只用一百八十多元)。名目是講師,在那時的哈佛已經是薪水不少了。元任回來後覺得片子事完了,學校事也定了,一面教點書,一面還可以有很多功夫自己上課,高興得不得了,又出主意了,算定我還有兩個星期要生小孩了,以後家裡就是三口之家了,我們現在快去照一個兩個人的小照。我說這個大肚子照出來好看嗎?元任說到照相館去照,叫他們給肚子影起來好了。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九號晚,我就覺得不想吃,元任慌了,打電話給胡正詳,他不在家,給醫生,醫生問我陣痛緊不緊,我回還沒陣痛呢。(所謂陣痛就是快生產了痛得一陣一陣,有一定的長短時間,並且痛得越來越密,陣痛就是子宮的擴張和收縮現象。)他說那不要緊,等他來看了再入醫院,不會太快的。他來看過說還有半天才會生,並且我是頭生,不會太快的。我回他我也許生的快,因為我一天到晚的運動不停,但是元任還是提議早入醫院為妥。如是就坐醫生自己的汽車到劍橋市立醫院,一直就入手術室。(在美國生產都是在手術室內生產後,再用睡床推到病室去休息,在當年住一星期,現在的規矩無特別異常的情狀,只兩三天就讓出院了。中國的老規矩,產婦也是三天就下床,並請客所謂湯餅會,可是他們不管產婦有沒有病,總是照規矩做,所以往往產後帶出一大些病來。因為產婦早動作,可以幫助於富快收縮復原,可是太多動了往往也會大出血的。)我入了手術室,醫生檢查過後說還有兩三小時再生,他就到別處忙去了。他一走我就覺得陣痛起來了,越來越緊,幸元任在邊(因我不大懂英文的緣故特別請求的,一般的手術室是不准普通人和家屬在內,最近兩個月前美國通過生產時又許丈夫在邊上了。)急叫看護來,看護一看小孩頭已出來一半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給我上全身麻醉,我雖反對無力無法辯,後來聽元任說醫生半小時後才來,已無陣痛了,用鉗子給小孩拿出來了,可是我大出血,危險得很,而小孩更危險,第三天也出血不止,是一種嬰孩血液不凝症,只得用元任的血注射了兩次進去(每次十五西西)才停。所以這個孩子生後還得了父親很多的血。我回到病室一醒就看見床頭一大瓶蝴蝶花,這花英文叫Iris,樣子像蘭花,因為我小時候叫蘭仙,那麼小孩就叫如蘭,英文就叫Iris了。並且我的朋友林貫虹的「虹」字與虹彩的
Iris字相合,所以一半也是由紀念她取的名字。如蘭一小多半是他父親帶大的,而她的女兒卞昭波也多半是外祖父帶大的。
寫到醫院情形,我就要罵美國事事須照章而做,毫無從權和相機行事的辦法。我在日本學醫,遇到普通的產婦,醫院中看護多數能接生的,當然比中國的產婆有知識,而留院的總有醫生在,隨時可叫來,遇著意外,不須等本來的醫生就可以代做了,可以免除好多危險,但是美國當日的看護我覺得比日本的資格經驗差多了,什麼事不會臨時就便地做,都須樣樣接板地來。記得在北京的協和醫院亦然,事事照美國辦法。有一次大約民十五、六年時,學生請願被衛兵傷了大腿,抬到協和等辦入院手續,因流血太多而死,那個學生好像是清華姓崔的,清華的人大約還記得這回事吧。我雖在美國多年,可是對美醫總有點不敬的看法。
小孩出世了,因遇險的緣故,我留醫院兩星期才出院,可是元任在家真忙得不得了,買小床、買推小孩車(其實幾個月後才用得著),買了一個大櫃子式的留聲機(那時還沒有電視,無線電收音機也很少。)一個人搬不上樓就放在樓梯口等房東來幫忙。每天下午還要去看我,雖然住頭等病房,可是我不喜歡吃太久的美國飯,他還要燉雞給我。到了兩星期後就叫了一個救護車給我,小孩和他自己坐回家,抬我上樓,可是我一上樓家裡的東西攤得到處皆是,腳都放不下去了。回房內鍋碗和叫送來的菜等等也堆了一地都是的,我想理理,元任又不肯,說讓他去好了,可是到晚上胡正洋來了,給一切理清,雞湯也煮上。說到做菜真是沒人相信,我那時連飯都不會煮,在日本時雖然不喜歡吃日本飯,由自己來做點,可是自吃無人挑剔,有時就去吃點所謂西洋料理。現在元任要麼吃美國飯,而中國飯他一定要吃江蘇口味的,甜得很,我是喜歡吃醃臘鹹,兩人口味完全不合,只得多做幾樣。所以在美國最初四年都是元任煮飯和白水煮白菜,頂多只會加點鹽跟豬油,冷的放在一塊煮,因為他只會吃不會煮,這時胡正詳常來教我做些無錫常州菜,我就和元任定了他管小孩,歸我做飯,因為我做醫生時從來不管洗弄小孩的,那些都是看護做。就是在日本實習時亦然,現在家裡多出了這一大些事出來了,喂、換、洗,一天到晚不知多少次,那時也沒有像現在的尿布的取換服務處,只得自己做。幸虧胡來幫忙,雖然這樣忙累,可是過得非常快樂,因為一切與外面無關,只自己關起門來過,一年只四五次大的應酬,多數用有小孩的緣故來推辭。我們有時打牌,誰做莊就誰抱著如蘭,董時要如蘭叫他乾爹。王瑞嫻說你叫我什麼呢?我們說叫乾媽好了,這一叫居然叫成了!我們兩人定了無論如何四年才回國,雖然各處來信叫元任回國,我們總回等等再說。每年一次中國學生會的時候,我們總去加入,如蘭就由他們大家輪流地抱,其中李濟之和錢端升兩個人抱得最多。有一次他們把小孩抱去了,我們兩人就和大家賽船,我們的第一到目的地,大家叫因為我們兩個人同心的緣故,所以比別人賽的快。
如蘭八個月就會站和扶著走路,我們就給她放在一個小孩玩的四方欄杆裡,她就帶著欄杆到處撞。元任彈琴時總是給她連小床放在鋼琴旁邊,元任一面彈她就一面哼一面搖。有一次她忽然不搖了,停在那兒臉都漲的通紅,元任說別動,等他給這一段彈完了再來弄!等到元任彈完了再看那一床的,小孩子一身的,又糊得一手的,滿屋子空氣裡的……,我看見了又好氣又好笑,我說元任為什麼不早叫我,他說一個孩子的音樂教育要早打好基礎,不可以把整段的樂曲隨便中斷的,並且說好了孩子的雜事是歸他管的麼。我說這樣一來不是我的事更多了嗎?洗人、洗被單褥子等等,忙了大半天,諸如此類的事常有,我們到現在還常拿它來當笑談,這都是讀書人帶小孩的現象。
到一九二三年哲學系主任又出主意要給元任向一個基金會請長期款,要正式成立一系,元任雖然想待下去,可是我們家裡又出了事了。一個不小心,第二個孩子又快來了。(說到「不小心」,早知道孩子那麼好看,也不避孕了。其實用藥用罩子等等,是沒有百分之百靠得住的,現在雖用吃藥的方法,也還在試驗時期,又須研究副作用,可是在美國有的州規定一家已有了四個以上孩子,若是要避孕的話,男人就可以由醫生手術結紮輸精管,又無大礙,又可以幾乎完全靠得住。)我覺得我到美國後又沒學,只生孩子做老媽子事,頗不值得,還是早點回國好,等到中文系一正式化,就不好意思說走就走了。元任也跟他們再三商量,他們說不管如何,先用你的名字去請款好了,成功再說,哪知一請就成功,給了好幾年的講座和很高的初級教授薪金,每四年可以給連家屬的川資回國一趟,由一九二三年九月起。無任雖然當時接受了,可是有言在先說第二年也許回國的,那時候因清華要改大學制,另立研究院,擬請幾位大教授。張彭春屢次來信說元任已被提名在內,同時東南大學郭秉文先生也早來信請。(雖答應過他們去教書,後因他們正鬧校長風潮,楊杏佛有意要元任去長校,元任不敢去了,前文已提過。)五月十四日第二女孩新那又出世了。上文說好看,可是一生下來頭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後來真是越長越美。(以後真是轟動了劍橋三百多中國學生。)現在元任既帶了大的,第二的只好由我帶了。到了第二個我們對帶小孩和家事的習慣也熟了一點,那時候還沒有現在所謂「坐看孩子」的制度。有一天鄰居的一個七歲的女孩兒走來問要不要人看孩子?說她特別喜歡看「哭孩子」,從此她就天天下午來推著如蘭出去玩一兩小時,這樣子使我有點清閒。可是我總覺得我都是做了些不關緊要的事,美國一些太太們的應酬並不是我不懂英文的緣故對我無興趣,根本老是那一套我就沒興趣。(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很少到,這也是我不學開車理由之一,不然得天天忙著開車接送人,)再加我生母來信,從我走後生父去世,她很想見見我們,所以我同元任說還是回國吧。元任和主任談,他必須提議找一個哈佛畢業的人來代替,他認識陳寅恪,元任寫信給寅恪,他回信才妙呢。他說對美國一無所戀,只想吃波士頓醉香樓的龍蝦,這當然是不要來地開玩笑的說法了。其時胡先驌正在哈佛,對元任說,梅光迪因離婚的緣故想出來,可否推薦,元任雖知他們是學衡派反對白話的,但元任為人向不以門戶之見來埋沒人才的,所以一口答應薦他。他一來了,當然注重地內容跟方法都近乎舊時地咬文嚼字的風氣,不是從語言方面入手了。後來哈佛燕京學社成立,一年一年的人才、設備漸漸地豐富起來,元任在戰時軍訓科中又給中國語言的教學打了些強心針,似後哈佛的中文才漸漸地有文白古今新舊並重的局面。比方那個小如蘭,她的專科一直到碩士都是西樂,博士論文才是宋代音樂史料,後來在遠東系教的有二十年的口語,在音樂系教的是關於中國音樂學,也是代表近年遠東研究傾向於各方面平均發展的一斑。不過這是後話。我再接著說那年回清華的事情。
一九二四年正月張彭春又來信清華決定辦研究院擬聘請四大教授,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和陳寅恪,一定要元任答應,我說無怪你不答應,我得答應了。(因此傳出去,以後好多事人家都來和我商量,例如以後朱騮先先生要元任去長中央大學,初元任不答應,第二、三次就來電報給我,可是這次我也沒答應。)元任說雖然答應清華但還須到歐洲一年,一面遊歷,一面他還要和有些人談談,並且說我出來三年一點沒休息沒玩到,到歐後一定把小孩托人照應,我們自己自由一下。從三月起我就把些傢俱等,慢慢地賣給人家,霍金夫婦聽見了大不以為然,我們就解說給他聽的種種理由,他們也無辦法。(不過一直到現在霍先生每次見到我們,還是怪我不鼓勵元任回到哲學系去,每見必說:「步偉,你知不知道元任是我所知道的人當中哲學最有希望的?」我就回他只怪元任知道的東西太多,興趣太廣了,所以往往就各面亂跑不回家了。他就大笑打打我。他今年九十三歲了,還康健得很,並且書出得很多,是元任考博士論文的主席。他太太幾年前死了,他們兩個人真是中國人的好朋友,誠誠實實地對人,不像一般外國人花言巧語的。我寫食譜就是他太大再三要我寫的,所以以後書出來,前面有註明是致獻給他太太的。)
如此混了三年。元任得著的不少,我呢,得兩個可愛的小孩和不少的美國朋友。我們五月底離開劍橋,先到紐約待一下看看山格夫人,研究一下生產限制的事,我是打算回國後專做一下這類的事,預備好幫助貧窮的人。
這次離美國大女如蘭才兩歲多,二女新那才幾個月,還不會說話,她會說話時是在法國人家起頭的,所以她的第一的語言是法國話,一直回到清華後才漸漸的說中國話。
元任,我想我再寫下去豈不是給這些好玩的事情都寫了,將來你寫自傳的時候寫些什麼呢?元任說不要緊,這些事最好你接著寫,因為你比我記得清楚些,我將來另有我的事寫。我說那麼我就接著再寫些吧①。
①那麼我就寫不太好玩的事了。--元任。
我們坐的是一個只有一等的船,叫S.S.Orbita。非常平穩,可是過大西洋須十天,新那那時還須尿布,又還不會說話,我們就帶了一大些舊被單襯衣等等用了就丟到海裡。有時還有看護來帶小孩去玩。這次我可不太暈了,可是我還是不大願意到飯廳去,因為中午晚上都須換衣服,麻煩極了,所以每天我只去一餐或兩餐,其餘或在甲板上或在房間內吃。
一到了英國SouthamPton碼頭,我忽然得著一個感覺,好像回到本國了,因為亂哄哄的情形和上海碼頭那些地方一樣。查關更可笑,旁邊一個外國人對我們說須給點錢,不然給你的慢下來等,我問多少,他說一鎊錢,可惜我們身上沒有一鎊的,只得給了一個五塊錢的票子,他們高興極了(並不要偷偷地給,就大明大白地給他們),挑了查一大些人的就給我們先查看,潦潦草草地一下就完了。從碼頭到火車站更像我國的情形了,連推的手推車都是一樣的形狀,人也是亂抓地那麼問來問去的。我問元任為什麼英國這樣和中國滬寧鐵路上的派頭一樣,他回我滬寧鐵路是英國人造的,所以一切東西和形式都仿英國辦,所以會差不多,我才恍然大悟。但是我還希奇為什麼人也訓練得一樣,元任說大約都是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管理的緣故。
我們到了倫敦,不巧正遇到近郊 Wembley博覽會的緣故,什麼旅館都找不到(當然最闊的我們也不能住),元任的脾氣又是不喜歡驚動官府的,並且他說由他們找的地方我們一定不合意,反倒麻煩。我們就給東西暫存車站,叫了一個計程汽車(好在便易得很)東找西問地找到一個半旅館半住家性質的地方,論星期計算就暫住下來。可是最不便的就是廁所和洗澡房須到三層樓下經過房東的飯廳,小孩洗澡睡覺時又正是他們晚飯的時穎娌槐愕保}墒俏銥吹揭淮笮┬⒐睦舷骯吆猛嫻煤埽桓魴瞧諳呂矗塹淖郎俠鮮悄且豢榕H猓眉槍喂峭返納裊耍y故悄悶鴇V永創蠹揖淳疲t信骺投際譴┬磐砝穹_兄魅說囊路渥傭計屏嘶勾┬牛兆司褪淺と棺油系沒├不├駁叵歟}杉⒐囊話憔衫窠塘恕#ㄎ潘檔詼p握膠蠖幾牧耍諉攔齖克叫掠⒙滓彩親釷鼐衫窠痰模恢鋇較衷諢貢缺鶚∈鼐曬婢亍#┤頤怯辛礁魴『ⅲs比徽庵腫》u槐愕保|屯蟹慷錹錹伊艘桓隹蔥『⒌睦矗頤強梢猿鋈フ藝曳孔雍塗純慈耍裰t伊艘桓雒攔E釓汜死矗膊換崢蔥『ⅲ蛔詵勘嚦醋哦眩礁魴〉撓值攪艘桓魴碌胤階勻徊輝敢獾煤埽v頤橇礁鋈伺T梅淺@選S腥慫搗u玫悖拷暈頤薔痛蛩閬鵲椒uFピ偎擔s峭蛞徊緩迷趺窗炷兀塘亢沒故竊g蝸鵲椒uFヒ惶宋屎昧嗽偎擔p⑶倚履腔共換崴禱埃繢繼雲貌壞昧耍}殖鑫O眨虼宋沂薔圓荒芾肟j塹摹K緣詼煸g蔚椒uFチ耍x迷諞凰淂簦~賜t淺1愕保測g我壞椒u僰裁壞絞構萑ィ|痛蛄艘桓齙緇拔視忻揮諧:橢洩F送}吹牡胤劍薔徒檣芰艘桓鮒蟹ㄇ咨頻幕兀測g穩ノ飾剩w苷飧齙鬧魅嗡鄧腦濫窶me.Bouillol可以看待小孩,不過離巴黎大約有七十英里的鄉下,地方很好,而法國旅館也很好找,他們知道我們從美國來的,就給介紹到一個懂英文的地方去住。如是元任三天就趕回英國,給我們一同帶到法國去,但是英國這個房東須要一個月的房錢,我們也照給了,還留了一個箱子在他們家,說一兩個星期後再回來住。英國到法國倒是真便當,法國查關什麼的都簡單,街車汽車更比英國便宜,我們到了旅館拿地圖一看,真是中心得不得了,也不貴,兩間房間大約只二十美金一星期,那時法郎比現在大,洗澡廁所本樓就有(在歐洲不比在美國,澡房廁所不是每間房子或每層樓都私有的,多數是大家公用。)。第二天帶了一個老太婆來,看過去真是一個鄉下老太婆,說好了每月連吃帶往大約七十美元一個月,衣服我們另買,其餘都在內,可是我想讓這個老太婆在旅館待幾天讓兩個孩子熟了再去,而這個老太婆也高興極了,因為她很少到巴黎的,現在住旅館吃館子,她真是鄉里親家母進城了。五天下來小孩子們也熟了,我們就一同送她們到鄉下去,地方叫三多瓣,所以小的叫她叫「媽媽三多瓣」(Maman
de St.Aubin)。我們到了看看房子雖不太好,可是環境不壞。左鄰右居的人都誠實得很,我們覺得完全不是到了外國似的,很像中國鄉下一樣,如蘭一到就趕他們的雞玩,我們看看很高興,第二天我們就回巴黎了。臨走對如蘭說好好在這兒,我們過幾天來看你們,因為我們在美國時常出去應酬和到遠一點地方去玩,也總是給他們托人看管的,變成習慣,所以她們也不為怪了。並且如蘭看見有妹妹在一道好點,臨走她們還招手說再見。照元任的意思就回英國,我不肯,我想過幾天再去看她們一次,好不好再走就放心了。所以在巴黎待了一個多月,沒很玩,只到鄉下去兩次,本打算就回英國,而在德國的很多朋友們要我們先到德國去。那時在德國的中國人真是人才濟濟,下文再一一說出。我們先經過比國住了兩天,各處玩玩,覺得和法國沒有多大分別,火車只三個鐘頭就給一個國穿過了,可是邊界上煤炭堆積如山,我奇怪得很,比國怎麼煤礦這樣多,記得從前沒聽說過,我是有奇必問的,就問同車的人理由,他們告訴我們那是德國賠款運來的。我說那德國自己不是沒有了嗎?就在邊界上看著多恨啊。第一我對德國人總有點好感,第二我向來不喜歡人報人的仇恨事,顯而易見的小氣,那正是停戰後的第六年,各處戰跡都還是遍地的(不過比以後第二次大戰後還好得多)。從比國到德國本想買二等車位,因是夜車,睡鋪也買不到,那時年輕,想坐一夜有什麼要緊呢?走進車裡不是一個人一個人的坐位,或兩個人一排,是一個房間兩條對面的長靠椅,本定坐六個人,可是來了八個人,我說滿了,他們也不過笑笑不睬,還是坐下來,結果又加入了一個,坐到第九個不能再加了為止,所以人靠人的大家親熱得不得了。那時我的德文倒是還可以說一兩句出來,因為我以前打算到德國學醫去的,以後在日本時醫書的參考書也是用德文,我們坐在車廂裡這一夜非常好玩,有說有笑的。我國那時雖然加入過第一次大戰,德國人也知道我們不過是被動而已,所以對中國人並不仇恨。到了半夜大家都困得不得了,就你靠我,我靠你地打盹,也不分什麼男女地退讓。快到天亮了,大家都說餓了,希望有點三名治什麼的吃吃,有一個男人說望上帝賜給我們,我看他們說得好玩,一想我們帶的有餅乾有熱水壺,打算我們自己夜間吃的(在法國離開時就有人告訴過我們一路沒有吃的東西,晚上更沒有,不像我國火車上,所以我們就帶了一點),到了車上一看人這樣多,不好意思拿出來,現在一聽人家這麼希望,何不拿出來大家快樂一下呢。如是我就應口說這兒有神在,你們快來接受賞賜,我就拿出分配了吃。他們一看說不出來的高興(實在並不是在乎那點吃的就是湊巧而已),又看見有熱水,就異口同聲地說你們自己多吃多喝一點,存下的再大家分。其實我們也不在乎那一點,就大家同樂好了。全房的人有吃有笑又有唱的聲音,管車人莫名其妙地走來問,大家告訴這個經過,我們有神保佑,他也好笑得很,別人經過門口問管車的,怎麼這個房間裡有神了!管車的就照樣告訴他們一遍,所以一直到早上車快到了,這節車上還是拿這個笑話說來說去的。到了柏林,東西查得緊得很,有一個人帶了一盒香煙,他們要上大稅,這個人說我不要了,稅關人說我已經填了稅單了,就是你不要,也要上過稅後才能不要,那人無法只得照辦。(英國關稅極松,就是美國也有多少是給你免稅的,在那範圍以外才照上稅,一個國家總應有一點給人帶點免稅的東西送送人什麼的,人家就不想偷逃稅了,若是叫明一點不免稅,我想要偷逃的更多,這種都是不近情理的辦法,只於人有害無益的。)查關對我們沒有一點麻煩,因為我們根本只帶一點隨身用的東西,他們看護照上照相就問本是四個人。那兩個可愛的孩子為什麼沒帶來,在哪兒?我們回他旅行不便,留在法國了,他們對我們做個鬼臉就算了。
一到我的同學馮啟亞(元任姨娘)就給我們定好了一個很好的兩間房子,她和一位張小組到車站來接了就直接到房子裡去。第一天就有一大些中國在德的留學生來看我們,也是現在很多的名人在內,我們多數是聞名沒有見過面的,這些人以前是英美官費留學生,大戰後因德國馬克正低,這些書獃子就轉到德國去,大買德國的各種書籍,有的終日連飯都不好好地吃,只想買書,傅斯年大約是其中的第一個。大家見面後越談越高興,有時間到中國飯館去吃飯,看見有中國學生總是各付各的聚攏一道來吃。有時他們到我們住的地方來談到半夜兩三點鐘才回去。那時還有一個風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勵離婚,幾個人無事幹幫這個離婚,幫那個離婚,首當其衝的是陳翰笙和他太太顧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張幼儀,張其時還正有孕呢。朱騮先夫婦已離開德國,以後在巴黎見到的。這些做鼓勵人的說法,我一到就有所聞,並且還有一個很好玩的批評,說陳寅恪和傅斯年兩個人是寧國府大門口的一對石獅子,是最乾淨的。有一天羅志希來說有人看見趙元任和他的母親在街上走,我就回他你不要來挑撥,我的歲數,人人知道的。(志希!你還記得嗎?我想你回想到那時真是你們的黃金時代。)俞大維最難見到,因為他是日當夜,夜當日地過,你非半夜去找他是看不見他的,寅恪和孟真來得最多。(寅恪因其父陳三立先生與我祖父交情很深,他小時和哥哥還是弟弟也住過我們家一些時,並且他也是被約到清華研究院之一,以後在清華和我們同住同吃一年多,一直到他結婚後才搬齊。)孟真和元任最談得來,他走後元任總和我說此人不但學問廣博,而辦事才幹和見解也深切得很,將來必有大用,所以以後凡有機會人家想到元任的,元任總推薦他,因元任自知不如也。可惜世事變遷,不幸促其早死,今也則亡矣。有一天大家想請我們喫茶點,但定的下午三點,我們剛吃完午飯,以為到那兒(是孟真的房東家)照例地一點點心和茶,豈知到了那兒一看,除點心外,滿桌的冷腸子肉等等一大些,我們雖喜歡,沒有能多吃,看他們大家狼吞虎嚥地一下全吃完了。我說德國喫茶真講究,這一大些東西,在美國喫茶只一點糕什麼連三名治都很少的(美西部比東部東西多)。孟真不憤地回我:趙太太!你知道這都是我們給中飯省下湊起來地請你們,你們不大吃所以我們大家現在才來吃午飯。他們這一班人在德國有點錢都買了書了,有時常常地吃兩個小乾麵包就算一頓飯,聞說俞大維夜裡才起來也是為減省日裡的開銷,不知確不確?但是有一天他和陳寅恪兩個人(他們兩個人是表弟兄)要請我們看一次德國的歌劇。戲名叫
Freischutz是
Weber作曲的。他們兩個人給我們兩個人送到戲園門口就要走,我問你們不看嗎?我心裡想他們為什麼對我們這樣輕看,大維笑笑,寅恪就說我們兩個人只有這點錢,不夠再買自己的票了,若是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幾天吃乾麵包,我們心裡又感激又難受,若是我們說買票請他們又覺得我們太小氣,不領他們這個情,所以只得我們自己進去看了。大維!不知你還記得這一回事嗎?我們在德國一共待了四十天,可是會見的朋友們真不少,除以上提過的幾個人以外還有童冠賢、毛子水、何思源、張幼儀等等。地方也玩得不少,在德國最便當的就是每一個人身上有一本小極了的小字典,英德、德法等等都有,我有時說不出就給字典翻出來指給他們看就行了。還有德國的博物館裡面東西雖然沒有英國的多,可是陳列的整齊極了,都得當得很,不像英國重重複復地像堆棧一樣。我們在柏林又去找了好多醫生調查生產限制的方法,他們多數是用鋁做的套子,大小尺寸不同須經過醫生的配比方可,醫生告訴我們說好多人每次都須醫生來給套上子宮口,因為一斜就沒用了,我想在中國鄉下怎麼行呢?再問他還有沒有其次的簡單方法,他們說可以用海綿蘸了甘油(glycerine)放入膣內也可以,不過不能百分之百靠得住。不過一直到現在還是以手術最靠得住,並且不是藥不靈,而是一班人不當心的緣故,上文已略提過一點了。我們臨走的第一天晚上志希來了,問我們手邊錢多不多?我說不多可是夠用了。他說可不可以借幾十元出來,因為他們大家欠張幼儀的家用,應到期的錢還沒到,暫挪我們一點,因為那時在柏林的人都是大家實行小「共產」。我說我們只夠用到回法國大約錢就會匯來了。(因為我們錢存在美國,每月用多少由美國匯到在法國的美國旅行社取現美金。若是在美國就便當得很,只要一張支票和你自己的任何證件都可取現錢用,現在還有有些公司和銀行給你一張信用票子,你可到任何地方欠帳,可是在歐洲不行,因為多少人沒有信用,所以一班人也不信用你。而那時候歐洲各國的金融都不穩定,不能多換本地錢用,所以用一個換一個。)我給經過瑞士待一星期回到法國要用的錢算下來還多四五十元,就借了四十元給志希拿去了。(志希你還沒還我們呢吧?)
我們到了瑞士京城Berne住的旅館就靠近橋,而站在橋上可以看見對面一排雪山,真是山水風景活像一幅好山水畫一樣。元任說要我來做瑞士的公使我也干!(以後我們回國後到了黃山那個風景也不差似他們的,只有過而無不及。在屯溪旅館看對面山和瑞士京城橋上看山水一樣。那次是梅月涵一道去的,元任又對我們說中國亦有這麼好的風景,那瑞士的公使我就不想做了。)第二天我們坐有齒輪的電車到幼女嶺(Jungfrau
Joch),有冰宮內中傢俱鋼琴等都是用冰雕成的,經過冰宮出去就到山頂,那天的天氣非常好,可是在山頂看天就像壓下來似的,很多人拿了手杖爬山,我們一隊人沒去,晚上回到旅館。第二天又看了一劇莫札特的《幻笛》(Mozatr,Die
Zauberflote),看完了戲算算手裡的錢不夠了,因為有些地方用錢會出意料之外的,所以我們只在了五天就又回巴黎了。
回到巴黎後第一件事是到美國旅行社去取錢,沒料到錢還未到,而身上只存了不到五元了。怎麼辦呢?我想鐵箱中還有三百元的金洋錢可以拿出來換了用,但是他們的規矩須先付了存箱子的錢才給箱子送到你住的地方去,方能開箱子,而又不准人先到存箱子房間去(歐洲各處沒有美國信用人,也難怪,那時第一次戰後各國各種樣的人都有)。我們想想惟一知道的朋友是張奚若住的地方,我們搭了一個街車又走了五條街才到,不料他住在四層樓上,歐洲的四樓就是五層.因為他們第一層不算樓,好容易找到了,奚若開開門來,有一位年青太太或小姐似的坐在裡面。奚若的外衣還沒脫掉,我們一進門他就趕快地介紹給我們說這個可以說是張太太吧。我們說恭喜恭喜,幾時結婚的?奚若說前天到愛丁堡去結了婚才回來,你們若是早兩點鐘來,我們還沒有回來呢。張太太一聲不響,可是並不是害羞,抽身走到睡房去了,拿出一隻金簪子往桌上一扔說這個夠不夠?我們兩個人莫名其妙,心想我們借錢的事還沒開口他們怎麼已經知道了,還問夠不夠?幸虧還未說出「夠了」,奚若很難為情地樣子說讓我問問元任看,他們若是有,我們暫挪幾天,我有一筆帳來了就可以還。我們才知道他們也是錢荒,我就很快地說我們也是來問你們借錢的。我就給各種理由說給他們聽,免得他們誤會我們是推委。我又說你們若是遲幾天我們就可以借點給你們了。四個人大笑起來,我又說金子東西賣不出錢來,若有翡翠什麼的也許好點,我們以前在美國試過的。張太太又進睡房翻了一陣,拿個一個一寸半長的翠印出來,說這個行不行,我們大家說去試試看吧。到了
Rue de Rivoli一家買賣古董店,賣了四百法郎(約合二十美金,其實值五十美金不止)!無法只得賣了救急,奚若說我們請你們吃喜酒吧!我們說大家無錢就去吃一頓晚飯好了,奚若說自然是晚飯,難到還有酒席嗎!我們就到一個保定飯館三個半法郎一個人,每人一小碟不同的菜,儘夠送兩小碗飯的,以後還存了一點湯,奚若說再來一碗飯吧,又吃了。(以後我們大家在北平每吃飯剩下湯來我總問奚若要不要再來一碗飯?他總笑笑說現在不要了,也許日後還有這種日子都難說。張太太娘家也姓楊,所以我們兩家以後的孩子們都彼此叫阿姨的。)飯後我們又提議你們請我們吃飯,我們也該有一點慶賀,就提議去看電影,那天最好的是Douglas
Fairbanks的Thief
of Bagdad,票價非常貴,因為我們身上錢不夠,問他們要不要遲兩三天等我們錢來了再看,他們提議就是今天好了,你們身上有多少錢夠買哪一等就買哪一等,(我們當年的朋友們都是不客氣講實在的,不像現在的人口頭雖然客氣而又在乎面子往往使人發急。)我們兩個人口袋裡只夠買最便宜第七層的票,所謂「黑人天堂」,可是看得並不壞。奚若就告訴我們劉半農和金岳霖的住址,並且說大家都窮得要命,你們預備點錢借,我們說不要緊,錢大約不出三五天可以到,並且現在知道賣東西的地方了,救急還可以賣東西呢,明天設法給箱子內金洋先取出來再說,不能不吃飯啊。看完電影又提議到路邊吃咖啡,張太太很急,說一下給錢用完了再怎麼辦呢。奚若說不要緊,趙家的錢不是幾天就要到了嗎!我們知道那時在歐洲的人大家都是大「共產」的。第二天一大早又到旅行社去問,說還未到,並且旅館要先付一個星期的錢(因為我們行李不多,他們恐怕住了兩天不響就走了)。我們到旅行社去只得推托說箱子不取,只拿點東西出來,你們派一個人同到存箱間去好了。(上文說過他們規矩不准人到存行李間去的。)大箱開開來,我對元任說但是金洋是放在一副翠鐲盒子裡面一道的,是否給鐲子也拿出去,免得給旁邊看守人看見,元任說我們還要到英國去兩三個月,跑來跑去帶著那種貴東西不便。(這副鐲子是元任母親的遺物,我帶太小了,所以以後在南京蓋房子時賣給金首飾店一千五百元,大家都說賤賣了,因為三分之二全綠的兩三千元的價值,現在想想還可惜,所以留東西給子孫真是糟了東西。)我就輕輕地拿出來,沒料到一個不小心滾了四五個出來,我們兩人滿地找,又不能搬別人的箱子,那個站在旁邊的人問是什麼,我說是金美元,是平日留給小孩的,現在無錢用要拿出去換了。他笑笑也幫我們找起來了,我只好給一個五元的賞給他,因為沒再小的,身上又無別的錢了,他簡直高興得說不出來,給我們搬了十幾個箱子來找果然沒有了,我也不好數給他看,拿回旅館算算還是丟了五元的一個。又趕快到賣首飾店去換,他們還要貼水(加點錢),我們想這個店靠近旅行社,再去問問錢到了沒有,一問真給我氣死了,他說才到了三千元,我們經過錢上如此的困難,以後必定要謹慎一點,因為沒有錢無處可借了。自己住旅館和吃,兩個小的貼在鄉下,回國旅費還有起頭在中國再過家等等需不少錢呢。對朋友們也得想想,不能再太慷慨了,不過允許奚若的,第二天去問他要不要點錢,奚若說他的一筆也到了,不需了。他對我們說有兩樣事我們必須要知道,第一美金不必全換,因市面不定不管到何處用多少換多少,第二在歐洲的朋友們都是窮的,有些人是真很謹慎,可是有些人是慷他人之慨的,注意一點。我們謝謝他,又說可是今天晚上我們得慷慨一下找一個好點的飯店請你們二位吃一下,並且元任說我急想找找劉半農,奚若說劉從來不出門和人往來,他也是經濟很緊的一個,可是耐貧守拙地過和用功,他把住址給我們說最好明天你們先去看看再說。如是我們四個人叫了一個街車到一個叫中華飯店去吃了一頓,老闆是中國人,太太和女招待都是法國人,雖然地方好點.可是菜並不比保定館子好,所以我們以後到保定館去得多些。第二天一早我們就去找劉家了,地址和我們旅館很近,正在找號頭,旁邊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女孩對我們說中國話問是不是找他爸爸的,我說你爸爸叫什麼(因為還有中國人在巴黎住家的),他說叫劉半農。元任趕快說是的,我們正要找他,住在附近嗎?小女孩說你們跟我買點菜後,同我一道去,因為天天都是他這個大女兒出來買東西,並且聰明極了。買完東西回過頭來問我們,你們在不在我家吃午飯?若是不走吃午飯的話,我就多買兩斤豬肉回去,我回她不一定,但是你若預備我們吃的話不要買肉,買點那個連殼的小新鮮鮑魚好了,我喜歡吃海味勝過肉,她說那個便宜得很,我們常常吃,買這個回去請客媽媽要罵我圖便宜,我常常喜歡買便宜東西,家裡又沒有錢,買點便宜的不是好嗎?但是總被爸爸媽媽罵我窮孩子相。我一看見這個小女孩我就喜歡,問她叫什麼名字,她說她叫小蕙,因為媽媽叫惠什麼,可是爸爸不准我們叫,所以我記不清了。我們說著說著走到一個大門內園子裡分出好多家的小門,小蕙一路叫進去,說爸爸是他們自己要來找你們的,遇到了我就帶他們來了,劉半農還在屋裡嘰咕說小蕙又多事了(可想他平日愛多事)。開門一看我們兩個不認識的人,一問貴姓,元任說我是趙元任,這是我的內人,劉又詫異又高興的樣子說請進來,我們這是化子窩。劉自已穿了一件舊藍綢夾袍,拖著一雙中國鞋,忙地端椅子端凳子請我們坐,一下劉太太也出來了,還牽了一男一女兩個小孩,是一對雙生,叫育倫育敦,因為他們生在英國的。劉太太也沒說話,劉就對元任說他前些子日就聽見我們到了歐洲,沒來找他們,也許聽見他們窮,我回了一句彼此彼此。劉就對我輕視的樣子看了我一眼沒說什麼。(以後他才對我說現在我才知道大阿嫂真是個直心快口的人,從不做假。)坐下一談就是半天,自然留我們吃飯,問小蕙買了些什麼,遇見客人可預備客人吃的菜沒有?小蕙說我打算多買兩斤肉,趙伯母要吃鮑魚,所以我就買了她喜歡的東西了,不是我說家裡窮要買便宜東西的。劉半農哭笑不得,只得說這個小孩又能做事,又愛多事,我太太不大出門,也不會說法國話,一切都是這個小丫頭做,小蕙趕快說我不是丫頭,我是他們的女兒。我們都大笑,劉太太就給她叫到廚房去幫忙了。(我向來不喜歡到人家廚房去,我做東西也不喜歡人家夾在旁邊問。)元任和劉半農兩個人談得真是大有恨相見太晚之感,又跟元任說每日經過他們門口時若有空一定請進來坐談些時,我們說一星期後還要到英國去一趟,大約兩個月光景,就回巴黎長住半年,劉也說他的博士考完也許一同回國。有一天元任打算給他們照照相,劉半農說我們這一家真是在此苦捱著過,就是因為要得這個臭博士,中國錢也不來,所以我們過得像叫化子一樣的生活,就給我們照一張叫化子相吧。他們就一家聚在房子牆角里照了一張,並且那個雙生的兒子還給雙手趴在地上做出討飯的樣子來,幸虧留下照相現在給大家看看當年的這些學者是怎麼成功的。
劉一定要約我們每天或隔一天去一趟和元任談,去時他一面預備博士的考試,一面發明那個「乙二推斷尺」,願意和元任多討論,並且劉太太英法文都不能說,又無多朋友往來,所以也願我多去去,那個小蕙聽見我們還有兩個小女孩在法國人家寄養,更願接到他們家同住,我想我們是要到處跑的,而他們家房子也是真夠小了,我只得婉轉謝絕了,劉半農說不要緊,如蘭算我們家童養媳婦好了,叫他兒子Toma快對丈母娘磕頭就算數了,所以劉半農一直叫我親家母玩,沒想到三十年後小蕙和他全家到美國來還找這個帳說我們為何賴婚,我大笑說,若是那樣算數,我一個女兒可以受一打以上的茶禮了。
小蕙是劉半農最愛的女兒,也最能幹,可是嫁後倒沒小時那樣活潑了,而她的小女兒正像她小時。
我們在巴黎看了一下小孩,就又到英國去了。因為羅素來信催我們到他鄉下去,是在英國西南地角(Land’s
End),叫噴上斯(Penzance),就是那個有名歌劇《噴上斯海盜》的噴上斯。我們一到倫敦就去拿東西,沒想到那個存提箱的地方知道我們不再住下去,就大敲起竹槓來,要我們付兩個全月的房租,那時正是第一次戰後不久,歐洲處處對美國去的人總敲竹槓,見我們說美國口音的英文他們都不氣憤地樣子對我們(倒是法國和瑞士好點)。我氣了給箱子打開給他看,東西也不值那些錢,並且沒佔他們的房間,為何要那些租錢,他也說不出只要就是了(還是一個中等人家呢),元任氣了丟給他兩鎊錢拿了手提包就走,他們也無可奈何就算了。過後才聽人說戰後歐洲各處都會敲竹槓的,英國更利害。(其實法國最利害,不過對人態度好點,使人不覺得而已。)當夜就搭火車到
Land’s End,在羅素家住了四天,地方非常幽靜,可是什麼都沒有,他們的吃食是由店裡每星期送一次,所以我們也是吃了八次的烤牛肉(無骨頭),到海灘去游泳須走三英里的山路才能到,還要爬下四五十尺的山崖才能到灘邊,所以羅素沒下去,我們兩個人游了一下水而已。
我對元任說這種地方才能靜下來寫書呢。元任說我願意俗點靠近城市好玩點,這種無人煙的地方我不願住長。羅素談起在北京時,他還很想再到中國。(到過中國的人都是很想再來的,因為中國人對人的友善都是很真誠的。)哈佛燕京研究院主任說過,到過中國的人住三天的,會討厭中國,住三個月的就喜歡中國了,住三年的人就想家永久在中國了。(所以在中國傳教多年的人想及中國比我們還利害呢。)
我們回到倫敦又趕快再到法國,因為第二小女孩新那在我們看她時,有點大傷風很利害,我恐她得肺炎,本不想就離開,可是和羅素已約定了,他等我們去後不久他們要回倫敦,因為暑期快完了。(這幾個月中我們英法的海峽過了十一次之多。)我們一到法國就去看小孩們。幸虧新那已好了,可是老女人告訴我們兩個小的淘氣得不得了,如蘭用凳子爬高給他們的碗櫃開開來,給全套的碗都搬出來讓新那就在下面接,一個不小心打破了一大些,她給我們看破碟子,又是老東西買不到,我們只得賠點錢了事。在巴黎差不多天天看見劉半農,我們知道他經濟緊,總是買了東西帶到他家去吃,以後小蕙知道我們去的時候,就偷偷地站在牆邊等我們,我也就偷偷地問她喜歡什麼和缺少什麼買了去,但是小蕙總對我們說不要告訴媽媽爸爸知道,她真天真聰明,差不多各事都知道,一點不像十歲左右的孩子。我們為什麼總在吃飯時候去呢?因為那樣兩面最省時候,而飯總是要吃的,所以都是邊談邊吃的,劉半農是正趕博士的考試,元任也須每日到巴黎大學去和他們討論很多事,所以兩個人都忙,就利用吃飯時談天和討論各種事。(我們家一直幾十年來有人找元任都是利用吃飯時間來談,一般人還以為我們愛請客,來人總是請吃飯,不知就是這個理由。)我做些什麼呢?想到何不到Berlitz學校去讀點法文玩玩,一百法郎一個月只買票,隨你去不去,那是一個專設給臨時學話的機關,所以各國語言都有,你也可以拿那個票子到任何班上去聽。我可做的更可笑了,用一個票子和董時進兩個人去,不是同時,有時他去,有時我去也不要緊,因為他們只認票不認人的。其時董時進也正在巴黎,有時我們兩個人去玩,有時也買點東西就在旅館裡偷偷地燒了吃,因為房間有一個大櫃子可以放火酒燈煮東西,有一天雞才開鍋,女用人來打掃房子,我們就趕快給火關起來,櫃門也關了,等用人一走開鍋蓋想給雞翻個身來再煮,沒料到雞已爛了,從此知道法國養的雞如此嫩而肥,味又鮮,難怪法國菜出名地好,以後我們常常地弄了吃,三個人一頓就吃光了。董還說了笑,我們回中國不能連鍋上桌吧,我說為什麼不能,因為那時想到回國後有用人總不會連鍋就上桌的,豈知我們在外國這二十多年來常常連鍋上桌,省了多少碗洗。有一天我們打算到飯館去吃飯站在街邊等車,看見金岳霖在街對面自言自語地一面說一面還做手勢也在等車,我們就叫他過來問他到哪兒去,他說打算找地方去吃飯,我問他要不要一同去吃,他說正好,為什麼不要!我們三個人就叫了一個街車到保定飯館。老金說(我們總這樣叫他的)看樣子你們很闊的,錢多不多?我說錢哪能多只夠用到回國就是了。他說能不能借點?我們想起張奚若的警告來,並且他還有一位女朋友叫
Lilian Taylor,就回他不但我們自己還要用,還有兩個小孩在鄉下每月也用不少,回國船票還沒買,你要可以拿點東西去賣賣,並且告訴他奚若家賣東西的故事和地方。第一天他拿了兩個戒指去是金鑲翠的,我對他說非六十美元不賣,他沒賣掉,第二天我叫他拿了我的一件貂皮腳的大衣去賣,我說隨你賣多少可以全拿去用但是至少值一百五十到二百美元才可賣,不要糟踏東西。他高興得很,叫他女朋友披在身上到咖啡館去賣,披了一個星期也沒賣掉,又拿回來說可以當八十美元,我說這樣還要拿錢去贖,要不贖豈不是糟踏了?他就說那借三十元給我暫用吧。我們以為他生活艱難的緣故,正打算等第二次錢來時,再慢慢借給他百元,沒料到三天以後他從意大利來了一封信說,他想想三十元夠到意大利去一趟了,所以打算在那兒玩幾天,並且給我的皮大衣也帶去了,也許可以賣了,就可以多待幾天玩玩。我雖然贊成做人玩世和快樂,可是我們不是供給得起的人,就沒有回信。過了一星期他或他們回來了(因為我們只看見他一個人)給我的大衣送回來了,說原壁歸趙,我也沒注意,就收起來了,當時又借了三十元給他,並且告訴他我們錢不多,可是過了幾天我收拾箱子,一看大衣短了一排皮子,以後遇見他問他,他說他也不知道,我知是真的就算了。(意大利往往如此的,東西一過手必有毛病出來。)以後他來時遇見我們出去吃飯時總邀他一道去,可是劉半農交代我們千萬不要把一般人帶到他家去,因為他實在忙。有一天謝壽康先生請客,我們到他寓所遇見蔡元培先生和蔡太太。蔡先生以前是見過的,這位蔡太太是初次見面,可是我們知道他是周子競的妹妹(子競是元任的中學、大學同學),謝先生說蔡太太是畫家,特別到法國來看畫的。我們五個人坐談了很多時候。蔡先生再三囑元任還是到北大,元任回說,都在北京有機會一定到北大去演講。過了幾天我們想請蔡先生兩位和謝先生劉半農兩位到什麼地方去吃飯,哪知蔡先生夫婦已到比國去了。劉半農就提議不吃飯去看一回巴黎最出名的歌劇,他本要請,我們就偷偷先買了票子,過後發現二等是在包廂裡(頭等是中間池座)可是都得穿禮服,劉說:我雖窮在法國禮服不能沒有的,並且我預備考時一定要的。可是元任沒有,只得去租了一套,女人非常好對付,但是那時我還穿洋服,而洋服晚上必須穿長的,在巴黎買一套像樣的女人晚禮服上百元的美金呢。我就跑到百貨商場去買了一件衣料一個衣樣子一晚就做起來了。(女人的洋服越奇越好,東拖一片西拖一片的都不要緊,那一件衣回國後一直沒再穿過,不是不好看,是沒機會穿,不久就改穿中國衣服了,一直到現在。)劉太太說她還是第一次到這個戲院來看歌舞劇呢,可想他們的確謹慎得很。我們差不多每晚看戲,那時正巧有一班英國劇團到法國來演蕭伯納的全部戲劇,我們就都給看了。
我們在這時當中又到英國去了兩次,因元任要和 Daniel
Jones,
Lloyd James等談論語音學,可是允許小孩們每三個星期去看他們一次也須照做,所以英法海峽來來往往得那麼多。在倫敦時候日裡元任多數和他們討論學問,我就在旅館裡看歐洲大陸翻印英國的各種書,看到了
Arnold Bennett的Buried
Alive(後來有漢譯本叫《活埋》),又看了這書改編的戲,叫The
Great Adventure,我們喜歡得看了三遍,我就動手翻譯它。可是譯了一半又跑來跑去的了。在倫敦每晚也是去看莎士比亞的全部戲劇。在英國的應酬真少,因為他們對應酬非常講規矩和正式,平日又不常出來隨便吃(飯館菜算英國的最壞了)。我們兩個人最怕正式,所以也不到人家吃,也不請人吃,總是在Soho區吃各國不同的飯館子,所以飯後就去看戲。
有一天元任到巴黎大學去了,我一個人在旅館裡看書,有人打門,開門一看是張幼儀(徐志摩以前太太,在德國會過多次的)和一位很漂亮的年青男子站在門口,張對我說趙太太你在家啊,趙先生呢?我帶了一位朋友來見見他。我就請他們進房子坐,一面說元任不在家,到巴黎大學去了,吃午飯時總一定回來的。請你們等一下,我問這位貴姓,元任在美國早認識徐志摩了,我這還是第一次見他。張對我介紹這是徐志摩先生,我當時詫異一下以為他們又好了,可是張的口氣又不像,我如何稱呼呢?照外國規矩離婚的女的在沒再嫁以前總還用前夫的姓叫某某太太,可是在柏林時他們大家都叫她張小姐,我看她又帶著一個小孩在叫媽媽,可是有點不合式似的。這次只兩個人來。我就直接問他們還是叫徐先生和徐太太嗎!並且也是一面用試探的辦法。可是幼儀趕快就說我還叫張幼儀,這是徐先生,志摩只笑笑沒說什麼。幼儀就告訴我小彼得去世了,徐家老太爺不放心我,所以叫徐先生來看看我,並且打算接我回國去,所以我們先到巴黎來玩玩,我當時又覺得給他們傷心(因為在柏林我看見那個孩子真好玩,可惜得很),我只得「張小姐」和「徐先生」地叫著,亂聊了一下。志摩就對我說張道藩在巴黎,下午打算請我們一道去喫茶,午時元任回來了,我沒料到他和志摩是早認識的。①坐談幾分鐘後就約一道出去吃飯,我提議到中華飯店,元任提議吃法國飯,所以大家就到一個上中的法國飯店去了(名字記不得了)。本打算找奚若他們一陣,可是那時我們大家都沒有私人的電話,非坐車去找不可,若是不在家就白跑一趟了,所以作罷。下午到張道藩處喫茶,雖然無多東西吃,可是桌子中間一大盤水果擺得非常好看,我說真不愧美術家,連水果擺得都比別人好看,張回我這是我寫生的一盤果子,今天無錢買東西就用這個來待客吧。那時在歐洲各國的學生我上文已說過都是窮的,無錢都不以為奇,反而為榮得很。我以後聽人說張的諢名叫張討飯(因為西文名片上拼的「Tao-fan」),如此可見當日留學生刻苦求學的一般情形了。那時雖然大多數是官費留學生,總是幾個月才得一次費用,國幣多數皆花在內戰上,朝秦暮楚無人負責,而不以海外這些將來國家基本的人才為念,即有少許所得也皆由個人自己刻苦而來。
①我幾年前在美國見過他的,可是那時以為他是姓張!--元任。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七日劉半農定了考博士口試。(在此加一聲明,我們對有的人連名帶姓地叫到底的,有的人過後只叫名字,並不是分疏近的緣故,是在對每一個人叫慣了的習慣。)通知我們兩個人去,劉分派大阿嫂記點那時的各方面的情形,元任帶照相器去給他照相,因不能叫照相館人去到講堂照像,私人可以偷偷照一下。幸虧有此一舉,所以現在留下永久的紀念,真是我來寫這個當日的情形和元任留的照片再發表出來,可惜劉穿博士袍子的一張大照片和副片沒有了,因南京失陷時所有副片都未帶出來,因(舊式的)副片易著火,郵規不能寄,現所有都是再重另做副片的。劉半農並和元任商量好博士考完一同回國,可是說明須坐三等艙位,因彼全家須花很多川資,所以我們就都定了三等的Porthos,四月二十三日上船從馬賽動身到上海的。三月十七日一早我們兩人就去路易利雅堂(Salle
Louis Liard)看劉半農考,劉太太沒去,先是六位考員走進講堂圍到上面半圓圈高出二尺多的台上,以後被考的人再進來坐在下面中間,他們的儀式是非常嚴肅,考員是六個人,差不多元任都認識,現將人名列寫如下:
P.I.語言學家(?)
Plerre漢學家
Antoine語言學家
Paul漢學家
Henri漢學家
H.O.語音學家(元任對這個人最不佩服)
觀眾坐在對面台上,很不少人大約五六十個吧。我因給劉緊張得也沒心思去數人數了。考員和被考人都穿著黑袍子,劉還有一個大白皮領圈,須等考過博士學位通過了再套上,是加在袍子外面,我們是得到他們偷偷地允許照相,所以元任就左一張右一張地照了很多,可惜講堂裡面太黑,有好多不清楚,劉半農的儀器也放在一邊。
一考就考了六小時,當中只出去吃了一點咖啡什麼的,連我都坐得發急了。(我現在寫到這兒想到當日的情形都不願再寫下去了,並想到我自己考醫學畢業時一連四天,最後考眼科,我就不耐煩了,老早給卷子交上去,先生看我寫得太少就說「楊樣再多寫點,我知道你是知道的」。我回他只要及格就好了,給卷子丟在先生桌上往講堂外就跑,先生追到樓梯口不讓我走,兩人站了一分鐘我還是不回去,先生只得算了。他說我就不給你及格,我回他好,我有別門及格就可以了。結果還得了七五分算各科內最壞的,因我當日的總平均九十一分,昔日留日總監督江庸發的證書沒想到夾在元任日記裡帶出來了,所以還在呢。安徽省分監督是姚薦楠。因為寫到這些情形不由地想到我自己的考試來了。)劉半農考完後兩手撐著頭靠在桌上,考員們就進入室內約十分鐘出來就對劉道喜說通過了,我們兩廂的觀眾也大家鼓掌。考員中因有些是我們的熟人,所以也請我們到裡面和他們一道握手慶祝,劉回家時都要人架著走了,我問他當晚要不要我們請他全家吃飯祝賀他,他很願意,可是說休息一下再說吧。但是當晚他雖精疲力倦的,還是願意去吃。第二天一早又叫我們去給他照帶白皮博士的照相。(可惜那張放大了送給他後,現在找不到第二張了。)
我們在巴黎倫敦玩來玩去地快到回國日期了,但是劉半農說他們很多手續未完還是不能走,我們在一個星期以前就給小孩接回來,在半路上新那忽然說起一口法國話,我們覺得怪得不得了,因為她向來什麼話都不肯說的,我們只知道她不是啞巴就是了。半路火車一停,她站起來問
Qu』est-che
que oh』est que cha?(怎麼回事?)(沒料到長大以後她的話最多。)在旅館住了兩天,鬧得不得了,只要往外面跑,我們又忙,只得又給那個法國老太婆找來帶了她們五天。我們走的時候劉半農一家送我們上到馬賽的火車,非常依依不捨地說,不出半年一定在北京見(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後才改稱北平的,再注)。到馬賽住了兩夜就上船,三等裡有幾位中國人,船名「S.S.Porthos」排水三萬多噸(這船在二次大戰時打沉了)。在一九二五的四月二十三天亮四點鐘我們就動身回中國了。
Porthos這船的房間飯廳等等都不錯,只第一夜我和如蘭兩個人一夜不能睡,發現一床的臭蟲,叫了侍候房間的人來指給他看,可是他們真有辦法,用些藥水藥粉一灑第二天居然一點沒有了。船過地中海幾天有點風浪,二十八到
Port Said,我在
Port Said買了一小盒紅寶石,那時只二十美元,四粒大的四粒小的,只一半四粒在二十年前價值已經三千了,可惜那一半在南京家書內桌抽屜內和房子一同被燒了。快進紅海的時候,船上招呼人大家都拿夏衣出來穿,二十九走進蘇彝士運河看非洲一片大黑的地好看極了。我說怎麼陸地行舟了,後來走到船邊才看見運河的水,因為那麼窄。五天在紅海內又熱又無大意思,中國同船人就大聊天。他們空下就打麻將。到了五月十號到錫蘭京城哥侖波,停了三天,很多人到印度去玩,我們雖然買了一個推小孩的雙車,可是因為新那還不會走路,太不便了,所以沒去,只日裡在碼頭左近玩玩,晚上回船住。五月十六到新加坡,大家全上岸了,他們有特大的洋車兩個大人和兩個小孩可以坐在一個車上,同船大家約好在一個中國飯館內吃飯,也沒玩多少地方。十八號到了西貢,可是須停四天,第一天大家全出去玩,也是坐洋車,下午回船後就聽見有人報告丟東西,我們因有小孩的緣故更不便走遠,總是每天一早下船下午回船,天又熱蚊子又多又大,差不多和蒼蠅一樣大,每晚很難睡覺。二十五號到了香港可好點了,本想多玩玩,可是只得大半天,一早到,我們就快快下船到大街看看,元任看見一家拔佳鞋鋪說進去買雙白皮鞋吧,穿了很合式,說再來一雙同樣的,賣鞋人不大懂,希奇得很為什麼要兩雙一樣的(我們兩個人都有這個脾氣,遇見有合式的衣鞋或衣料等等,往往同樣的買兩雙或做兩件同樣的)。他不肯去拿,元任再三解說給他聽,他的國語說得不太好,弄不清楚,反過來說元任的國語不夠好,何不買套國語留聲片多學學,元任問他誰的國語留聲片最好?他回說用趙元任的好了。我一聽就大笑起來了,我指了對他說這就是趙元任麼!他一點不相信的樣子,所以我們以後常拿這一回事當笑話說。二十八日到了上海,四年的離國給地球轉了一大圈,這就是我們結婚前所定的鑽石禮物。
說起在四年中覺得是很短的一個時期,可是我們在四年中不知有多少千變萬化的事出來。
我們回到上海以後本打算彎南京一趟,一掃先祖之墓俚匠V菰g蔚睦霞胰タ純矗蛭m頤牆嶧楹蟊鞠朐誒牘E叭ヒ惶耍院笠蛭k窌g蔚牟復蛩鬩S笄肟停p⑶乙r薪有履鎝諾木俁A藝飧鲆恍〉醬笫且骯吡說娜耍偌釉g未Υκ喬蠹蚯笮碌男形B哪茉偃プ魴履鎰由廈拍兀拷躍投愕裊私諾囊鞘講蝗チ恕R瘓哦迥暾獯位毓P丫慫哪輳鍾辛肆礁魴『ⅲ氬換嵩倌夢頤塹斃祿櫚睦茨址苛耍拷躍拖牖爻V菀惶絲純矗渙系接治[父隼磧晌吹萌繚浮N逶露受巳沾由蝦I習叮頤竅胱≡詼鍬霉葑詈茫蛭m頤強梢躍徒_蚝瞇┐獎本┤ゼ矣玫畝鰲5攪松蝦5諞桓讎笥牙純次頤塹氖茄钚臃穡鞘閉詿蚨洗笱У墓偎盡5詼旌A韝吹惹胛頤淺苑沽階廊耍琋ova不肯吃中國飯,下午回到旅館,我叫元任帶兩個孩子休息一下,讓我一個人去買零碎食物給Nova吃,我才出門轉了一個彎,看見紅頭巡捕騎在馬上拿了一根大鐵棍子在掃人,有被打倒的,大哭小叫亂得不得了。我莫名其妙,只得由公司裡面轉到旅館裡去,告訴元任。再去打聽說是因為學生遊行紅頭巡捕不准,所以打他們,因此就大鬧起來了。第二天大馬路附近斷絕一切交通,我們住的旅館正在中心不准進出,給我們關了一天一夜,幸虧電話還通,有些朋友請我們都不能去。隔了兩天楊杏佛又來了坐談一晚,說東南大學(就是以後的中央大學)正在鬧行政的糾紛,兩不相讓,最好請元任出來長校,對兩面朋友都說得過去,元任一聽怕起來了,說我生平最怕做行政的事,如何找我一個初回國的人呢。初以為他們談談而已,不想第二天他們又來談這個事,元任想快走吧,並且外面也亂得很,正在演那個出名的五卅慘案呢。本定的船還遲三天,我們就一聲不響換了一個別的船走了,沒有頭二等,只坐了一個官艙,悶得不得了,路上Nova發熱,從元任姨母處找了一個「老陳媽」專門看守小孩的帶到北京去。到天津事前打了一個電報給丁在君,他到碼頭來接,他直往頭二等找我們找不到,正在甲板上徘徊地看,正想上岸時沒有想到我們從三等鑽出來了。他罵元任該打,你們怎麼在這個地方?一定是趙太太打小算盤的主意。那時他還沒有知道我是個生平最不打小算盤的人呢。(因此以後所有的朋友們常常當面對我說元任所賺的錢都是被我花完了,而孟真說得最多。)元任說,我們是逃兩種亂子來了,所以等不及揀船揀地方。丁又大抱怨元任不該太省錢,我就很快地回他,這次也不是元任打算盤,不巧的理由你還不知道呢,丁就對我翻了一個白眼(丁常常對我翻白眼的,因為我總愛堵他的話)。到了天津聽說姨姨①病危,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到北京,東西下到中央飯店,我們就一直回我的家,看姨姨瘦得差不多都認不得了,她就虛聲短氣地說:我沒有想到我還可以看見你呢,你從來不會帶孩子的,沒有想到你沒有用人在外國帶兩個小孩子。說說就哭了。我雖然傷心還忍著笑臉對她說:我現在一點不覺得困難,外國人都是這樣的,很少有用人帶小孩的。和她說說笑笑。姨姨又說今天看到你們回來我死也瞑目了,有兩樣事要親口對元任說,第一傳弟(我的小名)生性剛直,又不喜歡做家事和帶小孩,處處你總得原諒她點,夫婦好好地白頭到老。第二我的長孫(楊時逢)是我帶大的,盼望將來跟你學和做事,我別無牽掛了。(這兩樣事元任幾十年來都做到了,可是我也漸漸管理家事了,只是有時管得還嫌太多。而時逢多年來不貪不爭地屈在人下也不在乎,只怪自己不長進而已,並且有宗教的信仰,解除了一切的煩惱,耐貧守拙地在中央研究院元任名下幾十年了。)第二天張仲述和梅月涵兩人坐汽車來接我們到清華園去,說,房子都預備好了,張說你們這四位大教授我們總特別伺候,梁任公王國維都已搬進房子,現在就等元任和陳寅恪來。(上次劉壽民先生來還笑我說四大教授的名稱,但是這個名稱不是我們自謅的,這實在是張找元任時信上如此說,第一次見面也如此說,而校長曹雲祥開會時也如此稱呼的,劉先生或忘了,或沒聽見過。其實正式的名稱是四位導師,其餘的都是講師或助教。時逢在那時還得了一個助教的名稱呢,其實他缺的就是以後沒好好地讀完大學。)
①我叫我生母叫「姨姨」倒不是因為我過繼給二房,連沒有過繼給別房的哥哥姐姐他們也那麼叫,是由從前的一種迷信來的,好些地方,好些民族都有這種叫法的,因為兒女中若有死亡的,就改口叫父母,以避免再有死亡的緣故。
我們的房子是南院一號,元任一看就說不夠大,給客廳做書房也不夠,商量了一陣暫無法辦,給書箱等堆在下人房內,一直等到陳寅恪來了他住二號才勻了一半給我們(因那時他還是一個單身人)。到清華第二日請李剛大夫來一看新那已成肺炎,而元任也有點發熱,自然我暫不能離家進城去看姨姨,不料第三日一早三哥電話來說姨姨已經去世了,四年的盼望只匆匆的幾句話就成永別,真使我歉恨終身。(病人往往希望著一個人,精神作用可以多活幾天的。)月涵一早來看我們,因他家也住在南院(五號),進出必經過我們門口,我就告訴他如此消息,托他照應一下元任和新那,因為家內只從上海帶來的那個蘇州的老陳媽,新那又是一口法國話,不懂中國話,並且還不會走路,須老陳媽背著,老陳媽又不懂北京話,靠元任一個人譯來譯去地傳話,但是他又發熱在床上,可是我只好不顧一切地進城去了。正要打電話叫汽車,幸虧梅月涵說可去借校長車一用(那時由清華叫城裡的汽車來回一下三十元呢)。我到家後雖然傷心,但是辦事要緊,我對三哥嫂說我先拿二百元用,以後再說,棺材可以先支,以後慢慢還,四位父母我生不能奉養,死後安葬全歸我好了,當然我也不能來慷元任之慨,等我慢慢設法出來再辦,現暫停廟內。那時三哥在國務院做事,收入也不過僅僅餬口而已,六弟在青島膠濟鐵路做事,也無多餘錢來負這個責任,我想生父母及過繼父母養育我一番,我應該負此責任的,所以告訴他們以後此事歸我辦好了。隔了三年如果我願買地在清華園附近,王國維先生的墓鄰,五棺全葬了(生父母、過繼父母、及六弟婦),希望有日回國看見墳未給平去,才算是我的一點孝心盡到了。
我這個人家居是不能安穩的①,做些什麼呢?清華園又是一個鄉下,無事可做,偶然給同事的太太們看點小毛病等等,也只不過做做顧問而已(因為大病有校醫負責),每星期必坐洋車進城一次(有些太太永遠不進城的),可是冬天就冷得不得了,我想既吃苦往城裡跑,何不就開起「診查所」來專做生產限制的事,每星期兩次就夠了,其餘時間留給一個有好訓練的看護來負責,不比醫院須二十四小時都有責任的,不過其時政府還禁止這個名目,我們就進城和適之、夢麟大家談論,他們都贊成,並且說我們都做你的後盾,只不明說出來就是了。我想這個事要本錢不少,因對窮人最需要的,所以我想了一個辦法,出得起錢的人出二十元,可以介紹三個無力出錢的人來,大家又想到橫是既由人介紹起頭就不必在鬧市附近開診所,所以我們就看好了景山東大街的一所房子,三進,第一進為診所,第二進元任他們有花樣了,作為他朋友往來用,第三進我三哥住家,因為我們不去的時候必須要有人照應房子等等。我的診所自然生意不太好。可是元任他們朋友們的玩意可多了,第一他們定了一個「數人會」,錢玄同、江怡(一庵)、黎錦熙(劭西)、劉復(半農)、林玉堂(語堂)和元任,最初他們這一班人都是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的,忽然有這個地方有吃有談的多高興,第一是錢玄同搖頭擺尾地高談闊論,談得不停,胡適之也偶然來來,王國維想加入還沒正式加入進去,而他自己就出事了,數人會的意思是用切韻序的一句話,就是「吾輩數人定則定矣」。(雖然他們要考訂和規定的工作很多,但是主要的成績是定國語羅馬字的方式。)②所以元任以後挽劉半農的輓聯有「數人弱一個叫我如何不想他」③之句。
①小心用詞!--元。我是小心啊,所以不說「不安於室」。--步。
②
還有一件較具學術性的議案,是凡用國際音標時加在右上角的小字是屬附加性的;在右下角的是屬形容性的。後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刊物上多半用這個原則。--元任。
③上聯差勁一點:「十載唱雙簧無詞今後難成曲」,元任也承認是先有了下聯再想個上聯湊上去的。
在清華家裡時無事做,我們三個太太又組織了一個三太公司(這是別人送的混名),給近邊的女孩子招了不少來教他們做各種手工,因為我在美英德等國到處收集了不少的各種手工樣本,北京出名的大鐘牌鋪子東昇祥(外國人根本就叫他
Clock Store)都問我借了不少的樣子去仿做,或扣花,補花種種床單桌布手巾等等,有的當時人家就買了去,有的批發給鋪子裡,一直到現在清華園西山海甸一帶還不少的女人會做這種東西呢。
學校裡梅月涵他們又組織了一個董事會整理和改良成志小學,因為他們的那些孩子們漸漸長大了,附近又沒好小學校,我也在董事之一,要去問曹校長要錢,可是曹的為人你去要求他,他總有一大些不相干的話對你拉三扯四地亂談,結果還是無結果,梅和何林一太太李廣誠他們或是太熟了,或是不便多辯論,所以又找到我這個愛多事的人的頭上來了,舉我做董事長,五個人代表去見校長,曹校長又是來犯老毛病,不絕地談別事,梅就對我看看,我想這一定要用我了,我一開口就說校長請你快快答應我們來要求的問題,那些事有空再談吧。他回我:趙太太這些原因不說不明白我的為難!我回他固然為難,可是這只是一點點小事,而對教授們子女的教育將來的影響可是一件大事。曹又說,好好,我們來根本算計一下,又岔到別的上頭去了,我就又催到本問題上頭來,如此四次他才問,到底要多少錢,我說全體預算在此,請你看看,我又怕他打岔趕快說每月只一百五十到二百元而已,不過只等於添一個小職員,我想用不著等清華校董會再開會了,這點小事校長自然能作主的,他只得哈哈大笑說,好好,就這樣定了吧。我讓他在預算上簽個字,他說還沒看呢,如何簽字,我回他反正每月不過此數,看不看沒關係,但是我心裡想給他一看又不知耽擱到何時,我們大家這趟不是白來了嗎,所以明知不合法就裝不懂地無理要求。大家臨出來時曹問我熊希齡太太和我有沒有關係,我說一點沒有,只父輩在世交上有點交情,曹追說一句你有點像她,連不大響的梅月涵都笑起來了,何林一太太也說我們想的辦法不錯啊,因此一來以後就給我找出好多事來了。
還有清華本校裡有兩個大廚房,到輪流請客時,總是那幾樣菜,所以我們最怕人家請吃飯,自己家廚子也用不好,幾天元任就覺得厭了,所以做中國菜的換到做西餐的廚子,從北邊的廚子換到南邊叫來的廚子,常換來換去的,我就又來出主意了,和幾個太太商量,我們何不共請幾個好廚子,有做點心的,有做菜的,我們還可以給我們大家各省不同的菜和點心教他們做,豈不多少不同的東西來吃嗎,家裡又省了用廚子的麻煩,價錢除了本錢以外只加出三間小屋租錢和廚子的工錢來就是了,輪流托一位太太管,大家都贊成。但是一起了頭就人多主意多了,有的贊成開正式館子賺錢的,有的要出股的,有的想管這個那個的,又主張要北方廚子的,又主張要南方的,大家一點不一致,我知道又是要找麻煩了,我提議讓我先拿出四百塊錢來做,好的話再擴充,不好就算玩玩好了。到北平找了三個五芳齋的廚子,一個做菜的,一個做麻糕的,一個做湯包和點心的,要了學校大門外小橋過去的三間小屋子起頭修理,不過只做一個公共的廚房而已。豈知被學生知道了,不知寫了多少信來要求加入吃,而多少親自來要求的,一天給大門都要跑破了,我說學校裡的規矩,學生都歸學校包飯,不能出來吃的,並且學校大門又須六點要關,不便為學生吃飯,並且點菜花錢太多也不好,而趙先生在評議會不能破這個規矩的。他們說讓他們自己請求學校當局去,我想一定不准的,我何不做個空頭人情呢,就回他們若是學校準我就答應,可是包飯的人數不能超過三十人。沒有料到開評議會時,他們真去請願去了,校長和評議會的人一口答應,並且對元任說你太太要開館子了。元任氣得不得了,跑回來和我大鬧,說我坐在家裡不耐煩又來出花樣,快快停止,不然不知要多少麻煩來。我好笑,我說不要你多事麻煩,全歸我,你只有好菜吃就是了。他知道我的脾氣要干總是要干的,絕對不會中止,只好聽我去鬧,我們兩個人的脾氣就是如此的過了四十多年,我是處處要找麻煩,元任是處處要省事。學生們的要求雖然答應了,可是我對他們說了,第一我們是大家鬧著玩的,只當一個公共的廚房,並不是做生意,第二隻我拿出四百元本錢,可不夠你們大家欠帳來吃,要吃只可以定人數包飯,每月先付後吃才可以,因為對學生要欠起帳來真是一個麻煩事,以三十人為限,而他們可都答應了,一下午就交了四五①元來(十五元一個人),再來的只得向隅而歎,學校改了十點關門,我就定的學生須六點來吃,九點一定要回校。(我想現在還記得當日吃飯情形的人是陳之邁、孫碧琦、王慎名等等,因為他們都是在館內常坐之客,並且我學的做菜也是那時才起頭注意的。)本定了第一天的第一跑堂的是郝更生先生,管帳的是孔敏中太太,幫忙拿菜的是何林一太太、馬約翰太太、劉廷藩太太和我,一共六個人,第一個定菜的是王文顯家,不過都是大家好玩而已。頭一天又進城買菜,鮮的干的買了一大些,最可笑的是王文顯太太洋車後掛了十隻活雞一路叫,她嚇得只叫洋車伕停下來,一停雞又不叫了,一走又叫起來,就一路停的不止,(我現在寫到這兒,還和元任兩人對桌子笑的不止呢。)買了一百多元的菜以為可以用得好多天了,沒料到第一天各家來定菜,和學生來吃的去了二百多人,這個桌上來要的菜,那個桌上的人拿去了,我們只希望吃完了的人,快走,也沒想到問他們要錢,孔太太大叫沒給錢,「第一名」跑堂的郝更生先生也不願幹了,給買的菜吃得光光,而錢沒收回來,學校到十一點才關門,吳公之先生要兩樣菜等了真是半天也拿不出來。第二天他就送了一副對子「小橋流水三間屋,食社春風滿座人」。第二天我只好請他兩位吃飯,如此一來大家都送起對子來了。還有更可笑的事就是本來定的頭幾天各家都要一兩樣菜,沒有想到臨時那樣忙都拿不到菜,教職員和學生每天都去二百多人,過後忙不開給我們三四家的用人都叫去做事了,連去吃飯和看熱鬧的人都站起來幫了做跑堂的,每天一直到晚上十一點鐘還未吃完,每天都是百元以上的材料加進去還是不夠,忙到半夜才能回來。元任說如何喉嚨都啞了,自討苦吃,我只好笑笑,但是第二天一早又得辦貨,不能讓它幾天就關門啊,只得一天一天地忙下去。還有一個最外行的事,就是用五芳齋的選單,來的人總是點不同的菜,如何能辦那麼多的材料呢,所以趕快改主意,給菜樣減少份量加多好弄點。以後連燕京的人都來了,我想忙不過來拒絕他們,洪威廉(煨蓮)太太自己來還兩面生了大氣得罪好些人。因為這是西直門外第一個正式有廚子做菜的館子,廚子可找得真不錯,以後連城裡的人都來叫酒席,例如李濟之先生老太爺的生日,周寄梅先生請客都是來幾桌,鬧得到處都知道,好些朋友安心和我起哄。特為地去叫菜,弄得加人加開支,廚子還嫌我限制生意,我也實在麻煩了就把買賣讓了給他們去做了,本錢也多半自己吃了,在他們接管以後學生中就有欠的了,所以我自己寫了一副對子說「生意茂盛,本錢幹盡。」他們以後開了好幾年,我還是忙我的生產限制的事為主題,在清華園這個小地方自然不能發展多少,可是已給過他們幾個演講,什麼婦女會,教職員會,母親會等都請我演講,北京城裡女青年會,婦女會也常找我去演講,不久也認識林語堂太太了,她也贊成我辦這些事,她還提議叫我到她們廈門去演講去呢。可惜我不能天天進城,因為坐洋車非常不便,而冬天更難,我又和何林一太太等商量集股辦公共汽車,那時在清華園的銀行分支是大陸銀行,我們去和他們的經理談起來,他們說由他們辦好了,這就是清華有公共汽車往來城裡的起頭,可是有多少不愛動的太太們大抱怨起來。說趙太太都是想些花錢的主意。
其時山格夫人也正到了中國,胡適之先生大請客聯絡一大些人,自然我們是主要的人物,因此給一般人的興趣更引起來了。我的目的對於貧窮人為主要,告訴她中國窮人多醫院少,做這種事無大基金和政府官辦不能實行的,所以我才定的每一個有錢的出錢,可以帶三個窮人來,就是這樣辦還是有錢的人和知識階級人來得多,因此有人反對說結果還是窮人沒有得著益處,但是我並不失望,因為提倡一樣事總是有贊成和反對的,又有些人反對方法不靈,但是避孕的方法一直到現在除了手術以外還不能說是百分之百地有功效。不過說到這個上頭不能不提點性上的關係,中國對於公開談性交是避諱的,其實對避孕不能不談點有性交的關係,因為有性交的興趣時不宜在這個以前來忙種種預備的方法,或有恐懼的心理,若有就不能得著滿足的,倘若變成一種責任和事務似的來忙著用避孕的方法心理和行為上也就沒有興趣了。性交多數是忽然來的興奮才能真真地感覺到興趣,所以對用套子和藥,若有一次忽略就會出事的,所以當事人就非抱怨醫生,或怪藥的不靈,其實這都是誤解,因為外國遍地都有醫院,明說禁止生產限制,其實每個醫生都給做的,我們在柏林去調查時在診查屋內等一下子就有了三個女人去放套子,醫生告訴我們並不是准用,不過預備而已,並且醫生要錢很少,目的是對社會服務,並不以好奇來敲竹槓,而且也不是臨時來忙這個那個的,在那時我也受到很多知己的朋友們抱怨,我只好笑笑,雖做醫生還不好意思在很熟的朋友們前來高談闊論性交的情形。又有些人說因我不會再生小孩了,所以覺得避孕得法,我就又來一個賭氣的辦法,來再生一個小孩給大家看看,而元任也覺得家裡沒有小小孩了,因此沒留意給我來了一場大病。原因是在中國那時雖然自以為是新式的太太們,可是有用人招呼小孩,自己還是日高三丈睡在床上,而我們兩個人在外國自己帶慣了小孩,雖然那時也有老媽子,可是自己還是老早起來,看小孩們分好了早點,我們兩個人就去打網球,南院有一個大球場,很少有人用,因為球場是在各號房子的正中園子裡,若是早上一打球就可以給各家吵醒了,先生們九點到公事房自然七點半八點都起來了,可是有些太太們還高枕而臥呢,第二天就來質問我們吵人,我就回她們誰叫你們還不起來,大家也不好認真生氣。可是十六天下來我自己出毛病了,打球後洗澡,在盆裡大出血不止,找醫生來打針也不過想是月經前太動作的緣故,其後血出老不停,到城裡找一專門婦科檢查用小手術發現有一個胎盤在內,才知是小產,連我自己也不信避孕五年後,就可以受胎的這麼快,如此一來大家非常相信了,不過朋友們常拿我開玩笑說趙太太以身作則。在城裡一連住了兩星期,元任除上課和到醫院看我外就他們的數人會更開得勤了。我一個星期出院後在自己診所內休息,錢玄同來了看樣子很急,可是結結巴巴地說不出所以然來,在房內走來走去的半天才對我們說他的太太要死了。我問是什麼病請醫生看了沒有?他說婦人病不肯看,我笑了說休息休息也許會好,錢一定說不會好的,他又說和他太太很早結婚雖無感情,可是多年在一道的伴侶了,大家都笑他,黎錦熙說你就殉葬好了。我正在看竹枝詞內有十首悼亡詩,我就拿了一首改了幾個字給他開玩笑(因為我總和元任的一些朋友們在一道玩笑,不分男女的)。原詩是:
悼亡只為愛緣牽,
英志同心近十年,
離別較多歡聚少,
倍添今日淚綿綿。
我就給他改成:
悼亡非為愛緣牽(因錢玄同總說他的結婚不是愛情的),
相敬如賓二十年,
離別非多歡樂少,
回思今日淚連連。給黎錦熙他們大家看的,只大笑不止,劉半農罵我大阿嫂該打,錢就給詩拿去了,他說給我太太看看,沒料到不到兩個月以後在中央公園遇見他們,錢介紹我這是我太太,使我真覺得不好意思開那個玩笑。
金岳霖願來清華教邏輯,托元任想法子,那時元任正在教邏輯,聽他這樣說就說你來正好,我可專教音韻學,還帶教音樂欣賞科,因此老金就來清華了,可是他仍住在城裡,和那個美國小姐(Lilian
Taylor前歐洲遊記上提過,還有一位
Emma,姓什麼忘了)同住,有時我們進城他也請我們去吃玩。有一天忽然來了一個電話說有緊急的事,趙太太能不能就進城來,我問有什麼事,老金說不能說出來,非請你來一趟不可,越快越好,事辦好了請你們吃烤鴨。我想一定是Taylor小姐出了什麼事了。我還回他犯法的事我可不能做,他說他想大約不犯法的吧。我知道老金說話靠不住的,就和元任兩個人進城到他家,Taylor小姐來開門,我還對她盡看著,老金迎出來說趙太太你真來了,我可放心了。我問什麼要緊事,他一本正經的臉對我說我有一隻母雞三天了,一個蛋生不下來,請你來動手術給取下來,它現在滿園子亂跑。我聽了又好氣又好笑,元任就引了一句張彭春譯Galsworthy《爭強》裡的一句話說:「簡直開玩笑!」他們兩個人給雞子捉來了一看,也不像一隻雞,有十八磅重,老金告訴我他天天餵魚肝油給它吃,我大笑說和人一樣,有孕時吃得太多太油,胎兒太大就難產。這隻雞的蛋一半已在外面了,我讓他們兩個人捉著用手一掏就出來了,可是蛋形狀已像一個葫蘆似的了。老金大歎一聲氣說也不用傢俱,手一來蛋就出來了,真是手到回春,明天送你一個匾。我想他真是瞎鬧,就叫他快請我們吃烤鴨去吧,他給張奚若和丁西林也找來到便易坊去大吃了一頓。回想當日真是不覺神往。
我雖然愛做這個做那個的,可是都有始無終,但是我要為我自己辯護一下,大都是因為遇到意外的情形不得已而停止的。這次在北京開生產限制診所,可以說是無關緊要了罷,可是因為政治的意外而影響到我這個邊緣的小地方。三一八(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各校教職員和學生對政府請願,沒料到政府公然對請願的人民開起實彈的槍來,這是在民主國家很少聽見的手段。不過在那時雖然算是革命以後,可是到底革命尚未成功,仍是軍閥當政,有幾個人真知道什麼叫民主的政治呢?所以出事以後(有少數我們的朋友在內)受傷的有的就逃到我的醫院來,而少數學生也跟著跑來了,大家都狼狽不堪,血淋淋地撞門而入,給我的嫂嫂和看護都嚇得要死,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呢。(記得有顧淑型、錢端升在內。)我嫂嫂告訴我:並且有些人就到我診室內去拿起藥棉、紗布等就用起來了,看護叫著來幫忙,他們也不聽,打長途電話到清華園。我和元任坐車進城,到了西直門,而城門又不開了。因為他們恐怕清華學校再有更多的人加人請願。第二天一大早,我一個人進城,到診所門口一看,還有一個巡警站在那裡問我是何人,不准進去。我說這是我自己的診所,如何不准我進去。他說你為何窩藏匪人,你是不是也在內起事的人?我真氣得不得了,我回答他說教育界的人對國家利害關係的請願,怎麼是匪人?我若在內為何才從城外跑來,青紅皂白不分還做巡警嗎?我打門進去看見診所屋內亂得一塌糊塗,血布一地到處都有,顧和錢兩個人還未走,臉色還是蒼白的,錢還可以說話,而顧連話都說不出來了。他們以後說因為他們站在前面聽見裡面上頭叫放實槍的,他們就關照學生後退,但是來不及了。他們五、六人往裡面一退,所以沒正式受傷,只是驚嚇和氣得失魂落魄而已。我給顧送回西河沿他姐姐處,我和錢就回清華園了。以後接二連三地警察來查而又問到「數人會」的事是何意義,為何要組織這個會,更覺得辦生產限制是暗暗減少人口,那是大逆不道的事(沒想到退後三十五年才起頭知道這個是重要的問題),有種種麻煩。元任和適之商量,適之就請我們吃飯,他們勸我還是給診所關了吧。我很氣地說這種政府,人民還能辦事?還能改良?夢麟和還有幾個人大笑說革命這麼多年還未成功呢,我們大家要做的事還很多,也不知道要經過多少困難,趙太太不要灰心,仍努力前進。我回他們我私人的力量有限,以後只可隨著大家進行了。所以那次以後,我就沒想到再開私人醫院了,而個人也沒有那麼大的力量去做。
這次風潮以後,劉半農做了一個歌,元任作的曲,歌名叫《嗚呼三月一十八》,現在把它附在下面:
嗚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殺人如亂麻
民賊大肆毒辣手
天半黃塵飛雪花
晚來城郭啼寒鴉
悲風帶雪吹呀呀
地流赤血成血花
死者血中躺
傷者血中爬
嗚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殺人如亂麻
嗚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殺人如亂麻
養官本是為衛國
誰知化作豺與蛇
高標賤價賣中華
甘拜異種做爹媽
願梟其首籍其家
死者亦已矣
生者肯放他?
嗚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殺人如亂麻
有時我雖然在清華園裡幫舊制學生們排戲、化裝、導演什麼的玩玩,但是不是常有的事。當中有幾次最好玩的是演《最後五分鐘》一戲,第一次是梁秩章扮女主角,第二次再演,他不知和誰鬧了蹩扭,臨時不幹了,王慎名來代替,王的說話非常好,但是他長得是一個道地的男像,上臉吊角的特別高,嘴又太大下一點,我只好用墨給他吊角塗上,嘴如何辦法呢?我給他用胭脂打下一點、深一點,口唇擦口紅只擦中間,在台上還好看,可是下台一看,真可笑。過後他們還送了我一個花籃;我簡直笑得都不能上台去接受了,好容易給臉板起來一下,可是到台上後就大笑不止,連台下人都聽見了不知何事。
元任知道我愛動,看我鬧得太多了,他正好要到南邊去調查方言,就打算給我也帶到南邊去玩。十六年十月十號動身,同梅月涵先生、唐擘黃夫婦一同到蘇、常、杭州到處玩了兩個月。到蘇州我有一個意料之外的感覺,是我以前從不知道的。到蘇州玩天平山坐一段洋車或船到近山以後,需走路或坐椅轎,那些抬轎的都是二十多到四十歲的女人,還沒有到下車或下船以前一里半里的時候,這些女人就在路邊等著,看見客人來了,就跟著車或船在岸上跑著說價錢,等到一下車或船,路旁椅轎就靠著,同時有繡花的繃子架在一邊放著,若是有了生意就停止繡花去抬轎,若是價錢說不好或沒有客人來,她們就坐下來繡花,真是意想不到的那種出力的事和這些細工會在一個人身上同時具有的。若是價錢說好了,客人坐上去,他們兩個女人抬著就走,若是人份量重的,就三個女人輪班地換著抬,翻山過嶺走得快得不得了。我們去的那一天還有一個女人正喂小孩子的奶,沒有等吃完,就給小孩抱在懷裡用一根腰布捆在衣內抱著,一面抬轎一面餵奶,我叫她喂完了再走,她說那樣耽擱時間了,快去快回來也許還可以多趕一班生意呢!並且小孩放在家內也無人看守。我當時想這樣女人真是才配說平等呢!也真應該有平等權享受。可是事實還是不這樣,因為她的丈夫有的好吃懶做,還須給女人養他們不算,更要時常打罵呢。那天我們同時有幾位男人和丁緒賢太太陳淑一同去的,我笑他們,我說你們男人們笑著讓女人來抬,你們不難為情嗎?他們說我們不坐她們沒有生意。當時他們真覺得這些女人可憐,叫她們停下來,讓客人們自己走走,這些女轎夫還不肯,怕客人覺得她們抬得不好,就跑得更快點。中國鄉下的女人真有本事,江浙一帶種田的都是男女一同做工的。廣西女人也是什麼重事都做,所以人家娶了一個媳婦進門,就是家裡多了一個工人。當時生產後只三天就出來照樣做事。(我聽見過一個故事,有一家每年總是由媳婦挑一擔飯菜送到田里給丈夫等吃,一天送遲了,丈夫就拿扁擔打她。她哭著說因為我在家生了個孩子,要洗弄的,所以來遲了。可想中國老式的女人也是裡外粗細都來的。)
蘇州的吃食和甜點心是中國最好的,你不要看他的鋪子小,東西是可出不盡的。小飯館的菜也是好得不得了。還有街道窄,人家住的房子,圍牆高得不得了,外面粉刷黑的,你到了那兒一點不覺得好,可是你一走進大門就是別有一個天地了。大廳堂、書房、樓房、花園、花廳等等又大又好看,香花草木、假山一切都包在裡面,屋內的傢俱都是一堂一堂地花樣不同,用紅本做的,嵌大理石。夏天珠簾掛著,如早上加席套子。婦女們穿戴也比別省人講究,終日打扮好了和出門做客一樣,所以中國有句俗語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書房內總是古書滿架,就是子孫不大唸書,可是祖上留下來的不到家敗不賣的,名人字畫,也是盡力收藏,這是一個風俗,就是小家也都是文質彬彬的。所以那次日本人進蘇州,由他們的領事(因平日往來都知道了)帶人按家點東西收了幾船去了,光是紅木傢俱和字畫書籍聞說裝了五軍艦去了。現在你到日本去還可以看見他們很多蘇州的紅木傢俱在人家裡和市面上賣呢。還有外國用的紙牌在蘇州他們也用象牙刻起來做成紙牌一樣,可以放在桌上一隻手打一隻手還可以做別的。蘇州的中國牌向來也最出名的,別的象牙東西也好,總歸一句,吃玩都好,人也風流。
玩了幾天,元任、我、梅月涵、唐擘黃夫婦我們幾個人又到常州了。這是我們結婚後元任第一次回家鄉的。他的伯母本打算我們這次回家又要大請客,但是我們事先寫信去聲明我們不願再做新人樣的受人招待。(因為中國的老規矩不管你做了十年二十年的媳婦,若是沒到過婆家,第一次進門都要照新人招待的,拜家堂(就是拜祖先)和夫家的家族親友會面。)我們又說,若一定要大請客我們就不回去了。所以元任的伯母就不敢請客了,並且我們指定要吃螃蟹,因為陽澄湖的螃蟹最好。當日元任在南京讀書時,到螃蟹季節,特別回家吃螃蟹。梅月涵也喜歡這個,所以我們商量了點明要吃螃蟹,酒席一概不要。元任伯母早寡,一輩子多半住娘家的,所以我們就一直到她娘家的府上去。當天晚上每人吃了七八隻,五個人吃了三十元的螃蟹,回旅館天已黑了,根本沒看見城裡是什麼樣子。第二天早上定了到元任老家青果巷那兒去。我和唐太太坐洋車裡,元任和梅先生、楊時逢、唐先生走路。元任推著車子在街上跑,大家都像看把戲似的。一路覺得好玩極了,坐在洋車上覺得兩隻手都可以抓著兩邊店舖的招牌似的。元任對我說著玩:「我來做常州的縣知事好不好?」我說,我可不要做這個小縣的縣長太太(其實常州原是府城,武進是一個富縣)。城裡有河,多少小船來來去去的,像維納思的內河一樣。到也沒有等人通知,我們就一直進去了。我們初到就這樣起哄鬧,元任家的房子是從曾祖手上蓋的,三房下來因元任祖父這一房人少,所以住在最後進的平房。這個房子除大廳和書房以外都是走馬樓(走馬樓就是四圍都是樓房中間有天井的)。門窗等比我們家的房子老式多了。沒有玻璃都是用「明瓦」(就是蛤蜊殼做的),當然要比玻璃的亮光差多了。大廳旁邊有一棵大香椽樹,我們就打了一大些下來帶了玩。梅先生不知道是不能吃的,咬了一口,給嘴都縮成一道,我們大笑得不得了,說鄉下人進城了。元任的伯母們對我們無法講規矩,只好拿我們當外國人看待。又給元任父母住的樓上開開來,裡面的東西堆到屋頂了,多年也沒有人動。我們就叫了兩個粗工人,全給搬出來看,我們要的拿出來帶回北京。但是我們在乎的和他們不同,元任只找書畫、祖父父親和他自己從前寫的東西和照相,我就喜歡拿箱子,因為十六口大紅描金的福建皮箱裝呢和皮衣真好。那種箱子關起來和罐頭一樣,裡面的東西從來不生蟲或壞的。放點樟腦,數年不壞,比現在的大鐵箱好得多。
我就想給裡面的東西拿出來裝了元任的雜物帶了走。豈知一打開來全是綢緞、衣服、繡貨和皮貨,有些衣服還是他母親陪嫁時用紅綠線釘好未打開過的呢!中國向來的習慣有錢人家女兒,嫁時不管用得了用不了那麼些,和將來流行不流行,但是一定要做四季的衣服,每季多少套,床帳被褥等多少套,一輩子用不完的。給子孫留下算是家產,珠寶金錢也是如此,因為女孩子除嫁時給的,以後的遺產不分給女兒的,所以賠多少,要多少,總在這個時候要。元任的外祖父做過好多省府台,對於這個小女兒又愛,所以常常帶東西給她。夫婦兩人只三十二歲都死了,所以東西不知留下多少來都沒有用過的。元任無弟兄姊妹,他的父母在他十三歲那年差不多一陣死的,所有的東西,他的伯母和堂妹們都給他封起來了,等他結婚後交給他,哪知我們這兩個不成器的人不在乎這些。我們一共在常州待了三天,帶回十六隻箱子,還從當鋪裡拿出兩口大皮箱,內有二百十六件皮貨。可惜現在只存了三隻小的箱子和五件皮衣了,其餘的都隨著我們的房子在南京給日本人燒了。
以後又到杭州,住西湖飯店。元任和他的助手們去各處找方言的材料,我和唐先生太太、梅先生、我的一個堂房五妹就終日在西湖上玩,爬山並吃廟裡的素酒席。那個新鮮筍子看他們在地下挖出來的。他們的找法是看哪一塊土有裂痕,就知道裡面有筍,用一個鍬鍬起,裡面真有一個淡黃色的筍出來。去了衣子,白得像一個玉筍樣,真好看,都捨不得吃它,但是以後吃起來又嫩、又鮮得不得了,一種清香味(完全不是像在外國吃的那種罐頭筍)。我們又在湖中孤山上飯館內吃生蝦,就是給蝦洗淨了,個個都要活的,放好作料,放在碟內,因為跳的緣故,用個碗蓋在上面,拿到桌上來,吃時用筷子搛一個出來放在嘴裡,自己用牙齒夾著一擠,肉就出來了還在嘴裡跳。不會吃的人拿不出肉來。杭州是出綢子的,我們又到各小工廠裡去看,他們第一步洗絲綿,這種是活的蠶蛾,把繭子咬破出來的。先用熱水煮了,用一個竹圈給繭子一個一個繃大了,往上一套漸漸就成功一片絲綿,拿它做綿襖比皮都輕暖。第二看他們抽絲好的織緞子,次的織各種綢子,再次的或頭上有小疙瘩的,就織成綿綢(就是外國人最喜歡的生絲綿綢)。在江浙方面窮人都穿這種綿綢,比布還結實,又可以染各種顏色印花,只可惜織的口面太窄,做衣服費得太多,因為他們是用土機手織的,將來改良自然就好了。日本人賣給外國的絲綢並不是完全是他們自己出絲的,他們多半從中國方面賤價收生絲去,他們再織造過,以後賣給外國。有時我們中國又貴價買回來,所以我們常說中國生絲出口,熟絲進口。我們本打算還多待幾天,而內戰又起,恐火車不通,就匆匆回北京了。
我的脾氣生性喜動、好奇,又喜歡追究新鮮東西。這一次和無任出去調查方言,得了不少的新知識,我覺得好玩極了。從此為例,凡他出去我總跟著。回北京只半年,孟真從廣州來信邀元任到廣東去調查兩粵方言,知道我總是跟著的,所以也請我同去。但是元任近來常說我們兩個大的孩子已漸漸大了,家中沒有小孩子了,我正懷著第三個。上次出去時候清華園車站一節軍車炸了,全校人受了大驚嚇,而我們家只有用人帶了兩個小孩。其時內戰時起,萬一南北不通,只留小孩在家不便,所以這次我們要走,決定先帶兩個小的上海住下來,我和元任再到廣東。我從四歲離開,這是第二次到廣東,看過去一切都改變了,府台街門變了中山公園房子都沒有了,只有那棵榕樹是我以前常爬的還在。我就坐在下面照了一張像。我是愛吃的,而中國人又是愛請人吃飯的,所以到一處大家總是請吃,次數多的不得了。所有的名館子都請吃過,有一位朋友問我還有什麼沒有吃過的,請我點菜,我說吃蛇吧!從前在廣東只聽人說過這種東西不送到府台街門來,而大家出去吃也不給我們小孩子們看見,所以我想嘗嘗。可是我不知道是極貴的東西,無意中敲了人家一個大竹槓,只吃蛇一樣加點小菜碟子,就四十元(廣東錢)。雖然只蛇一樣,可是拿上三次來,每次一大鍋,蛇肉並不多,都是白菊花和雞多,我一共吃了九小碗,我想那個好吃的味道都是雞的味。住在傅孟真家四十天,孟真對我說給他都吃窮了。
廣東的菜是中國好菜中之一,可是不像在美國一般的飯店那樣,他們的菜無奇不有,可是又好又比其他各省的貴。最可笑的有一天中山大學正式請我們吃酒席,朱騮先先生是代理校長請了一桌最好最貴的菜,而我們吃完了先走,在路上看見一個北京炸醬麵的擔子,我想這是一個有點希奇的,叫車伕停下來去看看。賣面的人問我要不要,我說好,來一碗。我的意思不過想看看和嘗嘗什麼味,剛拿起碗來,孟真和騮先兩個人車子來了,也停下車來了。騮先說趙太太還未吃得飽,孟真就抱怨我不成樣子。我說什麼不成樣子,難到街邊不能吃東西嗎?你們不停下來誰知道我們是誰呢?孟真要我們一道走,我就是不肯,我要看看大街呢。我和孟真兩個人最愛爭吵,可是都是友善的,吵了又說,說了又爭,從無完的時候,每次見面都如此,往往到晚上二三點還不停,一直到他從紐約最後一次分手時,我們到了升降機下了一半了,孟真還在說趙太太我們這次沒吵夠!沒料到竟成永別了。想到老朋友們的當日真是追念無已。
我因身體不便,而兩個女兒又留在上海寓所,所以我就要先回上海,元任和孟真送我到香港上船,恰巧朱騮先先生也到上海去,而又巧的李濟之先生又正從歐洲回來經過香港。元任就介紹傅李兩人第一次見面。傅孟真並約李一道到廣州去玩玩,所以我下船後,他們三個人回廣州去了。可是我一個人在船上並不冷靜,我是向來暈船的,就到房艙裡躺在床上,有人打門要進來,一看就是朱騮先先生,已經半醉的樣子了(我和他那時才見過幾次面並不太熟)。坐下來東聊西談地沒停,茶房來問吃晚飯,朱問我可要陪我到飯廳去,我說我暈船得很,最好不去,在房艙隨便拿點來吃吃好了。他說那我也不去了,對茶房說開兩個人的飯到房艙來吃。那是個德國船,菜好得很,因為我們兩個人都是頭等,有一個德國人管飯廳的頭子還是自己到房艙內招呼一下。哪知一頓飯朱先生就邊吃邊談吃了三個鐘頭才完。我是累得不得了又不好意思叫他走,他一直坐到三點才說走吧,明天到船時再來陪你下船,其實船到上海各有接的人來了,朱太太來接他我沒答應和他們一同走說再會。元任是等我離開廣州後才到各處去調查方言的,那時起頭認識羅常培等人,三個月以後他回到上海我們才一同回北京清華園。
這幾年中清華園學校內很不安靜,起了好幾次的風潮,雖然沒有我們的關係在內,可是常常請願什麼的到我們家來,而且北伐以後,大學院又下了幾次的命令要元任做校長,元任屢辭不就並薦賢自代未准,但不久就派了羅志希來長校,好些事就一變當日的清華校風了。因當日的校風多數近乎洋派,自從改大學以後在張仲述做教務長時已經改變了不少,而羅來以後自然更往辦大學的方向改了。就辦大學來說那種辦法當然是對的,因為從前是專為在訓練留美的目標著重,所以很少發生風潮,現在可惜的校內風潮一起動頭,一來就請願,訇這個一下又訇那個一下總無了時,連梅月涵全在內,雖然有些人是應該去的,可是不能全由學生來定去留,元任雖然沒在被訇之列,但看看那種樣子總不以為然。幸他那時總到各處調查方言,留校日少。這次經過上海時,大學院正在發起辦中央研究院,楊杏佛說元任你不喜歡辦行政事,而學術機關你總可以幫點忙吧!你做歷史語言所的所長好不好?其時蔡孑民先生當院長,楊杏佛當總幹事。元任回他你老兄為何總派我做點帶行政的事做什麼,你不知道我是最懶的人嗎?薦傅孟真給你比我辦事學問都高。杏佛說孟真我雖見過,脾氣恐難對付。元任回他學術機關不須專講誰對付誰的,有事大家商量辦好了,我敢說他辦事起來一定比我高明十倍。杏佛還未一定決定可否,而晚上蔡先生就請我們吃飯,蔡先生又提,我們想借重元任先生,元任就趕快說:我已和杏佛談過了薦傅孟真最合適,蔡先生點點頭,嗯嗯,我就趕快說蔡先生已答應了,杏佛不好說什麼。出門後他打了我一把說韻卿的外交真可以(杏佛的太太趙志道是我中西女塾同學)。因此我們回北京後就從清華搬出來在東城羊益胡同住。但是羅志希也挽留元任,學生中又來一個小請願,我們也覺得朋友來做校長,我們抽腿就走不好意思,所以答應他們每星期來上一堂課,以敷衍目前的情形。有一天元任坐清華公共汽車進城,在換電車回家,停車時他不下來,車開了他反走下來,自然跌在大街上了。右手連膀子都跌傷了(他是出名的absentminded教授),到協和醫院查看,腕骨已裂非上石膏繃帶不可,人又發燒兩個多月。從此清華也不能去上課,就此結束了在清華園的生活了。
作者按:在再寫這篇雜記的回憶前,我必須向讀者道謝和解說一下,因為我停了幾期未寫,收到很多來信和問我為何不接著寫下去,並且朋友們見面又總問這個,我不能-一答覆,這個毛病就是我不能動筆,因為幾個月前我的右手大拇指骨忽然高起半寸多來,並且右膀時時麻痛,我自己恐怕是骨癌,經醫生多少次的檢查和照X光線,照相上並無癌症的症狀,說是字寫得太多了,我自己覺得可笑得很。照我寫東西和一般著者來比,不知要少多少倍,實情就是因為在美國的家庭主婦一天到晚地雜事不知有多少,從無一刻鐘能坐定下來不動的。近年來更因為趙先生趕寫他自己的書,又加他的腰部背部近來不能做重工作,因為會影響到他的胃,所以一切粗細瑣事都是由我來擔任了--除了每早他做早飯和來客由他配雞尾酒(那個他認為是「輕工作」)。並且我寫回憶這種事,要麼沒有動筆則可,若是想到了來寫就得一口氣連寫下去。在美國的困難,將來我寫住美四十多年的雜記和各方面觀感時,我再都給描寫出來。現在不能--一地回信,就在這兒總道歉一下了。
前文提過一下,入中央研究院的來源,因為從有中央研究院起元任就和它發生了關係,一是楊杏佛答應元任不任行政可以,但是永不許辭職,元任還說笑若是你老兄不做了或情形變了也不准我離去嗎?沒想到變成讖語:他不久死了;二是傅孟真說他在研究院一日,元任一日不能離院,此雖默契,自然不會告訴外人的,而孟真又知元任絕對不干行政事和爭權,所以屢次有人提元任做總幹事等等,孟真總阻止,別人還誤以為孟真反對元任在他上頭,並且有些不知道的人因此妒忌元任的就由此設法離間。而孟真對於語言組所以永不願換主任也是這個緣故。這些事實我以前始終沒有宣佈過的。
在那時中央研究院各所大半在上海,元任提議歷史語言所應在北平好點(那時北京已改稱北平),可以就各處書籍文化機關等等,並且全院在南北都有研究所,比較全國性一點。孟真也贊成,那時因孟真還未完全離開中山大學,就和元任商談,讓元任回到北平後先開始語言所,歷史等他到後再說,所以我們回北平後就由清華園搬出來,先租了東單牌樓羊益胡同四十號住了幾個月,但是一到城裡我們的事就多起來了。我們也覺得各事比住在清華便當得多,但是還是安穩不下來,大家很多人組織了一個小劇院,元任做董事長,可是負責最多的還是余上沅和熊佛西他們,大家有寫劇本的,有譯劇本的,有上台的,我們好些太太在裡面做各種的雜事,我是幫忙化裝也夾在裡面選戲等等,有一次在協和大禮堂表演,熊佛西和元任兩個人親自上台,那次演的《掛號信》,是元任在美國時寫了玩的,在學生會演過,可是這次連北平的電車頭上都大登起廣告來了。預演的第一天元任戴了兩副重複的眼鏡,熊以前沒知道,在對話時忽然看見到那種怪形狀,就大笑不止,都演不下去了,幸虧不是正演的時候,只是化裝排演,可是那次還賣票呢。想到當日真是我們的黃金時代,自從中日戰爭起,在國內人的苦境給些人都苦老得無興趣了,並且多數的聽說已死了,每想到當日情形都歷歷如在目前。那時我還正懷著第三個孩子,(就是懷著我們這個天才的怪物來思
Lensey,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她生在這個房子裡的。)我那時大肚便便的還是終日忙來忙去地跟著他們忙,有一天叫大二兩女孩唱熊寫的《愛神與詩人》裡的一首歌,她們兩個人也不知道字義,當中有一句「三個分不開的和聲」,她們唱成了三個分不開的和尚,台下大家都問熊你的歌怎麼寫出了三個分不開的和尚來了,我簡直笑得頭都抬不起來了。後來有一天我們在北海公園喝茶,忽然我的侄女楊若憲說:「你看,三個分不開的和尚」。一看,果有三個和尚在一道走路。這個笑話一直流傳到現在,所以以後大女如蘭在美國劍橋指揮學生會合唱,那時哈佛和麻省工業學校兩校有三百多中國學生,因為以前談過這個笑話,所以他們就給哈麻俱樂部特別用白字來給這個叫蝦螞俱樂部。不久為語言組的緣故,又搬入鹽務稽核所的兩所大樓,中間有一個大園子隔著的,前面羊益胡同是語言所,後面西觀音寺我們住家。那時朱庭祺做鹽務署署長,我們去辦房子的交涉,他說租可以,但是須兩所一道,所以我們才搬到後面一所來住,不然我們本來住的也只隔一條街,何必搬動呢?(以後妒者造好多謠言說趙元任非得要家跟著公事房一道,其實越在一道,自己的時間越多白貼在裡頭。)各事元任向來不作無理要求,處處都照公事公辦,必須得著孟真同意而後行,向無爭執,所以孟真常說元任你若辦行政總是輸給人的,每件事若要發展必須有爭的地方,元任說所以我不做行政事煞!因此好多人看見元任的這個缺點就可以真對他欺負,可是領略他這個上的人多,還是上算的。以後孟真到北平,弄了北海靜心齋作史語所,那到是無任懶得再搬了,因為元任已經裝制了各種錄音器等等儀器,靜心齋是一個古式的宮殿房子,裝起來就既很費事又花錢,而這面的房子租的又不貴,將就著用還上算點,所以孟真也同意了。
我到北平城裡後,除了大家玩以外還做了一點正事,就是高梓邀我到女子大學教體育系的生理和解剖學。高雖然後來到東北去了,還是兼兩面的主任。我除了上課以外,還帶學生們到協和醫院看實習解剖屍體各部筋皮神經和血管等等部位,和受傷後如何救急治法,因為那時找不到屍體可以隨便看的,只有協和醫院留給醫學校學生們看才可以借看看。
在我班裡有一個學生終日愛唱《教我如何不想他》的歌。有一天派了劉半農來長女大,大家學生看見他穿了一件中國藍綿袍子,學生們偷偷說聽說劉是個很風雅的文人,怎麼這樣一個土老頭,我聽見了就對他們說,你們有的人一天到晚唱他寫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的歌,這就是那個他呀!大家哄起來說,這個人不像麼,那歌不是趙先生寫的嗎?我說曲是趙先生作的,詞是劉先生寫的。以後不知怎麼傳到劉知道了,他就又寫了一首詞:
教我如何不想他,
請來共飲一杯茶。
原來如此一老叟,
教我如何再想他?
那時我又正懷著第四個小孩(因為我們要一對一對地可以有伴並易教養),但是快臨產前學生們還要我接續下去。我說不能生產在講堂裡呀,不過還是一直教到臨產前幾天才停。因站得太多,所以產後出了大毛病。五月十三發動,十四才用鉗子拿出來,這就是老四小中,西名Bella。因此產後缺奶,只得雇了奶媽餵奶。
我和趙麗蓮女士因同系的緣故才起頭認識,偶然打一個招呼而已,那個以後暑假郝更生夫婦請我們全家和我侄女楊若憲到北戴河去避暑,是和唐家同住,而他們也有客人,我們大家住了四天,因人太多我們另又在旅館住了兩天,就回北平了。元任雖也在女大音樂系兼點課,可是從沒見過唐太太(趙麗蓮女士那時才初次見面的,所以有四天的同住--不是同居--之雅。)
九一八瀋陽事變發生,東北朋友們紛紛往北平逃難,其時因為我們住的房子大,丁在君看見我們住的房子,罵元任這種房子不像我們這些人住的,就讓出五大間住了五家,而又是在一個小家庭內初次供給三十多個人吃飯,每日廚子要做早飯,我就自己起早到東單牌樓市場去買菜。我想人多只可以樣數減少,份量加多,買回叫各家的用人來分派了做,煮飯菜等是歸一個廚子,大人和小孩們分開來吃,再加來探訪他們的親朋,所以每次大小總開四桌飯,可是我定的大家須按時來吃,過時不候,如此才忙得過來呢。一個半月以後大家才分頭找到了住處,這些時錢用得不算,可是精神用得也不少。(也由此練習了對付多數人的飲食的辦法,所以以後在美京往往來大聚餐,於峻吉說過趙太太可以對付一師人的伙食。)這樣子總算對付過去,大家快樂而散,不過旁邊有些不出力而反說閒言閒語的也大有人在,自己不盡義務,反說趙太太好客,元任的錢都是被她這樣做好人花掉的,但是我不氣,只笑笑而已。我知中國人向來不幫人的人,總反而妒忌人的很多。(外國人這種行為似乎比較少一點。)
沒料到一九三二年正是九一八以後清華大學發生了種種困難的問題,元任雖離開了,可是清華凡有緊要的事,他們評議會的人總是來找他的。那時評議會人員是葉企孫、陳岱蓀、周培源、吳有訓、金岳霖等等,常常全體來我們家討論,經過多次的危機,元任總是在背後幫點忙,這次的風潮(可說是危機)息後就是校長問題,又有人提議讓元任做,元任又不願意做,他說我若願做就不會羅志希來做了。大家再三商量,就由翁詠霓代理,他只答應代理三個月,元任是提議梅月涵從駐美清華學生監督處回國長校,不知其中有好些人要做清華校長,以後都怪元任不該提議老梅(我們總是這樣叫他的)。去了五封公私信而老梅始終沒有回信的消息(我常罵老梅對任何事總是太慢)。翁一方面也追,而校方也百事待議,元任就說我去代他一年半監督任務,促他快些回國。以後才知道他當中有很多的問題很難解決,而他也知元任打算去了,並且其中兩個願接監督的人他又不敢正式地派,因國內情形複雜弄不清,只得暫以不了了之托於峻吉先暫代。我們到唐山去接他,他才知道國內已定了,雖然他有點不願意沒得到他的同意,誰叫他老不回信問問呢。其實元任也不大願意去,而孟真則大反對,叫李濟之來勸,可是濟之贊成我們走,也因前些時李和傅兩個人因董某(不是董彥堂)與Freer博物館辦合作辦的損失了主權,傅和他大爭,李來我家談到他若離中央研究院奈父母年老多病不願離開北平,但和孟真一道又實在受氣太大,因他們兩個人都無忍耐性的人,我就給李留下,請幾個人陪他打牌,元任就去和適之商量改由中基會出薪水(一種另外津貼),因此兩面關係遠一點可以減少衝突。(濟之,我這個記得一點不錯吧?)因此李濟之多年都是由中基會出的薪水。(我們兩個人都年近古稀了,常細想對朋友們真可說寧可天下人負我,我真不負天下人,兩個人一輩子從不以暗中作弄人為快,而也從不忌妒人。不過也說回來,元任也是為國際上人已經太看重了,所以也不須去忌妒人了,我常和元任說我們是得過於求,並且先祖常有戒言,古雲知足常樂,乃人生立身之要言,因此就不苛求與妄求了。)
我們在一九三二年的二月底離開中央研究院又搭上清華的關係了,其時我還有病極不想到美國,並且第四女兒小中還未斷奶,因她出世不到一個月我們家和翁、任等人玩西山八大處因太累回來當晚就病,以後我就無奶,所以她一個是奶媽帶的。並且清華也只剩了還有一年半的留美監督處,所謂「舊制」學生就完了,新大學留美進修的不多,也不需專人住美領導,所以元任才答應來的。我想我就不去了,短短一年半容易過得很,但無任不肯,只得帶病動身,他的意思是到美手術可靠一點。因此就給小中留下來,起初由我侄媳關照,後因她和奶媽不和,又改由唐擘黃太太照理。劉廷藩隨來作書記,劉太太也想去,元任覺得只一年半,再帶多少人出來花錢不應該,所以劉太太總覺是個遺憾。我們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號正在齊東西好多人來了,晚上月涵,擘黃,上沅夫婦還打了兩桌牌,差不多到天亮了才大家吃完早飯送我們走(可是沒有中央研究院的人,因為他們不高興我們走),二十一大早動身到塘沽。
那時正值一二八之役,火車不通,坐船到上海,當時看見進口的兩岸都是戰跡,小孩們問為什麼上海這樣破爛,我們就解說給她們聽,雖無大的政治宣傳,不過也說點大略的壞處給他們聽,大二兩女並不大在意,而來思不到三歲,可是她就查根問底的追問,日本這樣不乖,媽咪為什麼不打他們的手。她一小就是一大些哲理的問題發問出來,可是日後她倒嫁了一個日本人。路過日本在那時我們自然不上岸去玩,可是日本來查船的人極力勸我們上去玩玩,我回他日本話我是日本學醫的(那時日本話還記得些),他就不說什麼,以後查護照的人和美國船上人爭論我們到底是中國哪個政府派出來的。(美國人那時對中國自然沒有日本人清楚,我想現在還是如此。)船上美國人自然不明白,政府就是政府好了,日本人就再三地解說給他們聽,我在旁邊又再解說給他們聽還不是你們日本作祟嗎?一會幫這面,一會幫那面,讓中國內戰不停,可以自相殘殺,使國家日弱下來。美日兩方面人只得看看我,不好認真說什麼,以後有一個日本帶刀的員警一直在我們房艙門口走來走去的,我們就多數的時間在客廳和甲板上待著,回房也有茶房特別關照我們。從神戶到橫濱一直守著,到橫濱要開船了才走,我還笑了對他說麻煩守門,希望下次經過時再看見你。我們這次根本沒上岸看見各處日本在大地震後的各處破爛還未恢復。(我一生不迷信,但我相信世上有報應的。否則被欺者永抬不起頭來了。)我這次還是多數的日子睡在房艙裡,離上海時孫克基醫生叫我在船上一路打針到美京後就快快動手術,哪知船到檀香山病已經好了,上岸吃了一頓好好的中國面(因為中國飯船上有,每餐送到房間來。)帶三個孩子玩了一圈。如蘭(大女)說這個地方很好,我們住下吧,我說還沒到呢。沒想到幾年以後我們真來住了十個月。中國領事館有人來接上岸玩(照例的有船到總領事館總派人來歡迎的),但是我們已上岸無處找我們了。到三藩市後也沒通知任何熟人,不知清華學生們如何知道的,船一到,張匯文、林同濟等六個人來接,可是我們行李很多,有大小二十八件。照例我們官員護照不查的,但是他們一定要查,因為不久前查到過有人帶禁物過境,真是一人犯法大家遭殃。張是學法律的,還和他們爭,我說不須爭,這多行李打開也費事,你隨便挑哪件我們開哪件給你看好了。他說好,挑了兩個大柳包打開來一看其中都是零碎食物等等,就伸手插進去,沒想到我帶的香油灑出來了,和周圍的藕粉都混和在一道,他抹了一手白油粉,就往自己制服上一擦粘了一身,給我笑得不得了,他莫名其妙問我什麼東西,我告訴了他,他也大笑說你們中國人真會開玩笑!另一個人開元任的手提包,裡面有一瓶阿摩尼亞是路上用的,他們也是以為是烈酒(那時禁酒),查關人打開一聞氣味沖得嚇了一跳,我們告訴他,他只得做個鬼臉走了。學生們問我是不是安心地作弄他們,我說碰巧這樣。以後多年來都以為是笑話。我想那時在士丹佛和加州大學的學生大約還記得這些笑話呢,因此他們都知道趙太太愛逗人的。我們住了四天,因為隨時就看看在西部的學生們,免得以後再來西部視察了。打了一個電報到華盛頓給何培元,因為他是監督處的書記,我們坐火車四天四夜,因為那時的飛機還沒客機呢。有一天晚上經過忒撒斯沒想到給孩子們吃了一個大驚嚇。因為過南部加車輛換來換去停了很久,我和新那坐在原車上沒動,如蘭來思兩個人到了另一節車上玩,元任下車走走,忽然給兩孩那節車帶走了,他們不知加車在中間,就大哭大叫起來,元任又在下面叫。我們的老二做人一小鎮靜,她說不要緊,不會帶走兩節車的,叫姊姊妹妹不要動下來危險,一下帶了三節車又接起頭來了,新那對她們教訓地說,你們看我不動,我就免了著急作嚇。
晚上到美京是於峻吉和何培元兩個人來接的,開了監督處一個大老爺車,住的地方是正在電車街的邊頭,三夜元任都不能睡,我們說月涵真好耐心,如何能一住三年,何太太說梅太太常說不能睡,可是梅先生睡得很好。但是元任三夜根本不能睡,寫信給月涵商量,我們寧可自己出房租也要搬房子,月涵回信允許,可是叫何培元快回國,因此監督處地方和人事又是一番變動了。
元任到美京後,除必要公事外第一樣事就是學開汽車。何培元教他,就在京城外三四里路的一個空場內學習。十天後就拿著開車的學習執照。居然和王慎名替換著開我們一家子上路逛紐約劍橋等處,去巡閱學生去了。後來回到華府考了正式開車執照一個人開到最大的一條街上去,員警忽然停止他,我們莫名其妙的問他是不是開錯了路犯規了?他回說不是,你拿了罰票三個月都沒有付款,我們要取消你的開車證了。元任回他我到美京還只兩星期不到,開車證昨日才拿到手,為何三個月前有罰票呢?員警說,是同一個號碼的車子麼,若是人家轉賣了給你那就該換牌子啊。元任就告訴他這是中國學生監督處的車子,前監督(梅月涵先生)走了兩個多月,我才來接管監督處的事。員警才恍然大悟的說,那是你的哥哥嗎?你們兩個人真像,是不是雙生兄弟?我回他長得差的遠呢,只慢慢吞吞的脾氣有點像,但是我的丈夫是仰著臉答應人的話,那位梅先生總是低著頭哼的。員警大笑回我,這點我可沒有注意,就快快地放我們走了。如此開車玩了幾天,我就樂極生悲又發病了,找孫克基介紹的朋友,而他本人也生病,就轉介紹一個他的學生。他們知道我也是婦科專門,對我非常客氣,問我再要不要小孩子?我問元任,元任回我不再要了,我就和醫生商量根治吧,免得以後常常麻煩,沒開腹,只用爪爬子宮內粘膜手術,再用一種鐳的放射停止月經,只兩次後完全復原,一星期後出院,從此以後人身體非常健康,生理也無衰敗現象。所以我常勸人,若無兒女問題,這種病是根治的好,現在自然更進步了,就用大手術人的生理狀態也沒有變態現象發生。
過了一陣元任要開車看他的先生霍金,住在 New
Hampshire省,從那兒又開上白山去玩,他一直開到華盛頓峰的六千尺的頂上。雖然好玩,可是下來時給我嚇死了,因為山中忽然起了大霧,一點也看不見,而當日的山路開得又窄,走到邊上去一點就一落千丈,或對面來車也不好讓,所以小小心心地開了兩個多鐘頭才到三分之二的山腰中,有一個破極了的小旅舍,我們只得住下來了。(張其昀先生以後也同我們住過的。)等第二天早上的太陽出來,霧下去再走,因此我好久不願出去。但是元任喜歡開車極了,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願自已開車玩。(所以我們自己一直有車,使得別人妒忌我們,以為我們自己愛擺闊呢。)
監督處裡面只劉廷藩一個人,辦事不行,而他又要去讀書,所以有些學生讀完學位的一來遊玩的,我們就扣他們下來,他們邊玩邊幫忙,因此就熱鬧起來了。例如陳之邁、王慎名、蘇宗固、林維英、繆經田、張匯文等等都是常住的。從前定規的學生來由監督處給一元一天的伙食錢,我想要不了,就定了常住的十五元一個月,歸一個人管,我們自己全家也照樣加入(多數是王慎名管),吃不完時就想特別法子來用。
有一次大家每個人半隻雞吃得不消化,叫王慎名去泡一壺福建鐵觀音大家吃吃,泡前我對王慎名說雖然只一小錫瓶,但是很貴,力量也很大,你只可以用三分之一瓶泡一大壺大家喝喝。林維英是福建人,他在旁邊插嘴說,福建人只用一個小極了的杯子喝半口那麼多就夠了。(林維英,你現在是貴人多忘事,大約不記得當日在監督處的事了吧?)並且我已告訴王這個茶葉是趙先生的叔祖趙竹君在上海我們臨走時送的兩小瓶,他還怕我們不知價錢告訴我們十元一瓶只一兩重。哪知王慎名不響地用個燒水的大壺泡了來,大家你一杯,我一杯地喝得不停。第二天早上陳之邁第一個搖著頭出來說,趙太太以後不能這樣辦法了,我們吃得太多,一夜不能睡。其餘的人也接著出來異口同聲地說不能睡,我們自然不用說了,連那個愛睡向來能睡的林維英也說不能睡,真是奇了。大家又想大喝茶了。我就問王慎名昨晚泡的茶還有沒有?他回我茶沒有了,可是壺沒洗,茶葉還在裡面。我走去一看差不多半壺茶葉。我叫大家來看,說所以你們不能睡了!一兩鐵觀音全泡了,我抱怨王慎名。他說,我想趙太太小器那一小瓶茶葉一大壺水還不正好?所以我全用了。因此大家都要罰王請客。我寫這一段使當日的大家們也記憶到當日做學生時的樂趣。我想多數人還記得的。林維英無事就教我炒福建肉鬆,其他的人很少到廚房去的。因林最愛吃的緣故。(回國後大闊了的時候,大約用了很多廚子吧?)
說到那時在中國的駐美公使館內的情形,和我們關係很多,因為顏惠慶多數在歐洲,代辦是嚴鶴齡。他沒有太太,只兒子和媳婦隨著在使館裡,因地位的緣故好些事不能出來做主婦,多數是一位頭等秘書的美國太太出來倒倒茶什麼的。應酬中他們總覺得須中國太太好點,而有幾位又是三等秘書太太,並且遇事時彼此還爭吵等等行為,所以嚴就找到監督處的頭上來了。元任自不用說,就是那時的幾位學生都是出人頭地的特色人才,例如陳之邁等等,所以一有大點的事就是我們全隊出馬。說到這裡又想起一樣可笑的事了,有一天是下午茶會,我們都不知道是須穿小禮服的,我穿中國衣服自然無所謂了。可是男人都沒穿,元任還有一套,其餘學生們哪來的大禮服小禮服什麼的呢?事後那位美國秘書太太對我說,趙太太你對他們說,這種茶會是要穿小禮服的。好了,我就對他們關照了。不久宋子文到美京來,公使館也是找了我們這班幫忙的去了。我們想這次招待美京的要人一定是很正式的了,別的人不肯花錢租小禮服,陳之邁和王慎名兩個人特別租了穿了去。到使館一看大家都沒有穿。他們兩個人不好意思極了,就站在喫茶的過道門簾子旁邊不進不出的。我正在裡面招待客人,看見他們那樣笑得不得了。這位秘書太太問我什麼可笑的,我對她說回過頭來看,看見這一對人站著,她也覺得可笑。請他們來喫茶,他們不響,一下兩個人不知到何處去了。(之邁!慎名!你們兩個人還記得那回事嗎?我不是打趣你們的醜事,因為你們現已到此地步了,所以我才拿往事來和你們笑笑。)還有陳之邁現已做到重要國際外交官的地位了,我不能不會想到三十年前就有人賞識他是一個外交人才。一九三三年施肇基調駐美公使。初到任時太太未來,使館有事也還是來找監督處的人去幫忙。施就看上他們幾個人,想留在使館用。陳之邁說非二等秘書以上不做,結果外交部派下來是三等,他自然不接受了。施和元任商量可不可以暫留一下,以後不久他即保升?元任回他人各有志,先回國教書一下更好,因為元任向來贊成人作教書匠的。三十年的經過,現在他們都成了重要人才了,我想之邁他們都還記得當日事的經過。
還有林維英的一段笑話不可不寫出來以博大家一笑。林睡覺愛打呼嚕,大家談笑話提到結婚。林說趙太太學醫的,有沒有法子治,不然以後娶太太是一個問題。我就一本正經地對他說有辦法,大家都看著我。我就對他說,你造一個特別的睡房,兩張床安一個電機關,同太太要好時就在一道,想睡或怕打呼嚕時,給扭子一按一半床就下去了到另一間房內睡,豈不兩便嗎?大家起初瞪眼看我,以後想過來了大笑不止,不知他娶了太太后是不是照這樣辦法了?
元任多數時間和我開車到各處查看學生。監督處就交給王慎名、蘇宗固他們大家看守和辦公。如蘭、新那兩個大女孩要上學自然不帶到各處去了,可是來思還小,又不便帶出去,所以留給大家招呼,可是她最喜歡王慎名,有一天晚上叫了他三百次的「Sherman」。她說只有三件大事要人幫忙,做飯(做飯根本就是一個黑人做,可是她不要,說女用人手不乾淨)、上馬桶和鋪床,其餘都可以自己。那時她才三歲,她根本就是我們家的一個怪物,大二兩女入學校,有時跟去玩玩。有一天請了一大些同學的來吃玩和唱歌,以為她一點英文不會,過後簾子一開走進一個小女孩出來,手裡還拿了一個花籃滿滿的花,一路唱「I'm
called Little Buttercup,」居然給兩首都唱出來了,大家希奇得不得了。以後大女對朋友們說你們若有秘密事不要當她面說了,哪知道她英文全懂了。
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國科學社美國分社開年會,大家提議到New
Hampshire看全日蝕。元任向來對天文有興趣,我也從來沒看見過全日蝕,就開車趕去,怕一遲就看不到了。車子開得快得怕人,而車後的一個手提箱掉了都不知道。後面車盡按喇叭,我們還以為員警追來了更想開快點。後來那個追過我們,對我們嚷著說,你掉了東西了!我們才開回頭把路上的提箱揀起來,箱內還有很重要的檔案吶。我們停在一個樹林裡看。一到全蝕簡直就是晚上了。元任高興地叫「看Corona,corona!我生了四十多年才看到這個,真是難得。和我們同車的韓權華說「怎麼已經完啦?」如蘭新那說「就看這麼一點兒啊?」來思說,「太陽真難看,一個黑臉長了些白鬍子!」她一直等到一九五五在挪威才覺時日蝕是個好看的現象。我總記得從前小時候.我祖父夜裡把大家都叫起用望遠鏡看土星的光環,我們孩子只知道要睡。
一天一天地這樣過下去,到一九三三年羅斯福上台,我們去看了典禮回家,晚上忽然聽見左鄰一個熟人在銀行做事的告訴我們明天恐有空前的新聞出來,我們還以為是好消息呢,並且美國這個上頭真顧全大局一點風聲不漏出來。到了第二天一早號外出來了,說所有的銀行都關門不兌現。我們監督處大家合起來不到十元現錢,我手上只得三元多,還有孫洪芬帶了一個吳庭耀,是上海的鏢金大王,到美國看看金融界的情形,並到美京看總統上任的熱鬧,所有旅館都有人滿之患,只得住在監督處作客。十一口之家拿什麼東西給人家吃呢?我的習慣,向來不喜歡對買東西拿帳的,連牛奶都是現錢買。這一下可糟了,十元不夠維持兩天的用,只得買點五分錢一磅的豬腳爪紅燒了大家吃,並請遠來的外客。過了一兩天想這不是個辦法,而又聽見很多美京觀禮的要人如議員省長等都回不了家,連開車的汽油都沒錢買,因為美國人很少有現錢在手邊,樣樣都寫支票用,銀行不開,支票也無用了。監督處人起先笑我東西不肯拿帳,我聽了這種消息笑還給他們支票也無用,拿帳而店中也無東西來,如何辦呢?屋內只有一大袋米和一大些茶葉,我說大家用茶泡飯吃吧。天無絕人之路,一家熟的賣牛奶的居然還肯兌三塊錢的支票。後來我們大家又想起路旁邊農場攤子上不知肯不肯賒東西給我們,因為我們常在他那兒買東西。開車一問他們居然肯了。我們又告訴他們須多拿點東西,因為不能常來,汽車油也無錢買,他們都肯了。我們是兩個車去的,一車坐人一車裝滿了雞和素菜等等回來,可以吃過四五天了。剛好五天以後,銀行才定了凡機關或公司鬚髮薪的才能取現款分發,但仍不能用個人支票。監督處每日不知收多少學生來信和電報來說沒錢了,元任只得回他們「此地一樣」。到開放機關可以拿點錢的時候才拿著學生名單給銀行看,他們才兌一張大支票的現款,元任就拿了論千論千的紙幣到郵局排著長隊給一個一個學生郵匯月費(幸虧他還肯給學生月費以薪水論。到了十天以後銀行(除了真倒了的)才全部開放,這風波才算過去,真是在美國史上自從一八九六年以來沒有過的一個經濟恐慌。我們在那時又急又覺得好玩似的。以後羅斯福就用以工代賑的方法來平衡國內的金融,不到多久國內的經濟就穩定下來了。雖然以後遇到日本戰爭起始,可是那也是日本人恐美國太強起來所以在他第三任時突然在珍珠港起事,固然一時的太恐慌,可是穩穩地對付過去。我們一九三八年離開中國在美國,其時也正逢其事,以後另有交代。一年半的日子很容易過去,預定的給清華監督處交給華美協進社代發學生公費而已,其時因舊制的學生(就是專門預備留美的)已不多了,大學的只每月領費而已,監督處的名目就取消了,所以我們說了笑元任是送葬的監督。一切結束完後元任因為還要在美國看點老朋友們,並想無官一身輕了到到處玩一下。說到元任愛開汽車,在美國也是一個大危險的事,有一次我們到耐亞嘎拉大瀑布去玩,我們一家同韓權華、王慎名和熊學謙八個人從早開起一天就趕到了,玩了兩天回來也打算一天開回。到了下午經過一個火車鐵軌的地方已經有紅燈左右晃了,本想快快過去又停下來了。後面一個汽車以為我們過去也想跟著搶過去,沒料到我們忽然停下來了,它就一直撞過來給我們的車被撞上鐵軌,並且引擎也停了。一車人除元任外大家本來都睡著了,幸王慎名機靈,懂開車而轉變的又快,他一醒就說,趙先生快開,開過去!那引擎居然還踏的著。我們離了鐵軌不到半分鐘火車就快得不得了地開過來了。若不是王慎名腦子動得快,一車人同歸於盡了。所以告訴來美的青年人對開車,必須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的。汽車雖然是一個最便利的器具,沒有也是最不便的東西,也是隨時可以殺人和被人殺的。美國一年死在汽車上的比任何打仗的都多,每到一連幾天放假必要死幾百人的。
這一年半時候元任雖然算是向中央研究院告假,但是他對語言學方言學等還是不斷地活動。趁到各處跑著看學生的時候,還參觀了勃朗大學美國方言調查處,裡頭的庫拉斯(後來到密西根)和勃洛克(後來到耶魯,新近故去)也是這次認識的。到耶魯拜望人類學又語言學家薩披耳。他不到一個鐘頭就學會了元任的常州話音位和聲調。我們到芝加哥的時候還順便拜望了美國派語言學領袖勃魯姆菲爾德(是李方桂的老師),順便還看了一九三三年的世界博覽會。那中國館裡有四五尺高的全翠寶塔。(可是現在保存,保存到哪兒去了?最近存在中國城展覽的可只是一部分,不全是原物了。)
一晃也真快,不久就是到動身回國的時候了。我們走前自己買了一個新的汽車一路玩一路開到西部上船,比一家人的火車錢並貴不了多少,並且一路有專為開車往的小旅屋,那時才一個人一元一晚(現在十倍了)。可是元任一個人開車也夠累了,十七天才到,因為路上也停下來看了很多朋友們,又逛了黃石公園,到西雅圖只兩天就開船了。我們來不及帶點東西給朋友們,就買了兩箱蜜露瓜帶到上海。那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也正往南遷移,因為其他科學的研究所等早在上海的。這樣子一年半多點地告假完了,又回到中央研究院了。
那時中央研究院奉命一起集中在南京,因為北伐成功後政府南遷(並且日本人在熱河也有戰事時時發生),所以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也隨政府遷移。但是南京一時沒有這麼多的房子,所以各機關有暫用舊督署及各衙門的或租民房暫用,而中央研究院本有一部分向來在上海,所以歷史語言研究所也暫遷上海梵王渡小萬柳堂,等南京新址落成時再往南京遷移。所內人員的家眷自然也隨著南下,臨時在上海各處租房暫住。史語所在上海時孟真多數時間仍在北平(那時改北京叫北平了),所務多數李濟之代理,所以我們在回國前就托他們找住房子。他們找了信義村的房子,是一種新蓋的老式上海弄堂房子式樣,他們多數人則住在花園村半洋式的房子。這次我們路過日本時上岸去玩了一天,到東京去拜望中國公使蔣作賓。他的夫人是我小時同學,也是張默君女士的妹妹。他們留我們吃了午飯,我們只稍微看了一下東京就回船了。
我們回中國船到碼頭時,第一看見唐擘黃太太帶著我們老四小中和奶媽等在那兒接我們。小中看見我們都不認識了,我覺得非常傷心不應該給她留下來。老二新那說不要緊,你看我一天就可以給她弄到同我們在一道回家住了,真是不知道她用什麼法子半天就熟了,和他們一同玩的好的很。我們搬到租的房子裡去一下發現了一個怪事。是兩樓兩底的房子,可是買的床二層樓上都搬不上去,因為樓梯太窄,別的地方更不用說了。我說另找房子吧,濟之說我替你們找的不能不住。我回他你們自己的房子自然也是你找的了,那我們就對換好了,他只得笑笑作罷。(我們向來有幾個人見面必爭的,就是丁在君、傅孟真和李濟之,不過和濟之爭的還少點。)
我們只得另找房子,在憶定盤路住定下來以後,第一樣事是找了我的五妹到上海來關照小孩們,我和元任還須到北平去一趟,因為元任須對清華交差呢,並且搬運我們傢俱南下。十一月二十五動身,二十六到北平。我們到的一天是梅月涵夫婦、胡適之、任叔永四個人來接的。在車站商量住哪一家,月涵說應該住清華,元任說城裡事還多,並且清華校長有事,你容易進城。適之說我太太預備好了,住我們家。叔永也說他太太也預備好了,住他們家,並且說我太太很少留人住的,對你們兩位特別,非住我們家不可。並且中基會也有汽車,到何處去都便當。適之向來怕任太太的(大名鼎鼎的陳衡哲女士),一聽就說那我不敢搶了,我也有一個老爺汽車可以接送你們,就請你們大家天天到我家來吃飯好了。如此定下來就先到任家,我陪老梅坐一車,適之叔永和元任坐一車。適之老爺車跟在後面慢慢走,一直到任家。陳衡哲高興得很,帶我們看給我們預備的住房在前院,便當得很。大家坐下來吃飯,胡太太電話來了。說為何還不回來,我們等著呢,還有別人也在這兒等著呢。適之接電話說,該打,我忘了打個電話回家就一直來了,接完電話回到桌上說我回家一定要挨太太打屁股了(適之向來喜歡造空氣說他怕太太的)。我就說我們飯後一同去討情去,免得你挨打,並且我們暫不住你家也應該去一趟。因此大家匆匆吃了飯就一陣到了胡家。大家說定了每家住幾天,清華也得去住兩三天。我們住的和打擾人家還在其次,可是朋友們定了一個單子東家請吃飯,西家邀吃飯,自然都是這一班人來配享的不停了,自然自己也用不著花錢來吃飯了。清華也有些人進城一同吃飯或坐談的。有一天梁思成請,他的太太林徽因拿出徐志摩兩年前動身到南邊去的前夕忽然寫了一張條幅給他們,文字上有像飛機撞山的形狀(可惜我沒有他的那首詩,以後曾登在他文集裡「想飛」篇內),大家都歎惜得不得了。我想到他臨走那天晚上拖著一雙拖鞋走出來說,趙大嫂你不大打牌,今天非要你陪著打四圈到我動身止(半夜動身是坐顧維鈞的專機到上海),元任也說他要我做的海韻曲我還沒彈過給他聽過呢。林徽因就說彈給我聽也一樣,我就笑了說自然一樣了,那本是你們的故事寫的。蔣廷黻就說趙太太不要說穿了好,林徽因說不要緊。那一晚真是盡歡而散。我們一共在北平呆了十七天,任家住了四天,胡家住了九天,清華梅家住了四天,所有的朋友都請了,吃了一大轉,連餡兒餅周那裡月涵都請我們去吃過了。沒想到那一次北平一去就一直到現在三十三年沒有再去了,希望我們有生之年還有機會再到那裡,並且我生父母和過繼父母的墳墓都在清華園旁邊呢。日子真快,十七天一大些朋友們差不多每天聚會就覺得更快,真捨不得匆匆就回到上海。在上海只住了九個月又須往南京遷移。所址是在考試院旁,北極閣下面(北極閣是南京的古跡),除氣象台研究所外其餘新蓋的房子多數是宮殿式的。元任的研究室在三層,特別講究,隔音的地毯都是從北平定制的,照全房間的大小,是一色灰白色的厚地毯,所有各種儀器也都是由外國定購的。這些上並不是元任特別地要求,全是孟真預備的(所以因此也特別招人妒忌)。因孟真想這些以後都是大家終身的事業了,所有的研究人員都可安心一意地發展他們專行了,所以各人員們對自己的家庭也都打永久的計劃。我因為生長在南京而老家裡的人還很多在那兒,金陵刻經處也還蒸蒸日上,所以我比別人更覺興奮多了。有人到新住宅區去買地,有的在附近打主意,因為大家都想要蓋房子,但附近地自然不夠,因為多數已給教育部,考試院和中央大學的人早買了。我們從蕭友梅手上分了兩畝,因為他們的音樂院規定在上海他不須要有那麼大一塊地在南京,所以賣了三分之二給我們,地名藍家莊,我家是二十四號。蔣夢麟等人也買了些地也在路對面。那時南京真是一時之盛。我們回南京臨時就給我家(金陵刻經處)內的那兩間凶屋修理起來暫住(在我的《一個女人的自傳》一書中提過那兩間屋內死人和停棺材很久沒人敢住了),我給房頂整個修理,加了水道裝了澡盆和抽水馬桶,住了九個多月平安無事。只大女忽發扁桃腺炎而二女又得白喉症。家中哥嫂們急死了,要我們搬出去,說因為這屋子不利的緣故,我極端反對說,二女白喉症乃是由學校傳染來的,與房子有何關係?(小孩由學校傳染各種病症,不要說中國,連美國現在還是如此呢。)請王素宇醫生來打了血清針幾天就好了。但打針時王醫生問我他當日得肺炎的時候打的是馬血清還是牛血清?我說忘了,因為打過那一種以後不能再打重複同樣的。那麼王醫生無法只得打了馬血清再說,並囑我守著看三小時內有無變化和反應起來,他再來想辦法。但是我對看著病人幾小時乾著急有何用處呢?書又看不下去,叫別人來看著又不放心,我就給早買好了的幾斤螃蟹煮熟了來剝肉子。家裡人非常希奇我不知是何用意。等一下王大夫又來了一看見對我蹬腳說,連我都等不到三小時就來再看一下,趙太太!你哪來的閒心剝螃蟹?我說不找事安心下來對看著,我干急而對病人有何用處呢?這是一種安慰人的心理作用。以後在南京他們傳出去說趙太太用剝螃蟹當心理的療法,那是以錯傳錯了。我的意思是遇到最急的事幹急是無用的,必須找一樣不關緊要的事來安定你自己的精神,然後可以想其他對付的方法,亂急沒有用的,所以我常常遇到緊急事的時候,總用一個不相干的事來打岔給精神鬆緩一點。
說到蓋房子的事,我們不應該討了公家一點小便宜,和李方桂兩家從上海買了兩個洗澡盆和兩個抽水馬桶,就是不該討了公家一點小便宜把買來的東西交給所裡,和所裡的東西一同運到南京,所以人家就以此藉口說我們連蓋房子的東西都由公家運送。以後在南京撤退到後方去的時候也以此藉口連元任的重要檔案都不讓帶,並聲明不帶私人的東西,可是有權者連洗衣板子都帶全了,天知道。在南京住定下來後各家就忙了蓋房子,有在藍家莊的,有在新住宅區山西路的,紛紛地動手。但是蓋房子第一是要錢。我們這些窮讀書匠很少人有現錢在手上的。聽說上海新華和金城等銀行在南京大投資開了分行,可是我們不認識行裡的任何人怎麼去接頭呢?新華南京的分行經理徐振東指示上海總行的總經理王某(清華學生)和元任認識的到上海去一趟接好頭,在南京分行撥多少都可以的,元任就到上海去了。王還請吃飯,沒料到同桌上遇到一個元任中學同學的瞿季剛先生(瞿現在還住在美京呢)。他是國華銀行的總經理,他聽見元任要借錢蓋房子,他們也願借。元任覺得已經和新華接過頭了還是歸南京分行辦便當一點。徐振東以後都是和我接頭的,說趙太太要多少都可以(現在的加州柏克萊的美國銀行經理對我也是一樣的)。我就找了一個包工的,自己畫好一部分藍圖外,再找人斟酌斟酌,到銀行把圖給徐一看,一點問題沒有,就借了二萬,每月還三百元,簽字時叫元任去,元任也不看多少就簽了字。徐說了笑,你知不知你太太借了多少?(因元任薪水在中央研究院也是最高的,和所長們一樣,這也是使人不憤氣的之一,但是這是蔡孑民先生親自批的,並且蔡先生每到南京來,夫婦兩人總親到我們家來拜望一次,這位續絃的蔡太太是周子競的妹妹,周乃元任康奈爾同班之一,所以並不是孟真私心。)等我們房子一動手而好多人都紛紛到新華去借錢買地蓋房子了。有的是我擔保,有的就由我介紹而去的,因此新華銀行好像我的銀行似的。凡是我擔保的徐一點不問就簽合同,這樣所以我的程家表妹已動念頭了。她是我一個出家的二姑母的承繼人,除庵房以外還有些空地想蓋一所房子,可以收房租以維持庵中開支。因為此庵向不用化緣,當日都是由先祖每月津貼開支,現表妹此舉當然我贊成。這個房子蓋好了李濟之家就租了去住。庵後還有一塊地,二姑母死後,鄰居欺表妹年輕,給地佔了去。我又找了一個表親的律師給弄清楚了。律師費和庵中還有點欠帳我就和六弟兩人照時價給買了。我們蓋了兩所房子。但是這所房子蓋好只八個月,日本人就佔領了南京。可是這個房子現在聽說還在,表妹給我租出去了,但是我想租錢一定不夠付稅的,也許被沒收了,現在已久無消息。
中山陵也開放給公務人員領買,我們和月涵由我三哥名下領買了兩塊,每塊三畝,地段在汪精衛的地對面。月涵凡來南京辦公時,我們總一道到那兒去砍樹和在地上野餐一下,他打算將來蓋點房子叫梅村,我們的打算叫杏花村。有一年冬天梅花正盛的時候,我們很多人在梅樹底下照了一張照,以為紀念,因其中好幾位已故了。
在南京蓋房子的時候,我雖然一切設計和畫圖都弄好了,可是登記手續等等,須兩個月後.執照方能批下來動工,我就利用這個時間,隨元任到安徽的徽州去調查方言。他們做正事,我就到燕子礬、宜興、無錫等處各處去遊玩,並且最喜歡注意各鄉的民間風俗等等,又到黃山去大玩了幾天。黃山的風景每一處都真是出人意外地好看而又雅致;各種的天然氣象比外國各處開闢了坐汽車上山好玩得多了。石頭真有幾千尺一塊整的,每經過一個山谷或穿過一處山峽,就換了一個天地,奇形古怪的松和野蘭、菊花、杜鵑花等到處皆是,真是應了中國有句話說:入山不想出山了。我們坐的是兩個人抬的籐椅子上山,可是還另有一個人跟著等換班。我們一共七頂籐椅轎子,六頂坐人,一頂專門帶食物,因為我三哥在十年前到過黃山的,他們幾個人編本處縣志,所以知道山內一切的情形,告訴我們若是去玩,必須多帶食物,廟中只有石耳和冬菇等干植物做菜享客,吃了人更覺得餓的不得了,並且又是大運動時,食慾更好更餓的慌,所以我們就預備了一大些罐頭牛肉、牛奶、火腿等等帶著走。我們第一夜住獅子林,半夜他們忽然叫我們給大門關緊了有土匪經過、大家都不敢響出聲音來,大約經過兩小時,他們又報告說已經過去了,好像若無其事似的。可是我們有點怕。雖然連轎夫聽差的一共二十多個人,怎麼打得過土匪呢?第二天又玩鯽魚背、望鄉台、文筆峰等處,那個鯽魚背,轎夫說從來沒有女人到過,只有母猴子經過過,兩面兩千多尺高,當中只一條二尺多寬的通路過去,轎夫攙著我過去的。
我們同行的男人都沒敢過去,因為有些地方危險得很,若遇大風,可以給人刮下去。(第二次隔了一年我們再去時,因為黃山風景大出名了,這些地方都加上鐵欄干了。還有一個大煞風景的事,就是當權者和闊人們給最好的地方或買了去或硬圈圈起來作為禁地,不讓一般人遊玩,開路和讓中國旅行社辦起住處來,在溫泉的附近蓋了不少的半洋式的房櫻↘|疾荒芰耍檣拔氯q膊煥猓}晌健壩朊褳~畫格焙醯課蟻氳本終咦約閡壞慊共恢T濫亍#└褂幸豢櫬笫k飛斐鋈タ梢鑰椿粕剿u舳系牧矯嫦胤鄭頤欽駒諫廈嬋梢鑰醇業募蟻縑礁汔_ハ兀拷暈頤且院缶推鵜興j縑疇耍ㄆ涫滴頤揮械焦蟻紓E5詼熳∥氖庠海s槳胍估锫掭誹錆脫釷狽炅礁鋈寺K反蠛溝卮蠷信艿轎頤塹乃U坷矗仕俏i裁湊庋攏克撬搗⑾至思縛詮撞暮投嗌傯匙郵嗆蛻械墓腔遙碌貌壞昧耍s塹攪宋頤欠磕諢贗芬豢錘\膳攏u孔擁陌氡咼揮星劍拱r詿采峽梢鑰醇桓齪諂崞岬拇蠓鶼褳肪馱諛嵌`頤且蛞惶焱嫻瞇量嗔嗣揮凶⒁獾劍s人且喚脅啪醯謾R蛭m氖庠好揮刑乇鷥腿俗〉姆考洌|透鶼竦陌胙Y淶乃奈В媚景寧嫋思訃湫》孔櫻魑s犢屠醋〉摹N潘禱粕降暮蛻寫永床換r擔餃斬際悄塗嗟毓瞳饈且桓齪梅縉?墒嗆罄純V帕酥洩@瞇猩縟シ⒄梗彩且桓齪檬攏p還揮Ω酶謖{緹扒渃j餃慫小#ń襝奈頤竊諉攔A孜韝q笱В測g謂逃鋂匝ЦQ鋂雜洩叵檔難乓豢疲ㄔg問撬喬氳拿攔Q鋂匝Щ岬慕滄鵏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Chair),同時今年是米西根大學的成立一百五十年,所以各種學會和展覽會什麼的都在那兒,我們看見展覽石濤的畫,內中有一張黃山文殊院的風景,但是那時文殊院還沒有呢。)我們發願以後每隔一兩年必去一趟玩個夠,因為這次只玩了三天,為公事的事務只得匆匆回來了,也希望外國人來看看我國天然的風景山水有多好。以後日本佔領南京安徽時,沒有打進這個山裡去,聞說作了後方的運輸總站。
我們經過歙縣看見適之的老家,真是山清水秀之鄉,我和元任寫了一封信給適之說,你們有這種好風水的地方,所以出了你這個人,適之回我信說:「韻卿,我要接吻你一百次,謝謝你。」
我們回南京後自然就是忙著蓋房子的事了,房子的設計劃圖等等都是我打草稿,再給人畫藍圖,包工的人也就照葫蘆畫瓢做。沒料到車房頂上加的一間和正房接頭的地方,因為車房低了四尺接不起頭來,人走不過去,只可以跳下去。無法辦,只得在上面加了一個檯子,下面的樓梯才可以通過去,人人看了都要莫名其妙一下。朋友們以後都笑我這個好設計家,他們一蓋房子就說不要像趙太太樣,樓梯下不去,上面加一個檯子。元任就拿那個閣樓完全堆重要的書和雜誌,成了個書庫。
新屋成功,很多人送搬家禮臘燭、發糕、花等等,我們又回常州去了一趟,給他家內所有應該歸他的東西都搬出來,給他母親的十六口大紅描金的箱子內的衣服等等都打算不要,就只裝了書籍字畫帶走,元任伯母說不行,如此辦法要招家鄉人罵,老衣服等不要,帶到南京再扔好了。又到當鋪店給存在內的二百六十多件皮子皮衣等拿出來要我們一同帶走,所以這次幾十件行李,幸梅月涵和唐擘黃夫婦一同去的,幫著照應帶回南京,給三樓都堆滿了。我向來有多的東西就喜歡分給人家,這麼些穿不了的皮貨,自然也分給大家穿用了,連用人每人都有一件老羊皮襖,當然也招人妒,也招人罵,我可不管那些了。元任就給些書籍等分類歸齊,定做些有玻璃門的櫃子裝好,房子雖然蓋得大一點,為將來擴充計劃。可巧房子成工不久,錢端升娶第二個太太,就借了我們打算做書房的一邊兩間暫住,一共住了半年。元任暫時就給書房做在車房頂上那間。這間房子因為開了兩個窗戶,和鄰居俞誠之兩人還鬧了不少麻煩呢。因為這兩個窗戶正可看見鍾山,並不干俞家的事,是在他大門外路邊旁,又是樓上,和他來人進出一點不相干。他說我們犯規,非要封起來不可。他是王雪艇先生連襟,雪艇去調解無效,我也氣上來了,既是朋友不講交情,我也可以不必講交情,他們房子在我們的後面,大門進出必經過我們,而他們路只有十尺寬,旁邊就是七八尺深的田,他汽車往來非借我們一點路不好開,我氣起來就給照定界打一排竹籬隔起來,他到我們門旁就非下車不可。本是可以說得通的朋友,而他要擺官架子(也不過是一個鐵道部的司長而已),弄到兩個不便不歡而已。並且他的太太還在女子大學音樂系做過元任的學生過,舅兄蕭友梅又是我們很好的朋友呢。
我生平最愛養花,中山陵園管林木花草等是林家八哥倜生管理,他們常到法國去選玫瑰種。我總托他代買,光是黃玫瑰花就是三十多種。我每早六點多鐘就起床,帶著洋車伕和園丁做捉蟲、上肥料、澆水等等工作。我還想養菊花,因為我三哥他們也最愛養菊花。這時我們真是快樂極了,像退休養老似的了,什麼都不想做了。所以當日孟真總罵我們不知國難,儘是小資產家的作風。可是有一樣還是有興趣,就是蓋房子。親戚朋友們看見我的房子材料好又便宜,就都來和我商量,那時南京正造新都,家家造房子,也都是太太們來管和監工等等,變成一種風氣了,所以成天地一大陣東跑西奔地忙。到銀行借錢也是我擔保最多。結果一面幫人,一面自己又蓋了一所在同院內。李方桂初到南京在那兒住了將一年光景,以後賣了給丁緒寶家,但是抗戰後我想我們雖然是破產出來的,可是他們在內地的人比我們更苦,所以我們就照戰前的原價又給還給他們了,不過兩所房子都在抗戰期間全燒了,在出國以前徐振東本已告訴過我們,而我們還是幫助了丁家。我們兩個人對錢財上向不注重,友誼比錢是看重多了,所以朋友中欺我們的,和負我們的最使我們傷心,因為我們永不負人的。這是後話,現在又得說回頭來當日的情形了。
我們搬進新屋不久,元任到江西、湖北、湖南等處去調查方言的計劃又實行起來了,我因家事未大定不能同去,不料半途中間元任在贛州病了,電報來,我只得又坐長江船趕去,沒料到到九江下船時,他病已好,到碼頭來接我了。可是因此我又有機會看新地方和買瓷器(當日到過廬山,可是未到過九江城裡細細地玩過)。九江是中國瓷器最出名最好的地方,可惜沒有功夫去看燒窯,只得在店內看著,可是一看就想買,一共買了兩套全桌的和其他零零碎碎的一大網籃。(可惜還沒很用,就在南京和房子一同燒了,元任還買了一對瓷驢子帶回來,放在書架頂上,真活靈活現的,也一同葬在火內了。)回家不久,梅月涵到南京辦公事,抽空和我們還有唐擘黃夫婦、李濟之又一同到黃山去玩,半路遇見陶孟和夫婦、丁西林夫婦(還一兩個人不記得了),一見到我們,就大叫好了,遇見趙太太就有辦法了。我還以為是誰摔傷了或是病了。哪知是他們餓了幾天,沒有葷東西吃,知道我總有準備的,並且一定多帶,一問果不其然,這次比上次帶得東西更多,就分了些罐頭牛肉等等給他們,在分路以前,還在山上野餐了一頓,陶太太向不吃牛肉的人,罐頭牛肉更不吃,現在忽然吃起來了,我就大笑她真是飢不擇食了。
這次珠砂溫泉不能洗澡了,我們就到一個所謂龍口溫泉去洗澡。這個是露天人人可以看見的,不是在山洞裡的。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和元任兩人換了浮水衣就進去洗了,轎夫們不願我進去,說這是個龍口從無女人進去洗澡,恐怕龍王爺以後就不給泉水出來了。我對他們說不要緊,我是龍王的親家,他不會怪我的。同去的人大笑,說你如何不說你是龍王奶奶,豈不更好?我說不行,回頭龍王真來給元任抓去了。大家真快樂得不得了,大玩了幾天,才回南京。
藍家莊房子正在蓋好之時,忽然發現市政府要開一條馬路穿過去,直達城外。徵收的土地,影響附近新蓋的幾十家住宅。(最奇怪的是申請蓋房時,市政府都批准,並刺岬嬌a罰殘碚t褪姓t喚庸罰蛭R峭庵蓖桓腳諤ǎ}鍾刖g掠洩氐腦倒省#┤頤譴蠹揖妥櫓_艘桓鑾朐竿諾叫姓喝デ朐福}`肆醬位幔幌胨械娜碩際牆逃啃姓漢橢醒氪笱У娜耍}植槐閼郟r蠹揖途儻易雋於擁某鐾匪禱啊R壞叫姓海淺隼窗旖簧嫻娜耍|褪牆k九輳醇腋峽旎贗肪團埽}諛謁滴胰フ椅濤膩跋壬Fィ梢宰韉闃鰲N壇隼戳松暈k致垡幌攏滯頻絞姓tチ恕D鞘筆鍬沓}∠壬U鍪諧ぃ骨鬃猿隼醇頤恰#ㄌ崞鵠綽硐壬P殘砘辜塹媚且荒話桑浚┤焱返氖俏搖@q桓讎耍讀艘幌攏院筇頤嵌際牆逃緄娜酥貌灰椎目嘀裕|禿鼙磽櫚鼗廝等煙衣駝t塘炕蚰芨牡酪參純芍B|腿鞝慫愀嬉歡溫淞恕#ㄆ裰l饣家牙戳恕#?br>
那時大家在南京的人正在興高采烈地蓋房子,觀名勝,真是最起勁的時候了。
有一天我們很多人在玄武湖內遊船,船家對我們說從前的安徽督軍柏文蔚就住在湖心洲上。(湖中有一個小島大約有十幾家人家住在上面,並且櫻桃是出名的。)說他在一所民房內,清修念佛,我一聽說我就對大家說,我們去拜訪拜訪他去。有的人不願去的就另回去了。我和元任叫船上人給我們開到湖心洲去,一打門果然見柏文蔚手拿一串佛珠出來了,一看見我們兩人很詫異地說,楊先生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這塊。我說我早一點不知道,剛從船家告訴我的,所以就來拜望你了。一下他太太和兒媳婦們都出來了,他太太並且直叫大姨太太也出來見見楊先生(我早聽見他在安徽督軍下任後反娶了兩個姨太太)。柏文蔚快快地搖手說不必不必,楊先生他們是不喜歡見這種人的,這不過是一種孽緣而已。我趕快說怎見得我們不喜歡見她們,我很高興見見你的尊寵,結果還是沒出來。柏又再三對我說,楊先生慧眼識人,嫁著如此清高學者,除自己兩人的幸福外,對國家前途的貢獻是不可限量的。元任還客氣地說豈敢豈敢。我又接嘴說怎麼知道我們將來不離婚,他不另愛人呢?柏又覺我笑他似的,但他隨時很慨歎說他自己一點無用了。我還安慰他自古英雄名臣未盡所志的不知有多少,而國家還是多事之秋,仍要你們老輩出來幫忙,他只笑笑。這是我見他的最後一次,沒想到他以後還加入了「擴大會議」,也許他們另有深意也未可知。
果不其然,外患一天一天地緊張起來了,日本侵犯我國的情形更比以前明顯出來,而我們當局和人民也是日漸醒悟,各種的準備和各事的進步快到日本人覺得不安了。(連南京各街要道,例如新街口都放個大炸彈的模型,以示人民想到有敵人來轟炸的情形及防備而不要驚亂,家家還挖防空壕以備避炸,有汽車的人家一定要預備多少汽油和糧食等等。元任就只注意那些標語的古怪文法,什麼「大家要提心吊擔的恢復民族固有的地位」之類。)
外患還未到臨,而要人個人的安危忽然發生了。第一蔡元培先生在上海大病,門生弟子及一大些有關係的人對於其醫治上和他的太太發生意見,並衝突起來。孟真和騮先先生要我到上海去調解和勸蔡太太。但是蔡太太回我眾議不一致也是危險的事。我只得回她大家都是為蔡先生好是一致的,若有意見不同時我負責調解。說著說著就聽見騮先先生和雪艇先生兩人在大廳裡爭論美醫和德醫的決定,我即負責任出來勸他們大家必須一致才能免去蔡太太的疑心,方可進行醫治。各人的信仰以後是你們自己的事,眼前必須一致地辦理,幸他們兩位都還對我好感就停止爭論。不過難問題到我頭上來了,問我是請何醫生為善,我無法只得回他們哪個醫生最出名就請誰,有錯也不會受埋怨的(那時找了誰來我忘了)。那時蔡先生本人已昏昏沉沉的了,問他話也不清楚回答,只指指胸腹部難受的形狀。醫生查後腹部膨脹,問小便如何,多否?蔡太太回說幾天沒有小便了,醫生和我都大笑起來了,蔡太太還說因天冷的緣故,不好下床,用尿盆不習慣又尿不出來。醫生和我異口同聲地說現在第一放尿,否則會變尿毒症的,放尿以後再查有無別的毒菌合併症在裡面再醫治。我和蔡太太站著床後面,她一看見醫生給放尿管放進去,她就要用手去抓住,我趕快用手擋她,她叫起來說要是出了事你如何辦?我回她蔡先生若是死了,你做太太的可以殉情,我算什麼呢?殉葬可也不好聽啊!給她和醫生都笑起來了。等尿一出來都已經變成紅色並且很濃厚的,看護給尿當時就送到醫院去檢查細菌,這面就先喂蔡先生的白水喝。真只不久蔡先生人就清醒一點,看看我和他太太站在那兒對我們點一下頭。蔡太太還問他覺得如何?他很弱地回說好受一點。我勸蔡太太離開床前讓蔡先生睡一下。醫治還未起頭!幸第二天蔣夢麟先生從北平帶了協和醫院的醫生來了,這時才正正經經地起頭來治療。並且蔣夢麟先生對蔡太太和大家說,我對蔡先生和兒子一樣,我可負全責,大家也知道蔣蔡幾十年的交情,和夢麟做事的果斷,就全無異議了。可是蔡太太還要追一句,包管能好嗎?我又很快地插一句,醫家雖有割股之心,但是也不能總救人的命數,大家都對我笑笑,蔣又對我說趙大太守著他家眷不干涉,所以我們兩個人就負起全責任了。
豈知一重要人物的一波將平而另一重要人物的一波又起了。忽然聽見外面大叫賣報的號外,滿街都有,大家快快地叫用人買了一份來一看,是西安的事變起來了,而蔣委員長被圍困。起初大家不相信,以為租界上或小報造謠,可是羅家倫就第一個急得在廳堂內亂轉,口裡盡說快打電話到南京去問要緊(可見他的忠心一斑了。志希!我想你一定記得很清楚)。無奈那時各機關的線都忙得打不通,雪艇和騮先兩人提議此間既有夢麟來負責,我們就大家速回南京,(不知何人)一下又提議給夢麟也拖走吧,他可以拿出主意,並肯負責任的,如此大家就都搭了特別快車回南京了,只留下我一個人在上海看守醫治蔡先生的責任。我就親自坐車到申報館去看看,方知是實在的事,可是還不知實在的情形是什麼,不過覺得出人心惶惶的無主似的。
第二天晚見蔡先生人清楚了,我也就回南京了。回到南京更覺像是大難來臨似的,各處戒嚴,人人舉動緊張得很。當時我心想從這一點上顯出人民是一致擁戴蔣為主要人物無疑了,即平日反對的人在那時也覺得西安之變為不應有的事,全國人心我想因此反一致起來擁護蔣委員長,而敢追隨他起來抗戰的力量影響很大,等於測驗一樣。否則大家還懷疑是不是可以領導全國人民起來抗戰呢。和以後日本人炸珍珠港似的,一樣因此而反鼓勵出美國人民的一致抗日。王、朱兩位要元任日夜在無線電上收聽西安的消息並錄音下來。(那時王是教育部長,朱是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轉送各人各機關,因那時中央研究院語言組的收音機等最全,凡是有最新的,院中總撥款給元任買,(他的嗜好一直到現在不改,所以家中七八套錄音機。)所以這時正用得上了。收到其中一段正是張學良的講演,馬上通知大家,可惜這個片子後來蚺F不清楚了。
大家對蔣委員長的安危關心如此可見了,二十四日蔣回南京真是人民歡呼震天,爆竹之盛也是從來沒有過的,而大家皆出於自然而不是警察往人家強迫的舉動。
但是國家多難之秋人力不可免去,不久接著熱河事發生了。雖然大戰還未爆發,可是人心已震動起來。那時還派不到婦女從軍呢,我們這些太太們總得盡點義務才對啊。所以大組織很多私人團體來做勞軍等事。我們想冬天軍人在外飢寒交迫,大家做點冬衣去慰勞他們衛國的前線戰士們,所以我們家又變成一個大本營了。因為我家向來往來人多,凡來的都勸他們出點錢和出點人力做冬衣等等,沒料到大家非常踴躍參加,一下就是二三十人,大家分擔買材料的,做機器的裁剪縫紉忙個不停。並且邊做邊談天,很快很快就做成了一百七十多件棉短祆。張默君和志希太太還來我家探望我們,問要不要加入婦女工作團,我們大家都回不要,我們都不是沽名釣譽的,不過為前方戰士們盡一點義務而已,打算用無名氏團體交給綏靖公署代收轉到前方戰士們,在每一個口袋內還放了一個條子謝謝他們受凍受累拚死忘生地來保護我們後方的人民。還有人提議寫點好玩的給他們,我說恐怕他們想太平的景象,心裡不安。(李濟之太太也是工作的之一,大約還記得吧。)
其時廬山也正在開會議商討國事,北方教育界的幾個領頭人物也都到會來了(軍政界自然也有要人在內,可是與我無大關係,就不一一報名出來了)。會議會議著,而七七之變發動了。在那以前大家就知道事情緊急,幸虧有開會的緣故,多數名人和要人們都到南方來了,不然全被他們所擄。在事變的前幾日,夢麟、適之和月涵他們的三位太太們打了一電報給我,說請留下他們在南方多玩幾天,她們自己不久也來加入,我很莫名其妙她們什麼意思,以後想想內中必有說不出緣故。不過月涵每到南方來,公事完後總留幾日和我們到處去玩一下,可是適之從來不玩的,而夢麟亦然,每次南來時總到我們家幾次,除坐談吃喝外,從不玩風景的,所以他們一到,我就趕快拿連名的電報給他們看,討論其中原因,適之主張急回北平以安人心,夢麟一面吃花生一面想理由。月涵則仰面看牆上的字畫,不定可否。我只得大開話匣子了,我說他們三位忽然無緣無故來一個聯名的特電要我留下你們,這絕對不是說玩話的。並且一定是別人不便打電報借用三位太太打給我,使人不在意是無疑的,一定有不可回去的大理由在內,萬一回去一事不能辦反招危險何必呢?倘為日人所擄更無益於本身,和國家大事上一點無補。(以後好多人為日人擄去弄到身敗名裂,其實不見得他們都是心願為日奴的。)我和他們那時是在對街吳之椿家力爭,而在座的各人意見也是不一致。四五小時後,還是夢麟站起來說,如此我們暫停兩三天看情形如何再定行止好了,現在大家散了休息吧,又說一句,不知太太們的安危如何?我回他太太們不動正是以安人心,你們不必多慮,以後自有方法出來的。(中國女人真有臨難不慌的能耐,總講以鎮靜為上,所以很少像外國女人一下就暈過去了,我想這也是古訓使然的習慣。)幸虧以後北平雖已淪陷,他們幾位太太還是無恙出來了,否則我的過處可不小了。
那時我國雖然自知力量不足,但是政軍界人和人民還是不顧一切地起來抵抗,可說真是全國一致。(對政府內情我們固然不知切實,但是人民的勇敢我們是看得清楚地。)雖然有少數人怕無力抵抗並希望各國出面調和,但是上海方面日本的兵船也是日日增加,我們都知道他要用此來威脅南京。所以政府就命令人民對長江上游和內地各鄉疏散,政府本身聞說也是打算第一步退江西,第二步退漢口,第三步重慶。雖然政府已決定抵抗到底的打算了,可是一般人民還是像無頭蒼蠅似的亂打主意一陣,不知何處最安妥,今天這家出南門,明天那家出通濟門,有的出去又跑回來。因恐遇土匪打劫不敢住下來,又搬回來,真是亂得不堪。而先生們因政府還未正式挪動,他們還須到公事房辦公,所以更使得一班太太無主了。我家呢,第一我向來膽大,只恐天下無事而不怕有事,第二元任正大病,我們自從結婚後他從來沒生過大病,而在這個大亂的時候,他偏偏得了惡性瘧疾,六天的高燒,南京中央醫院兩三個名醫每日來看。以後人弱得不得了,一聽見小聲音就一身大汗不止。所以我守著他,外面的消息一點不敢告訴他,又不敢給他多挪動。適之和月涵他們每日來看一次也無辦法,孟真雖在百忙中也是天天來,濟之也常抽空來一下。我雖然再三對他們說,各人公事太忙,等有特別變動情形我再找你們,免得大亂百忙中,他不能分勞,反勞動朋友們,但是他們大家還是照常要來看一下才覺得安心一點,真是臨難知好友,亂世見忠臣之時了。
那時上海和蘇州都被炸了,聞說最後的防線是在蘇州,梅月涵因清華大學在長沙建築房子事要到上海轉長沙,匆促地連手提包都未拿就想走了。我說你總要帶點隨手用的東西吧,就給我印有名字的一個小提箱給他裝了些必需的東西帶去(沒想到這個手提包因此留下來了,一直到現在還有,而又作為我毀家後的一件紀念品)。
因為聽見蘇州都被炸了的緣故,我著急起來了。因為元任病中一點聲音都不能聽見,一有聲音就滿身大汗出得不止,如何能聽炸彈的聲音呢?我正無法辦時,孟真來了,我和他商量辦法,他說公務人員現在都還不動,只家眷可以先走,但研究院因保留古物和檔案的緣故,暫有一部分人走,乃定的太古怡和兩隻船艙位。但是元任因病自然可以先走,叫我向吳亞農要船艙位,我對吳去說,吳回我須和李濟之先生說,因那時傅做政府的抗敵工作顧問等事忙去了,李則代理所長。我就去問李可否讓一兩個艙位給元任帶一個女兒先走,我們以後再說。李很快回我趙太太我們聽差的都有職務的,暫不能讓,元任事慢慢想法子。但是那時弄一個艙位比登天還難,故那時的我,自然容易多心的,我就回他元任連一個聽差的都不如了,好!我就自己另想辦法。我回到家裡,行為上還不敢給元任知道,可是心裡難受極了,坐在樓下客廳裡出眼淚(我是很少出眼淚的人),心想今日才知一般人爭權之故。正在傷心的時候,周寄梅(周貽春)來看元任的病,問我為何傷心?是否元任病有變壞?我說不是,就給原因說給他聽。他說我來想辦法,明天的太古船有實業部包的一個整大菜間十個艙位。我說不要太侵佔別人的位置,可以在大艙間加兩個床位好了,只元任和如蘭先走,我們以後再說。晚上他自己就送票來了,還說一句趙太太真給別人想得到,在這種時代總是各人顧各人,能佔多少就佔多少,不給別人著想,我今天要為你們全家叫別人讓艙位,就不容易了,只元任和大小姐兩個人去,一對他們說就很快地勻出來一間大菜間,明日中午上江順號船。他走後我就對元任說你和如蘭先走,若是我和你先走,我不能丟下四個小孩在家,全體走弄不到這麼多的艙位,因為那時招商局船不能坐,恐怕日本飛機炸,只得坐外國的走長江船,所以擠得不得了。我們已定了明後天就走,家中有現款一百八十九元你們帶一百七十元去,我留下十九元,元任急了說那怎麼行,我說不要緊,我們一、二日就來了,家中吃的全有不要錢,元任從不管實務所以容易哄他。其實本來家中還有幾百元,我因守信用的緣故拿了三百元照定期日子還銀行的每月付房子的借款,到新華銀行去付錢。大門已經關了,我打開後門徐振東經理還在裡面算帳,我就給款付了給他。他雙手抱著我說,趙太太世上沒有人有你這樣守信用的,我還高興極了,豈知以後幾乎為錢所困。但是我的為人一點不後悔的,所以我現在在美國要蓋房子時,也是一問銀行借款,銀行總是借的,我是寧可自己受緊不願失信給人的脾氣。
元任和大女兒走時,我對大女說,若是我們一時不能出來你們不要急,我是經過多次內外戰爭的,總有法子出去,你好好關照父親要緊,兩隻皮箱衣服和我們四個人的皮大衣,因若出去皮衣無錢再制了,你們先帶走,另一箱是你們父女的四季衣,我們離家時能不能帶東西不得而知。萬一出事汝和汝父就到檀香山去。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上午我帶了三個小的送他們到船上歡歡喜喜地離開他們,使他們不覺得我心中十分悲痛。(此種情形以後朋友中都知道。)
元任走前我們兩個人商量好,家這麼大,帶什麼東西走是好?想想錢買不來的東西最要緊,三十一年的日記,和四千多張自己照的富有歷史性的小照須想法寄出去。所以元任還躺在床上時我就把他的日記和小照從本子上撕下來包了七小包。第二天一早從郵局寄出去(因前幾天給這些和要留的信件裝了一大手提箱給研究院帶,他們回說不帶私人的東西拿回來了,其實以後查出來有權者十幾箱都帶出來了),我親自去寄,等了七小時方寄出去,我在等時越想越恨,元任一病大家就一點不顧了,我就給包裹填的住址都在郵局內改寄美國紐約的朋友(Ro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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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而又不知他家的住址,只知道他是美國貝爾電話公司的高級職員,就用那個地址寄了出去。元任上船走後,我回家就帶了三個小的到金陵刻經處後進住家處坐了聊天。(金陵刻經處後進三個院子始終還是楊氏子孫住著,而祖宗牌位也還在那兒未動。)我五弟的連襟黃金濤(聲音記得,那兩個字記不得了),是吳國楨的丈人,他的前妻和我五弟媳婦是姊妹。他說元任走了你們不要急,我慢慢想法和我們家眷一道走。我當時就謝謝他,還說了笑,家家都是太太小孩先走,我可是打發丈夫先走多好玩,我不怕,倒要看看日本人來什麼樣子。說笑說笑警報來了,我趕快坐家裡的洋車到了成賢街就走不過去了。再三和員警商量我們到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待下來,大家都問趙太太你不怕嗎?我回他們你們都不怕,我為什麼要怕呢?我心裡想幸虧元任走了,我就什麼都不擔心了。一小時以後解除警報我回到家,用人們自然慌張得不得了。我就再三安慰他們,連我還未走麼,你們若是怕就回家,我給你們一個月的工錢(每人只三元到五元的工錢),你們知道我手邊並無多錢。當時兩個走了,小李媽和王二留著不肯走。第二天八月十四(或十五記不清了)中午日本飛機真進城了,丁緒寶住在我們那一所房子裡也未走。以前家家蓋防空壕,我們兩家也蓋了一個防空壕在地面上(南京蓋的都在地面上)。買不到結實木頭就給一個電氣冰箱放在中間可以結實一點。兩家小孩還在園子裡看熱鬧,二女新那還恐看不見特為坐上滑梯上看,三女來思怕得給頭放在冰箱裡,我也站著看。連飛機上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可是這次放了兩個炸彈在小營裡,並未炸城裡和市面及住家等處。
元任走了以後我就想加入紅十字會工作,但是適之他們都反對說元任好好的時候,你們總在一道,現在他病未好,你須設法追去,現在國家最不能損失的是人才。那時美國大使館一個二等秘書叫J.Hall
Paxton,是我們老朋友,他打電話來問元任病體如何?我回他已給元任和大女送走了,只我們母女四個在家裡還未走,因無船票。他回答我那怎麼成呢?元任病體非你關照不可,後天或十九號我可以弄到太古船票是全家的,我可以給我母親的一間大菜間給你,其餘統艙並可帶用人走。他的電話來時,不巧正是吳之椿在此,得知此事趕快說,我派人去拿,我覺得再好沒有了,因那時總覺得遇到的朋友都是幫忙的。沒想到這個自私的人,給票拿到手,來對我說,可不可以給這張大菜間票給他太太和小孩先走?兩三天後他可以弄到船票給我們,若是一定要十九號走,招商局的票也有。我回他為什麼你不坐招商局,既是怕打,為何我們不怕?他說他的兒子小,我們孩子大了。我氣了要打電話給美國使館取消那張船票,吳用身子攔在電話前,用兩手推我。我當時看那種卑鄙樣子氣得我要死。我回他你欺我們母女將來你得不著好報的,也許你的兒子會死在江裡的。他就坐在我家下午不讓我出去。我那時手上又無錢,又無船票,幸虧元任走的第二天丁聲樹來說研究院發兩個月的二成薪水,他給我們拿了一百八十元,否則零用費全沒有(因那時元任在史語所薪水和所長一樣大,因此為人忌妒),而政府又收買以前叫民家儲積的汽油我又賣了一百九十六元,因元任病汽油無用了,而政府又聲明儲有者必須被收買,車子本為李濟之等借去,叫我六弟送他家眷到鄉下,出了南門又不敢去送回來了,正好白崇禧的王參謀住在我家樓下,他是住樓下朱姓的朋友又付了我一百元租用,就是那個「京字880」號的汽車的結果,還有多下來的米面等等半賣半送的,我記得一共湊了九百元我們離家的。有一天適之和我在電話上說話一半警報來了,就停了說話等解除警報又接著說,那一天十四次警報。在離家的頭一天適之來了,說他太太和蔣太太等也許日內到,可不可以住我家?我說自然沒有問題,我就給被單全換了,床前桌上還插了一朵玫瑰花才走的,所以至今閉眼還覺得家中還是那樣的。八月十九號大早黃來通知我,先在江邊等一下,他們先進去,以後才從柵欄裡給票遞出來,再用那個票進去,住的房艙以後再想法子,因為管柵欄門的是印度巡捕記不清,可是非有票不能進去。我帶了三個小的坐在江邊等,也不知道能走不能走,所以四個人和小李媽一同只帶了一布袋和一個手提包走。真是冤家路窄!史語所同人和吳之椿太太小孩老媽子也是這個船,李家小桐看見我們坐在那兒,還走過來問二姊你們也是這個船嗎?新那自然不會回答了,李濟之還在罵小桐你不快過來,我們就給你留下來,這一幕我永遠忘不了的。李家老太爺只歎氣,所以以後他寫有詩和信對我們道歉的。我是向來以德報怨的人,以後再詳說好了。票出來後,我們五個人進去了。先在統艙裡等等,但是亂得很,我只覺得二女新那大一點,不便在統艙裡。看吳之椿太太(歐陽采薇)大菜間內有四個床位,同他商量只放二女住在裡面(這本是我們的艙位,為吳之椿搶去的),但是吳太太不肯,恐人驚了她的兒子,我因她丈夫做的事我也不必和她去爭了。李濟之太太在旁看不過去,對我說給二姊放在我們房裡好了,那時我真感激她,我想世上好壞人真是不等,不可一概而論。豈知未到開船,下午三點警報又來了。船長髮命令不等人到齊就開船,因此房間空出不少來了!我們正得其惠,弄到兩間房子正在吳之椿太太隔壁,而吳太太還問我好運氣弄到房子了,我沒睬她。一天不到他們的報應來了。船到九江前忽然船艙轟轟鬧起來了。我去看,哪知是吳家小太子搶了兩個外國小孩的玩物,吳太太不管,還反打了人家的小孩一巴掌(中國人慣小孩往往在家裡如此尊貴而對外想也應該如此的)。全艙人不平,要給他們攆下船,此事李濟之太太大約還記得呢?因為她也在旁邊看著的。過後船長出來定了在九江請他們下船。第二天中午船到九江,船長親自出來看著他們一定下船才算了事。我在那次心裡想世上若無果報一般人還能過嗎?看見各種賣物的小販,還都提籃子上船賣東西,因為那時江西九江等地還是比較太平呢。我向來喜歡瓷器的,但是這種時代怎麼能買和帶瓷器?只得買了一個全白的觀音像。(以後一直帶到美國,現在還放在家裡客廳呢,留作紀念亂時經過九江的一個紀念品。當時在我的心裡想看中國人抗戰的精神,和日本人的準備,這個戰事一起,不是一兩年可以完的,不過還總覺得不久仍可經過九江的感覺,沒料到一別三十多年了。)
到漢口後吳國楨派人來接他的丈人,而王慎名由元任離漢口時告訴他,我們何時到,所以也去接我們。(因為我們一有了可走的機會,就打了電報給元任,以安他的心!)王那時是漢口電台台長,他有汽車和大卡車,所以接人和帶行李很便當的。到他家住下來,我就趕快打聽唐擘黃太太的住處,因在南京臨走時,擘黃托我到漢口看看他太太如何辦法。他是早一班船走的,唐本人也因是心理所所長,不能離職先走,只太太和小孩先走了。到漢口後不知他們如何情形,只知所裡給定的旅館名字。我幸虧有當地的王慎名又有地位又有汽車,又對我們十分熱心關照,所以一到樣樣事就全托他了。找到旅館後一看李濟之的一家也在那兒,在這時大家見面比親人還親了。李老太爺更是關心得不得了,說一下船大家都分散了,他們是由考古組先到的人員給安排的旅館(唐家也是由心理所人員安排的所以都住在一道了)。董彥堂、梁思永等人也在那兒,大家都在說無車到長沙,不知哪一天才可以動身呢。問我住在何處,我回我有我的洞,不勞別人煩心,大家一笑而散。想不到第二天日本的炸彈跟著來了,在漢口市外放了幾個炸彈,市內的人自然更恐慌起來了。王慎名正在想辦法弄火車給我們到長沙,我說先去看看唐李二家吧。一到旅館李老太爺就和王談起同鄉來了,問給我們如何設法走?我說現正辦交涉火車位子,李老太爺對我作揖說我們也照趙太太以前辦法給小祁先帶走,其餘再說。梁思永走過來也拱手說趙太太給想想法子可否能掛車走。我回他你們公事還不早想好了嗎!還托我幹什麼?他說公事雖然有辦法不過還不一定呢?而各家的家眷實無法可想。我回他我也是靠人的,若能辦到再說,梁思永笑笑說是不容易,若要辦到我對你磕四方頭。
董彥堂就對梁思永說,小心點,我想你這個四方頭磕定了,你豈不知趙太太是孫悟空拔一根寒毛就可以變一大串車出來了嗎?大家笑了一陣分散了。我知道梁的意思又是恐人多行李多無辦法,其實他們為三組(考古組)運東西早接好頭掛特別車了,不過只答應了兩輛車,帶不了那些人和幾十箱私人東西而已,又恐我們和唐家也要加入則更難辦了。我向來總說親戚是無法才做的,朋友則是大家有感情願意才做朋友呢,勸導人總是說人患難相同友誼不可忘。可是從這次的經驗中,我感到我的看法不完全準確了。親戚朋友關係並不在乎名份上,只在乎各人的為人而已。什麼從小用故事來勉勵人都不一定有用的。世人很多都是見利忘義,自私而已。不過果報有靈,我還有點這個迷信,否則世上人被欺者,永遠不得出頭了。(所以我教導小孩子們,不管是親戚或朋友或不大認識的人,或事情,總須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我不能為,對人也不能為,患難中我顧自己,也要想到別人,幸我們女兒女婿都還對人忠厚。他們未必跟著我信果報,但一向看我做人對人當然受影響。)
我看李老太爺的急法,只希望我把孫子小祁帶走,因漢口日機已來了炸了市外一兩處了,我和王慎名商量,可否再和吳國楨商量商量,能否多掛一輛車給這些人都帶到長沙再說,不能的話就多帶一個是一個,因在南京臨走時唐擘黃也再三托我關照他太太和小孩們的。王說不用找市長了,他現在也是忙得不得了,站長是趙先生的學生,我打電話問問他有沒有辦法。當時在旅館的人(都是考古組的)一聽這個消息,大家都哄哄地要走。我說不要急,辦法還沒有呢,就鬧起來了,這不是公事公辦,這是我私事私辦了,應該讓年輕人留下,老年和小孩先走。你們若覺得我提議不公平,你們去找你們的負責人去,這個不管大家的事。當初在南京,我鬧沒鬧?我並不是說你們沒有顧我,我現在就不顧你們了,要看辦法如何呢。我對人要車真是完全私交,而你們可以打官話要,因為是辦公家事麼。梁和董兩個人趕快先走了,我和王無法,就只得打電話。王又想法說這些人都是由我帶出來的,倘若不給他們帶走,我也走不了。車站上回話答應可以另加一節車,但是須有二十個人以上才好意思掛車。我趕快說不止二十個,一共二十七個人呢。(因為唐家連奶媽都在內,李家也有用人,還有所裡聽差的也有家眷在內,都是先出來住在旅館裡的,老胡大約還記得吧。)王又打電話叫了他們電台裡的一個大卡車來裝東西和人,但是李老太爺又說還有三十多隻皮箱存在(上海銀行辦的)中國旅行社倉庫裡也須拿出來。我聽了笑笑,想我們這些人在南京時都不及人家一隻箱子,但是今日他們還要來靠我來想法子,我就不提了。王慎名說這個年頭那麼些箱子,就是自己本機關的車伕也靠不住,並且也須熟人才可以拿出來,否則行李不給取的,只得我和趙太太兩個人親自開大車去吧。行長也是趙先生的學生,所以非趙太太親自去一趟不可。我大笑起來了說,幸虧趙先生從前教了這麼些學生,不然連難都逃不成了,不過也要看哪種人就是了。有些人到緊急起來哪還想到當日的老師,還來恭敬師母嗎?王也笑了說,我若不恭敬老師師母,這個大亂時還不回家呆著,來冒險自己開車來聽師母的吩咐嗎?好,我們這就走,給小車留在這兒裝人用。我們兩個人到了公司倉房一看共有四十三隻皮箱(自然不全是李家的,什麼聽差的也有)。唐家的好像也有在內,王只搖頭。我苦笑笑對他說:你看有時候,物的價值,勝過人的價值!但是,我們一家現不到八十磅東西,不過只要人平安出去,身外之物有去有來,何足惜乎呢。
我們兩個人雖然說是這樣說,可是一個大車裝不下,只得去問行長借一輛大車添,並且開倉庫的鐘點也有限了,又只得請他們通融。可是堆好車內都無處坐了。行長叫了兩個車伕出來開車,我和王慎名兩個人坐在箱子上對談對笑。豈知不巧走到半路上日機又來了,只得給車子靠牆邊停下。這次是虛報,所以不到二十分鐘就解除了警報。我對王說:若出事才對不起你家呢,你是一個獨子(他的妹妹是我的學生)。王說死生有命,我回說富貴在天,說說笑笑到了旅館給大家接上卡車和小汽車內,一直開到火車站,排隊走進去。我在前頭領隊高興極了,我對王說古詩有「老婢當頭娘押尾」,現在是「老婦當頭王押尾」了。王回我說趙太太你真會急中求樂還來背詩呢!我說人生何處不求歡。(我的為人一生都如此的,罵人和取樂隨時而遇。)到了月台上看見梁、董等人還在月台上站著等。我就對梁說快磕四方頭,他笑笑,董介面說我叫你不要對趙太太說滿話,她向來什麼事一變就變出來了。我說彥堂快不要再說這種話了,人家可以借此話題來說,可不送了我一家性命嗎,你們還站在月台上,不快鑽進車去。梁說共掛了四節車,不讓我們進去,我又問王是什麼緣故,王轉問站上人,他們就來指點三節是中央研究院的,只兩面有木板凳子無床無東西,另一節車上有一個小房間,房內有一張木床和褥子,還有一個雙層木床。梁想占那個房間,我不肯。我說,第一這節車不管你們事,第二讓李老太爺年高的睡這個床。我們大家靠靠站站就可以了。梁只得讓出來了。(濟之你的好朋友都這樣對你的,你自然不知道,多年來我不說一句,我想你太太也許知道,至少研究院還有些活口的人知道的。)他們就給箱子堆在火車中間,其餘的人都半坐半靠的在箱子上。到要開車時,李老太爺叫起來了,他有一隻小箱子不見了,本在他自己車跟前的,忘了拿下來,裡面還有很多現洋呢。大家又下車分頭去找,哪知就在車站路邊放著,並不是無人拾遺,而是那時人人都慌張了。車開前王慎名下車對我說,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地到長沙,趙太太也自己特別保重一點,趙先生身體還未復元,須你關照呢。我再三謝他並托他轉謝黃吳兩位患難中特別關照出力,並且我在南京時心中等於許願似的,別人雖然那樣對我,但是日後我有機會幫人我還總須幫人。因天無絕人之路,雖受人欺,現在想不到有你們這些人來幫我,更連帶還幫了別人的忙,所以我勸你們年輕人患難中總顧念別人一點,不要自顧自己,世上好壞總有報應的。我又請他打一個電報給元任轉托朱經農代找房子,因為到時有二十七個人,沒有人家能有力量招待的。我一路招呼大家連嗓子都啞了,而元任在長沙接到電報對朱說,你相信吧,我太太到時嗓子一定是啞的。朱經農那時是長沙教育廳長,凡有熟人去,無有不幫忙的,找房子的事更是出盡全力。第二天八月二十四日到長沙,到時我沒料到元任也可以到車站來接了。我一看見真是喜出望外,可是嗓子啞得說不出話來,元任就對朱說,如何!我還莫名其妙呢。朱給清華和中央研究院租了一所大房子,是辦公用的。我們大家只得暫住一兩夜再說。第三天就找到員警廳長的樓上一大排房子了。正屋是前後十大間,唐生智侄女婿住了四間,兩間做大家公共的。李家住兩大間,我們住兩大間,旁邊還有八間廂房是做下房的,就給董梁兩家暫住,以後李方桂老太太和姊姊來了也住在那兒。唐家由心理所設法搬去了,可是小孩那麼多如何辦法呢?我就趕快給他們送進學堂,有好些人反對說,住堂太貴,避難中無力量。我就去和蔣廷黻哥哥辦的福湘學校去商量,給李家小桐和我們第二個女兒新那送去住堂。雖然免學費還要付住堂和吃飯的費,一百七十元一個人。我們手邊雖只有九百元,但是想小孩不可一日廢學,也只好送進去了。再說我們大女孩如蘭不要住堂,就讓她和來思、小中三個人和李家小竺、小祁一同送入周南學校走讀。梁家隔了幾天就搬到別處去住了,董和李方桂的老太太一直住下去了,各家用人聚在一道都很好,不吵嘴。
不多久,北大清華和南開等等大學的一部分都來了,到後我們大家又熱鬧起來了。我們住處又成了大本營,大家常常湊攏來一道買點肉等來吃,李太太還學了做牛肉乾呢,真是亂中取樂。有一天我們大家正共買了一隻火腿,無大鍋煮,不知如何辦。我就出主意用一個大火盆來煮,他們給四張(一塊錢一張的)小桌子拼攏起來正打算吃飯,從南京來的新華銀行經理徐振東來了。我們自然請他加入吃飯,而他有點愣愣的樣子,給濟之叫到一旁去耳語,我就大叫吃飯了不要搗鬼了,我只聽濟之說告訴不要緊,趙太太是可以擔當得起的人。我問什麼?徐說你們兩所房子都中彈燒了。我聽說了,雖然心中不好過,不過還是說大家來吃飯吧,人無國仇家恨,不會盡忠努力的,身外之物有去有來,今日無,比如昨日沒有,放心我不會啼啼哭哭的。不過我不願濟之的介面話,說趙太太置家立產的一場空,我回他,你若不為中央博物院在蓋房子避嫌疑的話,也蓋了不少房子了,何必說嘴呢?蔣夢麟豎起大拇指來說,趙太太女中豪傑女中英雄,我們向來佩服的,我笑起來說,人家破家亡產了你還佩服呢。大家都笑了。說是這樣說,元任睡到半夜睡不著,我勸他不必難過。他說什麼都不在乎,只那些書籍等等無法恢復。我說不要急那個,將來我一個錢不亂用,有錢先買你的書好了,別的更不用說了,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我們目前過到哪兒是哪兒。他也笑了。他終日無事拿個照相鏡到處照相,可是因此幾乎出了大事。那時何鍵做省長,下命令凡是可疑的人都當間諜看待,格殺不論。元任因用法國一個照相機,是雙頭的,看起來可以起鼓。戰事起來經濟緊了,他想省一點片子,用手捂著一面,只用半邊,每張不是可以照兩次嗎?被員警看見了以為是奸細偷照,報告到省裡,幸虧正在開省務會議,因為他們常看見我們到朱家進出又住在員警廳長樓上,所以鄭重其事地報告上去。尹任先是財政廳長,也是元任的老朋友,都對省長說,動不得,是某某學者,等我們查清了再說。朱一回家趕快到我們住處來問,元任告訴理由。並且有個人問元任話,元任沒有回答他,他們以為是日本人不懂中國話,也是一個疑問,以後我不讓元任一個人出去照相了。梁思成的一個助手一不小心都被打和關起來了。不久政府公務人員也來了更熱鬧了。那位吳之椿則妙不可言,他聞到太太在九江下船,他就急急地趕到九江,不知如何弄到南潯鐵路的車票,上了車去強佔了四個坐位。他們夫婦兩還和老媽子站在椅子外面,不讓別人進來坐,因為小孩睡在裡面。那趟車是專給運軍人家眷用的,無位坐的人自然抗議了。問他們何人允許這樣的,吳回說是吳玉峰將軍批准給他們兩面椅子的坐位。等了一會一群人來了,一個人問吳,你和將軍是何交情,怎麼准你特別?吳回他是我的學生,早給我預備了通知我的。那個人指指自己的鼻子說,我就是吳玉峰,你不認識我嗎?我何時給你弄火車坐位的?這是大家公共避難用來專門給軍人家眷撤退後方的,無人能佔如此多地位,兩面爭吵,在半路一個小站上停下來叫他們出去。以後不知如何設法帶了個消息到長沙,楊振聲他們設法弄汽車,在一百多里外接到長沙。一到吳之椿就大病了。我們去看他,他只拱手對元任說,對不起我們報應報應。路上消息是丁緒賢夫婦倆同在一個車上告訴大家的。我想這一段故事陳之邁也許知道得很詳細吧,因為那時他也到長沙了。他和黎女士就是那時結婚的。我們大家雖然擠到一塊避難,倒是過得很快樂。有一天早上彥堂兩手抱著一個孩子在我們房門前走廊上兩頭走(因為我們的正房欄簷寬點),我看他也不會抱的樣子,小孩都要掉下來了似的,我對他說小心點,不要給小孩掉了,太太要罵的,他回我早知這個年頭也不來這一手了。我們大家聽了,都大笑起來了。以後我常常拿他來開玩笑,今天來不來這一手,明天來不來那一手的。沒料到他們好些人比我們年輕比我們避難的少,而反倒都作古了。
我們在長沙和李家雖然每家有兩大間房子,但是人不少,所以一切傢俱都沒買,知道不過臨時地過家,所以床也是木板加稻草褥子,方桌一元一張,大約三尺見方,面子可以拿下來的,腿也可折起來,日裡當桌子用,晚上折起來讓地方搭地鋪給孩子和老媽子們睡覺。如此相安了四個月,日機又來了,只得再向後方撤退了。
在長沙大家住下來倒是安居樂業的,以為可以定下來了,小孩們都進了學校了。但是在小孩們當中忽然發生了一個小問題。有一天小中小竺和小祈三個人都來對我說,我們不能進學堂了,受不了氣味和吃午飯,因為大辣椒炒小辣椒,我們聞了打噴嚏不停,吃到嘴裡更受不了。我對她們說現在避難期間,第一你們不能廢學,因為這個仗不知何日才能打完,不管到什麼地方只要有學校一天都得讀一天書,第二學費付出去不容易,連維持家用和我們吃飯都得省下來給你們進學校用,如何能半途而廢呢?三女來思她是和大女如蘭另進周南學校,她就不平地在旁邊多嘴說,媽咪你不要罵她們,你自己去查看查看就知道了。我一想她說得不錯,第二天送她們到學校我就一同去了。哪知一進學校大門就打噴嚏不停,再看她們用一個大木盆給些辣椒大的小的綠的紅的放在一道,再用一個月牙刀從上面往下舂,連辣椒子都在裡面,一面放點鹽一面舂,他們自己也打噴嚏不停。我問他們做什麼?他們回答我說做菜用的。如此一來,我可相信外省人不能維持下去了,而小孩們更難呆下去,只得給花的錢忍痛叫她們三個人退學。可是「大辣椒炒小辣椒」這句話,一直留傳到現在還常常說呢。
沒有過幾天日本的飛機又追著我們大家到長沙了。頭兩次沒炸,只放警報。外路去的各大學和中央研究院的人都避到聖經學院地下室去,算是防空壕。元任對蔣夢麟說這個辦法不好,萬一一個炸彈下來,學術界要人全完了,一個不留,他還改編了外國成語說:「不要把所有知識階級放在一個地窨子裡。(Don’t
put all eggheads in one basement)蔣搖頭說真沒有辦法,只這個地方結實一點,若真的再來炸,只得又撤散到別處去。我們定的再退就是到雲南。但這麼多人和經濟兩個問題,都是不容易的事,一連避了三次,大家就公舉蔣先到雲南去一趟和省長龍雲接頭。我們在避難中也有些笑話,比方鄭桐蓀太太(陳省身的岳母),她本來患血壓高,平日連走路都坐輪椅。警報一來了,她就大跑起來了,從住處一直跑到聖經學院地下室,大家都希奇得不得了。我說這不是怪事,因為一慌張,就忘了自己,並無大害,只不要提醒她就無害的,這都是心理作用。一次我正在住處等小孩回家和唐生智的侄女婿在走廊說話,日機就在頭上飛過,裡面的人都看得見,和在南京一樣地低飛。十一月二十四日這次可真轟炸了,地方在火車站,傷了很多人。一點鐘後湘雅醫院有人打電話給我,叫我一同去救受傷的人去,因為我一到長沙後就加入了紅十字會服務。到了火車站,看他們亂得一塌糊塗。醫藥材料都沒有,受傷的人也無處送,只得就地安插。好在火車站地方還大一點,還有一陣人啼啼哭哭的,我問為什麼?他們告訴我車站旁邊一個禮堂辦喜事被炸中了,新郎未死,而新娘只存了一條腿,還穿著紅繡花鞋呢。我趕去看已搬走了。我看沒有需我的事,就回家。大三兩女也正回來,一頭灰土,因為她們正由周南學校派出去尉勞軍隊。大女是在軍樂隊裡,她們到了半路轟炸機到了就避在路邊小店門口,震動得一頭的灰土,老三說幸虧炸彈沒到我頭上。
如此接二連三地來了幾次警報,大家又商量往後方撤退了,元任和濟之就去和一位姓徐的接洽車的事,陶孟和也在內。元任的意思是要退就退到最後方,而他們還要先到陽朔,說向來聽說桂林山水甲天下,而陽朔山水又甲桂林,所以要到廣西去。元任那時自然無心思去玩山水,而且我們家產盡亡,他身體又未復元,當然不在乎這些上頭了。他就說若退就到雲南和各大學在一道最好,所以另和章元善坐華洋義賑會的車子一同到雲南。夢麟和月涵也非常贊成此舉,並且托元任先到雲南後和建設廳長張西林,教育廳長龔自知給各大學接洽住處,因夢麟已去過一次還未談妥,所以要元任再和他們談妥一下,各大學再動身前往。
二十七年一月十二日從長沙動身(史語所和社會研究所已走了)。因別人不肯帶張奚若和丁緒寶兩家人走,我就和章元善商量,大家擠擠好了。章雖然是個獨斷的性情,但是被我一說答應了帶丁家,因為他們有小孩子。同車還有張紹鎬家,也是有小孩子的。好在是一個大長途汽車,再加一輛小點的私人汽車,一共二十八個人上路。一路爭吵的事雖然很多,可是章只聽我和元任的話,路過廣西省城桂林,到處很難找旅館,也因為那時撤退後方的人太多了,而史語所和社會所等人還停留在城中一個大旅館內未能動呢,因為省政府還未撥車給他們,停在那兒不能動。我們到時無好旅館住,只得住在一個車伕們住的旅館內。第二天章帶元任去拜望省主席,元任說我不要去看這些大人物,章說不能不去,因由廣西經過鎮南關、諒山這一帶非由省政府派車送不可,否則不能去,而你老兄又是多數人知道的,去一下效果很大。元任無法只得和他去了,那時省主席是黃旭初,哪知一見到他就和元任說:趙先生我天天辦公前總和你談談天才去公事房。元任莫名其妙地望著他。他又請元任二人去到他休息室內去看看,他們兩人更莫名其妙地對看著,還以為他有何秘密要談,只得跟著他進去。到那兒一看,不覺大笑起來。原來他的床前放了一套元任做的國語留聲片,有一片還在機器上轉動呢,他說每日我至少都要聽一刻鐘或半點鐘我才辦公呢。他去停機器,章偷偷對元任說我們的車子一定要得到了。黃回頭說你們來要車的?到哪兒去?章說華洋義賑會同人家眷往雲南退,中央研究院一部到陽朔,趙先生一部也到雲南。他問一共要幾部車?元任回他語言組還有幾個人加入,一大一小也夠了,我們還要在此地等人來加入,還待四五天才能動身。他一口答應照辦,並且請元任他們第二天吃晚飯,又問下午在旅館不在?章趕快回他我們因找不到地方住在一個小旅館裡,不必勞駕來看。元任就說下午還要去看別的部分人,明日一定再打擾吧。
回旅館告訴我們走的事是辦妥了。元任還要去看看其餘停在大旅館裡一班人。一見到他們,他們就問你們到雲南去的,為何也來此地?我很快地回他們也來看看山水的,濟之倒老實回說他們在此不得動了,等車還無消息,問我們如何?也是我回得很快一切辦好了,四五天就走。濟之問如何辦的?元任告訴他章帶去見省主席他一口答應了。大家哼了一聲不響了。第二天早他們來看我們,笑我們為何住在車伕旅館裡?我實在忍不住只得又回他們,我們雖住下等旅館,可是省主席還要來拜望我們呢,比住在大旅館裡無人問得好多了。大家對我瞪瞪眼,我的做人從來不喜歡人家刻薄,但是若遇到刻薄人,我可以比他更刻薄地回他。大家彼此挖苦了一陣,他們就談到正事上去了。濟之等托元任當晚吃飯時和黃主席催運送的辦法。(那時好像廣西省內一切運送等等車輛,必須歸省政府的批准方能行動似的,我可記不清了。)那天晚上元任就再三和黃旭初提到此事。他一口答應照辦。他沒請太太們,我就提議去吃特別廣西飯館。本想吃他們的特別點心的,可是四點鐘以後就沒有了,也不會點廣西的菜,隨他們拿來,哪知和湖南菜相像,多數是鹹魚臘肉等等。第二天中午我們去吃他們的特別點心了和狸貓。下午車伕就來問何日動身?章和元任正睡午覺,我叫了問他們。章告訴我在廣西不能叫人家車伕的,必須叫司機。以後我們大家商量商量並無別的事須停留,不如早點動身吧,所以第三天一早就走了。出了省城到鄉下,章叫我坐小汽車先到一個地方打尖(吃飯)定菜等等。廣西的三餐飯同安徽一樣,早上是正式開飯,午餐不過是點心等等。可是我們這一班江浙人吃不慣硬的早飯,但是到了中午就餓得不得了了。小孩們聽說午飯由我去辦,都高興得不得了,大叫多預備一點。我到了鄉下路邊一個小飯館問他們有什麼吃的?只有一大鍋湯在那兒煮著,掛了一隻雞和一塊肉在桌上,其餘什麼都沒有,連雞蛋也沒有,素菜更不用說了。而雞和肉上爬滿了蒼蠅。我想章最講衛生的若是看見一定不肯吃,我叫店裡人給蒼蠅打去放在熱鍋裡大煮十五分鐘,用醫學消毒的方法一定無害的。切了兩大盤,可是盤子用水來洗也髒得很,叫他們放在湯鍋裡燙一下,拿出來刀板也夠髒的了,只得就盤子切切。飯是蒸的當然無危險。他們一到大家就大吃大喝起來了。楊時逢就想說,我對他瞪一眼,他就不開口了。我說幾點鐘以後我對你們說個好故事,現在大家安靜一點休息休息。一路風景真好看,大家又吃得飽飽的,高興得唱的唱說的說,章說還是大阿嫂會辦事,以後都歸大阿嫂辦吧,小車歸你坐。我回他自然了,因為我是醫生,自然會辦事了,但是坐小汽車不要你在內才能辦事,你多插嘴這個那個的,事就不好辦了。章的舅嫂大拍手說回得好,因為他們兩個人一路吵,章說大阿嫂對的,要辦成功一件事務必能獨斷,才能辦成,別人多出主意不能成事的。我說都對,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好了不要爭了,大家留點精神吧,爭得不舒服暈車吐了又要怪我辦的不好了。其實我的話是雙關的,丁聲樹笑笑不響。丁聲樹、董同和那時都未結婚,只楊時逢一家四口從廣西起語言組的人都隨我們走了。到晚飯時大家又來推我辦,我說不來了,讓我擔了幾個鐘頭心累了,找個大城市大飯館去吃一餐安安穩穩的飯吧。章疑心了,問我怎麼?我說沒怎麼,小地方費事想,等於我給你們做飯,章說大阿嫂做的事誰可以抱怨,我回他就是恐怕你抱怨,大家笑笑,以後才告訴蒼蠅的故事。
經過龍州以後我們住在柳州一個大點的旅館,這一路雖險,可是風景好極了,一路我們還吃了活鱖魚。過鎮南關就入法境,關上人還要查一下行李,可是他們知道是避難的,只查了一個箱子就算了(廣西省政府有個程委員陪著去的所以沒很查)。從這兒起就改坐火車。
到諒山後大家住在一個旅館裡,因為這是個大地方了(一路往往一個旅館住不下就分了住)。章又提議這兩天大家自由一點吧,各家歸各家自由行動和吃用(因為以前每日差不多六十元一天呢)。我知道他也是受累還受人抱怨真夠了。他們休息一下就一家出去玩。我們也無心出去玩,就在旅館走廊上看看外面,只一下功夫看他們又全回來了,而且臉上都不好看的樣子。大舅嫂口快就問為什麼不多玩玩,我們大家還沒出去呢。章家老六最小的嘴快,說不要去了,我們才轉了一個彎就被人偷了,哪是偷,就是搶麼!從爸爸身後伸手就給自來水筆搶去就跑了。大舅嫂哈哈大笑說你爸爸怎麼會被搶呢?我說不要再說了。一路就是他們兩人爭吵得不停。所以諒山只住了一夜,旅館主人是中國人,和我們大談受法國人壓迫的苦處。
從諒山到河內還去看了一下法國辦的遠東學校和博物院。看店內的小洋娃娃好玩還買了兩個給老三老四,以後她們一直留著做紀念。老二最懂事,趕快說我們大了不要了,並且現在沒有錢,其實她最喜歡玩洋娃娃。從河內又包了一節四等木板火車(只有這種車),大家兩面半坐半靠,中間堆行李,軟東西就算靠背。經過牢開(其實就是「老街」兩個字)又入中國境,因黃主席打了一個電報給雲南省政府,所以一切未查,只給一個無線電收音機扣下,以後也給運送來了。一路經過七十個山洞。有一天一眼可以看見四個山洞。火車上無吃的,非得停車時叫面擔子上車可以點什麼,他們當時煮給你吃,並且做得非常可口,但是無味精在裡面,一路大小總算平平安安地到了雲南昆明。昆明有一八九六公尺高,天氣溫和,就是潮濕一點。我們是由章的連襟彭陸炳工程師招待一切。他給我們定了拓東路六六三號華洋義賑會當日造雲南公路起點留下來的辦公室,由彭租下來給我們大家住。房子很大,樓上下十幾間,每間不隔到頂,像籠子似的。後面還有六間下房,也可以住人,只要九十五元中央幣(在那時是很貴的了),大家分攤,以住房佔多少定價。第二天一大早元任就去拜看龔自知和張西林談各大學(那時還未成聯大呢)住處事,他們非常努力幫忙。就給拓東路的迤西會館作為各大學的臨時住處(以後才又遷到昆華師範和工業學校等處,成為西南聯大)。元任又和熊慶來商量了一陣(熊那時是雲南大學校長)。還有金龍章在雲南也很重要的,他又是清華學生出身,所以幫忙很多。我們到菜市去買東西比長沙等處便宜多了,因為他們那時還都用雲南錢制呢,我們用錢他們叫中央幣,所以我們從長沙到昆明每人一路用下來只花了九十五元中央幣。在昆明買東西都還照雲南幣算,所以我們覺得便宜得不得了。可是我們到的第二天住處出了一個大事就是二月一號到二號,五個小孩都嘔吐得不得了,而丁家小男孩更昏迷不醒。趕快托彭家給他們都送入醫院檢查,說是中毒。我想房子乾乾淨淨的從哪來的毒呢?要麼毒蛇住過噴毒氣也許有的。我就一個人在園子裡走來走去的想原因和查看,看見小孩們用磚搭了一個小灶,在那兒還掐了一堆花在上面當菜,周圍一大些磚瓦等等,並且那些花也是我們常見的。我只得帶了些又到醫院去看他們,見丁家弟弟醒過來了,吐了一大些黑血。其餘還有點頭痛,不過都見好了。我對醫生說,我一點異常的東西都沒見到,只找到小孩們玩的花草而已,就給帶去的花給他看,他也很認真的說拿去化學試驗,因為還有很多外省人來呢,我們不得不注意一點。隔了一天報告出來,果然有毒,幸虧不太厲害,五天就出醫院了。
從二月八號起一大些人陸續的都到昆明。十五日蔣夢麟到,一六、十七兩日蔣廷黻、周培元、王慎名、張奚若等也到了。二十六日蔣太太、蕭倫徽、羅莘田等又到了。二十八日大學到了五十個人。任之恭夫婦來無處住,和其他很多人就住在我們樓上地板上放被睡。(寫到此想到日前任之恭來還談到此事的呢。)我們住處樓下就給凌純聲、吳定良、蕭倫徽等辦公,後面小屋芮逸夫、勞干、董同和、丁聲樹、楊時逢等辦公。一兩個人的,也就住在那兒,人多的家譽就另找房子住。十多人的伙食就成問題了,我無法只得叫關景來管大家的。每人出十一元一個月,因為關景來從前在小橋食店做過跑堂的。(所以有人以後又造謠言說趙太太在雲南又打算開飯館子了。)雖然在那種亂搬時代,可是只要有一點定下來的時候,大家總還坐在書桌上辦公或寫東西。二月底孟真來信要史語所的人全聚在雲南,又叫元任給找地方。就給找了翠華街的房子。三月十一日李濟之等到了,可是一到就大發脾氣,問研究院為什麼不搬到翠華街去住都住在我們那兒?當日就要蕭倫徽等人搬去,可好笑董同和也和他們一道去了。等了一下子董又坐了一個洋車回來了,難為情地說,李先生不要我們語言組的人去。這一組仍留在拓東路住處,丁聲樹和元任一句話沒說。在那時元任對這種事總是不響地生氣而已。十六號張伯苓來坐談了半天。說趙太太現在國難期間出來幫忙罷,您向來會辦事的,請到我們南開來做舍監管理事務和學生們,這是您最會做的事。我說目前還不行呢,因為元任病後精神身體都未復元,我還不能離開他,日後一定幫忙。他坐談了很久,可是發生了一個很可笑的事,因為我們到了昆明後,大家都沒有錢買傢俱,房子內雖然有些零零碎碎的破東西,我們大家就將就用用,凳子不夠,買了些裝洋油的薄木箱疊起來外面加一層布套著做凳子,可是張是一個大個子,不敢坐下去,自己用兩隻手撐著,坐了很久,我看他不舒服得很,只得說您很累了換個地方坐坐吧?他把一隻手望上一抬說不累,身子就往下一斜幾乎跌下來,大家大笑起來,張還說不要緊,不要緊,我們更大笑了。
那些時元任倒是每天編些幾部合唱的歌,和些小孩子們唱,丁聲樹就和大二兩女她們在院子裡打球。
四月二十八日聯大的徒步學生們到了,在那個前幾天就得著消息他們快到了。蔣夢麟太太(陶曾谷)、黃子堅太太兩個人來同我商量,我們大家要不要有點表示?我說我們雖然不在聯大裡面,但是很願意加入,她們趕快說梅先生還沒來,並且你們從前不知幫過清華多少忙,這次更應該在內的,所以我們三個人上街定了一大些鮮花,買了一個大竹籃子,紮了一個大花籃,打算獻花給他們,章元善太太又提議讓大家先在幾里外的黑土窪她妹妹別墅的地方打個尖可以洗洗臉吃點東西再進城,我就說那不是像路祭似的,她們認真地說不要說不吉利的話。他們徒步進城時聞一多領隊,章家兩女和我們大二兩女獻花籃,經過我們住處有歡迎的大紅布匾,小孩們還唱:「It’s
a lony way to 聯合大學,Its』
a long way to go」!五月一號大家又提議包粽子給學生們吃,大家太太們在我們那兒幫忙,還加了一大些女用人包了一千個小粽子拿給他們。現在聯大的徒步同學們,還有不少的在台灣,記不記得那些事了?
這一段的回憶我不知起了幾次頭都寫不下去,因為這回到美國的動機並不是我們心服情願要離開中國,而是有一種無形的壓力使我們不能不走的。不走也許為
g
我們自到昆明後本覺得很高興的,幫聯大接頭房子,歡迎學生到,孟真來信說也代史語所等找地方,而他太太也不久到昆明等等事情,元任又高興起來說,這一大些熟人朋友們都又聚到一道了,並且可以討論和工作起來。我們住在拓東路華洋義賑會的房子,雖然不大,樓下每人一間小房,凌純聲、吳定良、勞干、蘇逸夫、蕭綸徽等人每日照常工作,大家都是很認真地做事。
元任在那時期中還寫了一千五百一十七頁的湖北方言調查報告,再加地圖,閒時大家到各處去看看昆明名勝和民風。有時我們上街買東西看見買火腿時用長鐵針扎進去,再拿出來聞聞氣味好就買。我們從前不知道這樣辦法,因為都是廚子去買,現在學會了也這樣辦。有一天金岳霖和張奚若來了,告訴他買火腿的辦法,老金非常有興趣說我們這就去買,到了店裡拿一個來,他打一針進去聞聞,說再換一個,如此三四個,店裡人疑心了,說難道我們火腿都不好嗎?我和張等大笑不止,叫金不要再換了,金說因為真好聞,我都想吃了,所以願意多聞聞。我說每家給打過針的都買一隻吧。店裡面人知道了緣故皆大歡喜得不得了。我們每早大家又常常邀到金馬碧雞坊旁一家油條店裡一道吃油條,大家又可以聚會閒聊和商量事。那時真是忘憂取樂,大家精神得不得了。並且昆明是一個離海六千多尺高的一個平原,四時不謝之花,八節常春之草,一點都是不謬讚的。而城內外的各種建築宏大和莊嚴不亞於北平。街道整潔清淨,生活又便易又富有。就是一樣,人都懶希希似的,這大約是氣候的緣故。但是不久聞說生活一切高漲起來,比何處都貴了,是因為人口太多了。元任的習慣是每天都要彈兩次琴,現在沒有鋼琴了,就自己寫合唱的音樂,指導四個小孩來唱,所以不管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這一套樂器總是全的,活得到處都可動,也總是快樂的。
三月十一日陽朔大隊到了,沒料到忽然給研究院的大勢一變,上文也大略說過一下,可是特別給語言組就撇開到一邊。弄到大家垂頭喪氣得不精神。元任更不用說了,七八小時手拿一管筆一字寫不出來,終日不說一句話,我一看這種情勢不好,不要因人家對付我們一家而害全體,不如離開為兩全之計。
檀香山夏威夷大學在一九三六年本來請元任去數年或永久性教授,元任覺得才回國兩三年又出去不肯去,我又是個最恨住在外國的人,倘若要做事行醫,就要起頭讀英文,還要再考開業執照等等,所以回了他們不去,適之就薦了陳受頤去了。可是那個主任孫啟禮(Gregg
M.
Sinclair)說希望你以後有機會再來,我們總歡迎的。有這一句話我就對元任說我們去信問問有沒有機會,我們去一年避一避風頭,等大家定點,消點氣再回來。元任想想也對,就去信到檀香山大學,孫啟禮回信歡迎之至,但是那時的薪金只五千元(可是比現在兩萬的購買力還多),我們本不求賺錢,只要一年的開支和來回的川資夠就滿足了。但是去的川資不好意思預支,只得在國內想法子。正巧元任給語言組定的一筆儀器費取消退回三百多元,元任向所裡商量一下暫借一用,到後就歸還,而不肯,還雲趙太太用錢從無存的,如何能還,不借。給多付一個月的薪水(一八O元)。蕭綸徽來不好意思說出口,吞吞吐吐地說不出來話,我知他何意,快快回他不管你事,我自有法想,正議論時蔣夢麟夫婦來了,蔣太太(陶曾谷)說她還有六百美元存著,借給我們暫不須還,存我處,我還說笑,人家說我從不留錢,你不怕我不還嗎?夢麟介面說我們還怕你跑了嗎?你的為人慷慨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如此我們就起頭定船票、見美領事弄簽證。豈知他給了我們一家「D4」教授的簽證,大家看了又批評他羞辱我們,因不是官員護照。元任懶得再跑去換,就說我們根本不是官員麼。但是出來人人沒衣,四個小孩每人做了兩件白地印藍花布褂子(現在還留著作紀念品呢)。送行酒時更可笑。翠花街不准我們送行,就在拓東路大家請我們,自然所長大駕不到,後為別人勸駕只得一到,可是梅貽琦加入了(有照為證)。送到車站也是下命令不准送,只得傅太太和楊時逢夫婦去,也有照為證。可是傅太太因為住在拓東路的,使她最遺憾的就是孟真第二天到,她老說她手上倘若有錢一定要我們換車票,多耽擱一天等孟真。她不知我們的苦處,因為我性子躁見孟真時一定會給一切說出來的,我們既走了何必擾的他們不和呢?我始終未提過。現孟真已過去了,我方給這個謎揭開。當日對我們的情形,現在活口不少,皆親自看見無一句造謠的話,夢麟夫婦特從蒙自趕回,手抱著一個蒙自出產的氣鍋送我們,蓋上有「故國可家」四個字,並說不要忘了此字之意,所以在美三十多年以來我總對小孩們說好好學,不要給本國丟臉,多給中國人盡點義務,看華僑多麼愛國啊!
到香港後住六國飯店,元任第一要務是到商務印書館買點書帶走,因為從南京出來時一本書都不讓我們帶。(打官話不准帶私人東西,也因為我們書實在太多了,在南京新蓋的房子有五間專放書的,也因此為有些人妒嫉的。)
元任見了王雲五先生,他也勸元任一個人去,一年下來還可以存點錢呢。但是一則元任病後精神也不好,二則他向來不管到何處總是和我一道慣了(因此之故以前和人起了很多衝突),所以這次雖知道經濟很緊,還是一家出去再說,就是緊縮一點好了。在香港住了十天,臨走又去向蔡先生辭行。他總是照老樣子叫我們早回,研究院元任先生是主要人物,我又嘴快了,介面說先生才是主要人物呢,為何不到昆明去,那邊正在大興旺起來了!蔡先生嗯嗯笑笑。蔡太太在後面推我一下說,因他身體不大好,一好就去。臨行我和蔡先生握手,他又說早回早回,沒料到那是永別了。在香港又給小孩們做了幾件衣、鞋等等,元任離南京時不是帶了兩隻皮箱嗎?內中他的衣和衣料及每人一件皮大衣,元任衣我在昆明又大慷慨起來了。看梅他們沒有衣的人又每人一套造了,我說元任可以到香港再做。忘了誰在旁邊提了一句,說趙太太你不要忘了手上錢不多。我笑笑說錢和東西都是有去有來的。(我的幾個女兒也是如此性質,大女更然。)
這次定的是Canadian Pacific特別二等,船名加拿大皇后,同船有八十多中國學生和家眷。多數總是圍著我們一家問這個問那樣的,元任雖出來了,可是總沒像前些次那樣高興,有一天大家要他唱《叫我如何不想他》的歌,他說我不唱這個,我唱《過印度洋》的歌來過太平洋,歌詞如下。原歌周若無作詞趙元任作曲,(譜見《新詩歌集》頁2至4)詞如下:
圓天蓋著大海,黑水托著孤舟。
也看不見山,那天邊只有雲頭。
也看不見樹,那水上只有海鷗。
哪裡是亞洲?(原是非洲)哪裡是歐洲?
我美麗親愛的故鄉丟(原文卻)在腦後。
怕回頭,怕回頭,
一陣大風,雪浪上船頭。
颼颼,颼颼,吹散一天雲霧一天愁。
颼颼,颼颼,吹散一天雲霧一天愁。唱完了元任一聲不響回到艙裡去了。學生們還要他再唱,我說今天他累了,明天再唱吧。
船經過上海時中基會孫洪芬還上船來看我們,說可以下船玩玩不要緊,因為那時日本人的勢力還沒到上海租界呢。這是我們這個三十多年中,第一次腳踏大陸土地。希望在我們有生之年不久還可以回去。
到檀香山以前大家都理東西,除我們一家以外,都是到美大陸去的,那時檀香山還沒改成美國的本部一省呢,不過人口制度和美國本部一樣,我們從昆明帶出來的一隻火腿和十小罐火腿都要在下船前扔了,我回他們拿回船上給那些中國學生吃可以吧,他們說可以。我就走回船叫了兩三個學生出來拿回去,他們大高其興說,我們來一個祝頌趙家宴好了,一直到現在還有幾個那時同出來的人在美國還常常提到這個事呢。孫啟禮教授到印度去了,李紹昌教授夫婦到船碼頭去接我們的。下船後一直到住的地方。雖然房子很小,而鄰居都很好,傢俱等都是東借借西湊湊地暫住下來。無任還租了一個鋼琴,我們從香港帶了一套籐椅子和一套碗碟,以後有人來吃飯常笑我們住的地方這樣小,而碗盞這樣講究。兩個大孩馬上進了初中,兩個小的勉強插入小學一二年級,我還帶了一紙箱小學中學的各種教科書,下午三點後他們補中文,免得回國時趕不上課程。(可惜以後進大學了恐英文趕不上都給時間在英文上,就給中文落下了。這一箱書現仍留家中。)大女一到學校可是樣樣都趕得上,課外活動也加入他們,而行為上更是到鄉隨鄉。有一天下大雨,檀香山常常日中夏天早晚涼而忽然一陣大雨下來,她們都未帶皮鞋,她一下就給鞋子脫下來拿在手上,而赤腳走回來了。陳榮捷一家常常來帶我們出去玩玩,應酬很多,大家無聊得很。元任一點不發生興趣,他雖然精神上不大高興,可是身體一天一天地健康起來了。這時我才學起頭過家來打算盤,第一我起頭來做三餐飯,不要小孩們以三明治、牛肉餅和熱狗(腸子)當正餐。每餐道地的中國或外國飯,哪天書讀得好就給一個霜淇淋卷作獎,一直到現在我最恨長在美國的小孩們,非牛肉餅和熱狗不吃飯,這是大人們懶的緣故。
隔了不久陳受頤在中國城發起開國語課,在明倫中學開了兩班,本來聽見他的太太也去教,結果請了我和大女如蘭兩個人去教了,每天一小時,每星期五天,每天他們接送。年老的學生在我班裡,很多年紀比我大,還有孫中山先生的朋友呢。年輕的在我大女班裡,也是年紀比她大,因為她那時才十六歲。因為她的國語實在好,又是天生的教書匠,她很知道怎麼教法,就是有時常到我班裡來抗議,因為我的聲音大,往往她的學生不聽她講而豎起耳朵來聽對門我在講和教,她就來請我聲音小點,免得兩面混亂了。有一次更可笑,學校大門外街邊很多人站在那兒不動,員警來問出了什麼事?他們回說,因聽樓上先生上課,我們在這兒聽也和上課一樣清楚,員警上來看我真是在上課呢。以後我上課時就給樓上窗門都關起來了,以免擾亂治安。
http://www.white-collar.net/01-author/z/28-zhao_yr/index-zyr.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