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元任與羅素(1872-1970)
文/楊建民
羅素是20世紀享譽世界的哲學家,在多個領域卓有建樹,1950年因他的作品「捍衛了人道主義理想和思想自由的多樣」而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趙元任是一位有世界聲望的語言學家。
他博學多才,除去研究語言之外,還修習過物理、哲學
、音樂等多個學科門類,從而成為有「橫跨文理」學術背景的著名學者。
這兩位學人,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有過近一年時間的直接交往。
通過這段交往,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作為學者的謹嚴和平素生活的情形
,這或許可以增進我們對人生的許多領悟。
1920年10月,應梁啟超、張東蓀等人的邀請,羅素從英國出發來到中國
,進行為期一年的講學話動。
梁啟超等人的邀請函,是當年5月發出的,隨後,他們便開始緊急為羅素尋找中文翻譯。
由於羅素學術所涉及的面極為廣泛,僅在他卓有成就的數理邏輯領域
,就參之以數學、現代物理等多方面內容。
在上世紀20年代初,要尋出這樣一個既有充分哲學素養,又兼通數學、現代物理
,同時兼善中英兩種語言的翻譯,真不知有多麼困難。
但事有湊巧,還真有這樣一位合適的人選。
為了準備羅素來華講學,梁啟超等人特別組織了一個「講學社」,主持人向蔣百里、蔡元培、丁文江、陶履恭、秦景陽等人諮詢
,由大家推薦,選中了應清華大學之邀回國任教,但還未及回到國內的趙元任。
趙元任初入美國康奈爾大學時,主修數學,他當時的數學課程獲得過兩
個100分,一個98分,多年保持了該大學平均成績的最高紀錄。
在修主業的同時,他還兼攻物理,以後興趣擴展及語言、哲學和音樂。
大學畢業後,他又從數學轉到哲學,獲得了哲學研究獎學金
,最後入哈佛大學,以《連續:方法論之研究》的論文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他同時還選修了心理學和科學史等課程。
後來,他還在母校康奈爾大學作過物理教師。
此次回國,清華大學請他講授的卻是數學,到清華後又加了一門英語
,後來教務長又要他改教中國史和哲學,最後決定教心理學和物理……光從這令人眼花繚亂的學科,我們對趙元任學術背景就有了一個大概的
瞭解。
不僅如此,在學習哲學的過程中,趙元任還對羅素本人的哲學
,甚至數學著作多有研究。 1914年,他在讀了羅素的《哲學論文集》後,在日記中寫道:「極符合我的想法。」在這段時間,他讀了多種羅素著作,還寫了一篇相關的論文
,並獲了獎。
此外,他還研究過羅素的《數學原理》等,由此可見
,由趙元任擔任羅素的翻譯,真是再合適不過了。
可是,趙元任當時並不知道為羅素做翻譯的事。
他是向康奈爾大學要求休假一年,接受清華邀請回國的。
他到上海時,便聽同班同學胡適等人說梁啟超、張東蓀領導的進步黨想
請他去為羅素的學術講演當翻譯。
胡適等人當時思想較為激進,他們雖沒有主張讓趙元任拒絕
,但告訴趙元任,不能讓他們僅僅把你當一個譯員看待(因為趙元任本身已具有很高學歷)。
果然,到了清華不多久,蔣百里便與清華校長金邦正交涉,「借」趙元任為羅素做翻譯,校方同意了。
趙元任也表示願意接受這項工作,因為「他的著作對我在哈佛的工作具有極大影響」,自己也可以藉此會晤這位著名學者。
1920年10月12日,羅素乘坐「波謅」號輪船抵達上海。
由於到達的時間搞錯了,碼頭上沒有一個人接待,弄得羅素還真以為這
次邀請是一個「奢侈的玩笑」。
第二天,趙元任趕到上海,見到了這位心儀已久的學者。
在當天的日記裡,趙元任記載說:羅素與自己從照片及描述中得到的印
像極為吻合,但似乎顯得更強壯,更高,儀態更為優雅。
雖然羅素一直待在英國,但哈佛大學這樣有世界影響的學校有他許多學
術朋友,趙元任又在哈佛修習多年,所以,兩人很快就找到了話題,這對他們之間的交往有很大好處。
這次陪同羅素來中國的,是他的女密友勃拉克女士。
她也是一位學者,所以,一些場合也致辭發言。
羅素他們到上海後,接連幾天都有盛大的宴會和歡迎會。
這一來趙元任就十分繁忙,他不僅要為羅素和勃拉克女士的答詞翻譯
,還要為中國主人的發言翻譯,好在他功底深厚,還能夠應付裕如。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羅素一行經杭州、南京、長沙,然後去往北京。
一路上熱鬧非常。
在為羅素翻譯的過程中,由於各地方言不同,趙元任竟由此發現了自己
表達方言特徵的語言天賦。
譬如,羅素在杭州演講時,趙元任便以杭州方言來翻譯
;在去往長沙的途中,趙元任跟同船一位湖南人學了幾天湖南方言,到了長沙後,羅素演講,趙元任竟能以當地方言來做翻譯了。
當10月26日那天翻譯完之後,一位聽講者上前問道:「趙先生,你是哪縣的人?」
竟以為他是地道的湖南人了。
其實,他學湖南話還不到一個星期。
這些無形的鼓勵,使得趙元任在語言研究方面的興趣越來越濃。
在湖南,當時的湘督譚延闓設宴款待羅素一行。
那天請了兩個翻譯,趙元任為譚延闓翻譯,另一位姓楊的先生為羅素翻譯。
當天晚上恰好月全食,羅素便在講演中特別提到了中國古代的兩位天文
學家,他們因為沒有敲打鍋盆和放鞭炮,與大家一起來嚇走吃月亮的天狗,而被處決。
提及此事,羅素也是有表現自己對中國文化有一定瞭解的意思
,可是那位姓楊的先生卻只翻譯客套話,對這段舉例置之不理。
到北京之後,講學社的蔣百里在東城遂安伯胡同二號為羅素找到一所住
宅。
為方便起見,趙元任也由清華搬到了這裡。
11月5日,梁啟超前來拜訪羅素,由趙元任擔任翻譯。
這是趙元任第一次見到梁啟超。
在1900年時,趙元任曾經每個月引頸盼望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
羅素在北京的學術講演,尤其是專業性很強的講演,大多安排在北京大
學。
其餘較為通俗的課題,則安排在高等師範學校、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等地。
羅素演講的內容,依現在流傳下來的記錄稿看,相當學術化。
譬如著名的「五大演講」——《哲學問題》、《心之分析》、《物之分析》、《數理邏輯》、
《社會結構學》,不僅涉及相當廣泛,舉凡心理學、生理學、倫理學、數學、邏輯、物理、教育學、社會學……真正無所不包,而且相當深奧。
在《物之分析》中,他不僅講到了愛因斯坦關於萬有引力的新的解說
,更從狹義(當時翻譯為「特別」)相對論講到羅素自己也以為繁難的廣義(當時翻譯為「普遍」)相對論。
為說明問題,他引用了許多高深的數學、物理、天文知識,並繪圖、列方程……這麼廣博又艱深的內容,對於在中間做語言轉換的翻譯來說
,該是多麼嚴峻的考驗。
但事實是,趙元任不僅經受住了考驗,還頗有些應付裕如的樣子。
他甚至感到,生活中的一般客套話十分難翻,而翻譯學術講演反倒容易一些。
他在一次學術講演翻譯後在日記中寫道:「我按己意大加引申說明……以譯員的身份講,比主講人更有樂趣,因為譯員講完後才引起聽眾反應
。」在繁難的翻譯中,還能感受到樂趣,由此益發顯現出趙元任學養的廣博
和深厚。
在為羅素翻譯的過程中,趙元任與楊步偉女士談起了戀愛。
愛情熱度太高,使得翻譯時出現了幾段小插曲。
有一次,是勃拉克女士演講,楊步偉前去聽講。
看到台下的楊步偉,趙元任有些精力不集中。
當時勃拉克女士說:「unmarried
men and unmarried women」大意應是「未婚男人和未婚女人」。
中文的「婚」,男子是「娶」,女子是「嫁」,但趙元任給翻擰了,成了「男不嫁,女不娶」,惹得聽眾哄堂大笑。
勃拉克女士覺得自己說的話並不可笑,不知聽眾笑什麼
,趙元任只得小聲對她說:現在沒時間解釋,以後再告訴你。
還有一次,趙元任與楊步偉兩人出去吃飯,結果把上課的事給耽誤了。
這天羅素是在師範大學講課,等到趙元任與楊步偉趕到時
,羅素正乾巴巴地在台上呆站著。
看到趙元任帶著個女孩子進來,羅素低聲對趙元任說:「Bad
man bad man!」(壞人,壞人!)全場又是一陣哄堂大笑。
1921年3月,為演講,羅素先生害了一場大病。
那是保定的育德中學請他去演講。
羅素先生在講到社會問題時,態度是相當激烈的,但是他的日常生活習
慣,卻是一位相當可敬的英國紳士。
當時一般的學校條件都比較差,羅素講演的大禮堂沒有生火
,但紳士的羅素堅持要脫下大衣講演。
講演結束後回到北京,羅素便發高熱,繼而引發肺炎。
經過十多天的治療,病情仍沒有好轉,在當時,他已經勉強在遺囑上簽
了字,將後事委託給勃拉克女士。
消息傳到倫敦,報紙都報道了羅素已逝世的消息。
羅素甚至聽到了自己的死訊。
但他卻幽默地說:「告訴他們,我的死訊太過誇大其詞了」。
又經過一個多月的調養,羅素先生終於轉危為安。
病體恢復後,羅素就沒有再做大的講演了,只參加一些小型的演講會和
宴會。
這時候,羅素與趙元任之間已經相當熟悉了。
當年6月1日,趙元任與楊步偉以一個極特殊的通知,告訴親友他們已於當日下午
三點鐘東經一百二十度平均太陽標準時結婚,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
婚後,他們問羅素先生,這樣的方式是否太保守,在這方面十分開通的
羅素卻說:「足夠激進了。」為答謝友人,兩位新人請羅素、勃拉克女士以及英國公使館的班奈特先
生在一家屋頂花園小聚。
當天趙元任拍了許多照片。
後來他指著其中的一張對羅素說:你極像「發怒的獨居人」。
羅素回答,你別用這樣異想天開的比喻吧!
羅素此次來中國演講,總體來說是不夠成功的。
不成功的緣由實際上在他到中國來不久就察覺了。
他在給一位友人的信中說:「他們不要技術哲學,他們要的是關於社會改造的實際建議。」的確如此。
當時的中國各種思潮風起雲湧,人們急切地盼望著羅素這樣的大學者來
為我們開一劑改造社會落後狀況的良方。
但我們從前面講演的內容可以看出,羅素講的是相當純粹的科學、哲學。
在當時的中國人看來,這似乎離生存現實太遠。
當年曾在長沙聽過羅素講演的毛澤東,在給友人寫信時評價羅素的主張:「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
但是,羅素卻因此行對中國產生了濃厚興趣。
他在回國後的第二年(1922年),出版了著名的《中國問題》一書,在各界引起廣泛關注。
到他晚年(1966年)時,他又將此書重新出版。
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時,羅素曾與世界各國著名人士聯名向全世界發表公開
信和宣言,嚴厲譴責日軍的暴行。 1962年,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年屆九十的羅素擔任中印雙方的調停人
,受到周恩來的讚揚……
羅素與趙元任,因這近一年的直接接觸,也結下了友誼。
除去趙元任後來在回憶錄中重點提到這一段交往外,1926年時,趙元任的好友胡適到倫敦,在向羅素致函中,還特別有一句:「趙元任博士託我向你致候。」到了幾十年後的60年代,趙元任還與妻子楊步偉前往倫敦拜訪了晚年的羅素先生。
當時陪同前往的有女作家凌叔華和她的丈夫陳源,大家與羅素及夫人合
影,留下了珍貴的紀念。
從羅素先生一方來說,與趙元任等博學多才的中國文化人的接觸
,的確增進了他對中國的感性認識。
他後來長期關注並努力為中國的和平事業呼籲,應當與此有相當聯繫。
(文/楊建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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