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將作者與作品放置在社會學的脈絡之中,藉由生物符號學(biosemiotics)的架構有條理地呈現個別實體(entity)或總體(unity)如何在新加坡文學中互相影響。首先,我們觀察到兩個(有時是兩個以上)實體或總體從同一領域中──如語言、文化、種族等,在作者的作品中被揀選出來;此個體或總體存在於第一結構結合(first-order structural coupling)且根據第一結構結合原理而互相影響。我們將個體或總體出現的領域稱之為「媒介」(medium)。其次,我們觀察到任何影響與交互作用通常不會停留在第一順位,第一結構結合只是最初用來開啟連續交互作用的狀態。第二結構結合(second-order structural coupling)往往隨之而來,誘發性或衝突性總體在其中對連結結構產生作用。此誘發性或衝突性總體被標明為「環境」(environment)來指明被外部力量所啟動連結的內部回應。第三結構結合(third-order coupling)是總體與其媒介的結構結合,因此,所有個體皆身處社會領域之中。藉由社會領域中的政治、經濟、歷史與文化關係疊置所創造出的複雜關係網
絡,在文學作品中被反映出來,據此創造出具獨特性的新加坡文學。

生物符號學,新加坡文學,生物自生論,結構結合

 

A Biosemiotic Model of Singaporean Literature: A Poem as an Example

Geok Hui Yap

Abstract

This paper places the writers and their literary works in the sociological context and uses a biosemiotic framework to present in a systematic way how individual entity or unity interacts in Singaporean literature. Firstly, it is observed that two (sometimes more than two)entities/unities from the same domain, for example, language, culture, ethnicity, and so on, are selected by the author in his literature. The entities/unities exist in the first-order and interact based on the first-order structural coupling. The “medium” is the domain in which the entity comes from in the first-order. Secondly, it is observed that
interactions generally do not stop at first-order. The first-order coupling is the initial state to start off a successive reaction. The second-order structural coupling then follows, in which the triggering or interfering entity acts upon the coupled structure. This triggering or interfering entity is labeled “environment” to indicate an external force triggering an internal response of the couple. The third-order coupling is the structural coupling of the unities with its medium. In this case, the social domain is where all entities are immersed. The complex web of relationships created by the superposition of political, economic,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lation in the social domain are reflected in the literary works to produce a distinctive Singaporean spectrum.


Keywords: biosemiotics, Singaporean Literature, autopoiesis, structural coupling

 

新加坡文學的生物符號學架構:以新加坡作家的詩為例
新加坡有四種官方語言:英語、馬來語、華語及淡米爾語。母語賦予社會文化的多元性以及確保核心傳統價值的延續,而英語則為正式教育的主要語言,扮演著連接各個族群的橋樑。新加坡的歷史約一百八十年,新加坡公民以馬來人、華人、印度人的身份聚在一起。他們的集體經驗與期望隨著被殖民者背景到共和國人民而改變,無可避免的在各族文學地留下了印跡。

作者們受到其所處於的社會及年代影響,而至今新加坡社會的同質性並不高,因此關於其實質的眾多概念也相異。這種多元化社會蘊含著更豐富的思想情感、回應、觀點以及期待等的變換與組合。如要完整描述新加坡各族群的文學如何產生,需涵蓋三個主要的族群文學。1因此,將作者及其文學作品殖基於社會的脈絡中,便組成本文論述的第一部分。

除了細察作品之背景脈絡的廣闊社會、教育、政治、文化以及經濟力量之外,另有特別的語言及文學問題,如作者風格。由於每一語言伴隨著其傳統元素、美學標準、文學慣例與學說以及文學地位與功用等,擁有其強而有力的文學體系。新加坡的語言分別屬於各主要語系:南島語系2(Austronesian),漢藏語系( Sino-Tibetan ), 德拉威語系3 ( Dravidian ) 以及印歐語系4(Indo-European),彼此之間異多於同。語言最初對彼此的影響,由共有的地理環境及社群文化間的接觸而引起,其間有自然產生的傾向:新加坡青年因社會現況習用雙語。調整與適應,尋根與紀錄:這些皆為新加坡人前進的基本動力。這兩個過程是同步且不間斷的,也就是透過搜索連結作者對社會的看法與
價值觀,我們可以發現作者個人語言喜好。身為移民者,早期華人及淡米爾人

1 關於三個族群的代表性作品,參考Edwin Thumboo,Wong Yoon Wah 等人編的Anthology of ASEAN Literatures(Singapore: ASEAN Committee on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1985-1992)中的The Poetry of Singapore 及The Fiction of Singapore 兩卷,每卷的總導論及每輯的導言為目前最好的有關各族群文學的發展概況。

2 南島語系語系是從馬達加斯加東部經馬來半島及群島到夏威夷、復活島所使用的語系,除了澳洲及巴布亞的語言以外,幾乎包含所有太平洋群島的語言。

3 德拉威語系是印度、斯里蘭卡及巴基斯坦等地的語言,包括淡米爾語、泰盧固語(Telugu)、坎納達語(Kannada)以及馬來亞拉姆語(Malayalam)。

4 歐語系是包含在歐洲多數地區及十五世紀由歐洲殖民的地區的語系。它還包括印度的次大陸波斯(現稱伊朗),和部分亞洲地區等地的語系

並未有高水準的文化。少數受過教育且具有創作能力的人,包括短暫的居住者,造成的影響不大。重要且具開創性的作者只有在經濟繁榮時,有錢的商人有能力資助本地的方言5教育之後才出現。公立學校的設立及對教會學校的援助間接地促進了英語教育。英語教育的萌芽與生根促使多元種族中產階級份子的產生並居於領導地位。他們在四○年代晚期(五○年代早期)興起的亞洲國家主義熱潮時,相對於當時的政治狂熱份子顯得無心於政治。受英語教育的多元種族中產階級對文學的關注很少,他們幾乎不會涉入他們自身文化的文學;相反地,當方言教育興起,受過方言教育的馬來人、華人及淡米爾人則日益被引領至他們的文學傳統。馬來文學與其他族群的文學主要的不同處在於馬來文有超過六百年的歷史,屬於東南亞地區潘圖語(pantum)以及稍晚的塞亞語(syair)、古瑞丹語(guridam)組成了活潑且生活化口語文學。另一方面,華語、英語及淡米爾語的文學群體靠著與其他在東南亞地區以外的文學中心而建立起來。華語、英語及淡米爾語文學傳統在中國、英美與印度各有其重要的創作園地。
 

早期新加坡的華文文學深受中國當時的文學主題及技巧影響,而造成最大影響的莫過於胡適在一九一七年提出的文學改革以及一九三七年爆發中日戰爭後出現的愛國意識。因社會狀態與政治有著辯證關係,強烈政治及社會意識有時會與文學結合。政治與社會元素在中國文學作品中表現了持續且強大的動力,使得它們得以與外界接軌。英文文學在四○年代晚期及五○年代早期也有類似的現象,但稍有不同。作者對社會的不滿傾向於圍繞著與有些人相同的個人觀點,而不是集體的觀點。這可能是對文學功用的觀點不同,亦是較少政治歷史意識以及尊重個人權益之民主傳統。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四種語言中,多數青年作家都有共同的主題。這樣的轉變可被歸因於新加坡在一九六五年脫離馬來西亞而擁有主權之後所發展而成的國家意識。政局的轉變讓人民深刻認識到新加坡必須自求生存,只有在渴望身份認同及其承繼馬來人、華人與印度人的傳統之間取得平衡,能使得新加坡人成為一體,繼而成為一個國家。一九六五年後完成的文學作品可視為人民與國家的共同發展,它們不斷在社會、經濟、教育及文化的演變中尋找一種新的氣象。作品的許多元素同時觸及生活中的每一面向,激發許多早期傳統生活、薪火相傳、新舊習俗、鄉愁或其他作者關注之生活面向;現在更因為與都市化及在社會經濟教育上的快速發展產生關
 

5 在這裡使用「方言」是因為以母語為教學媒介的學校是由當地商人贊助的。

聯而更加白熱化。新加坡生活最突出的一面是其包容性,人們必須意識到要不斷刻意調整自己的方向。作者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承認──不論好或壞,新加坡的這一片土地便是家。同時作者們也強調對寶貴價值觀流失的遺憾與不捨。傳統價值觀屈服於符合時代腳步的態度及做法:傳統社群正在轉變,普遍的價 值觀念也正在不停地汰換當中。這樣的改變可以視為現代化的結果。

6曾經是大英帝國殖民地的新加坡有其獨特的文學環境。由於它多元文化的背景以及與至少四個國家的文化與文學傳統緊密連結,使用系統研究進行對新加坡文學的深入研究是相當適合的。新加坡的文學作品試圖在豐富多元文化及不同族群語言的背景發展出獨特的文學類別。本文主要在於透過生物符號學的觀點研究新加坡文學的蛻變。為了清楚而有條理地呈現本文,我將採用系統理論為其組織原則。

依芬-佐哈(Even-Zohar)在《複系統理論研究》(Even-Zohar 1990)中將系統理論整合,首次將系統理論應用在文學作品分析上。他發現符號化現象,即為符號支配的人類溝通模式,例如文化、語言、文學及社會等,若能被視為是系統而非異質元素的聚集,將可更適當地被研究。因此,將文化等元素視為屬於各個不同系統使我們可以對多種集體符號的運作情況進行推論。共時與歷時分析都具有歷史性,這是不可否認的,然而將後者與歷史畫上等號是站不住腳的。既然在任何特定時刻,有不只一個歷時集作用在共時軸線之上,那麼共時分析不能也不應該等同於靜態的分析。因此,一方面一個系統由共時與歷時組成,另一方面他們又各自成為一個系統。假若結構性與系統性的概念不再需要等同於同質,符號系統可以被設想為異質且開放的結構。不同系統互相作用且偶有部分重疊,它們很少成為單一系統;它們相互依存且同時可以有不同的選擇,但卻會以結構的總體來運行。複系統理論有別於共時分析的研究方法,明確的呈現動態的異質系統概念。此理論強調交互作用的多樣性以及更加複雜的結構,並且也強調不一定要有同質均一性才能使系統產生作用。一旦系 統的歷史性質
 

6 參考Wong Yoon Wah, Post Colonial Chinese Literatur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NJ, USA: Dep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nd Global Publishing Co.,2002).

被確認,便可以避免從歷史物件轉換到一系列互不相干沒有史實依據的事件;因此,「系統的」( systemic)不再被誤植為「有系統的」
(systematic)。這樣一來,系統理論也適用於呈現異質性的新加坡文化。文化異質性在多語言國家中最明顯:在文學的範疇,這可見於擁有超過一個文學系統的社會,因此我們必須將所有現存的系統一起考量。除此之外,本文亦試圖揭露呈現於新加坡文學中鏈結對等關係的生物性演變。最後,我希望能夠肯定每一個符號現象實際上就像是生物現象。藉由如此,本文從生物符號學的角度對新加坡文學作出研究並企圖為國家文學提供一個生物符號學的架構。以下將透過生物學、語言學及社會學要素的整合更深入地剖析新加坡的文學。

首先,在論析生物學架構如何切合對新加坡文學的分析之前,「生物自生」(autopoietic)是否等同於「有生命」(living)的問題必須加以釐清。由於馬圖拉納(Maturana)以及博瑞拉(Varela)並未將生物自生概念侷限於生物。對此問題有三種不同的可能論點:首先是生物自生等同於有生命,因此所有生物自生系統亦是生命系統(圖一);第二是生命系統是生物自生系統的特殊子集,也就是說生命系統是生物自生系統在實體空間中的具體表現(圖二);第三,生物自生系統必須是生命實體系統,即是生物自生只存於實體領域(圖三)。以下的三個圖表代表這三種論點。(見下頁)

本文採取第二個較為彈性的論點,以生物自生理論作為基礎。構成生物自生概念的兩個基本原則是結構決定論(structural determinism)以及組織閉合論(organizational closure)。就組織而言,馬圖拉納提到構成要素之間的關係給予系統特性,使其成為一特定類型的一員。因此若系統組織改變,特性也跟著改變。就結構而言,馬圖拉納是指構成一系統類型的要素之間的實際組成與關係。所有系統都被結構定義,也就是說系統所歷經的轉變取決於特定時刻的結構本身;任何系統的改變都是結構性的改變,而且是由構成要素的性質來決定。系統內如有任何改變,是由於環境啟動了內部結構的回應。因此從環境而來的擾動啟動了系統內的結構代償,由組織來決定代償以及環境是否成為啟
動機制。構成新加坡社會領域的實體本身即是具有生物自生特性的結構決定性 系統,它們在本質上是自給自足,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且在社會領域中是組織封閉的獨立系統(但在結構上開放且可接受外來影響)。而這些實體即為:(一)種族融合,(二)宗教融合,(三)歷史(殖民歷史、日據時代、國家獨立),(四)意義/價值觀念(個人身份、國家身份)。

實體
電腦
生物自生性=生物
其他
圖一 所有生物自生系統亦是生命系統


電腦
實體
= 生物
其他
生物自生性
圖二 生命系統是生物自生系統在實體空間中的具體表現


實體
= 生物
=生物 自生性
圖三 生物自生只存於實體領域


若我們將社會系統視為生物自生的組織,將會出現以下兩個問題:(一)若將人類視為社會系統的組成要素,那人類並非由此類系統生成,而是由其他物理或生物過程產生;(二)在社會系統中我們將重心擺在實體空間以及自我界定的界線。本文所指的空間是社會關係互動的範疇,但它無法做為參與生產元素與生成元素之間界線的主要概念。然而若能將此概念視為廣義的比喻,而博瑞拉組織閉合論及馬圖拉納的生物自生論即可被採用。另外,馬圖拉納說明單一個體及其所處領域由區分及決定的過程標明,無關於過程是否屬於概念的
或物理的(Maturana and Varela 1980: 138)。因此他們間接地賦予生物自生系統更多可能理論上的彈性與空間。儘管馬圖拉納並未提出社會系統是生物自生的說法,他提到家庭、社團及政黨等例是「自然社會系統」(natural social systems)。他描述了會產生我們所經歷之現象的機制,提到社會系統是由互動生物系統構成。它會透過生物自生能力驅動各個實體並構成且融入系統運作產生的關係(Maturana 1981: 11)。

在此,馬圖拉納指出社會系統的本身並非生物自生,但它成為其他生物自生系統存在及互動的媒介,此互動與構成要素的持續生物自生有密切關係,這也適用於任何呈現生物自生特質的組織閉合系統。換言之,當兩組或以上的系統(不必要是生物體)參與一連串不間斷的互動,其互動便促成獨立生物自生系統的持續存留並經由系統的結構結合,產生特別的互動與關係的網絡。此系統由有生命或無生命之要素組成,它們的互動關係由社會系統賦予特性。社會系統是一個生成的領域(emergent domain),無法被簡化至其成員,特定成員可加入也可離去,而社會系統仍然繼續。這些成員,如同結構決定實體,具有由其結構而決定的性質及行為,而這些性質與行為體現其所屬的社會系統。

反過來,系統也可以在成員當中揀選出特定的結構狀態。讓我們以唐愛文(Edwin Thumboo)所作的英文詩〈魚尾獅旁的尤里西斯〉7
魚尾獅的意象為例。詩中魚尾獅體現一隻結合陸地與海洋之神話動物:即使像曾航行多處海域或與希臘眾神有過多次搏鬥的奧德修斯(別名尤里西斯)也未見過可與雄偉的魚尾獅相比擬動物。在此,馬來文學系統的魚尾獅與英語文學系統互相作用:英語與馬來文學系統的實體彼此啟發而產生互動,而新加坡歷史則成為其互動的媒介。所構成的系統是由新加坡組織賦予特色的馬來及希臘元素所組成的新加坡文學系統。另一方面,身為新加坡社會一員的作者(身處於做為互動媒介的社會系統)由兩個系統啟發,創作出具新加坡文學系統典型的詩
作。

生物自生系統中有三個結構結合次序,即為第一結構結合8(first-order structural coupling)、第二結構結合9(second-order structural coupling)以及第三結構結合10(third-order structural coupling)。社會領域之中的各個實體本身即是簡單的生物自生系統,可透過不斷的互動與其環境成為結構結合;再者,每個實體也可與其他在其環境中的單一個體結合。以種族混合為例,在第一順位的是不同的族群可彼此結合;在第二順位的是兩個或更多的單一個體可以互相結合而彼此依賴。獨立系統的生物自生要仰賴其他系統的持續再生,因此數

7 唐愛文Edwin Thumboo,原篇名為 “Ulysses by the Merlion”。收錄於《回憶與願望:新加坡詩的歷史回顧》(Memories and Desires: A Poetic History of Singapore),Goh, Robbie B. H. 等編(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出版社,1998)70-71。
 

8 請注意到在此對於第一結構結合的說明,是我從馬圖拉納及博瑞拉原本「多重細胞性」(metacellularity)的圖解發展而來(Maturana and Varela 1992: 74)。

9 我在第二結構結合中,擴展了第一結構結合,根據馬圖拉納在其文〈生物的語言:認識論的現實〉(“Biology of Language: The Epistemology of Reality”)中對第一及第二結構結合的解釋(Maturana 1978: 35-36)。

10 這裡我要提醒大家注意:馬圖拉納及博瑞拉的結構結合概念的陳述中並未特別說明在圖示中第三結構結合為何物,然而他們在其著作〈生物的語言:認識論的現實〉中提供了第三結構結合之可能性。

個生物自生系統彼此緊鎖的複合個體便形成。這樣的複合系統由數個結合在一起的生物自生系統構成,並提供持續生物自生之必要媒介,這就是第二順位的生物自生系統;在第三順位的是因持續互動導致獨立實體間的結構結合,例如種族混合、宗教混合、歷史及價值觀彼此互相干擾或啟發。這些現象也可稱之為社會現象。

換句話說,透過這個在本質上是循環的過程,一個社會系統揀選或強化其存在行為而不選擇否定自身的行為。人們是很多不同社會系統的成員,他們可能承繼或偶然制訂不同的社會系統,這些領域最終在個體的身體與神經系統中交會,也可能包含了可能是互相矛盾的行為模式。成員的身份認同在人類社會系統中是非常重要的,成為其中一員意指要表現出在此領域中適當的行為——成為結構上的結合,然後得以被其他成員接受。關於成員的被接受或是拒絕是一種情感上的決定而非理性的決定,這也是系統形成不明確的分界線。這樣的彼此強化本質所意味的是一個社會系統運作以維持現有的組織關係。在這樣的意識之下系統的組織必然是守舊的,改變只會透過參與者的改變而發
生,無法由系統主導,儘管社會系統內具有琠w性(homeostasis)但改變仍可發生。個體可能進入社會系統而不與其在結構上結合,它反而在協調不為系統准許的行為活動的過程中,透過與其他成員結合改變他們的行為;或者已經存在的成員可以反映他們在其他領域的經驗,選擇改變他們的行為,如此就能改變社會系統。儘管過去並未有前人嘗試呈現此種互動的生物自生研究(馬圖拉納本身亦未有此嘗試),在下列的圖表之中,我希望更深入地說明第一到第三結構結合。我不只擴展了馬圖拉納的第一及第二的結構結合,還進一步以圖示
推演第三結構結合的概念:

第一結構結合(具繁衍的生物自生系統)
媒介媒介


第二結構結合(能與其環境互動的生物系統)
媒介
媒介
環境


第三結構結合:與媒介結構結合(有機體的社會現象媒介:社會領域(具結構可塑性)
 社會領域互相連鎖:相互選擇 / 啟動
圖四 第一、第二及第三結構結合


以下圖表呈現系統的互動關係網絡:
不間斷的互動與關係網絡
社會系統的組成元素
構成
選擇
圖五 生物自生系統的互動與關係網絡


藉由如此,結構結合過程得以在生物自生理論呈現。在描述身處於新加坡社會領域中所有動態系統時,我也將屢次引用此理論;換句話說,社會領域的各個結構結合在新加坡文學中是普遍的。

在新加坡文學的文本分析中,我強調文本的符號本質。因此借由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所發展的符號學架構來詮釋文本,亦可達到深入剖析的效果。皮爾斯的符號學採用三元透視觀來看符號的構成條件及功用,強調意義永遠是詮釋行為的產物。此三元透視觀基本上是從皮爾斯視為法則的邏輯三段推理而發展出來。11依循皮爾斯的觀點,意指確認「第三」(thirdness)的存在以及呈現觀察者及符號的角色。每個符號皆以三元結構生產意義:每個符號歷程都具有連續不斷以及逐步開展的本質,並且應被設想為接續的符號。根據此三元觀點,表現體(representatmen)是由符號中可察覺的部分所構成,客體(object)是符號所要呈現的或所被認定的,而詮釋者(interpretant)乃
是使符號在特定文本對特定個體產生意義的元素。圖六為三位一體的原型12(genuine triad)關係:

表現體
客體詮釋者
圖六 皮爾斯符號學的「三位一體」原型


11 此結論根據《皮爾斯文輯》,〈定象、指標、象徵〉(“The Icon, Index, and Symbol”)(Peirce 1998: 2.274-308)。

12 關於三位一體的原型及質表現體、客體與詮釋者間的三一關係,可參見《皮爾斯文輯》,〈符號的分類〉(“Division of Signs”)(Peirce 1998: 2.227-65)。

在皮爾斯的架構中,每一個符號都是「第三」,以三元關係為前提,即是(一)表現體是第一相關點,(二)客體是第二相關點,以及(三)詮釋者是第三相關點。符號之一體可分三位:自身為純粹質性(表現體),自身為實際存在(客體),以及自身為一般法則(詮釋者)。

在艾可(Umberto Eco)《詮釋的限制》中,詳細說明了皮爾斯的無限制符號現象(unlimited semiosis),並希冀澄清此概念並不表示詮釋沒有準則。將詮釋(符號現象的基本特質)視為有潛在無限制的可能並不意指詮釋沒有目標性或是皆為意義的氾濫,因此文本的潛在性永不終止並不表示就會有成功的詮釋。被詮釋的文本其實對詮釋者也有一些限制,文本的限度與文本的權限一致(非指作者權力)。因此,艾可認為理想的無限制符號進程應如下圖:

E C
E
E
C
C
圖七 內容「C」與表達「E」永久無限的詮釋過程


每一表達「E」(表現體)的內容「C」(或者立即客體)由另外一個表達「E」與內容「C」詮釋,如此而有永久無限的詮釋可能。

在新加坡作家的文學文本中,可以發現象徵的創造與複製。魚尾獅符號是文本中象徵的詮釋,而文本雖具有無限制性卻是象徵多義性被縮減的地方,因為文本中的象徵被其上下文所固定。在詮釋者的立場,象徵在縱軸上13向無限意義開放,而在橫軸上14及本文上只向上下文允許的詮釋開放。在作者的立 場,象徵的複製是目標導向的。符號的類別對於詮釋者或是作者並不重要,因為符號詮釋或生產都是目的論的。如此就會出現相互預想的連鎖:作者與詮釋者預先猜測彼此;象徵及象徵的存在假設了作者及詮釋者。在詮釋者及上下文壓力的驅動之下,任何詮釋的行為在開放與形式之間皆是辨證的。

13 詮釋者可以將一個象徵放在同一系統的不同文本中,因此說象徵可以有無限的意義。

14 一個單詞結構上受限於文法,就新加坡文學而言,在新加坡文本中英語字彙用法的改變成為一獨特的語言──新加坡式英語。

二元分析(dyadic analysis)一直是一般文本分析常用的方法,我希望透過本文的研究提出皮爾斯的三元關係15對文本分析的優點。由於二元關係受限於直線的一維空間,它的容納性是有限且無法衍生出去。因此,爲了達成一永久無限關係的網絡(與無限符號現象相符),詮釋的過程可被視為一多維網絡。這樣一個網絡可以由結合三元關係(三位一體)而達成。因此,我認為觀察者的角色連接了兩者,構成三者的關係。實際上,觀察者扮演著詮釋我們以為是真的或我們填入的意義的角色。

在我們對新加坡文學的分析中,分析者扮演著觀察者的角色。運用生物自生理論,我們知道透過神經系統以及相呼應的神經中樞活動狀態的連續互動,對任何事物的敘述可永久產生。接著便是任意示意符號所構成之語言的出現。因為作為神經系統及相關大腦新皮質生長的連續結構結合之後,有機體對其敘述的複雜及連續現象得以解釋,他們因此成為觀察者。自我觀察者及自我意識的出現意味著在語言領域之中,自我對自我的敘述是有可能的,以下圖八描述觀察者與系統的關係:

15 根據使皮爾斯的說法,有根據的詮釋都是預先設定一個三位關係。
新加坡文學的生物符號學架構:以新加坡作家的詩為例 73

神經系統與神經系統之間的結構結合
溝通
敘述的領域至語言的形成

自我觀察者(語言領域)
觀察者至自我敘述


圖八 觀察者的生物現象


具有良好、廣泛且適應新環境的神經系統有機體與其環境及其他環境中的有機體在結構上結合,即可能發生相互啟動的複雜連續行為。在有機體之間有兩種互動模式,首先是一個有機體的行為直接導致了另一個的行為,例如動物的領土爭奪、飛行隊形或者求偶。再來就是先行動的有機體「定位」(orients)了第二個有機體,就是將其注意力導向他們所共通的交集點,而此定位行為代表了除自身以外的某事物。定位行為的成功是靠著兩個有機體的共通認知領域,這就是馬圖拉納所謂的交感行為(consensual behavior),而且在此領域的互動關係就是溝通。定位行為是有象徵意義的,它的重要性不在於它本身,而在於它所意味或暗示的。這樣的行為,是有機體敘述所處環境的行為,它是新互動領域(敘述的領域)出現的基礎,而此領域也形成語言的基礎。此外,唯有落實皮爾斯所謂的法則於實際事件才能實現其作用,因此具備邏輯性的詮釋者擁有在真實時間發生的實例;發生在語言學的實例代表了一般習慣的違背,是符號行為的結果。這種習慣的改變就新加坡式英語而言是習慣的改變或形成。爲了更具體說明詮釋者以目的為出發的動態分析,本文將在例詩剖析中作詳細討論。

對馬圖拉納而言,社會系統並非具備生物自生性。它是互動及結構結合的媒介,構成社會的組織。他們是系統與系統之間交感的領域,由一再發生的互動及關係網絡所組成。人們是社會系統裡的成員,但他們可以與系統組織分隔開。因為在其中的人們可來可走,而社會組織依然存在並繼續運作。

博瑞拉較廣義的生物自生理論就是組織閉合的概念,有廣義互相依賴互動過程的閉合網路概念,而沒有對組成元素的生產過程有特別明確的解釋。這樣的過程可以有很多類型:包括非物理性或象徵性的,例如敘述、想法或者一般的計算。因此,系統可以是組織上閉合卻沒有生物自生能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組織閉合的系統具有生物自生的重要特性,尤其是自主性及結構依賴性;亦是他們在系統的狀態主要由他們的結構決定,且外來的環境影響只有啟動系統內部反應的作用。在新加坡文學的例子中,新加坡文學所處社會領域的環境不斷受來自環境元素的影響,實體與實體之間相互作用。

此外,生物自生理論對於瞭解組織閉合系統如何運作提供一個架構。首先,組織與其環境的關係並非取決於環境而是環境所啟動的內在反應。組織維持本身的生存時,會將自身投射到環境中以及將環境反映於自身,而此也反映其關懷與興趣。系統不純粹只是選擇觀察或不觀察外在的事物,它反映的是系統結構決定系統所有可能的互動關係。組織有自己的「語言」或內在機制,不能與無法共通的事物產生互動。再者,儘管組織處於不適宜的環境中還是會確保本身原有的性質,它們的結構必須可以容許與環境結構結合且此結構可以在必要時改變,使之不致於失去原有的性質。第三,在描述組織歷史的變化與發展時,必須注意到它彈性且與其環境及脈絡相容的性質。定義整個系統的自我參照機制,控制某些形式的存留,因此生物自生理論認為組織構造會不斷開放、進化。
 

我將透過以下的詩闡明三部分:(一)新加坡社會作為新加坡文學的社會領域(組織閉合);(二)具生物自生特性的不同族群、語言、文化、傳統等在社會領域中的互動;(三)在不同單一個體/系統之間不同元素的相互內部啟動。最後,本文將重點放在豐富且生氣勃勃的新加坡社會糾結關係,開始新加坡文學的生物符號學進程。藉由引用馬圖拉納和博瑞拉的生物自生論及結構結合論,配合皮爾斯的符號學,希望經由連續的符號關係聯繫並超越符號自身,提供一個國家文學的生物符號學架構。

以英文詩〈操母語──新加坡式〉為例,不同的語言要素在文本中互相牽引。在辭彙層次上,不同的語言系統各代表新加坡歷史的各個不同階段:第一、第二段代表福建方言系統;第三段代表馬來語系統;第四段代表英語系統;第五段代表日語系統;第六、第七段代表華語系統。詩中的語言系統包括(一)福建方言,(二)華語,(三)馬來語(四)日語及(五)英語。福建方言的例詞有:福建人Hokkien lang、福建話Hokkien way、沒辦法啦boh pien lah、隨便Chin-chye、雜菜chap-chye、你lu、哭爸18kao peh、讀書t’ak ch’e、衰suay。
華語的例詞有:講華語jiang hua yu、讀書du shu、先生早安Xian Sheng zao an。馬來語的例詞有:馬來話Bahasa、說chakap、馬來Melayu、都可以choba、照滲champor、腳kaki、彎bengko、中標kena、讀書belajar、倒霉sial。日語的例詞有:讀書benkyo、日本語Nippon-go、平假名kata-kana、Ah, ee, oo, eh,oh(平假名的前五個音節)。以下是各個不同語言系統在詩中的結構結合,英語為主要媒介:

在語義層次,與「讀書」有著對等關係的有:t’ak ch’e(福建方言)、belajar(馬來語)、benkyo(日語)及du shu(華語)。它們都是在第一結構結合互動的語言元素並擁有相同語義──study 讀書。在詩中這些語言元素相互牽引而密不可分。以上辭彙層次的第一結構結合關係圖示也可視為語義層次上的關係。經由第一結構結合各個語言系統中的元素相互作用產生一個複合體並確保每個系統的生物自生能力。它們在詩中的第六段第十八行結合,突顯詩人對語言政策的不滿。對於朝令夕改的語言政策,第十八行更是呼應在同一段落第十六行「我的爸!」(應譯為「哭爸!」)(kao peh!)對講「華語運動」的不屑一顧。詩中各個語言系統的排列順序也正好回應全詩每部分所刻意突顯的主要語言。

詩的第一與第二段分別由對「阿公」與「阿婆」的描述反映了新加坡早期的移民社會。詩人的祖父是福建人(華族)而祖母是爪哇人(馬來族)。他們所屬的不同族群背景是新加坡社會族群融合的表徵。這個社會現象在描述詩人從唐人街搬到翡翠山(馬來人群聚的地方)的第三段中繼續延伸。以下兩個結構結合圖示分別代表:華-巫族群元素的第一結構結合與第三段中族群-語言系統的第二結構結合:

第一結構結合
族群多元族群社會
華族巫族/馬來族
第二結構結合
語言
environment
語言
馬來語
第一段第二段
第三段
華族
福建方言
華族巫族/馬來族
多元族群社會
多元族群社會
華族
福建方言
馬來語


教育政策不斷改變所帶來的困擾在詩中的第四、五、六及七段呈現。按照時間順序,這些隨著教育政策改變的語言政策標記著新加坡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們是英語為主的第四段,日語為主的第五段,華語為主的第六段及新加坡式英語為主的第七段。詩中首先以祖父只允許家人說福建方言帶出新加坡早期的移民社會;再來是以使用馬來語為主轉為英語為主的英國殖民時期;接著是使用日語為主的日據時期;直到獨立建國和獨立初期推動的「講華語運動」。以下第一結構結合呈現四個在詩中相互引牽的語言系統及與之合相互作用的歷史系統構成的第二結構結合:

第一結構結合
英語日語
華語新加坡式
英語
語言多種語言社會
第四段第五段
第六段第七段
英語日語
華語新加坡式
英語


第二結構結合
社會
歷史
華語
英語日語
社會
殖民時期日據時期
獨立初期
獨立建國
新加坡式
英語
新加坡式
英語
歷史
日語
英語
華語


總而言之,以祖父為代表的華族系統與以祖母為代表的巫族系統在詩中的動態關係呈現的是新加坡族群融合的其中一面向,屬於結構結合的第一順位。歷史系統與語言系統也在詩中相互影響:詩一開描繪的移民史對應了祖父使用的福建方言系統;接著描繪的日據史對應的是詩人被強迫學習的日語系統。詩人從唐人街搬到翡翠山表現新加坡族群之間自然地融合,展現多元文化的社會氣息:當詩人住在翡翠山時他便與身邊的友馬來朋友用馬來語溝通。這表示一個第一結構結合的系統與它的環境(歷史系統)結合而成為一個第二結構結合系統。這個複合系統處於新加坡的社會領域並不斷與之相互作用。第三結構結合的產生便是詩人(同樣的也處於同一個社會領域)用新加坡式的英語文法與詞彙來呈現他的詩。

新加坡式英語的例子有第十一行:「那麼,沒辦法,我們也亂亂講英語」(So, apa lagi, we anyhow speak English too)。以皮爾斯符號學中三位一體的概念為前提,我們發現新加坡式的英語改變了標準英語的正式文法與詞彙用法。這種發生在語言層次的習慣違背,是符號化行為的結果。這種習慣的改變就新加坡式英語而言是習慣的改變或形成的。詩人故意在第十一行中用不符合英語文法的「亂亂」(anyhow)來取代「隨便」(in any way we like),一來賦予詩句「新加坡式」以呼應題目,二來精減文字讓詩句配合全詩的長度。以下的三
角關係分別是:第一位的表現體「1」(顯現於詩句中的「亂亂」anyhow),第二位的客體「2」(符合正確英語文法的in any way we like)及第三位的詮釋者「3」(刻意將anyhow 誤用而產生的新式英語的詩人)。

本文採用生物符號學來詮釋新加坡文學的生物、符號、語言和社會本質,希望於方法學上開創另一種系統性的詮釋方法。本文將文學文本中的實體抑或是總體揀選出來,觀察它們之間的影響與交互作用。文本中各個系統的交互作用,取決於環境所啟動的內在反應。由是,當我們將文本視為一個既在組織上閉合又在結構上開放的系統時,文本中的文學價值與獨特性便得以彰顯。

Speaking in Tongues—Singapore Style
In days of yore Grandpa laid down the law,
Speak mother tongue he use to say:
“Hokkien lang kong Hokkien way.”
Though Grandma from Java spoke only Bahasa,
She followed Grandpa’s rule to kong Hokkien way,
And she saw to it we grew up kong-ing Hokkien way.
Then we moved from Chinatown to Emerald Hill
Our friends now Muthu, Dollah, Bongsu,
So (boh pien lah!) we also chakap Melayu.
At school, Sir insisted: “Speak English!”
So, apa lagi, we anyhow speak English too,
Chin-chye, chap-chye, choba kind also can do.
Then Japanese came and we benkyo Nippon-go;
Their ABC kata-kana: Ah, ee, oo, eh, oh,
No problem, we just champor: Kaki lu bengko’.
And now (kao peh!) Speak Mandarin campaign!
Must jiang hua yu, Hokkien way no can do.
Kena again: t’ak ch’e, belajar, benkyo, study, du shu.
At first we may swear at those campaign mandarins:
“Dammit, sial only, so suay one!”
But being kiasu, soon it’s Xian Sheng zao an!


操母語──新加坡式(何自力譯)
舊時阿公定下規矩,
他說:講母語,
「福建人講福建話。」
爪哇來的阿婆雖然只說巫語,
遵守阿公的規矩也講福建話,
還要我們都講福建話長大。
後來我們從牛車水搬到翡翠山
這兒的朋友叫穆都,多拉,邦蘇,
所以(沒辦法啦!)我們也講馬來話。
在學校,先生堅持:「說英語!」
那麼,沒辦法,我們也亂亂講英語,
隨隨便便,拉拉雜雜,都可以。
然後日本來了,我們又勉強日本語;
我們片假名字母:Ah,ee,oo,eh,oh,
沒問題,我們就照滲:Kaki lu bengko’。
現在呢(我的爸!)講華語運動!
福建話不行,必須「講華語」。
又中了:t’ak ch’e,belajar,benkyo,study,du shu
起初我們可能咒罵那些運動官吏:
「該死的,倒霉,真衰!」
但因為怕輸,很快就「先生早安」!
 


引用書目
Eco, Umberto. 1990. 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P.
Even-Zohar, I. 1990. Polysystem Studies. Special Issue in Poetics Today 11.1.
Hoffmeyer, Jesper. 1996. Signs of Meaning in the Universe. Bloomington: Indiana UP.
——. 1997. Biosemiotics: “Towards a New Synthesis in Biology.” European Journal for
Semiotic Studies 9.2: 355-76.
Hoffmeyer, Jesper, and Claus Emmeche. 1991. “Code-Duality and the Semiotics of
Nature.” Ed. Myrdene Anderson and Floyd Merrell. On Semiotic Modeling.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17-66.
Maturana, Humberto R. 1980. Autopoiesi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The Theory of
Autopoietic System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Ed. F. Benseler, P. Hejl, and W. Koch.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 1981. Autopoiesis, a Theory of Living Organizations. Ed. Milan Zeleny. New York:
Elsevier-North Holland.
——. 1978. “Biology of Language: The Epistemology of Reality.” Psychology and Biology
of Language and Thought: Essays in Honor of Eric Lenneberg. Ed. George A. Miller
and Elizabeth Lenneberg. New York: Academic. 27-63.
——. 1975.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Living: A Theory of the Living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Machine Studies 7: 313-32.
Maturana, Humberto R., and Francisco J. Varela. 1992 [1987]. The Tree of Knowledge: The
Biological Roots of Human Understanding. Rev. ed. Boston: Shambhala.
——. 1980. Autopoiesis and Cogniti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Living. Holland: D. Reidel.
Mingers, John. 1995. Self-Producing Systems: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of Autopoiesis.
New York: Plenum.
Peirce, Charles Sanders. 1931-35.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 Peirce. Ed. Charles
Hartshorne and Paul Weiss. Vol. 2. Cambridge: Harvard UP.
——. 1998. The Essential Peirce. Ed. Nathan Houser et al. Vol. 2 (1893-1913). Bloomington:
Indiana UP.
——. 1991. Peirce on Signs. Ed. James Hoopes. Chapel Hill: U of North Carolina P.
——. 1982. The Writings of Charles S. Peirce: A Chronological Edition. Ed. Max H. Fisch
et al. Vol. 2. Bloomington: Indiana UP.
新加坡文學的生物符號學架構:以新加坡作家的詩為例 83
——. 1982. “On a New List of Categories, 1867.” The Writings of Charles S. Peirce: A
Chronological Edition. Ed. Max H. Fisch et al. Vol. 2. Bloomington: Indiana UP.
49-59.
Sebeok, Thomas A. 1991. Semio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Bloomington: Indiana UP.
——. 1989. The Sign and Its Masters. Lanham, MD: UP of America.
——, and Jean Umiker-Sebeok, eds. 1992. Biosemiotics: The Semiotic Web.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and Marcel Danesi. 2000. The Forms of Meaning: Modeling Systems Theory and
Semiotic Analysi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Schmidt, Siegfried J. 1982. Foundation for the Empirical Study of Literature: The
Components of a Basic Theory. Trans. Robert de Beaugrande. Hamburg: Buske.
——. 1983. “The Empirical Science of Literature ESL: A New Paradigm.” Trans. Helmut
Hauptmeier. Poetics: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12.
Amsterdam, Netherlands. 19-34.
——. 1998. “A Systems-oriented Approach to Literary Studies.” Systems: New Paradigms
for the Human Sciences. Ed. Gabriel Altman and Walter A. Koch.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646-67.
Shapiro, Michael. 1991. The Sense of Change: Language as Hist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P.
——. 1998. The Sense of Form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Basingstoke: Macmillan.
Singh, Kirpal, and Yoon Wah Wong, eds. 2000. Rhythms: A Singaporean Millennial
Anthology of Poetry. Singapore: National Arts Council.
Thumboo, Edwin, and Yoon Wah Wong, eds. 1985-1992. Anthology of ASEAN Literatures.
Singapore: ASEAN Committee on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Wong, Yoon Wah. 2002. Post Colonial Chinese Literatur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NJ, USA: Dep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nd
Global Publishing Co.

葉玉慧,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英文科助理教授。
回上一頁